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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书鸿:此生只为敦煌

摘要: 他是一位画家,也是现代油画的大师,同时他还有一个称号广为人知——“敦煌艺术研究家”。他自称自己是“敦煌的痴人”,因其一生致力于敦煌艺术研究保护工作,人称“敦煌的守护神”。常书鸿 《画家家庭》早年,他留学法国,在近10年的绘画学习创作中,多次获得金、银质奖,成绩斐然。然而,他人在巴黎,情牵祖国,心系敦煌。于是,已当选为法国美术家协会会 ...
他是一位画家,也是现代油画的大师,同时他还有一个称号广为人知——“敦煌艺术研究家”。他自称自己是“敦煌的痴人”,因其一生致力于敦煌艺术研究保护工作,人称“敦煌的守护神”。

常书鸿 《画家家庭》

早年,他留学法国,在近10年的绘画学习创作中,多次获得金、银质奖,成绩斐然。然而,他人在巴黎,情牵祖国,心系敦煌。于是,已当选为法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法国肖像画协会会员,蜚声海外的他,怀着“败子回头,振兴中华”的意愿,毅然回到正值抗战时期的祖国,在风沙弥漫的大西北,率领一干人埋首荒漠,潜心研究敦煌艺术,几十年痴心不改。

  此系何许人也?他的名字叫常书鸿。

  负笈求学

  常书鸿,1904年出生于杭州,祖父是清代驻防浙江的“世袭云骑尉”。常书鸿的祖母识文断字,对于呱呱坠地的小书鸿寄予厚望,于是为其取名“灵官”——老祖母企望这个刚刚坠地就声震寰宇的小孙子一辈子官运亨通。然而,造化弄人。谁知“灵官”不“灵”,这个小男孩长大后居然不喜当官发财,一辈子痴迷于绘画。

  1918年,14岁的常书鸿考入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浙江大学前身)预科,学习染织专业,1923年毕业。在毕业典礼上,校长许缄甫朗声宣布:“学友常书鸿,因其成绩优秀,所以,他可以留校了。”台下学子一片错愕,继而惊喜,然后掌声雷动。

  1927年6月,常书鸿带职自费赴法国留学,11月考入里昂美术专科学校预科学习。经过4年苦学,他以全市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巴黎高等美术学校,投身著名的油画大师劳朗斯门下深造。翌年,他的油画《葡萄》、《沙娜像》、《裸妇》、《病中的妻子》等被法国蓬皮杜艺术文化中心、里昂美术博物馆、吉美博物馆等机构收藏。

常书鸿 G夫人肖像 1932

浙江省博物馆藏

常书鸿在巴黎画界声名鹊起。凭借高超的绘画艺术,常书鸿走进了西方艺术界的高峰,此后连续4年,常书鸿捧走了法国学院派最权威的画廊巴黎“春季沙龙”的金、银奖,以至于“不轻易以一字许人”的世界级艺术批评家莫葛雷破例在巴黎艺术刊物上撰文对其大加褒扬。巴黎艺术圈预言,“这位中华学子只要在巴黎坚持住下去、画下去,那么,毫无疑问,世界艺术大师的伟人祠里便会刻上他的名字。”

1930年代,常书鸿获巴黎春季沙龙金奖

虽然获得了令人羡慕的荣誉,但他身为华夏儿女,常书鸿炽烈的爱国之心一直跳动不息。他的脉搏一直与遥远的祖国的心脏一齐跳动。一次,在塞纳河边与敦煌石窟的异乡偶遇,就此改变了他的人生航向。

  1935年秋的一天傍晚,常书鸿在巴黎塞纳河畔散步,不经意间,他在一个旧书摊旁止住了脚步。

  “先生,请看看这几本画册吧,它们来自古老神秘的东方。”旧书摊的主人向常书鸿热情地打招呼。

《敦煌石窟图录》

  在随手翻阅的时候,一本《敦煌石窟图录》吸引了常书鸿的目光。这本古老的线装书盒共分6册,约收藏400幅有关敦煌石窟和塑像照片。一个新奇的世界仿佛一下子向他洞开了。那是从北魏到大唐时代的佛教艺术图画,其恢宏磅礴的构图和笔触,足以与拜占廷基督绘画媲美,其奔放的风格比西方现代派还要粗犷,彩绘人物更是画得细腻生动。常书鸿十分惊奇,方知在中国还有这样一座艺术宝库存在,且在法国早已引起了轰动。

  “这是我们法国英雄伯希和博士探险时从贵国的沙漠洞窟中发掘出来的。”当得知常书鸿来自中国时,旧书摊的主人进一步殷勤地向他介绍。

  在摊主的引导下,第二天,常书鸿迫不及待地去了当地的吉美博物馆。在吉美,他看到了当年法国汉学家伯希和从敦煌盗来,收藏在这里的大量的唐代绢画。仔细翻阅间,他吃惊地看到,伯希和从中国敦煌莫高窟劫走共计6000余种文书,此外还有二百多幅唐代绘画与幡幢、织物、木制品、木制活字印刷字模和其他法器。

  “这简直是一场艺术浩劫!”一种强烈的愤怒和耻辱感在他的内心涌动。

  此后多天,常书鸿都要去吉美光顾一番。留连于伯希和1908年从敦煌掠夺来的大唐时代的大幅绢画的展览里,常书鸿默默地想:“自己倾倒于西洋文化,言必称希腊,一直以为这些才是人类艺术的真正殿堂。然而,中国的艺术早于欧洲近一千年,而且是如此的辉煌。”

  

  “这简直是世界艺术史上的一个奇迹。”尽管历史已过去了近千年,可其表现手法和技巧仍然十分前卫和现代。满脑子西方艺术的自己,居然不知道山河破碎的旧中国,还遗留着这样一座精神丰碑!

  古老的祖国文化,仿佛一块磁石,吸引着这位年轻的艺术大师。莫名,一种震撼在他内心涌动。旋即,他产生了放弃巴黎优越的生活条件和工作环境的念头:“敦煌!那才是我心中的艺术圣地!”

  他期待着早一天与敦煌拥抱。

  比翼齐飞

  刚来法国留学的时候,常书鸿并没有沉醉于国外的风景,金发碧眼的美女似乎对他也没有丝毫的吸引力。初到巴黎,常书鸿潜心研究绘画的同时,在他的内心深处,依然朝思暮想着新婚燕尔的妻子。这个时候,她还在国内。

  常书鸿的妻子叫做陈芝秀。陈秀芝跟常书鸿是远方表亲的关系,有一次,陈秀芝陪母亲回娘家的时候,遇到了一身艺术气质的常书鸿。二人一见钟情。

  当陈秀芝和她的母亲从他身边走过时,常书鸿怔怔地呆在了那里,他不由得在心里惊叹:“这个世界上还有这么漂亮的女孩子!”刚一见陈秀芝,他一眼就看中了这个眼睛像黑葡萄的,水灵灵的女生。虽然只见过这么一次,但是常书鸿便再也无法忘记陈秀芝纤细、玲珑、娇美的身影。这一厢呢,陈芝秀也早已被常书鸿的才情所折服,真是“郎有情,妹有意”。

  经人穿针引线,二人一拍即合。

  “我,是天上的太阳,你,就是那个。他指了指月亮,“我心中的月亮女神。”月明星稀的夜晚,牵着陈芝秀的手,常书鸿悄悄地对她耳语。听着陈芝秀娇滴滴的笑声,常书鸿如沐春风,他整个身心都醉了。

   1925年,常书鸿和陈秀芝结婚。结婚不久,常书鸿去法国留学,在离别之际,常书鸿告诉娇妻:“待我在那里安定下来,马上接你去法国。等我。”

  妻子就是他学习的最大动力。本就聪明且有天赋的常书鸿,一心向学。留学法国,其结果是令人满意的,只一年就把别人3年的学习任务完成了。很快,他兑现了对妻子的承诺。1928年陈秀芝来到法国,与常书鸿会合,在巴黎高等美术学校雕塑班学习。

  在那里,两个人生活的非常幸福。1931年女儿常沙娜出生——“沙娜”取自塞纳河的谐音。二人在国外过着神仙眷侣般的日子。然而,这个时候从祖国传来了“九一八事变”的消息。

常书鸿一家在法国

  

  常书鸿为祖国的遭遇感到万分难过。为了缓解丈夫悲痛的心情,陈芝秀换上了丈夫最喜欢的衣服,并一遍遍演奏着他喜欢的乐器。在妻子悠扬的琴声中,常书鸿暂且把自己强烈的思乡之情抑制在内心深处。

  很快,两个人在法国的艺术圈双双取得了了不起的成就。当陈秀芝对此时的生活非常满意的时候,她没想到,丈夫一次偶然的塞纳河畔散步,就此改变了他们的人生轨迹。

  丈夫告诉她:“我要回国,修复那些被洋鬼子糟蹋的敦煌壁画。”

  “书鸿,你会不会是大脑一时发热?”听到丈夫常书鸿打算回国的决定,陈芝秀十分不解。

  “我意已决。为什么回国?因为,我们的艺术之根在中国——就在敦煌遥远荒凉的沙漠里!”他心潮起伏,不能自已。

  一切都缚不住常书鸿那早已飞回祖国、飞到敦煌的艺术之翼。

  志在敦煌

  1936年,留下妻子和女儿,常书鸿独自一人踏上归国之路。

  回到国内,中国正处在战争漩涡,哪里谈得上敦煌的保护?等候几年之后,1942年9月,在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先生的建议下,经多方努力,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常书鸿任所长。

  然而,成立了敦煌艺术研究所,却拨不出多少经费。在梁思成、徐悲鸿鼓励下,常书鸿决定靠画展自筹经费。

常书鸿一家四口在重庆

半年之后,期待已久的敦煌之行终于开启。常书鸿一行4人乘破旧的卡车沿着颠簸的公路西进,没有公路的地段,他们就换骑骆驼。去敦煌的路途是枯燥的,从逐渐消失的绿色,到满眼黄土枯草,再到无边沙漠。白天整天暴晒,加上漫天的风沙,到了晚上又冷得无法入眠。

  经一个多月的长途跋涉,1943年3月24日,历经千辛万苦,魂萦梦牵的敦煌终于出现在常书鸿的眼前。站在垒垒如蜂房的洞窟前,他凝视良久,心潮汹涌。穿梭于绚烂如珠玉的壁画彩塑间,尽管内心早有准备,但他还是“不由屏住呼吸,感到惊心动魄”。

此时的莫高窟,已经破败不堪。附近的农民不仅在洞窟里生火做饭,而且还在莫高窟前的绿洲中放牧,周边满目黄沙,闭塞荒凉如夕。交通和通讯依然原始落后,出门靠走,说话靠吼,条件艰苦的让常人难以想象。荒凉的百里不见一村一人,经常有狼群出没。

  敦煌不仅缺衣少粮,连马厩改造的房屋都成了他们奢侈的住所。到敦煌后,他们始终吃的是白水面条,配料是一盘盐和一盘醋(莫高窟的水质不好,含碱量太大,全靠醋来中和)。按常书鸿自己的话说:“从我们到达莫高窟的第一天起,我们就感到有种遭遗弃的服‘徒刑’的感觉压在我们的心头,而这种压力正在与日俱增。”在千里沙漠的一个点,于荒无人烟的绝境中,常书鸿一干人忍受着被人遗忘的苦痛和恐惧。原本为绘画艺术而来的艺术家们,下车伊始,第一件事情就是清理敦煌莫高窟里多年的积沙。原本拿画笔的,一双双纤细的手开始卖力地挥动起铁锹。

  不过,与同事们略有不同的是,初到莫高窟,在疲惫的劳作之余,常书鸿依然感觉“心旷神怡”,穿梭于各个洞窟,他感觉犹如步入仙境。夜深人静之时,他隔窗遥望繁星点点,彻夜难眠。于是穿衣起身,一个人独自漫步沙漠小径,看着萤火虫提着小灯笼在眼前飞舞,听荒野蟋蟀月光里弹琴。

  走累了,坐在沙包上小憩片刻,任夜风轻轻吹拂。

1940年代的敦煌

这时候,他的思绪飞向了遥远的巴黎。常书鸿一遍遍呼唤着妻子的名字,希望她尽快来到自己的身边。妻子在信中曾经一遍遍地问他:“一个喝过洋墨水、吃过洋面包,洋溢着现代艺术气息的青年才俊,投身于古老石窟里,值吗?”

  常书鸿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很值!岂止是很值?从看到它的第一眼起,我就在心里说:哪怕以后为它死在这里,也值!……”他认真地告诉妻子:“这里,的确是西方艺术难以比拟的艺术圣殿。无论从洞窟建筑结构、壁画的装饰布置,还是画面的主题内容和民族特征以及时代风格来说,都是无数艺术匠师们呕心沥血、天才智慧的艺术结晶。”

  

  陈秀芝不想离开法国,可是为了支持丈夫的事业,经过丈夫再三的“开导”,她咬了咬牙,终于带着儿女,从繁华的巴黎,一路车马劳顿来到了敦煌。他们一家就住在崖壁下面的一个破庙里。这里,桌、椅、床都是用土堆成的;没有电,晚上点的是油灯;没有自来水,只能从庙里一口古井里打水,而水却是咸的。在滴水成冰的屋里,甚至没有任何取暖的设备,住所的周围被戈壁包围,最近的村舍也在几十里外。

  到了敦煌之后,常书鸿放弃了个人的艺术创作,带领他的研究人员清沙筑墙、整理资料、修复石窟塑像,在莫高窟开始了艰苦的拓荒工作。每一天,常书鸿和他的同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这个时候,常书鸿对陈秀芝也不再像以前那样的嘘寒问暖。陈芝秀过惯了阔太太的生活,生活环境的改变,丈夫态度的改变,都使她的心理日渐变型。很快,内心早已对丈夫怨愤不已的陈秀芝,内心感情的天平渐渐向一个新来的同事倾斜。更出人预料的是,她最后居然选择了抛弃丈夫,以及她生下的两个孩子,跟着那个“关心”她的男人私奔了。

  而这一切,常书鸿都蒙在鼓里。当常书鸿的弟子董希文告诉他真相,并把一封信交给他时,他刹那间感到天旋地转。常书鸿不相信,他怎么能相信并接受这一事实呢?一个是他心爱的妻子,她的女神;一个是他的部下,他的同乡。

  “苍天呐!”……“佛祖在上,我常书鸿究竟做错了什么?”常书鸿浑身颤立,他把信撕了个粉碎。看着眼前呆呆直立的老师,董希文发现,他的一双眼睛一下子“变成了两个深深的黑洞”。为了挽救这个家,常书鸿冲出屋子,不顾天色已晚,骑着马匆匆去追赶妻子。半路上,常书鸿昏倒在沙漠当中。他的生命岌岌可危。如果当时石油勘探队的一个工程师没有偶然碰到他并搭救了他,他可能就死在沙漠当中了。

  “……芝秀,你为什么这么绝情?为什么置20年的恩爱于不顾,弃我和孩子而去?……为什么?……”

  风沙呼啸。面对无垠的沙漠,他仿佛听到妻子的哝哝吴语:“离开敦煌,离开敦煌……”

  魂系敦煌

  随后的日子里,常书鸿把全部心血都倾注于事业,其余什么也顾不得,只知拼命去工作。“杭州有句话叫‘杭铁头’,爸爸经常这样说自己,想干的事情不管有多苦,非干到底不可。”女儿常沙娜回忆说。

  此时,他的女儿常沙娜,在经历诸多变故之后,似乎一下子长大了。她开始挑起母亲撂下的挑子,不仅照顾弟弟,而且负担起各项繁重家务。艰难的日子里,女儿成了常书鸿最大的心理慰藉。常书鸿继续埋首莫高窟的修复工作。为了解决最严重的流沙侵袭问题,常书鸿想尽一切办法,把洞窟的积沙清理掉,筑起了一道千米长的沙土墙,矗立在千佛洞前。他和同事们为洞窟编号,一遍遍临摹敦煌的壁画,开始对敦煌进行系统有序且细致地研究与保护。

1943年,常书鸿初到敦煌,与张大千、向达、谢稚柳等参观安西榆林窟

因为缺少人手,1943年,常书鸿千里迢迢赴重庆“招兵买马”。5月的一天,一身黑条纹旗袍,两条麻花辫,即将大学毕业的李承仙拿着几张油画作品敲开了常书鸿的房门。李承仙来自四川国立艺术专科学校西画系,系鼎鼎大名的张大千的“师妹”,当她从张大千那里得知常书鸿来重庆招收学员,便欣然前往。李承仙在和张大千聊天过程中,断断续续了解了常书鸿和敦煌的曲折故事,并对常书鸿产生了仰慕之情。

  看着面前这个落落大方的女生,再看看她的油画,常书鸿告诉她:“敦煌远离人烟,生活艰苦,古代只有军队和被流放的犯人才去,所以,你要想清楚。”常书鸿并不想招女学生,不是性别歧视,而是敦煌的条件实在艰苦。他的妻子,就是因为忍受不了那里的恶劣环境离他而去。

常书鸿与李承仙

  当他得知她就是张大千的“师妹”时,常书鸿认真地告诉这个小女生:“当初,我刚到敦煌的时候,遇到了在敦煌面壁三年的张大千居士。我们相见恨晚,无话不谈,临别之时,张大千赠给我一句话:‘要在敦煌呆下去,即使不信佛,也得将自己修炼成佛爷。’”“所以,你可听仔细了。”常书鸿慢悠悠地说道:“敦煌的生活条件和工作环境,不是你想象中的那样浪漫!一个女孩子,去了会受不了的。”末了,他淡淡地说“你,还是回去吧。”

  然而,李承仙去意已决。她郑重地告诉常书鸿:“请您把我的名字写在出发名册上吧。我决不后悔。”

  常书鸿眼睛一亮,他暗暗想,敦煌,不就是需要这样的人才吗?

  不久,李承仙接到录用通知,踏上了去敦煌的征途,并在中途兰州与比自己大20岁常书鸿相知相爱结为伉俪。“常书鸿才华横溢,命运多舛,因痴迷敦煌,被妻子离弃。我对他同情、尊敬,愿与他共命运。我们都是敦煌痴人,这是缘分。我从此成了他的爱人、学生、同事、护士、保姆。”多年后,李承仙这样写道。

  到了敦煌后,他们一起商讨研究,组织修复壁画,在莫高窟前种树防风沙,搜集整理流散文物,撰写了一篇篇极具学术价值的论文,还临摹了大量的壁画精品,并多次举办大型展览。此后,常书鸿和李承仙几十年相濡以沫,他们不仅是情意绵绵的人生伴侣,更是亦师亦友的搭档与挚友。

常书鸿与李承仙的临摹

1945年7月,国民政府教育部下令撤销敦煌研究所,莫高窟交给敦煌县政府。常书鸿得知消息,四处致信,寻求支援,每封信的后面,他总是忘不了加上这样一句掷地有声的话:“我所同仁,誓死不离敦煌!誓死不离莫高窟!”

  就这样,常书鸿和他的同事坚守敦煌,一待就是几十年。他的研究卓有成效,在国内外声名鹊起,成了名副其实的“敦煌守护神”。1982年,常书鸿担任国家文物局顾问迁往北京,但心依然在敦煌,他在屋子里挂满了风铃。

常书鸿 九层楼

  原来,莫高窟有一座倚崖高楼,人称“九层楼”,其檐角都挂着铃铎,叫做“铁马”。不管白天黑夜,这些“铁马”都在风中摇曳,叮当作响,悠长、浑厚、苍凉。常书鸿听了几十年,风铃声,已经融入到了他的生命中。在北京安度晚年的日子里,他在屋里挂上风铃,仿佛自己依然身在敦煌。

  一次,日本著名作家池田大作来访,他问常书鸿:“如果来生再到人世,你将选择什么样的职业呢?”常书鸿不假思索地说:“我不是佛教徒,不相信‘转生’。不过,如果有来生,我还是敦煌人常书鸿。”

常书鸿

1904-1994

1994年,常书鸿逝世,享年90。按照他的遗愿,常书鸿魂归敦煌。魂兮归来!敦煌,就是他的家。在这里,他度过了大半生。这是给了他无数欢乐和悲伤的地方。常书鸿墓碑面对着莫高窟的标志性建筑九层楼,在一方黑色的花岗岩大碑上,镌刻着赵朴初为之撰写的大字:“敦煌守护神常书鸿”。

  

  常书鸿永远不会离开这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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