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公元前三千纪前后，近东地区起源的冶铜术、麦类作物、家养黄牛、绵羊和山羊等开始在欧亚大陆大范围传播，并于公元前2500～前2000年前后广泛传布于黄河流域，这一跨欧亚大陆的文化交流现象被安德鲁·谢拉特概括为青铜时代世界体系。由于青铜时代世界体系的出现与中国新石器时代末期至青铜时代早期的大范围文化兴替几乎同时发生，因此外来文化因素之于中华文 ...

公元前三千纪前后，近东地区起源的冶铜术、麦类作物、家养黄牛、绵羊和山羊等开始在欧亚大陆大范围传播，并于公元前2500～前2000年前后广泛传布于黄河流域，这一跨欧亚大陆的文化交流现象被安德鲁·谢拉特概括为青铜时代世界体系。由于青铜时代世界体系的出现与中国新石器时代末期至青铜时代早期的大范围文化兴替几乎同时发生，因此外来文化因素之于中华文明早期发展过程的影响受到国内学者的广泛关注。生业经济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础，生业、文化与社会深刻关联。生业经济的变迁势必对文化景观与社会形态产生影响。新的驯化物种的出现不仅会引起以粟作农业为主要内容的生业经济的调整，还可能促使与食物生产、消费、加工与分配相关的文化景观和社会形态发生变化。因此，若要评估青铜时代世界体系对中华文明早期发展过程的影响，在讨论人、物、技术、观念传播的同时，还需分析各地生业经济系统之于新的食物生产技术出现的响应。本文将从食性分析的角度概括总结公元前2500年至东周时期牛和羊的传播与黄河中游地区及长城沿线地带生业经济的调整。

黄河中游地区是夏商周三代的政治中心，也是粟作农业核心区。大约公元前2500~前1900年，陶寺、清凉寺、瓦店、王圪垱、东营等遗址先民的主食基本来自C4类谷物，即粟和黍两种小米。此时，猪是人们主要的肉食来源，它们与狗一样以先民的生活垃圾与粟作农业副产品（如秸秆、谷糠，下文以谷草代之）为生。新传入的牛羊在先民食物结构中的贡献非常低，它们的食物中同时包含谷草和以C3植物为主的野生植物，但前者显然消费了更多谷草，后者则基本以野草为食。大约在公元前1800~前1500年前后，无论是作为都邑的二里头，还是新砦、南寨、南洼、刘庄与南城等大、中、小型聚落，基本沿袭新石器时代末期的生业经济传统，即粟作农业既是先民赖以为生的基础，又是猪、狗、黄牛等家畜主要的饲料来源。早商至东周时期，偃师商城、小双桥、小胡村、殷墟、横水、桥北、周原、建河秦墓等遗址的相关数据显示，粟作农业在黄河中游地区继续快速发展，为人口增殖、社会变革与商周时期繁荣灿烂的青铜文明提供了滋养。需要指出的是，新石器时代末期已经出现的炭化小麦，虽然有逐渐增加之趋势，但直至东周时期才开始对郑韩故城、余吾等遗址平民阶层的食谱产生一定影响。值得注意的是，自二里头至东周，黄牛食物结构中谷草的比例逐渐增多，说明黄牛饲养管理的逐渐强化，这种现象或许与黄牛之于农业生产、交通运输、宗教祭祀的重要意义有关。

长城沿线地带属于生态脆弱带，对气候变化非常敏感。该地区大致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已经基本被粟作农业人群占据。牛和羊传入之后，畜牧经济兴起并不断发展，长城沿线地带的生业经济面貌也开始发生变化。下面将北方长城沿线地带分为西段、中段和东段进行讨论。

西段主要包括青海、甘肃、宁夏南部。公元前2500~前2000年前后的三合乙、金蝉口、护坡、喇家、下海石、磨嘴子、西城驿、五坝、火石梁、沙塘北塬等半山、马厂、西城驿与齐家文化遗址先民与黄河中游地区同时期人群一样，食物基本来自粟作农业。家畜饲养方面，虽然猪是重要的肉食来源，但在家畜群中的比例明显低于粟作农业核心区，在一些遗址中的比例甚至低于绵羊。食性分析显示，这一时期粟类食物仍是家猪饲料的主要来源，也被贡什家、沙塘北塬等遗址先民作为饲养黄牛的饲料补充。相比而言，绵羊则基本以C3类野草为食。大概在公元前二千纪前期晚段，西段的生业经济开始转变。此时，粟作农业仍是人们最重要的食物来源之一，在齐家坪、西城驿等遗址先民食谱中甚至仍居主要地位，但齐家文化较晚阶段至寺洼文化时期的磨沟、占旗，卡约文化拉吉盖，四坝文化火烧沟、干骨崖等遗址先民的食物中明显包含了大量的C3类食物，结合人群氮同位素的升高可以认为这种变化应主要源自生业经济系统中以放牧牛羊为主要内容的草原畜牧经济贡献的提升。这一阶段，羊、牛已成为最重要的家畜品种，马的数量开始增加，食性分析显示它们基本以采食C3类野生植物为生。相比之下，除了甘肃东部，其他地区遗址家畜群中猪的数量则迅速减少甚至消失。概之，大约公元前1500年之后，家畜群中猪与牛羊比重的此消彼长，草原畜牧经济逐渐发展起来，从而开启了本地半农半牧的生业经济新传统。当然，考虑到文化与环境的时空差异，不排除个别区域出现了专业化游牧业。

中段主要包括内蒙古中南部、陕北与晋北，该地在公元前4000年前后粟作农业已经出现。大约公元前2300～前1800年的大口、新华、石峁、木柱柱梁、神圪垯梁、朱开沟等遗址的相关研究显示，人们的主食与猪和狗的饲料基本源于粟作农业，牛的食物中也添加了一些谷草，而羊则主要以放养为主。虽然牛和羊已经出现，其比例在一些遗址甚至高于猪，但畜牧经济在生业经济中的贡献明显较低，应仍处于萌芽阶段。遗憾的是，中段目前仍缺少商至西周时期的相关资料，我们无法评估草原畜牧经济的发展过程。尽管如此，从大堡山、土城子、新店子等东周遗址人骨的分析结果可以看出，以粟和黍为代表的C4类食物仍是人们重要的食物来源，只是在不同人群食物结构中的比重略有不同。例如，与大堡山和土城子相比，新店子先民的食物中明显包含了更多的与草原畜牧经济有关的动物蛋白，这种差异与中段人群构成与文化面貌的复杂性相关。可以认为，东周时期长城沿线地带中段虽已经出现了半农半牧的人群，但粟作农业经济仍是许多遗址先民的主要生计，这或许与三晋文化的渗透和扩张有关。

东段主要包括冀北、内蒙古东南部与辽西地区，该地区大约于公元前6000年前后的兴隆洼文化时期就已开始栽培粟、黍。研究表明，小河沿文化的西山、姜家梁，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兴隆洼、兴隆沟等遗址继承了本地粟作农业传统，先民的主食与猪和狗的饲料基本源自粟作农业。值得注意的是，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牛和羊虽普遍出现，但先民食物结构中畜产品占比很少，到了夏家店上层文化时期的大山前遗址情况仍没有太大变化。东周时期，从白庙、玉皇庙与葫芦沟的情况看，先民食物中牛羊畜产品有所增加，但粟作农业仍是最重要的生计方式。井沟子的情况则表明，该遗址先民食物中牛羊畜产品的比例明显较高。可见，牛羊畜牧业在东段东周时期不同群体生业经济中的贡献有较大差异，这种情况与中段类似。

概而言之，青铜时代世界体系背景下，黄河中游地区与长城沿线地带的生业经济均受到了新出现的牛羊饲养业的冲击，但前者并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仍然延续粟作农业经济传统，后者却开启了向半农半牧生业经济转变的过程。生业经济的分化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各地文化的演变格局与社会的发展轨迹。新石器时代末期之后，黄河中游地区继承和发展农耕经济的同时，兼收并蓄，将牛的饲养发展为依附于农业经济的衍生产业，并利用不宜耕种的区域发展养羊业，从而增加土地承载力，为人口增殖与社会发展提供支撑。人口增加与群体智慧的提高，有利于技术创新、社会分工和人群分化，这是文明化进程提速的前提。长城沿线地带生业经济在公元前二千纪上半叶开始转变，草原畜牧经济萌芽并不断发展，在先民生计方式中所占比重的逐渐增高，由此形成了农牧兼营的生业经济系统。农牧并重的社会中，环境波动与经济的不稳定性，以及人群移动频率的增加，会阻碍较大范围内文化向心力的形成和稳固，从而导致社会聚合力的降低和社会复杂化进程的迟滞。因此，尽管长城沿线地带商周时期工具、武器、马具与装饰风格等文化因素逐渐趋同，这一带状地理空间仍无法形成稳固的政体和政治联盟。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编辑：宋梦寒 张小丁

审核：李 政

本文刊登于2020年9月4日《中国文物报》第6版专刊投稿邮箱：wwbkaogu@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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