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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考古|罗马尼亚：中罗合作考古发掘项目侧记
（黑海周边主要的古代文明遗址范围©️WIKI）
本文转载自：
走出国门 | 风物长宜放眼量——中罗合作考古发掘项目侧记
原文发表于《中国文物报》2020年5月23日《中国文物报》第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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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考古心得体会
"伴随着吸尘器的轰鸣声，有时会让人产生在打扫自家房屋的错觉。"
"的确，我们是在“打扫”房屋，只不过房屋的主人永远都不会再回来了。"
-温成浩
“彩陶西来说”这个历史背景。1921年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在河南渑池仰韶村的考古发掘曾一度被认为是中国考古的源头，而所发掘的仰韶遗址和彩陶从此也名扬天下。因为，他在西亚伊朗等地也见到过类似的彩陶，所以提出了彩陶西来说，从而也引申出中华文明的西来说。"
"直至建国后，北京大学的严文明先生在仰韶文化研究用力最深，通过详细的器物学和地层学研究，彻底打破了彩陶西来说，证明仰韶文化的彩陶也来自于本土。
然而，在距今七千至五千在欧亚大陆广泛分布着彩陶，尤其是远在欧洲罗马尼亚的库库滕-特里波利耶文化出土的彩陶与仰韶文化的彩陶在纹饰上关联性很大，不得不引人深思，多少年中国学者总想去看看，挖挖。"
-顾万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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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尼亚(Romania)位于欧洲东南部，东临黑海，南与巴尔干半岛相接，西靠匈牙利、塞尔维亚，北接乌克兰，东邻摩尔多瓦，南依保加利亚。位于沟通中欧、东欧和东南欧的中央地带，自古以来就是人群、物品和文化交汇的十字路口。流经欧洲十余国的第二长河——多瑙河在罗马尼亚东部城市苏利纳附近注入黑海。作为史前农业人群从安纳托利亚向欧洲地区迁徙和扩散的一个重要跳板，罗马尼亚在欧亚大陆史前文明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是文化概念“老欧洲（Old Europe）”的核心区域。
“老欧洲”史前文明的发展在距今7000-5500年前达到顶峰，其代表性文化之一便是以精美的彩陶而闻名、分布范围横跨现今罗马尼亚和乌克兰的库库滕-特里波利耶文化（Cucuteni-Trypillia Culture）。其中，主要分布于乌克兰境内的特里波利耶文化因早年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1874～1960）对中国史前文化的研究而被中国考古学界所广知。虽然安特生氏的学术假说早已被抛弃，但库库滕文化与仰韶文化在进程和特征上的相似性仍十分耐人寻味。
（雅西14世纪的修道院©️温成浩）
（雅西小镇上的居民©️Wiki）
（库库滕村长以传统礼仪欢迎中国学者的到来©️温成浩）
雅西（Iasi）是罗马尼亚仅次于首都布加勒斯特的第二大城市，位于罗马尼亚东北部的摩尔多瓦历史文化区，其东紧依摩尔多瓦共和国，历史上曾一度作为摩尔多瓦公国（1346-1859）的首都。雅西市因其悠久的建城史而成为罗马尼亚的历史文化、艺术和教育中心。
为了更系统和全面地了解库库滕彩陶文化并为仰韶文化的研究提供跨文化对比的启发性案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罗马尼亚科学院雅西分院雅西考古研究所和雅西摩尔多瓦国家文化博物馆四家单位，于2019年7月22日至9月10日对罗马尼亚雅西市境内的多布若瓦茨（Dobrovǎt）遗址进行了首次考古发掘。
多布若瓦茨遗址位于罗马尼亚东部边境城市雅西市以南约三十公里的多布若瓦茨村。遗址的年代属于库库滕文化早期晚段（Cucuteni A3），绝对年代约为4300BC。本年度的考古发掘主要发现了一处保存完整的库库滕文化早期红烧土房屋，出土了大量有木结构印痕的红烧土块。通过对房屋倒塌堆积的逐层揭露和清理，基本摸清了库库滕文化居址的堆积形成过程和文化特征。通过在现场对有木结构印痕的红烧土块的拼合，初步明确了房屋建筑的结构和技术特点，为房屋结构的复原提供科学依据。倒塌堆积中发现的数量众多的石器、骨器、彩陶片、陶塑像和动物骨骼等遗物则为复原库库滕先民的日常生产和生活提供了基础性资料。
发掘遗址位于雅西城南约30公里的一处丘陵地带。从城区驱车，绕过蜿蜒委蛇的翻山公路，大约半小时便可到达一处名叫多布若瓦茨的村庄。村内入口处至今还保存有一座始建于14世纪的修道院。整个村庄被Y形分叉的河道分成三个聚居区，每块区域都傍山而建，房屋高低错落有致，层次分明。相对低处的河谷两侧则是肥沃的农田。深沉单调的黑土地在绿油油的玉米和金黄的向日葵的装点下宛如一幅色彩斑斓的乡村风景油画。在村庄以南约五公里的一处西北-东南向的丘陵山脊上坐落着我们此次考古发掘的库库滕文化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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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伴随着吸尘器的轰鸣声，有时会让人产生在打扫自家房屋的错觉。
的确，我们是在“打扫”房屋，只不过房屋的主人永远都不会再回来了。”
遗址位于农田向森林的过渡地带，仅在农田的一侧有条件进行开放式考古发掘，东侧的森林则为考古队员们提供了片刻逃避烈日炙烤的天然庇护所。之前的地磁勘探在沿着森林边缘的土路下面发现了一排九座相互独立的房址，我们选择了地势较高、保存状况较好的4号房址进行发掘。探方布设是欧洲传统的网格法，从南到北每隔两米依次用字母编号（A、B、C、D…），然后从东向西亦每隔两米依次用阿拉伯数字编号（1、2、3、4…）。然后在每个2×2米的单元格（A1、A2、A3…）内再划分出1×1米的网格（A1-1、A1-2…），便于记录遗迹和遗物的出土位置。在去除表层约二十公分厚的路面硬土后便出露了房屋焚烧废弃之后的红烧土块堆积。大多数红烧土块烧结程度很高，质地坚硬，房屋废弃时焚烧的温度之高、持续时间之久可见一斑。清理完覆盖在红烧土块堆积之上的表土后，4号房址的边界和整体布局逐渐变得明朗，其废弃堆积主要集中在一东西长约8米、南北宽约6米的长方形区域内。
在此范围之外，仅见有零散分布的红烧土块。边界如此整齐的废弃堆积不禁让人推测当时房屋的四面墙体在焚烧后很可能是被人们有意识地从外向内推倒的。在东南墙的居中位置，有一块区域红烧土块的密度与四周相比明显偏低，推测应该是门道所在。房址内有两道明显的南北向沟槽，似乎将这个房屋分隔成了东、中、西三个房间。中部房间的北侧区域在揭露完红烧土块后露出了一片栉比鳞次的半柱形堆积面，很可能是当时房屋的地板遗迹。扭曲起伏的半柱形堆积和贴敷于其上、烧结充分的红烧土块共同表明，当时的房屋地板可能是架空于原始地表之上的。
（遗址分布范围（淡黄色区域）内房屋倒塌堆积（红色方块）和疑似环壕遗迹（蓝色条带）的位置示意图（黄色箭头所指为2019年度主要发掘对象4号房屋）
（发掘区域航拍图（左侧红烧土堆积为4号房屋，右侧为3号房屋北半部分，左为北向）
（4号房屋红烧土堆积概况（自北向南摄）
（带木构印痕的红烧土块）
此外，中部房间的东北角还发现一道厚约15公分、长约1米、高约10公分的残墙基。墙体东西两端有折角，疑似是研磨加工粮食的方池。房间内偏南靠近门道的地方还出土了一些表面光滑、烧结成灰黑色的硬面残块，经初步拼合复原成一卵圆形，推测可能是灶面。
由于遗迹多是残碎的红烧土块，发掘的过程主要是剔除夹杂在红烧土块中间的晚期淤土。凭借着对此类遗址多年的发掘经验，罗方领队拉扎若维奇教授夫妇发明了一套自制的清理工具：将焊条砸去药皮，用钳子将钢丝一折，再把一端捶扁弯折便是一把得力的钩子；垃圾桶里废弃的可乐瓶被教授夫妇捡来在瓶身中间斜切一刀便是两把撮土的铲斗。工具虽然简陋，使用起来却得心应手。遇到实在无法下手的犄角旮旯，吸尘器就派上了用场。工作时，一个人清理，一个人用吸尘器拾取浮土，清理过后的工作面干净整洁，让人赏心悦目。
伴随着吸尘器的轰鸣声，有时会让人产生在打扫自家房屋的错觉。的确，我们是在“打扫”房屋，只不过房屋的主人永远都不会再回来了。
（中罗两国考古人员发掘现场©️温成浩）
（遗址考古发掘现场©️温成浩）
（出土陶片和陶塑像残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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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境下，房屋已经不再是冷冰冰的土木建筑，而是被居住者赋予了生命和情感寄托的一种实体存在。”
虽然大家都是考古工作者，也遵循大致相同的田野工作原则和流程，但由于所受专业训练和经验性积累的差异，双方在一些具体遗迹的判定上有时会存在不同的看法。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柱洞的判定。一般判断柱洞的标准是平面形状、遗迹内外的土质土色差异。但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双方确实存在差异。
可能是我们习惯了国内黄土区发掘灰坑或柱洞时清晰明确的边界，对于在经过大量生物扰动（比如田鼠、草根和树根等）而呈现出斑驳混杂的“面”上进行遗迹判断，略有些不太适应。罗方合作伙伴往往能凭借多年经验迅速辨认出哪些是“真”柱洞，哪些是老鼠洞多次扰乱之后造成的“假”柱洞。当我们产生这种分歧并且在彼此都无法说服对方时，解决分歧最简单，也是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解剖。
有时候，我们在平面上看不出是柱洞，但是挖到底部之后会有用作柱础的红烧土块或石块。有些罗方同行划出的灰坑或柱洞在发掘之后也未必牢靠。不论如何，对遗迹的判定认真、严格一些是合理的。
除了一些相通的田野工作理念外，罗方在发掘和记录红烧土房屋倒塌堆积方面上的工作方法值得我们国内同行借鉴。让我们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罗方同行对红烧土倒塌堆积发掘和记录的方法。清理工作以一米见方的网格为单位逐个进行，每揭露一层，就对该层红烧土堆积进行镜像翻转，然后根据颜色、质地、断茬对破碎的红烧土块进行拼合。这样做最大的好处就是能当场复原出该片倒塌堆积在倒塌之前的信息，比如这些土块属于房屋的哪个部位，与之相黏合的木骨结构是什么样的。这些初步的信息整合对后期我们认识整个房屋的结构和倒塌过程都是极为重要的。
其实，李文杰先生早年在清理大溪文化红烧土房屋堆积时就已经使用了类似的工作方法来复原房屋的结构。有意思的是，罗马尼亚同行在史前红烧土房屋研究方面的名声早在20世纪80年代便已被国内学界所耳闻（李文杰：《大溪文化红烧土房屋研究》，《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2年第6期第13页）。
此外，国外同行对这类红烧土房屋背后的文化动因和意义解读的视角和理论也很值得我们重视。如此大规模、高烧结度的红烧土堆积暗示了房屋在废弃时所发生的焚烧行为应该不是意外行为（比如失火、外来入侵等）所致，很可能是房屋居住者有意识的一种文化行为，并且带有着较浓烈的宗教或祭祀意味。在这种情境下，房屋已经不再是冷冰冰的土木建筑，而是被居住者赋予了生命和情感寄托的一种实体存在。房屋的“死亡”（即废弃）有可能是伴随着建造这座房屋的主人的死亡而发生的。这种隐含在房屋中的象征意义在当时可能是极为普遍的，这也与该时期遗址中大量发现的房屋模型证据相契合。
在没有进行实地发掘前，我们对于库库滕和仰韶文化之间一些基于彩绘图案的相似性往往会有比较浪漫的想法。在获取了一手田野资料之后，我们逐渐认识到，那些极易引人遐思的器型和纹饰，在当地稍早一些的新石器晚期遗存中皆能找到原型。除了个别雷同的图案和构图理念，我们更应该着眼于两者文化特征相似性背后所折射出的更宏观的历史进程。比如，两者都处于从新石器时代向青铜时代过渡的铜石并用时代，都是以农耕为主要生业经济，文化的空间拓展皆是以农业人群的扩散为原动力，流行制作和使用彩陶器，建造和使用土木结构房屋并且产生红烧土房屋倒塌堆积等等。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发挥出跨大陆尺度下长时段比较的魅力，而这种研究尺度和视角也正是考古学这门学科最独特的优势所在。
当然，这一切还有赖于未来田野工作的持续开展。
（温成浩博士，供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本文刊登于2020年5月23日《中国文物报》第7版。部分参考中国考古网《各美其美，相映成辉——记罗马尼亚考古之行》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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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库滕文化遗址居住房屋复原示意图©️wiki）
(库库滕文化遗址居住房屋实验考古，首先按照传统技术搭建一座房屋，然后进行焚烧实验©️F.Tencariu）
(推荐库库滕考古文化阅读入门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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