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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一人一窟一辈子
无边的梦寐
两个世界的人们，隔着千年光阴，沉默着凝神对望。
通过扎实的临摹，
他们发现了许多书斋学者无从触及的世界。
一
1943年年末，隆冬时节，游弋在成都上空的日军飞机渐渐地少了。人们不再忙于“跑警报”，步履恢复了巴蜀之地的从容与淡定，茶馆里又变得人声鼎沸，一场画展也开始紧张地筹备起来。
四川省立艺专19岁的学生史苇湘，拜访了画展的作者。那个留着长髯的中年人，就是传说中的张大千。张大千刚刚从敦煌满载而归，经过近三年的辗转流徙，临摹了大量敦煌壁画。史苇湘被学校选中，派到张大千身边做助手，帮他布置这次临摹展。
张大千告诉面前这个兴奋的年轻人：“要做一个中国画家，一定要到敦煌去。”他并不知道，这句话将影响一个年轻人的一生。敦煌，史苇湘对它几乎一无所知，从地图上丈量，敦煌在成都西北方向，有2000公里之遥。
次年1月，展览在成都举办，盛况空前，被陈寅恪誉为“敦煌学领域中不朽之盛事”。史苇湘的同学们同样在画展上流连忘返，那些线条繁复的衣饰、瑰丽离奇的色彩，在年轻人心中播下了一颗颗种子。
画展结束，史苇湘并没有去西北2000公里外的敦煌，而是被战火裹挟着，飞往西南方向2000公里外的中印边境。一场残酷的战争，正在那里蔓延。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日军从东南亚强行突击，试图切断滇缅公路，那里几乎是中国最后的一条生命通道。中国为此组织远征军，赶赴印度、缅甸，与盟军合作抗战，“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口号响彻大江南北，史苇湘也应征入伍，在宪兵独立营担任班长，守卫印度雷多公路。
一年后，抗战胜利，幸存下来的史苇湘回到成都，继续学业。中国派出的40万远征军将士，近半数阵亡在异国的土地上。
二
参军让史苇湘的毕业时间顺延了一年。1947年，女友欧阳琳先毕业了，在四川省立艺专，她师从沈福文，学漆器工艺，但她并不打算在成都找工作。3年前张大千的那次画展已经让她下定决心，她要去敦煌，寻找属于中国的艺术表达。
欧阳琳的母亲去世很早，父亲另娶，很少过问她的生活。她把自己制作的一些漆器卖掉，史苇湘又帮她借了些钱，西行的路费，总算勉强凑出来了。
敦煌艺术研究所职工合影（1948年）
当年在画展上流连的年轻人都对敦煌心向往之，然而，真要做出前往敦煌的决定，每个人都有各自的顾虑，毕竟，敦煌遥远，前路莫测。最终结伴而行的，只有欧阳琳、黄文馥、薛德嘉和孙儒，三个女生，一个男生。
蜀道之难，出入都颇费周折。他们沿路搭车、换车，并不知道第二天自己会身在何处，一切都要靠运气。汽车开到阆中，暴雨接连下了几天几夜，山洪暴发了，他们只好停下来，等待洪水退去，再换车。走过麻风病蔓延的村庄，遇过蛮横的哨兵，他们终于进了甘肃地界，随即沿着河西走廊继续西行，兰州、武威、张掖，一路走走停停。40多天后，张大千笔下的敦煌，终于化为地平线上寂寥的三危山。
此时，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已经成立，留法归国的画家常书鸿担任所长。接连一个星期，常书鸿带着这些远道而来的年轻人，沿着被积沙掩埋的崖壁，一个洞窟一个洞窟地看过去。从北魏、北凉、西魏的佛国，到隋唐的山水、人物、建筑，衣袂飘举，光影交错。285窟的壁画，让欧阳琳徘徊不去，伏羲、女娲、力士、开明、飞廉、飞天……各种极富想象力的形象、斑斓瑰丽的色彩，令她震惊。渐渐地，震撼又变成好奇——洞窟里光线昏暗，一千多年前的画工们究竟是怎样一笔一笔创造出这样一片绚烂的神佛世界？窟顶的藻井描绘着莲花变化的形象，一条直线往往有一米多长，却画得特别直，当年的画工们又要下多少苦功，才能一笔就画下如此精准的直线？
多年后的今天，已经90岁高龄的欧阳琳这样形容自己与敦煌的第一面—“又惊讶，又感动”，她和她的同学们相信，自己的选择没有错，一路上所受的许多苦，都是值得的。
从老照片上能看到她们当年的模样。这些20多岁的南方姑娘，穿着城里流行款式的裙子、旗袍，在洞窟间穿梭，胡杨树背后，是一望无际的沙漠与戈壁滩。只是后来，薛德嘉和黄文馥相继离开，三个姑娘里，只有欧阳琳留在了敦煌。时光荏苒，60多年过去了。
三
史苇湘抵达敦煌县城时，已是1948年的秋分时节。在东北，辽沈战役早已打响，西北也同样人心惶惶。
夜里，一阵喧闹声惊醒了史苇湘。街上人喊狗吠，乱作一团。店主悄悄地告诉他，当局正在抓人当兵。
史苇湘躲在店里，避过一劫。
到了莫高窟，史苇湘被安排在一间土房子里，从前是寺庙的马圈，据说开庙会的时候，人们会把牲口拴在这里。
夜半时分，他再度惊醒，一股巨大的嗡鸣让他陡然心悸。望向窗外，茫茫戈壁上只有一弯残月，循着声音仔细查看，原来是凛冽的夜风震响了莫高窟九层楼上的铁马风铃。
通货膨胀很快就失控了，上午发了工资，下午已经一文不值。研究所的一位工友存了几个月的工资舍不得花，转眼就变成一堆废纸，一气之下，竟拿这些纸币糊了炕围。
史苇湘却顾不上沮丧与忧虑，能见到梦寐已久的莫高窟，已经让他欣喜若狂。但他发现，敦煌壁画并不像张大千所描绘的那样，显然，张大千在临摹时加入了自己的理解，进行了再创作。
所长常书鸿和美术组组长段文杰为临摹确定了另一个标准，他们希望大家对壁画进行客观临摹，如实地呈现，先从壁画的局部开始，建筑、人物、生活场景、藻井……画一些小画试试。
史苇湘的第一次临摹，就以失败告终。他用了一个星期临摹了285窟的几个局部，自己觉得还不错，同事们却认为，这是西风画线描，史苇湘在临摹时不自觉地运用了油画技巧。客观临摹绝不是想象中的样子，线描是敦煌壁画的基础，也是精髓，手上的功夫容不得半点马虎。
经过细致的临摹，才能真正理解一片壁画，领会一座洞窟。第一次临摹172窟的《西方净土变》时，欧阳琳发现，西方净土三圣——释迦牟尼、观音菩萨、大势至菩萨的衣饰、璎珞、珠串、眉眼，每一根线条看起来或许平淡无奇，真要落笔时才能体会一千年前古人的良苦用心。这些细微的线条，经过上千年的风沙侵蚀，只有在光线很好的时候才能隐约辨别出色彩的复杂层次，以及蕴含其间的微妙动态。于是，趁着天光好的时候，就得抓紧到洞窟里画，错过了光线，只能点汽灯，后来，大家又发明出一个“借光”的方法——放一面玻璃或者一张白纸在洞外，把阳光折射进去。不到一平方米的壁画，往往要临摹几个月。
两个世界的人们，就这样隔着千年光阴，沉默着凝神对望。
张大千对临摹的理解是“将古人的笔法、墨法、用色、构图，通过一张又一张的画作，仔细观察它的变化，并加以了解、领会，深入内心，达到可以背出来的程度。然后经过背临过程，把古人技法运用自如，最后把古人的东西变为自己的”。
这些年轻人都是被张大千的展览激励着来到敦煌，想要寻找自己的艺术之路。于他们而言，敦煌壁画原本也可以只是一个媒介、一种技巧，他们原本也可以以此来推进自己的创作，但他们还是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另一条路。
舍身饲虎线描
艺术家对于自我、个性最为看重，他们却在临摹敦煌壁画时将自我、个性小心翼翼地藏起来，谦卑地去体会一千年前画师们落笔时的构思与喜忧。这条路注定更加艰难，甚至会让他们的一生都默默无闻，他们却义无反顾。在他们心目中，临摹本身也是一种保护，一种研究。史苇湘在临摹壁画时，发现了《大云宝雨经变》等佛教史迹画，发现了直辕犁和曲辕犁，首次排比出23个北周窟，纠正了6个唐代窟编年的错误；欧阳琳则在临摹的同时专注于敦煌图案的研究，从藻井、平棋、人字披、边饰、龛楣、圆光、华盖、幡幢、桌帏、地毯、地砖、香炉的图案纹样中，寻找植物纹、动物纹、天人、飞天、佛、菩萨、神灵异兽、龙、凤的独特含义。通过扎实的临摹，他们发现了一个书斋学者无从触及的世界。
……
八
抵达敦煌之前，或许每个人都想象过无数种与敦煌相遇的方式，却很少有人想象过该如何告别。
史苇湘和欧阳琳在敦煌生活了45年，1992年，退休后的夫妇两人移居兰州。在这座现代都会里，他们却依然过着在敦煌时的生活。每天最主要的工作仍然是临摹壁画、研究、写作。欧阳琳晚年临摹的壁画超过100平方米，有人问她，既不办展览，又不出画册，临摹这么多壁画做什么？欧阳琳也问自己，究竟是为了什么？究竟要临摹到什么时候？
这些问题，其实不需要回答。就像史苇湘离开敦煌前所说的那样：“在我三灾八难的一生中，还没有一次可以与初到莫高窟时，心灵受到的震撼与冲击比拟。当时我回忆起1943年在成都为张大千先生‘抚临敦煌壁画’展览会服务时，见到那些大幅壁画临本，如何使我动心。大千先生对我说‘要做一个中国画家，一定要到敦煌去’。……也许就是这一点‘一见钟情’和‘一往情深’，造成我这近五十年与莫高窟的欲罢难休……”1943年的那次相遇，是缘分的开始，也是命运的转折。
1999年，75岁的欧阳琳摔伤了腿，做手术时神经损伤，她在床上躺了28天，万念俱灰，幸好一位外科大夫强迫她在床上翻身，下地拄着拐杖走路。她看见窗外行色匆匆的人群，踢球的孩子，生机勃勃的春天。老人开始重新走路，虽然没能痊愈，至少渐渐地不再依赖拐杖。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2000年1月16日，史苇湘去世。
家里藏着一个本子，是欧阳琳在那一年的夏天用毛笔写的，她把自己喜欢的唐宋诗词、敦煌曲子词抄录下来，有王维、李白、李商隐、苏轼……陪伴了她一生的史苇湘离开了，她念了一辈子的那些诗词，也要回想半晌才能记起来，老人把字写得特别大，就是为了哪怕哪一天眼睛花了，还能看得清楚。
苏东坡是她最喜欢的诗人，她和史苇湘的四川老乡，词风旷达豪放。老人说：“你喊我背苏东坡的诗词，我还可以背。”
过去的十几年里，老人又大中风三次，小中风三四次，每次都顽强地挺过来了。桌上堆满了杂志和书，她前些天刚刚把莫言的小说全集都看完了，最近在读纳兰词。听力虽然不太好，看书却很快，每天女儿回家，都被母亲追着问，你又给我买什么书了？
80岁时，欧阳琳被迫放下握了一辈子的画笔，老人说：“我画不成了，画画费眼力得很。”她开始用另一种方式继续笔耕不辍，她在82岁出版《敦煌壁画解读》，83岁出版《敦煌图案解析》《史苇湘欧阳琳临摹敦煌壁画选集》，87岁出版《感悟敦煌》。
她将自己多年来研究性临摹的经验写下来，继续探索并诠释着敦煌壁画的艺术价值。老人说：“去年敦煌研究院给我评了终身成就奖。其实，研究院还有很多人比我的贡献大，咋个就轮到我了？我也不知道。”
22年过去了，90岁的欧阳琳再也没有回过敦煌，却又似乎从未离开。
撰文：张泉
史苇湘
史苇湘（1924—2000），生于四川绵阳。2000年病逝。敦煌学研究专家。1948年毕业于四川省立艺术专科学校，同年9月前往敦煌莫高窟，在敦煌艺术研究所（敦煌研究院前身）从事敦煌壁画的临摹和研究工作。曾任敦煌研究院资料中心主任、研究员。20世纪60年代以前，潜心于临摹、探索壁画艺术，作品曾多次在国内外展出。1961年后，他主持创建了敦煌文献资料为主体的资料库，被同行誉为敦煌“活字典，活资料”，是最早运用艺术社会学理论研究敦煌石窟艺术的学者，敦煌学研究的开拓人之一。2002年出版遗著《敦煌历史与莫高窟艺术研究》，为敦煌学史中里程碑式的著作。
欧阳琳
1924年生于四川彭县，1947年毕业于四川省立艺术专科学校，同年9月前往敦煌莫高窟，在敦煌艺术研究所（敦煌研究院前身）从事敦煌壁画的临摹和研究工作。1986年退休，为副研究员。她所临摹的敦煌壁画曾在日本、法国、苏联以及中国台湾、北京、上海、兰州等地展览过，并被收入日本、法国出版的图录画册《中国敦煌壁画》，主要出版有《敦煌线描集》（合著）、《敦煌图案》（合著）、《敦煌图案临摹本》（合著）、《敦煌图案解析》、《史苇湘欧阳琳临摹敦煌壁画选集》、《感悟敦煌》等。
本文摘选自《敦煌：众人受到召唤》，新民说·广西师大出版社2020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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