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2020年8月28日上午9:30，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教授郑岩为清华师生带来“漫谈考古学与中国美术史研究”主题讲座。本次讲座采用线下与线上相结合的方式开展，线下30余位师生、线上会场近400人共同聆听了本场讲座。郑岩教授报告伊始，郑岩教授首先为我们厘定了一个概念，“美术史”是一个独立的人文学科，而非“美术”这个学科的历史。考古学和美术史学本是一 ...

2020年8月28日上午9:30，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教授郑岩为清华师生带来“漫谈考古学与中国美术史研究”主题讲座。本次讲座采用线下与线上相结合的方式开展，线下30余位师生、线上会场近400人共同聆听了本场讲座。

郑岩教授

报告伊始，郑岩教授首先为我们厘定了一个概念，“美术史”是一个独立的人文学科，而非“美术”这个学科的历史。考古学和美术史学本是一家，19世纪才开始分道扬镳，但两者间的关系依然密切，在中国也有刘敦愿等学者提出了“美术考古”的概念。在中国，美术史的发展更多受到了考古学的支撑。由于考古学的发现，也由于西方的影响，中国美术史被分为为绘画、雕塑、工艺美术、建筑、书法几个门类。美术史研究得到了考古学的支持，使我们研究的对象更加丰富，视野也更加的开阔，不再仅仅局限于山水画出现之后的历史。但是，这种分类也有其局限性——西方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美术史划分的模板对于中国的美术史研究不是完全适应的。

郑岩教授报告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郑岩教授首先介绍了考古学的两个特性：第一，考古学具有整体性特征，考古学提取的材料是一个整体性的材料，而不单单聚焦于某一两个世俗意义上宝贵的东西。第二，考古学是一门类型学。这是说，考古学通过将出土的文物分类来了解进化的历史，捋顺文物彼此之间的逻辑关系，才可以顺出一个很好的年表，还原人类历史上的大戏。毕竟，虽然很多艺术家都会有独特性的表达，但是只要成系列去理解，我们就可以找到普遍性的东西，因为没有人可以跳出历史的、时代的局限，这样，我们成系列去表达的东西就会成为我们理解这个时代的最好的材料。

郑教授认为，考古学材料的整体性要求我们对于文物之间的关系进行思考，考古学的地层学和类型学研究方法可以帮助我们揭示文物的时间及发展演变的逻辑。考古学强调Context，重视上下文的关系、物质的关系、空间的关系、人的关系、社会的关系、环境的关系，考古学利用各种Context，复原出人类活动之历史大戏的角色和情节。郑教授以鲁迅所藏汉代画像石，巫鸿先生的武梁祠艺术研究，以及自己关于东安王娄叡墓壁画的研究为例，说明美术史学需要借鉴考古学的整体性理念，才能对研究对象有更为整全、准确的认识。

线下会场的师生认真聆听讲座

郑教授进一步解释了美术史和考古学对材料的不同理解——历史学家将考古材料当史料来证明某个历史问题，美术史则将其作为研究对象。考古学注重材料的“标本”价值，对其进行大数据分析，一切材料都是平等的；而美术史则看重材料的“经典”价值，更多看到其独特性。考古学研究史料是为了研究历史事件，更加注重文物所表现出来的普遍性，出土的东西在考古学家眼中是物物平等的；而美术史是聚焦于史料本身，会关注奇特的、不同的东西，注重精品，或是通过后人的理解所打造出来的精品。郑教授指出，这或许就是现在美术史研究的局限所在。毕竟，很多文物并不是为了观赏而打造出来的艺术品，也不是可以单独拿出来去理解的艺术品，将它和它的载体，甚至和它身边那些不起眼的陪衬品一起，才能更好的去理解真正的意义。所以并不能拿现代美术的模子去把这些文物套进去研究，因为艺术总是在变化，通行的标准并不一定是合适的。在很多情况下，即使不是完美的、精美的艺术品，即使只是零碎的碎片，他也有自己的历史语境。如果说历史学研究最小单位是一个历史事件，一个历史人物，那么美术史研究最小单位就是作品。二者的结合是有必要的，因为美术史既有其优长，也有其局限性。比如考古学的平等观念能使我们反思“经典”与非经典，经典是历史中走失的孤儿，通过考古学我们能找到它的亲属和家族。

讲座现场

考古学在为美术史提供材料的同时，也在挑战美术史既有的研究范式和理念。郑教授提醒我们，我们今天对“艺术”的理解基于博物馆展览式的观看和收藏家式的把玩，而考古学则让我们用古人的眼光看待一件作品。比如马车上的伞杆，传统研究大多关注其展开图的纹饰，但如果考察其实际所处的空间以及人们的行为活动，就会迫使我们去思考古代礼仪与图像之间的关系。又如马王堆墓葬画放在墓葬里是无法观赏的，如果我们用今天的艺术分析方法去分析它就会显得荒诞，由此它就对我们所理解的“艺术”提出了质疑。传统的艺术的概念已经远远不能涵盖我们关于历史的认识，艺术不断变动、不断突破，今天是这样，历史上也是如此。

考古学思维方式在美术史研究中的借用能启发新的研究。郑教授借助考古学的地层学分析云冈佛像和龙门佛像，通过火焰纹的位置研究大佛像和小佛像之间的关系，揭示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的建造情形及过程。他认为，龙门石窟和云冈石窟不止是皇家工程，更是在佛教国家化的背景下由皇室带动社会各界参与的行为，这种行为使得佛教变成一种非常有号召力的意识形态，并把社会各个阶层凝聚起来。此外，郑教授还分享了他关于韩休墓乐舞图、清代锦灰堆的研究，以自身经验为例说明如何运用考古学的思维提出和解决新问题。

现场同学踊跃提问

在报告的最后，郑岩老师为我们留下了诸多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中国美术史研究的任务是什么？艺术是什么？我们和艺术的关系是什么？随着科技的进步，人文学科也正在发生转向，我们认识今天世界的方式在改变，认识当下的方式在改变，我们认识历史的方式肯定也会发生改变。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应该摆脱狭隘的学科立场，用更为开放包容的心态去理解不同学科之间的关系。古人曾经面对过哪些问题，他们是怎么去思考的，他们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回答，这些方式在今天是不是仍然有意义？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有没有新的变化，如果变了我们应该怎么看历史？郑教授将这些问题留给听众一同思考。

主持人与主讲嘉宾

讲座由中文系副教授李飞跃主持，他引用清华校歌中的“左图右史，邺架巍巍”来解释“图书”，提醒同学们留意包括图像、物质文化在内的不同知识。我们正处于读图时代，和即将到来的可视化时代，美术和图像的知识、文图结合的跨界意识十分必要。近一百年前，王国维先生在清华开讲“古史新证”，取“地下发现之新材料”与“纸上之材料”互相释证，以达到考证古史的目的，对中国学术研究产生了巨大影响。今天，郑岩教授在清华出土文献大楼重新梳理中国美术史学科的发展以及考古学对美术史的革新和贡献，给我们带来一场丰饶的知识、观念和方法的盛宴，打开了新的知识界面，于人文师生而言具有特别意义。

王伟老师评议

中国艺术研究院王伟老师评议指出，在当前学科细分的情况下，每个学科都是一个知识系统，由不同的材料、概念、方法和问题构成。我们既要不断理解我们所从事学科的知识系统，又要认识到所有知识系统都是历史形成的，甚至受制于权力结构，对此要有反思和批判意识。面对同一幅图像，为什么有的人可以看出门道，有的人却看不出来，看出来的人可能有他自己的一套知识系统。文史哲专业的同学有良好的知识结构和文献功底，涉足美术史研究具有独特优势。我们要主动跟其他学科发生碰撞，既吸收其他学科的营养，也为其他学科提供借鉴。

在问答环节，郑岩教授就田野考察的作用和意义、先秦美术史研究的进展、出土材料与传世文献的优先价值等问题与同学们作了深入交流。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落幕。

问答环节

观后感

郑老师提到了一个点，即所谓研究中对“经典”和“非经典”的关注。郑老师提出前辈研究者常常过于关注“经典”，而忽视了“非经典”中同时蕴含的丰富的信息。一语道出，确实令我感触颇深。一方面，学术研究者确实可能轻视一般的、简单的材料或作品；另一方面，也不禁令我思考一些前人注重经典的深层原因。

或许古人所崇尚的治学、研究方法，并不与如今学术完全一致。研究书法而撰写出《书谱》的孙过庭本身也是大书法家，顾恺之作为绘画理论家同时也是大画家。他们推崇经典，是让后人临摹、模仿着跟着写、跟着画，从实际操作的模仿中体会经典的作者彼时的心绪、状态。其实质，应是通过经典去学习经典的作者的状态。正如郑老师后面所说，马王堆汉墓，实质上是彼时人们对于死亡的态度的表达。而如此要真正研究马王堆（本身），则应当模拟这样的态度和仪式去为一位身份相当的人送葬。郑老师说在研究一个车中的绘画时，模拟乘车人的观感，想到他们实则难以全方位对这个绘画进行观摩，只能欣赏其中一段。私以为这种共情实为学术研究最真实、可贵的态度和方法。或许有的时候，看一辈子也看不懂的东西，写两笔画两笔就明白了。

如此，非经典固然也蕴含了大量的信息，值得学人探求。但是为古贤人传为经典的东西，或许在这种真实的体验、共情方面，有着更为典型、更切近后人的地方呢？

——刘涵钊

主讲嘉宾与现场同学互动

郑教授在这次讲座中关于两个学科研究方法的讲授使我对考古学、美术史乃至博物馆以及参观博物馆这一行为都有了不一样的认识。在考古学中，运用地层学与类型学的手段，以整体性原则对待考古材料能够使我们不仅仅能够触碰到有关某一物件相关的过往信息，甚至可以概览其所属的特定社会文化之全景。考古学的这种特性使深受其影响的美术史研究在艺术属性之外更加富有人文学科的色彩，即回到场景中的整体性视角使美术史加入到大历史写作中来，成为了进入历史的诸多视角中的一种。

除了外部的学科界定方面的拓新，考古学与美术史之间学科思维的差异在相遇时产生的新命题与新方向也引发了我的许多联想。首先，两者之间很大的一个不同在于考古学的精神是反经典的，而美术史通常是要创造经典的。前者的平等态度有助于在非常规的新材料中发掘潜藏的价值，而后者对创作者同一人格的强调则更具有人文关怀，有助于不同文明不同时代之间有效对话的成立。现代的博物馆常常能体现这两种视角的杂糅，将诸种材料以统一形式信息化的同时又以布景、文字说明等方式来在成堆的材料中创造经典。然而，正如郑教授所指出的，许多古代的艺术品，尤其是墓葬中的艺术品，是“不为观看不为欣赏而创作的精美艺术”。作为现代价值体系实体化之一的博物馆，以及其所内含的较为浅显的考古学与美术史理念，究竟与材料本身有多大的差距，其中又有多少内容实际是当代人自身的映射，这是值得仔细考虑的。我们生活，古人也生活；我们思考历史和世界，古人同样也在思考着历史和世界。

通过郑教授的讲授，我看到这两个学科的学术研究其实是在意识到这种认知局限性的基础上进行的。对原先理论范式的审视也好，对视觉性资料的“文本细读”也好，都显示出在视野拓展与打破成见方向的努力。视角越丰富，“context”越广阔，我们便会离封闭与谬误更远一份，离自由与真理更近一分。

——张萌

积极提问

对于美术和考古都感兴趣的我在看到讲座的标题“漫谈考古学与中国美术史研究”的时候就已经十分期待了，两个小时的讲座感觉就像是一场短暂的旅程，在这个过程中也加深了我对于美术史和考古的理解。美术史是一个单独的人文学科，而考古学是研究人类古代社会历史、文化和规律的一门科学。看似独立的两个学科之间也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美术考古”作为一个桥梁，可以沟通美术史与考古学。如今，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考古学的进步深深地使美术史受益。考古学为美术史提供了材料依据，根据考古学家对于朱鲔石室的还原，我们发现了当时美术史上人们对于透视关系的利用。考古学的方法和理念也拓宽了美术史的研究范围，使美术史不仅研究书画，还有雕塑、建筑、工艺美术等分支。考古学注重的是一个大数据的分析，注重整体性，但美术史讲究对一个器物独特的理解，被考古学忽略的那一两个器物，可能对于美术史来说都是珍贵的研究对象。而当今在进行美术史研究时，我们不应该拿现代美术的模子去把这些艺术品去套进去，我们应该结合考古学的思维方式，去还原它的载体，它的历史语境，这样才可以真正地获得对于艺术品的理解。

——长孙依蓬

主讲嘉宾合影

对当代人来说，“考古”与“美术”早已不是陌生的概念。但本场讲座之前，我对考古学的认识还停留在田野调查上，对美术史的理解也十分狭隘，仅仅将它看作一门静止的学科，很少考虑它与其他学科的联系、相互利用和促进。

中外博物馆美术史与历史学导引的不同体系，给予我们关注同一批展品的不同坐标，也促使以史书写作为主体的中国历史学在现代得以收获新的思路。而美术史的经典案例与考古学所期待的完整性之间存在的对立和相互映照，也鼓舞我们关注更多完整的文物群，并不断探索现有经典文物包含的更普遍的时代信息，多媒体地还原一个覆盖更多社会阶层的更完整的时代图景。同时，美术考古也是一门技术，让我们能够科学地修正原有的认识和猜测，重新把握文物及其所属时代的信息。

当今世界，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纷争我们已司空见惯。但我们是否能以更包容的姿态，再回首历史，基于考古学，再发现更丰富纷涌的人民智慧和审美趣味？或许我们将从丰富的器物中发现隐藏在传统中国文人审美体系之外，工匠们留下的蛛丝马迹；或许我们可以不将现有历史思想脉络作为考古的参照物和最终对照的对象，发现统治阶级与文化精英之外一个更广阔的思想领域……也唯有如此，我们方能真正领悟郑岩老师“传统不是铁板一块，它也是生动活泼的，跟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世界完全一样”的教诲，并将这种教诲化为能使“生动活泼的历史”这个想象逐渐变得可见可证的力量，丰富我们的思想宝库。

——许倍宁

供稿 | 李延欣 人文91班集体

摄影 编辑 | 刘麓成

转自“新斋日新”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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