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近日，读到刘芳芳先生新作《新见汉代铜叉形镜架》（《中国文物报》2020年7月10日第6版），文章考证溧阳蒋笪里汉墓M35所出“铜叉形器”为支撑铜镜之用，并建议定名为“铜叉形镜架”。笔者对铜叉形器的这一功能判断尚存疑义，因而胪列相关考古发现与前人观点，提出疑问之处，敬俟卓识。铜叉形器是一种两端呈叉形的板状器物，中间呈双股交错形或横框形，有些 ...

近日，读到刘芳芳先生新作《新见汉代铜叉形镜架》（《中国文物报》2020年7月10日第6版），文章考证溧阳蒋笪里汉墓M35所出“铜叉形器”为支撑铜镜之用，并建议定名为“铜叉形镜架”。笔者对铜叉形器的这一功能判断尚存疑义，因而胪列相关考古发现与前人观点，提出疑问之处，敬俟卓识。

铜叉形器是一种两端呈叉形的板状器物，中间呈双股交错形或横框形，有些横框内装饰镂空龙纹，两端叉齿数量多寡有异，分为双叉、三叉和四叉。主要流行于汉至六朝时期，尤以两晋发现较多。出土地点涉及北京、甘肃、陕西、河南、山东、辽宁、江苏、广东和云南等地区，其中江苏地区发现最为丰富。目前，汉代铜叉形器发现较少，见诸报告或论文者包括：江苏仪征化纤工地汉墓、溧阳蒋笪里汉墓、连云港龙苴城汉墓，河南洛阳烧沟汉墓，陕西华阴汉墓。

铜叉形器的种类

器物的功能分析或名物考证，可借助文献记载、历史图像和民族志，亦可依据器物出土情境进行推论。器物功能的推论，需要考虑使用方式的合理性、使用结果的有效性。考察铜叉形器出土情境，铜叉形器多与石黛板、铜镜等梳妆用品共存一处，略举数例：宜兴周处墓，铜叉形器与铜镜、石黛板、铜熨斗、铜削刀等放置于墓葬后室北部；南京王兴之夫妇墓，铜叉形器与铜镜、石黛板、鹦鹉螺杯等放置于男棺前部；河南巩义站街晋墓，铜叉形器与石黛板、铁削刀、弩机放置于男棺内的漆盒中。正是由于这种共存关系，麦英豪先生推测铜叉形器是砚台的附属品，或许是一种笔架（《广州市西北郊晋墓清理简报》，《考古》1955年第5期）。此外，北京大营村晋墓M4的女性墓主头部发现一件铜叉形器，临沂张官庄东汉画像石中的神灵头戴发钗与铜叉形器相似，孙机先生据此认为铜叉形器为东汉文献所记载的“三子钗”（《三子钗与九子铃》，《文物天地》1987年第6期）。

连云港东海郡龙苴城遗址出土铜镜架

刘芳芳先生认为铜叉形器是镜架，其判断基础仍是铜叉形器与铜镜在墓葬中的共存关系，尤其是连云港龙苴城汉墓出土的铜镜与铜叉形器。但是，仍有以下三点疑问值得推敲与思考：

其一，连云港龙苴城汉墓出土铜镜与铜叉形器的配伍关系仅是个例，该件铜叉形器的龙首双叉恰好可以卡于镜纽之中，从而支撑起铜镜。一方面，并非所有具有共存关系的铜镜与铜叉形器都能够刚好卡合，尺寸参差者不在少数。另一方面，由于连云港龙苴城汉墓未发表正式发掘报告，铜镜与铜叉形器的使用方式是发掘者或整理者臆测的复原状态，还是出土时的原始状态，尚不确定。

其二，从铜叉形器的形态特征判断，大部分铜叉形器都无法用于支撑铜镜。仅双叉铜叉形器有可能支撑铜镜，三叉铜叉形器的中间一齿往往呈圆环形，且略长于左右两齿，四叉铜叉形器的齿距较密，明显小于镜纽的直径。就目前的出土情况而言，大部分铜叉形器为三叉。

其三，已发现的汉晋时期镜架，均有较高的支柱，以抬高铜镜的位置，与席地而坐的起居方式、低矮的家具陈设相适应，例如美国纳尔逊艺术博物馆藏汉代双龙首弧形鎏金镜架、南京仙鹤观东晋墓出土鎏金铜镜架。倘若仅用铜叉形器将铜镜支撑起来，斜立于案或席上，铜镜中恐怕难以映现梳妆者面容。

美国纳尔逊艺术博物馆藏汉代双龙首弧形鎏金镜架

南京仙鹤观东晋墓出土鎏金铜镜架（复原图）

综合考虑考古发现情况，铜叉形器应当与梳妆相关，男女均用，但并不普及，可能并非笔架、发钗或镜架。巩文先生对铜叉形器的相关发现进行过细致梳理，并提出可能是固定假发的用具（《汉晋时期叉形器的考古学考察》，《四川文物》2017年第6期），可备一说。铜叉形器功能的确证，还有待保留使用痕迹或使用情境的考古发现。

（作者单位：常州博物馆）

附刘芳芳先生《新见汉代铜叉形镜架》一文

（原文刊于《中国文物报》2020年7月10日第6版）

　　新见汉代铜叉形镜架

　　

刘芳芳

2020年第2期《东南文化》上刊登了《江苏溧阳蒋笪里墓地汉墓发掘简报》，简报中提到一件“铜叉形器”，笔者认为所谓“铜叉形器”实为汉代小型铜镜架（或称为镜撑）。这类小型铜叉形镜架至迟在西汉晚期即已出现。

溧阳蒋笪里M35出土铜叉形器

镜架是架设铜镜的配套用具。铜镜是古人整理容颜和衣饰的生活必备品。古人用镜有手执、悬挂和置于案上三种使用方式（参见拙文《镜台小考》，《考古与文物》2015年第3期）。镜钮穿孔可用于系带，以便持握或悬挂，也可以用于卡住小型镜架。

蒋笪里墓地共发现汉代墓葬25座，清理发掘23座。墓葬形制分为砖室墓和土坑墓两种。发掘的汉墓均被盗扰，残存铜、铁、石、漆木、釉陶、陶等质地器物121件（组）。铜叉形器出土于M35，墓葬被盗扰严重。根据出土大布黄千及大量的五铢、大泉五十等钱币，墓葬年代定为西汉晚期到东汉早期。墓主可能为汉代溧阳侯及其家属。铜叉形器（M35：8），锈残，两端为叉形，叉头均作龙首，叉身为两条相缠绕的龙身，在龙身交汇处上下有一对小圆穿孔。长18.1厘米，宽4.8厘米，厚0.3厘米。M35墓室扰土中伴出的梳妆用具有铜镜、铜眉刷、黛板。其中四乳四神博局镜，圆形、圆钮、四叶纹钮座，座外双线方格，四乳及博局纹划分的四方八极内分别为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外锯齿纹与双线波纹缘。直径11.2厘米。四叶纹钮座的穿孔可用来卡住这件“铜叉形器”。

对照连云港东海郡龙苴城遗址出土的镜架，可知西汉晚期就出现这类长条形小型铜镜架了。江苏连云港灌云博物馆藏有一件体形小巧的铜镜架，镜架为长条形，作四龙交织状，两端各伸出两只相背的龙首，整体对称分布。一端的两龙首后部分别卡在镜钮内，另一端两只龙首与镜缘共同构成支撑铜镜的三个支点。此镜架与一枚直径约18厘米的铜镜同出于东海郡龙苴城遗址一座西汉晚期至东汉初期的墓葬之中。

据公开发表资料，这类铜叉形镜架目前仅见两例，皆出土于今江苏地区西汉晚期到东汉早期的墓葬中。两件镜架造型极为类似，皆为四龙缠绕对称长条形。使用时，只需将二龙凸起的吻部或凸出的后脑卡在镜钮穿孔里，就可以使铜镜稳定地斜立于案或席上，解放了梳妆者的双手。这类镜架造型匠心独运，使用方便，便于携带。根据同类器的对比研究，再结合这类“铜叉形器”在年代相近的墓葬中伴出的文物，如铜镜、黛板、铜刷、漆奁等梳妆用具，这类汉代文物或可以定名为“铜叉形镜架”或“铜叉形镜撑”。

（作者单位：苏州市考古研究所）

编辑：张洁唯 张小丁

审核：李政

本文刊登于2020年8月7日《中国文物报》第6版专刊投稿邮箱：wwbkaogu@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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