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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圣索菲亚大教堂事件谈谈世界遗产的监测

摘要: 从圣索菲亚大教堂事件谈谈世界遗产的监测一事件背景7月10日,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正式签署将圣索菲亚大教堂改变为清真寺功能的政令。事件一出,包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内的国际组织和以希腊为代表的国家,均表示对此事件的高度关注。作为世界遗产“伊斯坦布尔历史区域”中最重要遗产构成的圣索菲亚大教堂,其颇具政治意味的功能改变行为是否会对世界遗产身 ...

从圣索菲亚大教堂事件谈谈世界遗产的监测

事件背景

7月10日,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正式签署将圣索菲亚大教堂改变为清真寺功能的政令。事件一出,包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内的国际组织和以希腊为代表的国家,均表示对此事件的高度关注。作为世界遗产“伊斯坦布尔历史区域”中最重要遗产构成的圣索菲亚大教堂,其颇具政治意味的功能改变行为是否会对世界遗产身份造成影响,引发人们的议论。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方旋即对此事发出声明,指出这个决定导致的直接问题“是身份变更对遗产普遍价值的影响。各国有义务确保任何更改不会损及其领土范围内的世界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任何此类修改必须事先通知教科文组织,若有需要,还应接受世界遗产委员会的审查。”

关于本事件的前因,国内已有不少文章进行了深入分析。在世界遗产领域,“爱世界遗产公众号”上刊发了Wantine的文章《希腊发飙、美俄劝阻、教科文约谈……一文看懂圣索菲亚大教堂变局》,对各方反应和未来的可能性做了全面的评点。

当前,不少专业人士都在关注一个问题,那就是圣索菲亚大教堂改回清真寺功能,是否会对“伊斯坦布尔历史区域”的世界遗产突出普遍价值(outstanding universal value)产生严重影响,并最终使其面临濒危或者除名的后果。

不过,如果回到世界遗产的专业层面,事件的症结不在于这个问题“如何回答”,而在于土耳其对这个问题的“不予回答”。

换句话说,至少目前为止,这还不是一个专业问题,而是一个程序问题。或者说,埃尔多安根本不打算回答这个专业问题的行为,违反了世界遗产保护的程序原则。

希腊和教科文声明的区别

让我们再回头看一下教科文组织的声明和希腊声明的差别。

希腊的声明核心是直接抨击土耳其的行为违反了世界遗产公约》和《操作指南》。比如《操作指南》的第112和119条,其中112条包括关于遗产管理要考虑到遗产的社会与文化实践、非物质等层面的因素;119条强调遗产利用要“可持续使用或任何其他的改变不会对遗产的突出的普遍价值、完整性和/或真实性造成负面影响。”希腊的声明直接给土耳其的行为下了一个判断,那就是改回宗教功能的行动对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以及完整性真实性造成了负面影响。

但是,教科文组织的声明和希腊的完全不同,它更为强调土耳其没有“事先通知”。我们来看一下教科文的说法:“任何此类修改必须事先通知教科文组织,若有需要,还应接受世界遗产委员会的审查。”“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土方在未经任何对话或事先通知的情况下作出了决定。”

如果说希腊是直接给土耳其下定论的话,那么教科文组织的恼火点则在于没有提前知道。实际上,近些年,世界遗产委员会上会讨论争议的大部分管理问题,都是缔约国在开展行动之前没有告知世界遗产中心而擅自行动,造成了负面后果,比如乌兹别克斯坦的沙赫利苏伯兹历史中心。

换句话说,重要的变动,搞的好不好,是个技术问题;但自己悄悄搞,是个程序问题。

针对“变化”的世界遗产监测

其实,世界遗产委员会针对这一类的“变化”,早就形成了一整套的管理监测机制。比如针对潜在保护和管理问题需要缔约国进行说明的“保护状况报告”(State of Conservation),要求缔约国说明遗产现状和事件原因,并提出解决方案,若缔约国无法给出合理解释,也无力应对遗产所面临的威胁,世界遗产委员会将启动反应性监测,派遣专家组实地检查评估。

当遗产出现异常情况,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可能受到或已经受到威胁时,将可能触发反应性监测机制,世界遗产中心将向缔约国询问情况、收集信息、派遣专家组实地检查评估、对材料进行分析等,若缔约国无意采取措施或采取不当措施,致使评估结果持续不利,受威胁的遗产可能从《世界遗产名录》中被删除。

上述行动的基础,《操作指南》第172条,也是近年来世界遗产大会针对遗产项目管理情况做决议时候最常引用的条目,全文如下:“如《公约》缔约国将在受《公约》保护地区开展或批准开展有可能影响到遗产突出的普遍价值的大规模修复或建设工程,世界遗产委员会促请缔约国通过秘书处向委员会转达该意图。缔约国必须尽快(例如,在起草具体工程的基本文件之前)且在做出任何难以逆转的决定之前发布通告,以便委员会及时帮助寻找合适的解决办法,保证遗产的突出的普遍价值得以维护。

尽管土耳其改变圣索菲亚大教堂功能的行为并不是“大规模修复或建设工程”,但足以触发第172条的要求。显然,土耳其并没有按要求提前“转达该意图”。如果从纯粹的技术层面来说,作为《世界遗产公约》缔约国的土耳其,应提前对可能对遗产地突出普遍价值造成的影响进行“遗产影响评估”(Heritage Impact Assessment),并将其结果报告给世界遗产委员会,后者经过审核通过后,再根据这个专业环节的结论,决定下一步的行动。

当然,这种事先不告知的“突然宣布”,本身也是整个事件“政治化”的一部分,唯有“突然”,才会显得更有威权感和威慑力,彰显再明白不过的政治意图。甚至国际反对声音越强烈,反而会让土耳其实现更好的政治效果。

遵守流程是一个世界遗产大国的信誉问题

有趣的是,按照正常计划,今年的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正好要对“伊斯坦布尔历史区域”的保护状况报告进行再度审议。在两年前第42届大会的决议中,针对这项世界遗产,委员会提出的建议包括:在《管理规划》中明确遗产要素特征构成清单,针对计划重建的圣索菲亚大教堂伊斯兰学校(medrese)进行影响评估,对历史城区中大量的建设项目进行影响评估,对卡里耶博物馆和泽伊雷克清真寺的修复项目开展反应性监测,等等。按照决议要求,土耳其应该已经于2019年12月提交了新一轮的保护状况报告。显然,两年前的大会决议,对于圣索菲亚大教堂的突然事件,一点都没有准备。

当年的决议还专门提出:对于此前土耳其进行建设开发但没有提前告知世界遗产委员会的行为“深表遗憾”。可见,土耳其已经不是第一次做这种先斩后奏的事情。只不过,这一次“斩”的东西,比之前的更快、更狠。

让我们再回到程序上来。一项世界遗产,擅自进行大规模修复、建设或是擅自改变用途,这些行为都可能对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完整性、真实性产生不可逆转的影响。世界遗产体系并非一味强调“不许”,而是强调一个完整的专业咨询评估的逻辑,要在遗产影响评估的基础上,综合各方利益进行考量,再做出决策。世界遗产的监测,不是说要限制缔约国的发展,而是通过专业知识,引导正向的发展方向,让遗产更加可持续。

拒绝或是刻意回避这个评估监测的流程而擅自采取行动,可能比行动后果本身带来的负面影响更大,因为这会导致缔约国和遗产地信用和信誉的下降。这样的遗产地,就好像一个失信的人一样,在世界遗产的“朋友圈”里,永远被大家怀疑和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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