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2019年12月，以敦煌研究院人文研究部部长、研究员杨富学教授为首席专家申报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敦煌中外关系史料的整理与研究”（19ZDA198）获准立项，原计划于2020年4月举办开题报告会暨丝绸之路文化交流学术研讨会。由于受新冠疫情的影响，计划不得不延期（推迟到10月10日在敦煌举办）。为了加强学术交流和推动项目研究工作的顺利开展，课题组 ...

2019年12月，以敦煌研究院人文研究部部长、研究员杨富学教授为首席专家申报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敦煌中外关系史料的整理与研究”（19ZDA198）获准立项，原计划于2020年4月举办开题报告会暨丝绸之路文化交流学术研讨会。由于受新冠疫情的影响，计划不得不延期（推迟到10月10日在敦煌举办）。为了加强学术交流和推动项目研究工作的顺利开展，课题组以腾讯会议的形式先行举办了“敦煌及中外关系史研究”系列讲座。主讲人分别由中外关系研究方面的著名学者霍巍、牛汝极、荣新江三位教授，以及课题组成员高启安、齐小艳、刘璟、袁炜担任，主持人分别为课题组成员杨富学、杨宝玉、张元林、杨瑾、齐小艳、祁晓庆。

第一讲由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四川大学杰出教授霍巍主讲，题目为《吉隆唐碑与蕃尼古道》，杨富学研究员主持。

霍巍教授首先从西藏的地理环境入手，介绍了西藏在沟通中国和南亚国家之间的重要作用，但在今天的陆上丝绸之路的研究中，这条可名为“高原丝绸之路”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掘。就唐初中原与吐蕃的交通来说，虽然传统史料中有若干记载，但往往仅有数言，无法勾勒高原丝绸之路全貌。霍巍教授等发现的基隆唐碑，对于《释迦方志》所记“东道”的完整复原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吉隆唐碑发现于今中尼边境基隆县，经霍巍教授等识读，发现为唐使王玄策使团所刻，名为《大唐天竺使出铭》。碑刻正文宽81.5厘米，残高53厘米，现共残存竖写阴刻楷书24行，原每行应有字30—40，因碑残破，现存字共约220，多已漫漶不清。霍巍教授依据碑文，结合传统文献的记载，不仅修正了传统史料所记王玄策使团第三次出使天竺的时间，且从碑文所记人名中，获取了若干非常重要的历史消息。吉隆唐碑所揭示的蕃尼古道是一条非常重要的中外交通道路，霍巍教授团队通过实地探踏，还发现了另外一些重要的考古遗存，如基隆贡塘王城、强准祖布拉康、帕巴寺、冲堆石塔、宗嘎镇卓玛拉康阑额彩绘及木雕、佩古措湖东岸戌堡、清代石刻、中尼界桥热索桥等，在讲座中，霍巍教授就这些遗址所体现的历史价值以及文化交流等进行了深入剖析。玄奘去印度经过吐蕃的路线也是霍巍教授思考的问题，而基隆唐碑所揭示蕃尼古道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环，不可或缺。高原丝绸之路一直是霍巍教授及其团队倾心所在，在会上，霍巍教授透露了国家文物局近期完成的未来十五年的西藏整体的考古计划，该计划的顺利实施以及考古所获，必将对高原丝绸之路的研究面貌带来极大的改观。

第二讲由北京大学历史系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荣新江作题为《沙州归义军与中西交通》的讲座。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杨宝玉研究员主持。

荣新江教授是最早研究归义军史的学者之一，代表作主要为著作《归义军史研究──唐宋时代敦煌历史考索》。讲座伊始，荣教授首先通过文献记载勾勒了归义军简史，并对归义军的历史贡献进行了阐述。敦煌文书体量丰厚，内容庞杂，其中就有很多归义军时期丝绸之路的直接记载，对此，荣教授列举了三件敦煌文书进行了详细说明。除了丝绸之路的路线，荣教授指出，丝绸之路全貌的研究更值得学界关注，如敦煌文书所能体现道路的凶险、般次往来的细节等。般次，即政府的使团，般次来往过程中如何接待、护送等，敦煌文书中都很详尽的记载，一些来往的僧人也往往与般次同行。就公元10世纪丝绸之路的辉煌来说，虽然在传世史料中也有记载，但敦煌文书提供了更为详尽的记录，讲座的最后一部分，即以大量的敦煌文书来例举了10世纪丝路的繁茂。

第三讲由兰州大学历史学博士，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博士后，兰州财经大学教授高启安作题为《北方岩画中的尖顶帽人》。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杨瑾教授主持。

岩画是人类幼年时期的创作：以石块或金属锐器为笔（一些洞穴、岩棚岩画，以天然颜料绘画），以大地岩石为纸，以原始的狩猎、饲牧以及信仰等狩猎、牧业经济和精神世界诸多为内容，蓝天白云下的艺术品。但长期困扰岩画研究者的一个巨大问题是，岩画创作的时代，不好断定，这大大影响了岩画内容和岩画时代社会历史的研究，降低了岩画历史和艺术价值的判断。高启安教授讲到中国北方岩画，从阿尔泰山、天山到祁连山、贺兰山、阴山山脉及黄河谷地，形成了一个弧形带，跨有新疆、青海、甘肃、宁夏、内蒙等省区，地理学中称之为“蒙古弧”。有中国分布最广、数量最多的岩画，占中国目前发现岩画的绝大部分。“尖顶帽”人岩画，多分布在这条弧形带上。衣饰是人类形象的外在主要表征，在古代缺少图像的情况下，衣饰往往是今人判别遗存形象族属、国别、人种的条件。而帽子作为衣饰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其中显著的因素。许多研究者，都优先采信帽子来判别古代人物的族属、国别、人种。而尖顶帽，作为中原周邻所谓“胡人”的外在表征而被研究者每每论之。岩画中的尖顶帽人，不同于墓葬或中原汉族艺术品中尖顶帽作为“胡人”标志的服饰出现，而应是自己所刻画。前者是以他者的眼光或观念中的影像，有格套化倾向；后者是对自身的描摹，真实现实。因此，出现在岩画中的尖顶帽，更具有写实的意味。岩画中出现的尖顶帽人，对我们判断岩画所处地域，当时岩画作者的族属和岩画的时代，都是珍贵的形象史料。也是研究弧形带早期人们生产、生活、迁徙的重要图证。遗留艺术品中尖顶帽人比对的珍贵资料。既是民族学的重要资料，也是丝绸之路史、河西走廊史的重要图形史料。他尝试将各地岩画上的尖顶帽分为高尖、帽尖前倾、帽尖后倾、宽沿、低矮尖顶帽5种类型，与考古出土的人物尖顶帽进行对比，期望得到一些初步结论。

第四讲由新疆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牛汝极作题为《丝绸之路上的景教东传及其本土化》。敦煌研究院人文研究部杨富学研究员主持。

在正题开始前，牛汝极教授首先就丝绸之路的“时空”、丝路与宗教传播以及丝路上的语言文字等进行了简要概述。他提到，德国地理学家冯·李希霍芬提出的丝绸之路声名远播，但历史上的“丝绸之路”远比这位地理学家所了解的复杂和漫长。与其称“路”，更不若称“路网”更为妥帖。丝绸之路大致经历了使节时代、朝圣者时代、商人时代、传教士时代、航海家时代和考古学家时代等不同时期，今天可否成为能源时代？丝路上的宗教传播，汉代及之后的时代，佛教、祆教、摩尼教和景教就沿着绿洲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后来还有伊斯兰教。而就语言文字来说，过去的百余年中，中亚-西域出土了大约20种文字、24种语言等大量古代文献，从而体现出了“言中有道，道中有言”的局面。

景教作为早期基督教的东方教派，在东罗马被视为异端遭到压迫后向东传播，至中土后，开始本地化。对此，牛先生首先指出，《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上的十字莲花就是景教本地化的典型代表，再如该碑使用的诗的文体、引用的大量儒道佛的术语和经典等，都体现出了景教中国化。经幢源于中国古代仪仗中的旌幡，佛教传入后逐渐演变而成石柱形经幢，洛阳出土的《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经幢，也是景教本土化的表现。中国发现的景教文献，有敦煌的汉文写本，也有吐鲁番的回鹘文、叙利亚文、粟特文等。对于突厥语部落皈依基督教，牛先生认为应始于公元646年，而文献所记载的突厥语部族中的基督教信徒数量并不少。就中国发现的叙利亚文景教墓碑和文献，从新疆、甘肃、内蒙古到北京，再到江苏、福建和香港等地。牛汝极教授通过大量的图片展示了这些景教文物。最后，结合自身十数年对于景教的关注和研究，提出了八点体会和认识，供学人参考和讨论。

第五讲由贵州省博物馆馆员袁炜作题为《贵霜王朝迦腻色迦的宗教政策及其多元性》。长治学院历史系副教授齐小艳主持。

讲座伊始，袁炜馆员首先对大月氏—贵霜的历史进行了回顾，从月氏的西徙到贵霜王朝的建立，以及贵霜王朝在中亚的扩展等。贵霜王朝信仰多变，讲演通过贵霜时期的三个圣物盒，探讨贵霜伊朗系宗教信仰的多神偶像崇拜。迦腻色伽时期，贵霜国力强盛，地域扩展达到鼎盛，对于迦腻色迦时期的宗教，他发现在不同的地域贵霜统治者执行不同的宗教政策。对此，讲演者认为，迦腻色迦的统治地区可分为核心统治区和一般征服区，在核心统治区，迦腻色迦尊重扶持当地的宗教，并鼓励这些宗教间的融合，这些宗教包含伊朗系信仰、婆罗门教湿婆信仰、大乘佛教、小乘佛教说一切有部；而在一般征服区，迦腻色迦并不关注当地宗教。

第六讲由澳门科技大学博士研究生、敦煌学青年学者刘璟主讲，题目为《中西文化中的“敦煌飞天”与“天使”比较研究》。敦煌研究院人文研究部副研究员祁晓庆博士主持。

刘璟博士认为讨论敦煌飞天艺术的时候首先要强调，敦煌作为一个实际社会空间的“完整性”与“多元性”，对于敦煌飞天所处空间(地理环境)莫高窟，只构成了地理和历史文化空间的一部分，因此佛教艺术不可能是一个独立而封闭的艺术传统，而是与其他(佛、道、儒)传统和视觉文化相融合并存的。“敦煌飞天”和“西方天使”相关联的图像、建筑、宗教思想等各类艺术形式所呈现出的是多元、多维度层面的整体，并不是简单化的个体意义联系。把握总体空间结构和视觉逻辑，从“飞天”与“天使”作比较应用“空间”概念的两个方式：图像空间、视觉空间等这样的研究方法，分析中西方不同视觉语言的空间关系和内在逻辑与文化脉络，发现飞天所处地理环境及历史变迁是一种时间叙事，而突破传统研究领域和学科划分，呈现用两者间比较的相互联系对于理解真实历史环境的作用，因此能强调中西民族文化的差异以及飞天所具有外来文化融合和本土文化的多重美学价值。两者“空间与总体艺术”的形成在某种意义上与中西文化有共同存在的艺术方式(审美意象)它们相互关联且充满互动关系。

第七讲由长治学院副教授齐小艳作题为《钱币学与粟特文明》的讲演。敦煌研究院人文研究部研究员张元林主持。

粟特[索格底亚那]钱币是粟特文明的缩影，见证了东西方两大钱币体系近千年交流、调适和融合的过程，体现了模仿与创新并存、多元与统一兼顾、兼容与承继结合的特征，已经成为研究粟特历史不可或缺的资料。对于粟特历史，齐小艳博士多年来一直关注的是粟特希腊化的问题。关于粟特希腊化，她指出，早期对其的探讨主要集中于巴克特里亚—粟特地区，并没有将粟特作为一个独立个案进行研究。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推进，国际学者逐渐将希腊化时期的粟特作为独立个案进行研究，成果丰硕。齐博士以中亚钱币研究著称，她通过大量的钱币例来说明粟特希腊化的问题。希腊人在粟特政治统治的结束，并不意味着希腊化文化影响的结束。政治上的变化与文化上的延续并存是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的政治与文化特点，希腊化文化遗产依然在钱币、城市建筑和壁画等方面得以延续。

齐博士讲座关注的另一重点是粟特钱币上的徽记。早期研究表明，徽记是家族或者王朝的一种象征和标志，但齐博士认为并不尽如此。以康国伊赫希德钱币的徽记为例，可以发现，徽记并不能完全反映国王之间的家族世系关系。米国、石国、曹国、火寻国与康国等钱币徽记之间存在一定的相似性。由此，齐博士认为，粟特钱币徽记应该是地域归属和地域政治关系的一种表现，这与汉文史料记载中粟特以昭武为姓或子嗣继承王位相似，一定程度上印证了“枝庶分王”的历史。对于粟特钱币的实际意义，通过对《历史》《亚历山大远征记》《史记》《古粟特文信札(II号)》《粟特文买婢契与丝绸之路上的女奴贸易》等文献记载的梳理，并结合考古资料，齐博士发现，粟特钱币并没有成为东西方贸易中的交换媒介。粟特钱币的演变基本与其政治历史一致，而且大多发现于周边地区，粟特钱币应主要用于地方贸易往来，其政治意义在一定程度上多于经济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