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8月15日，来自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人类学系的刘歆益副教授以Zoom在线会议的形式为浙江大学考古与文博系师生、学术界同仁以及考古爱好者们带来了一场以“功能与意义：旧大陆饮食系统的史前根源”为主题的讲座。讲座由浙江大学考古与文博系安婷老师主持。　　 刘歆益副教授以《宗子维城》与周代礼制改革开篇。历史文献明确记载了周代王公贵族用礼制 ...

8月15日，来自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人类学系的刘歆益副教授以Zoom在线会议的形式为浙江大学考古与文博系师生、学术界同仁以及考古爱好者们带来了一场以“功能与意义：旧大陆饮食系统的史前根源”为主题的讲座。讲座由浙江大学考古与文博系安婷老师主持。

　　 刘歆益副教授以《宗子维城》与周代礼制改革开篇。历史文献明确记载了周代王公贵族用礼制来区分尊卑贵贱，其中地位尊贵的人被允许享有更多样的食物。这一现象不由得令人思索“食物全球化过程中，作物传播的驱动力到底是食物天然具有的充饥解馋功能，还是社会符号系统等象征意义？

　　 围绕着这一问题，刘歆益副教授首先向我们讲述了公元前5000年-前1500年间东亚与西亚两地物种交换的故事。植物考古学、动物考古学、稳定同位素等新技术的应用，为我们揭示了一幅物种交换的繁荣图景，原产于于西南亚新月沃土地带的大麦和小麦向东传至古印度、古中国等地。与此同时，原产于中国的粟、黍呈现西传的态势。

　　

　　 旧大陆如此大规模的物种交换何以发生？傅稻镰等人提出东西方存在饮食和烹饪传统的差异，西方以磨烤、粉食为主，东方则以蒸煮、粒食为主。二者的地理分界线与季风系统的地理分界线大致吻合。

　　 考虑到这两地在地理、气候、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巨大差异，物种交换的驱动力就更令人好奇。刘歆益副教授说，对于不同的舶来品，早期中国并非全然接受，而是或改造或拒绝。例如青铜能够融入东方的礼仪祭祀传统，而金却难以融入古代中国尚玉的传统。

　　

　　 或许我们可以从不同舶来品的不同命运中思考物种交换的动力。舶来农作物能否快速、大规模地传播，取决于本地饮食习惯与社会价值对新物种的反应。只有那些可以被本地传统改造的农作物会被接纳，而无法融入本地饮食和社会传统的谷物会被拒绝。至此，我们能够理解旧大陆饮食系统的史前根源一定不是单纯的功能，而是和社会关系、身份地位等象征性意义紧密相关。

　　

　　 刘歆益副教授进而以科技考古的翔实数据论证了传入地对于舶来农作物、动物进行改造以适应本地的生活习惯和社会传统等因素。具体来讲，小麦籽粒变小以适应东方蒸煮-粒食传统、河西走廊的“饮食变革”以及西来的黄牛如何融入中国的养猪传统等多个实例，来说明饮食系统与社会因素密不可分的。食物的传播带来的食物多样性，使得“食物“的含义大大变化。对于轴心时代的社会上层而言，食物早已不是为了充饥解馋，而是用来炫耀地位、财富。

　　

　　 至此，刘歆益副教授回答了讲座初始的问题，即在食物全球化过程中，作物传播的重要驱动力是符号象征系统，旧大陆饮食系统的史前根源在于东西方审美与符号差异的长期效应。(图片来自演讲者幻灯片 撰稿：许祯津 校稿：安婷)

　　

编辑：张小丁

审核：李 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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