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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心 | “筑史与拼图”,去追迹一位考古学家的万年行旅

摘要: 一次出差的机会,让我和蒋乐平先生“又”走到了一起。 为什么是“又”呢?这要从我的工作经历说起。2014年7月,我来到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前面两年我与他一起工作,其间我们发掘了桥头遗址,编写了上山遗址的报告。2016年11月,“上山文化命名十周年暨稻作农业起源国际学术研讨会”召开之后,我的工作有所调整,慢慢开始独立带队发掘,虽然有更多 ...

一次出差的机会,让我和蒋乐平先生“又”走到了一起。

为什么是“又”呢?这要从我的工作经历说起。2014年7月,我来到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前面两年我与他一起工作,其间我们发掘了桥头遗址,编写了上山遗址的报告。2016年11月,“上山文化命名十周年暨稻作农业起源国际学术研讨会”召开之后,我的工作有所调整,慢慢开始独立带队发掘,虽然有更多机会接触到不同文化、不同时期的古遗址,但上山文化一直没有割舍掉,它既是我考古工作的起点,也是我发问追思的原点,就像婴儿第一次落地行走迈出的脚步,浅浅的,却坚定而果敢,也许我们很少去追问他行走的意义。

这便是我和蒋乐平先生在工作上的初次结缘,但我们的关系并不止于此。他是81级中山大学考古学专业毕业的学长,作为后学,除庆幸工作上有合作的机会之外,我自觉身上肩负着些许使命,一种类似“学统”的东西有必要经我延传。尽管并不一定存在,但它确实反映了我最初工作时的部分心境。也许蒋先生亦有同感,每每问学于他,事无巨细,也总是悉数相授,而我则受益匪浅。时间长了,我也能逐渐揣摩到他的思想和意趣,对于他的文字自然也不陌生,读他的书往往能体会到哲思和文学的双重意境与美感,这在他的《跨湖桥文化研究》和《万年龙游》两本著作中早有体现,无须赘言。所以我私底下时常调侃他:“别写考古的书了,退休了以后当作家。”对此,他总是笑而不答。

果不其然,还未等到“功成身退”,他就已经开始行动,当我得到消息时,这本《万年行旅》已经宣告完成,正待付梓出版。说来也巧,正是那次出差,让我有幸先睹为快。这部凝练了他思想精华和情感记忆的小书,可以让我循着他的遐思和怅惘品读他的心路历程,并透过他的文字,感受他的喜悦与忧伤,领悟他及那代人的考古情怀。

异想天开的孩童,总有做不完的奇怪的梦。好奇心,或许从小就深藏在他的内心。不论是淌行故乡的小溪,遥望远方的“鸡冠山”,还是沉睡于稻草中关于“宇宙”的梦,时空是他孩童时代最大的困惑,也许还包括对生命本质的焦虑和怅然,甚至是成年后的他仍在“对抗”风暴的夜晚思索仪式对于生命的意义。我不知道潜意识里,这是否会牵引他选择考古作为毕生的事业。但面对困顿,选择前行和超越一直是他最实用的策略,例如从瓷窑址考古转向史前考古,从河姆渡到楼家桥,再从跨湖桥到上山,不同的转向是我们在书中经常读到的主题——面对选择,他总有清晰的认识和判断,而每一次都好似对自我和特定现状的某种超越,这不经意间构成了他的精神惯性,即不因循守旧、墨守成规,现在回过头看,如果没有他对时空框架认识上的突破,上山-跨湖桥-河姆渡至今也可能无法串联。又或者,对于时空的解锁,早在他还是个懵懂的孩童时就已经有了探索的方向。

求学问道的青年,总会面临困难和问题,人生也一定是在答疑解惑中完成蜕变,此谓之成长。尽管书中并未介绍他在大学时的经历,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推知他勤恳治学的态度和求知若渴的热情,弥补我们遗憾的是那段“领队培训班”的经历。从刚开始因为担心“布方”失败而请教同学,到探方刮面时被指导老师“开小灶”,我们能想见到他谦虚、审慎的姿态,这是对古遗址、古人类充满的敬畏之心。尽管他多次戏称时常感到被“末位淘汰”的压力,但更为真诚的情感是他写给单位同事朦胧的诗句——“我深感古人第一次呈示于我,袒露于我,透彻而真实。这种真实是对我主动趋近的呼应,层面上清晰的线条,是我与古人作揖相望的界河,犹如显灵的画符。”主动趋近,作揖拜首,无比虔敬!也正因如此,才有他后续的成绩,即使是经历过在他看来“困惑”的九十年代,乐观如他,也都能开启柳暗花明的新篇。

坚守志业的中年,总会面对质疑和挑战,真正的勇士从不因为责难而放弃前行。苏轼词云“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用在他身上,非常贴切。细心的读者也许会发现,他的考古之旅像在穿行逆流的时间之河,从名山后-塔山-楼家桥-跨湖桥到上山,时间从距今5000年上溯到10000年前,他的脚步也从滨海走向山地。钱塘江不仅蜿蜒出时光的彩带,也滋养着这位在江村边长大的孩子。也许是他的宿命,这条母亲河大致勾勒了他考古之路的所有界标,驻足于每一个站点,他都能从中吸纳智慧和勇气,正如书中所呈现的——钱塘江南北二元论的辨析,跨湖桥文化性质和年代的争论,上山文化遗址群和稻作农业起源地的研究,每一个课题都在“破”与“立”之间带给我们新的认识,也引领着他不断追寻事业的方向。

我并不知道上述轨迹能否归纳他已经走过的考古之路,或许我生涩的认识显得粗放而草率,对于诸多细节,读者们自会有切身的体会和反思。但我确信按时间梳理的好处是便于把握他思想的脉络和特质,也许作者的本意并非供人评价和总结,但袒露自己的真诚可能是本书最大的特色。对于普通的读者而言,我觉得这已经是不小的收获,但对于从事考古工作的朋友们来说,其实能揣摩出本书最核心的命题是对考古学本质的思考,例如书中有专门一节讨论“什么是考古学”,更多理论和方法的思考则融入他整体的叙述之中,其中涉及遗迹遗物、探方和遗址、考古学文化和区系类型等等。如果将这一问题延伸开来,作者还十分关切考古学的意义。正如他在后记中所言:“考古发现所拓展的时空范畴以及人们对时空证据的追问和兴趣,充实了我对考古意义的认知”。在他看来,考古学是关于时空的学问,是帮助人类寻找自我的科学,基于这样的价值判断,他认为考古的目的是对历史事实的认定,考古发掘是剥离这些事实的第一现场,因此要慎之又慎,如何将这些事实统合起来,则是思想和方法的事情,因人而异,没有统一标准。

言及于此,我不禁感叹,一个平凡的考古人,人生可以如此精彩,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们这一代人中涌现了许多优秀的代表,但也有不少在时代的浪潮中褪去了身影,谁都不想隐没,但不争的事实是时间对谁都很公平,就看自己如何把握。

合上书卷,我问自己若干年以后会是怎样一番情状?每每想到这里,内心就极为惶恐,唯一的希望是不要太过狼狈。好在前辈学者身体力行,树立了榜样,更值得庆幸的是我身边有很多像蒋乐平先生这样有情怀、有宏愿的师长,耳提面命、谆谆教诲,也绝不会使我半途而废,如果偶有所得,多半也是他们的功劳!这是我敢于作此文的勇气和信心。

最后,本书的精彩之处绝不止于此,那些关于青春、友谊、师长、岁月的追思和回忆更显厚重和温情,那是考古学家共有的特质和情怀。是多少个夜晚,孤眠于乡村荒野,才能感受到的历史的苍凉和宁静;是多少次回眸,凝神于炊煮器什,才能品读到的古人的脉搏和心境。

因为穿行荒野、寻觅古迹,我们才可能成为联通古今的使者,才可能成为修筑历史的书吏。

摸了陶片的手还来不及洗净,访古的路还将开启,深埋地底的“无字天书”终会被我们慢慢破译!

读书的乐趣在于启发思考,愿每一位读者都有所得,愿我们都能找到初心。

《万年行旅——一个考古人的独白》,蒋乐平著,浙江大学出版社2020年7月出版,定价58元

(作者单位: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编辑:宋梦寒 张 怡

审核:李 政

本文刊登于2020年9月25日

《中国文物报》第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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