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观点

山西夏商考古七十年

摘要: 导 语:  2019年我们刚刚庆祝了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2020年起,考古汇以原创为主,重点推介2019年及此前山西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以便更多的同行和关心山西考古的朋友们了解山西的考古工作。考古汇推出“山西新中国考古70年”系列文章,希望读者朋友们了解山西新中国成立以来山西考古收获与研究成果、研究特点、未来着力点等,并能给予我们大力支持与 ...


导 语:

  2019年我们刚刚庆祝了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2020年起,考古汇以原创为主,重点推介2019年及此前山西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以便更多的同行和关心山西考古的朋友们了解山西的考古工作。考古汇推出“山西新中国考古70年”系列文章,希望读者朋友们了解山西新中国成立以来山西考古收获与研究成果、研究特点、未来着力点等,并能给予我们大力支持与指导。



  夏商时期考古一直是山西考古的重点,

  这不仅是因为晋南素有夏墟之称,

  又由于山西独特的地理位置,

  又使得山西在这一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异彩纷呈,

  表现强烈的地域性和多样性。

  

  在中华文明进程中,

  夏商时期是已经跨入门槛、

  迎着曙光阔步前行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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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 言

  夏王朝是指中国历史上中原地区第一个大一统的王朝,是这一时期中华文明的集中反映。关于夏王朝的存在或许还存在着争论,已经毋庸置疑,这不仅是先秦典籍对其记载,出土的秦公簋上文字“鼏宅禹迹”亦足以证明这一点。在经历了新石器时代晚期龙山文化末的尧舜禹时期之后,夏禹及其子夏启建立的夏王朝,依《史记》记载,夏王朝自禹至桀经历了14世17王,延续了四百余年。1959年徐旭升先生首先对豫西进行了以寻找夏文化为目的考古调查,其后,考古人发现、发掘了伊洛地区以偃师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大量的与夏有关的遗址。半个世纪以来的考古资料表明,夏王朝直接脱胎于河南豫西一带的龙山文化,国家九五期间“夏商周断代工程”对夏积年的基本表述是,夏王朝起自公元前2070年,结束于公元前1600年,经历了471年。但学界对以二里头为代表的夏文化争论也很大,李伯谦先生主张,夏的主体在河南豫西地区,登封王城岗遗址是夏禹时期的都城阳城遗存,新密新砦遗址是太康失国、后羿代夏时期的遗存,二里头遗址是少康中兴以后都城遗存,直至夏亡,晋南的东下冯遗址及其表现出来的文化类型是二里头文化的地方类型,时代略为滞后。

  

  商代是继夏之后在中原地区的一个王朝。据文献记载,其部族很早就存在,且经历了多次的迁徙,到了商汤时期灭夏建立商朝,以亳为都,商汤之后,又经过几次迁徙,最后都城是殷墟,最后一位商王是纣王,为周武王所灭。“夏商周断代工程”对商积年的基本表述是,商王朝起自公元前1600年,结束于公元前1046年。对商的考古是1928年从殷墟开始的,近一个世纪的考古资料表明,商人起源于冀南、豫北地区,商汤所建的都城亳在郑州,殷墟是自盘庚以后至商纣王的都城遗存。学术界围绕着郑州商城、偃师商城孰为商汤所都之亳、殷墟的分期等问题都有很多争论。

  

  山西地形地貌图

  山西地处黄土高原,基本的地理特征是两山夹一水,即东太行、西吕梁,汾河流经其间,中部由北到南是一连串的盆地和谷地,依次有大同盆地、忻定盆地、太原盆地、汾河下游谷地、运城盆地,晋东南则有上党盆地。汾河、涑水河、沁河注入黄河,桑干河、滹沱河、漳河则属海河水系。夏的政治中心在豫西的伊洛地区,商代早期的政治中心在郑州一带,晚期则在豫北的安阳殷墟一带,无论哪一时期哪个朝代,都与山西中间有太行山阻隔。太行山上古有八陉,也就是山西黄土高原与华北平原、中原地区的交通要道,自井陉以下的滏口陉、白陉、太行陉、轵关陉在夏商时期为山西中南部与外界沟通的主要通道,担任了重要的角色。以此看来,山西又地处夏商政治中心之边缘,地域上客观存在着不同时期或属于王朝的疆域范围之内、或统属之外的问题,政权及文化存在着与中原王朝文化的向背特点问题。

  

  夏商时期是中华文明形成的重要时期,山西又是文化的跳板,南部是农耕文明的中原地区,中、北部则是畜牧、游牧文明地带,不同的部族、不同的文化在此碰撞、沉淀、融合,再流传远方,或北上达蒙古高原,或南下进入中原地区。这就注定了山西地区夏商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具有地域特色。

  

  晋南的两大资源——中条山的铜矿、运城的盐池,在古代文明进程中尤为重要,考古资料证明,围绕着铜矿与盐池,夏商时期都进行了激烈的争夺,在考古学文化上都有表现。

  

  讨论山西夏商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必须注意到上述地理、地貌特征及资源特点,因而,就更需要区分几个概念,即夏商文化及晋地夏商时期文化;具体到夏时期,需要区分地方类型;商时期则要注意商中央王朝文化和地方方国文化的区别,并将之放到早、中、商代晚期(殷墟时期)不同时期分别讨论。

  山西夏商考古七十年的发现与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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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夏商考古七十年的发现与认识

  夏时期的考古发现

  

  山西境内探索夏文化的主要对象是晋南的龙山文化晚期阶段和二里头文化东下冯类型。

  

  晋南龙山期文化晚期阶段大致可以分为运城盆地类型和临汾盆地的陶寺类型,20世纪50年代末,考古工作者对晋南地区的汾河流域、涑水河流域进行了多次调查,从70年代开始对重要遗址进行了重点发掘。这些龙山文化的晚期阶段应该进入夏纪年,或可成为探索夏文化的一个来源,本阶段不再赘述。

  

  山西境内的夏代或相当于夏时期的文化遗存可以分为两个类型,一个是与二里头文化相同或相近的文化类型,主要发现在晋南地区,曾为夏王朝直接统治地区;另一个类型是既有二里头文化因素又有自身特点的遗存,主要在晋中地区,是受夏文化影响的地方类型。

  

  运城盆地的夏文化遗址有夏县东下冯、小王村、闻喜大泽、绛县赵村、永济东马铺头等。重点发掘的有东下冯遗址,位于夏县东下冯村青龙河畔,面积25万平方米。遗址可分为6期,其中1至4期属于东下冯类型。遗迹有灰坑、房址、墓葬、水井、陶窑等。房址有半地穴式、窑洞式、地面建筑3种,遗物以陶器为主,有鬲、尊、罐、盆、甑、斝、蛋形瓮等,时代较河南二里头文化略晚,文化面貌相近,大致在公元前19—16世纪。

  

  东下冯遗址出土圆形房址

  临汾盆地东下冯类型的分布地点有襄汾大柴、曲沃曲村、南石、安吉、东白冢、翼城感军、苇沟—北寿城、天马、侯马西阳呈等,其中,襄汾大柴遗址位于县城西南的汾河西岸,1986年发掘,文化内涵单一,遗物主要为陶器,时代大约相当于东下冯遗址的第2、3期。

  

  晋中地区文化面貌基本相同又有地区差异,相当于夏时期的有太谷白燕、忻州游邀、太原狄村、东太堡、汾阳杏花村、峪道河等数处遗址。白燕遗址位于太谷白燕村,地处太原盆地东南缘,1980、1981年发掘,整个遗址分为6期,第4期为夏时期遗存,侈沿鬲与东下冯遗址的鬲形制接近,年代也大约相当。游邀遗址位于忻州游邀村南,遗址面积20万平方米,1987、1989年发掘,遗址可分为早晚两端,晚期为夏时期的文化遗存。

  

  太谷白燕遗址出土的鬲

  游邀遗址西区发掘全景

游邀遗址出土 陶斝

  

  商时期的考古发现

  

  山西境内商文化丰富,可分为商代前期和商代后期两个阶段。

  

  商代前期以二里岗时期文化为代表,分布区域包括忻州、晋中、临汾、运城、长治地区。

  

  平陆前庄遗址,位于坡底乡前庄村的黄河之滨。1990年初发现,面积约1万平方米。遗迹有半地穴式的居住址、窖穴,出土铜器有大型方鼎1、大圆鼎2,陶器有鬲、大口尊、三足翁、簋等。还有钻、灼、凿的无字甲骨,时代与东下冯遗址的第6期陶器接近。

  

  

平陆前庄遗址出土 乳钉纹方鼎

垣曲商城遗址,位于古城镇南关黄河、亳清河、西河交汇地的高台上。1984年发现,1986年开始发掘。古城略呈方形,南北长400米,东西宽约350米,周长1470米,总面积13万平方米。北城墙高出地面,其余三面均埋没于地下,东墙、南墙仅余残段,城墙之下挖有基槽,西墙外有城壕。城内中部偏东有宫殿区,有大型夯土台基6座。出土陶器有尖足鬲、大口尊、平沿盆、罐、豆等,另有少量只钻不凿的无字卜骨。M1鼎1、爵1、斝1组合,M16斝1爵1。遗址分为四期,各期遗存年代不晚于商代二里岗上层,也就是商代早期。

  

  垣曲商城西城墙内墙基槽

  东下冯商城,位于东下冯村东北的青龙河畔台地上,20世纪70年代发现,发掘工作有限。仅南墙全部探清,东墙和西墙仅钻探出南段,中段毁于冲沟,东墙探出52米,西墙探出140,其延长线上发现有城墙残迹,2020年,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再次对这个遗址展开系列工作,有望更重要的发现。

  

  

  东下冯商城 线图

东下冯商城出土 鬲

  夏至商代早期的铜矿采冶方面近些年也有两个重大的发现。

  

  闻喜千金耙采铜遗址,遗址位于闻喜县境内,是一处夏商时期的铜采冶遗址,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的最早一处采铜及冶铜遗址。中国国家博物馆、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于2010年发现,2012年秋冬和2013年春夏分别进行了发掘,发现了采矿井巷遗迹、亚腰形石锤、石臼等采矿、选矿工具,以及炼炉残块、炼渣等冶炼遗存,也出土少量史前陶器残片和占较大比例的东下冯类型、二里岗文化及东周时期陶器残片,因此,可以初步确定该遗址是迄今在中原地区及晋南山地发现的最早的铜采冶遗址,至迟在商代早期已被开采,为中原地区青铜时代早期铜产地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

闻喜千金耙遗址部分井巷的分布

闻喜千金耙遗址出土 矿用石锤

  绛县西吴壁冶铜遗址,遗址位于山西省绛县西吴壁村南,南距中条山仅数公里,遗址面积约40万平方米,包含仰韶、龙山、二里头、二里岗及周、汉、宋等时期遗存,其中以二里头、二里岗时期遗存最为丰富。2018年春、秋两季,中国国家博物馆、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在遗址北部分区域展开较大规模发掘,发掘面积达1100平方米,获得大量二里头、二里岗时期冶铜遗存。发现了夏晚期制备冶铜燃料的木炭窑,还发现两座残存底部的商早期的冶铜炉,附近均出土很多铜炼渣和少量残炉壁,其中一座冶铜炉下有奠基坑,坑内有一具人骨,推测其为构筑冶铜炉时举行某种仪式所用的人牲。

西吴壁遗址出土的二里岗期残炉壁

  

  该遗址的发掘,为进一步复原早期冶铜工业的技术、生产方式、生产场景提供了丰富的资料。首次在中原地区揭示出已知时代最早、规模最大、专业化水平最高的夏商冶铜遗址,弥补了从铜矿开采到集中铸造之间所缺失的冶炼环节,填补了中国冶金考古的一个重要空白,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2020年1月10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揭晓“2019年中国考古新发现”的6个入选项目,西吴壁遗址是其中之一。2020年5月,入选“201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西吴壁遗址东部发掘区(上为北)

  晋中地区发现的这一时期遗址有太谷白燕遗址,其第五期文化的早期,属于二里岗时期,遗迹主要有灰坑。陶器主要流行大型侈沿深腹鬲和翻沿小鬲,与之并存的有弧腹鬲和斜腹鬲,晚期有大型直腹鬲等。

  

  中商时期的遗存在山西发现不多,有学者将长治小神等遗址的部分遗存归为这一时期,此处不再赘述。

  

  商代晚期的考古发现

  山西商代晚期的殷墟时期商文化比较复杂,按发现的地域及文化特征大致可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汾河左岸及太行山区的商代晚期遗存发现;另一部分是汾河右岸及吕梁山区的商代晚期发现。

  

  第一部分,汾河左岸及太行山区的商代晚期遗存发现,包括太岳山区、临汾盆地东南缘、太行山区的上党盆地周边、运城盆地涑水河流域及中条山区。在太岳山的西麓发现有灵石旌介商代墓地;在临汾盆地东南缘则发现有尧都区庞杜墓地、浮山桥北墓地;在晋东南长治地区发现有长子北高庙(1971、1972年,殷墟一期);武乡上城村(1986年,殷墟二期);长治西白兔南村(1962年、1976年);屯留上村(1987年,殷墟三期;黎城下桂花村(1986年);在运城盆地涑水河流域的中条山前发现闻喜酒务头墓地。

  

  经重点发掘的有灵石旌介墓、浮山桥北墓地、闻喜酒务头商代墓地

  

  灵石旌介墓葬,位于晋中盆地东南缘,1976年和1985年发掘3座墓葬。M1、M2均为夫妻合葬墓,其西面为一个车马坑。出土有铭文的青铜器41件,其中,有族徽“丙”(或鬲)者占36件之多。

  灵石旌介商墓出土 “丙”菱形雷纹提梁卣

  这三座墓有很大的共性,随葬品以中原青铜器为主,有鼎、觚、爵、卣、簋、直内戈、有铤镞等,组合以爵、觚酒器为主,同时也比较注意鼎、簋的搭配,这与安阳殷墟晚商墓葬的铜礼器组合十分相似;另一方面,北方系的青铜羊首刀、有銎钺、有銎戈等,陶鬲有商式鬲和属于晋中白燕文化的晚商杏花墓地的筒腹鬲,因此这一组合应当是当地土著的贵族墓葬,这支土著应该与商王朝关系密切。

  

  男性墓主人应该是方国首领。

  

  灵石旌介商墓出土 兽面纹簋

灵石旌介商墓出土 “邑”蝉纹鼎

  浮山桥北商代墓葬,位于临汾盆地东南缘。2000年前后被严重盗掘,公安部门追缴回来的文物中有带“先”字铭文的商代铜器就是出自这个墓地。2003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进行了发掘,清理大型墓葬5座、中型墓葬9座。大型墓均由墓室、墓道组成,南北向,除一座为甲字形外,其余均为长方形。其中M1、M18规模最大,墓道中有随葬的殉人及车、马。14座大中型墓的年代上限是商代晚期,下限不晚于西周中期。墓主人应当是商王朝管辖下的方国首领。

  

  浮山桥北M18墓道

  浮山桥北遗址出土 陶鬲

  临汾庞杜墓地,2002年发掘了2座墓葬,M1出土7件青铜器,包括鼎1、兽面纹爵1、銎内戈1、曲内戈4、铜镞2。M2出土青铜器20件(不包括铜泡和镞)鼎1(息父庚册)、方簋1(息父乙册)、觚2、爵2(一件鋬下铭文“子戊”)、尊1(息册)、卣1(息册)、铜铃4、管状器1、泡6、弓形器1、三角援戈1、曲内戈3、刀1、镞6、斧1、锛1、凿1,还有石戚、玉鱼、玉琥、陶簋等,时代为商代晚期。

  

  闻喜酒务头墓地,位于运城盆地中条山的山前地带,2017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进行了发掘。该墓地于2015年因被盗而发现,2017年6月至2018年12月,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与市县文物部门联合组成考古队对墓地进行发掘,在5500平方米的墓地范围内发现12座商代晚期墓葬、6座车马坑和5个灰坑。共出土铜、玉、陶、骨等各类材质的文物500余件(组),加上追回的被盗文物,该墓地随葬文物数量可能达数千件。根据墓葬形制和出土遗物判断,酒务头墓地时代为殷墟四期。

  

  酒务头墓地M1墓室俯视图

  

  此次发掘最令人瞩目的是5座商代晚期“甲”字形大墓,自西向东依次排列。墓道在南,有台阶、斜坡两种,墓室在北,为横长方形,均有生土二层台。葬具为一椁一棺,椁底正中设长方形腰坑。多数墓葬的二层台上和腰坑内均有殉牲,以殉狗为主。墓葬西或西南多陪葬车马坑1~2座。在大墓的西北方向,分布有7座中小型竖穴土坑墓。其中,M1保存最为完整,台阶墓道向南,墓室为横长方形,有生土二层台,葬具为一椁一棺,椁底正中设长方形腰坑。在墓道西南有陪葬车马坑1座。M1出土随葬品130余件,有陶器、玉器、青铜器等。

  

  酒务头墓地出土器物M1出土觚、爵、酒器、水器

  

  墓地出土的青铜器礼器有鼎、甗、簋、斝、爵、觚、尊、卣、罍、盘、盉;乐器有铙和铃;车马器包括弓形器、车衡饰、车軎、轭、镳、衔、当卢、泡等;兵器有钺、戈、矛、刀、胄饰、镞等;工具有锛、凿等;玉器有鱼、蚕、龙、璧、柄形器等;陶器有罐、簋、罍等。除此之外,还出土骨器等其它类。出土文物中,以青铜器为主,主要包括礼器、乐器、车马器、兵器、工具等。然而,追回的此墓地被盗青铜器却截然不同,器型厚重、纹饰精美、铭文清晰、工艺精湛。从整个墓地来看,组合关系和纹饰风格与殷墟青铜器一致。另一项重要的发现是,目前能分辨的族氏铭文主要有“匿”、“子(匿)”、“天鼋”等,以“”和“匿”两类出现最多。从两种族氏铭文的差异来看,此墓地应为“匿”族墓地。

  酒务头墓地出土器物 族氏铭文

  酒务头墓地M1出土 玉器

  晚商带墓道的墓葬在殷墟之外并不多见,该墓地是继山东滕州前掌大、青州苏埠屯、河南洛阳东大寺、摆驾路、山西浮山桥北等墓地后,又一次发现带墓道大墓的大型晚商墓地,对于研究商代墓葬的形制结构、葬俗、墓道功能与等级关系提供了极好的资料。根据墓葬形制与出土遗物判断,酒务头墓地时代为殷墟四期,应为晚商高等级方国贵族墓地。

  

  另一部分是汾河右岸及吕梁山区的商代晚期发现。

  

  在二十世纪50——80年代,在汾河右岸及吕梁山区多个地点发现青铜器,范围大约涉及到11个县、32个地点,发现及发掘217件青铜器,包括礼器、车马器、兵器、工具,铜泡和铜镞不在统计范围。

  

  主要分布在汾河以西的吕梁山区一带,在石楼、永和、柳林、隰县、吉县、忻州、保德、右玉、乡宁、洪洞一带均有发现,其发现情况、分布特点、出土青铜器特征、文化属性、时代正如刘绪老师总结的那样,有三个特点,即绝大多数是农业劳作发现而非考古发现;出自墓葬,但未见成片墓地;发现地点较多但每个地点出土数量较少。

  

  从分布地点看,可以分为汾河沿岸地区;吕梁山区的除过零散的地点外,大部分集中在柳林、石楼、永和、吉县、隰县这一带;另外有右玉大川、保德林遮峪、忻州连寺沟等三处孤悬方外,右玉大川在晋北山里,仅发现铜簋1件,保德林遮峪则在黄河边,发现铜器量大,而忻州连寺沟地点则正处于太原盆地与忻定盆地的关口,地理位置耐人寻味。

  

  从出土的铜器情况来看,涉及到的器类有鼎、鬲、簋、甗、豆、卣、觚、爵、斝、觥、罍、瓿、壶、盘、斗、铎形器;工具及武器有戈、矛、剑、刀、镞、钺、斧、锛、凿、匕、勺形器;车马器、杂器:弓形器、铃、泡、昜、軎、舆栏饰、胄、笄形器、弓形器、钩形器、管状器、弯形器、镂空铜饰、鸟形面饰、蛇形器、塔形饰、觽形饰、靴形饰;还有些杂器如贝类等。

  

  隰县出土 鸮卣

  

  其文化面貌一方面表现出与殷墟文化的相同,另一方面更富于地方色彩,主要表现在生活用具、武器、小工具上,普遍地使用铃铛和动物图案,有特色的器物如马头刀、铃首剑,墓葬中还经常出土金质盘丝形耳饰、金质弓形器、金饰品。

  

  黄河东岸石楼、永和、隰县一带是集中出土的区域,富有特色,有学者称之为石楼类型。铜器组合有大量中原青铜器,包括鼎、甗、罍、盘、爵、斝、觚、直内戈、直内钺、有铤镞等器类,其组合显示出酒器爵、觚、斝配套,与殷墟文化各期墓葬青铜礼器的组合均以觚、爵为核心的礼制习俗相似。这表明这个组合的居民的贵族在精神层面认同中原商人的礼制信仰,使用中原礼制来规定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关系。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出土品中有的制作较为粗糙,技术水平明显偏低,可能是当地铸造的。另有与中原地区风格不同的青铜器,有学者称之为北方系青铜器,有直线纹空首斧、锛、羊首刀、单环首刀、蛇首匕、三銎刀;装饰品有云形耳饰、弓形饰等器类等,从组合看,工具发达,有一定的装饰品,基本不见武器,另外还有中原系铜器与北方系铜器相融合的器类,如有銎戈、管銎长体刀、蛙首和兽首勺、细颈壶、提梁卣、直线纹簋、觥等器类。其中的容器在形制上多与典型中原式铜器相似,但是,其装饰或具体细微特征又与中原式铜器有所不同。

  

  石楼县桃花者村出土 龙形觥

  个别地点如林遮峪、石楼、高红等地出土的直线纹管銎斧及其它形制的管銎斧以及铜矛,其文化因素也许来自哈萨克斯坦草原南部及阿尔泰山以北的安德罗诺沃文化和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塞伊玛—图尔宾诺式铜矛却在青海、陕西、山西、河南和辽西等地区都有所发现,有学者研究指出,这样的现象是通过欧亚草原东部东区的南北向通道传入,即从蒙古高原进入河套地区,经过鄂尔多斯、陕北等地传入山西。

  

  吕梁山一带的青铜文化遗存,就时代而言,学界持不同的看法,或认为是商代晚期,大致可以分为三期,相当于殷墟的一至三期。或认为其中部分延续到西周时期。

  

  从文化特性来看,就文化性质而言,或认为可以分为几个铜器群,或认为是一个整体,很难区分开来,与晋西吕梁山区出土青铜器地点类似的还有陕东北高原,出土青铜器的地点有十多个,主要集中在延川、清涧、子长、绥德、甘泉、子州等县,情况与晋西高原的石楼、永和等地情况基本相同,时代也一样,应该是跨黄河的一个文化区。学界或称之为李家崖文化。

  

  晋西北这些商代遗存地点中,柳林高红商代夯土遗址经过发掘,该遗址位于柳林县城以西的三川河北岸南垣顶上,发现夯土基址20处,总建筑面积4000平方米。7号夯土基址东西长46.8、南北宽11米,8号夯土基址东西26、南北宽2—2.5米,现存高度1.8米,时代约当殷墟的二、三期。也许,这样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所代表的文化为上述青铜器群找到部分归宿。

  

柳林高红遗址 (2004年发掘遗迹分布

  柳林高红遗址出土 陶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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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古语境下的夏商时期山西

  山西素有夏墟之称,《左传·定公四年》在谈到晋之始封时说“分唐叔以大路,密须之鼓,阙巩,沽洗,怀姓九宗,职官五正。命以《唐诰》,而封于夏虚,启以夏政,疆以戎索。” 昭公四年:“迁实沈于大夏,主参。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及成王灭唐而封大叔焉。”据此,则夏虚即大夏,亦即叔虞始封之唐。司马迁谈晋之始封地在“河汾之东方百里”,毫无疑问,晋之始封地与夏墟有关。夏墟成了寻找晋之始封地的关键,或者说,找到了晋之始封地,就找到了夏墟。关于夏墟,学界多有讨论,或曰像“殷墟”那样确指某一点,或曰泛指一个区域。多年的考古成果在运城盆地的涑水河流域多有夏时期东下冯类型的遗存,而近些年对晋之始封地的研究却是指向汾河下游谷地右岸一带的山地,大约在今天曲沃、翼城、浮山、襄汾、尧都区一带,晋国一直使用夏正,的确与夏墟有关,二者如何整合,还需要以后的新的发现。也许,正如某些学者指出的那样,将晋南视为夏王朝的一个重要区域、这一区域发现的东下冯类型是夏文化的一个地方类型、夏桀曾与商汤战于闻喜、夏县一带的鸣条岗、夏亡后夏遗民流亡至此并涌向吕梁山一带与戎狄杂居形成以后商周时期的戎狄之民的解读会更接近史实。

  

  基于山西商时期七十年的考古发现,我们或者可以大致勾勒出商时期山西的商人活动轨迹。

  

  (1)在中条山一带,从山前地带平陆前庄,到黄河之滨的垣曲商城,到山北的闻喜千金耙、绛县西吴壁,商代早期商王朝对中条山铜矿资源控制与开发。

  

  早商文化第一次扩张是向南、向西扩张,完成了对二里头文化的全面占领和取代,几乎把原来的二里头文化的分布区域全面占有。

  

  二里岗下层文化阶段,黄河中下游考古学文化的分布格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山西南部典型遗址有垣曲商城、夏县东下冯和侯马上平望等。前两处位于运城地区,垣曲商城扼轵关陉交通要道,守护着商王朝政治中心的西北大门,东下冯遗址重在对盐资源的把控;上平望遗址位于汾河拐弯处,极具有重要的军事意义,由此可以辐射汾河下游谷地。因此,二里岗上层时期,商人对运城盆地及汾河下游谷地是全面的占领。

  

  二里岗上层阶段,商人保持了在晋南的态势。

  

  (2)晋东南上党盆地一带发现的商代遗存,距离商人腹地殷墟很近,这里还应归入典型商文化的范围。

  

  (3)在汾河右岸,从灵石旌介,到浮山桥北、尧都庞杜,到闻喜酒务头,大致可以勾勒出商代晚期商人的西部边疆。

  

  (4)汾河右岸吕梁山区商时期遗存,另一个空间的青铜文化。这些青铜文化不仅汲取了中原地区商文化的特点,同时吸收了蒙古高原至南俄草原地带的文化因素,与陕北同时期的青铜文化或为一体,成为一支与中原地区商文化对抗的考古学文化。

  

  再往北的雁代地区,文化面貌暂时不清楚。

END

  文 | 吉琨璋

  图 |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

  (山西考古博物馆)

  责编 | 静 静

  初审 | 马煜娟、尹燕飞

  终审 | 郑 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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