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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李廉墓志》窥初唐社会变革

摘要: 《李廉墓志》志盖李府君墓志铭并序 《李廉墓志》,2003 年出土于荥阳市广武镇后王村东,现存于荥阳市博物馆。志盖合一,盖盝顶,底边长 38 厘米,宽 34.5 厘米,顶边长 25.5 厘米,宽 22.5 厘米,边缘厚 4 厘米,顶部厚 14 厘米。奇特处在于盖顶部刻一只高浮雕卧龟,四周环刻“大唐故李府君墓志铭”,四刹阴刻牡丹花。志石长 38 厘米,宽 34 厘米, ...

《李廉墓志》志盖

李府君墓志铭并序

《李廉墓志》,2003 年出土于荥阳市广武镇后王村东,现存于荥阳市博物馆。志盖合一,盖盝顶,底边长 38 厘米,宽 34.5 厘米,顶边长 25.5 厘米,宽 22.5 厘米,边缘厚 4 厘米,顶部厚 14 厘米。奇特处在于盖顶部刻一只高浮雕卧龟,四周环刻“大唐故李府君墓志铭”,四刹阴刻牡丹花。志石长 38 厘米,宽 34 厘米,厚 12厘米。文 19 行,满行 20 字,有界格。志文正字断句如下:

李府君墓志铭并序

府君讳廉,字思廉,其先陇西郡人也。祖高,邓州参军,父亮,授本州司马,并簪缨相承,冠冕不绝,不患无位,患己不立。君辞家为国,弃笔从戎,一战而獯虏弥除,并斩而亭障清。尔先有常法,赏其有功,荣其崇勋,乃酬上柱国,便归故里,不求高名。

呜呼!彼苍何苦,逝者如斯。以开元廿三年岁次乙亥正月三日寝疾殁于私舍。以其月十九日合葬于广武山南十里平原,礼也。夫人南阳郡韩氏,有淑媛之德,怀母仪之风,先殁之年于兹二纪。嗣子大进哀号擗踊,孝同与曾参,吐血伤神,恸泪于院寂。次子小进少夭,今亦同圹茔焉。呜呼!安其宅兆,范于坟茔。万岁千秋,恐陵谷之迁变 ;天长地久,嗟泉壤之幽深,勒铭此时,用表其事,乃述铭曰 :

昂昂李公,少禀仁风。辞亲入募,为国输忠。罢归田里,优游以终。郁郁佳城,李公长入。凄怆丘陇,苍芒原隰。东接荥阳,西降虢邑。逝者如水,白驹仍急。沉沉泉壤,去者不回。蕙心玉质,皆变黄埃。一閇幽壑,千秋不开。勒铭贞石,埋于夜台。

志文共分四部分 :第一部分为志文的标题,第二部分述李廉的家世及生平,第三部分描写了李廉去世后的亲人悲痛、丧仪安排等,第四部分为墓铭。

李廉家世

李廉及其祖父李高、父亲李亮,史书均无记载。志文载李高为邓州参军,“邓州,隋南阳郡。武德二年,改为邓州,领穰县、冠军、深阳三县……户三千七百五十四,口一万八千二百一十二”,“户不满二万,为下州也……参军事一人,从九品下……司马一人,从六品下”。李高、李亮的官职并不高,却给家族带来了“簪缨相承,冠冕不绝”的荣耀,这得益于中国古代的门荫制。所谓门荫制度,就是指凭借父祖先人的官爵禄位入仕或者取得入仕资格的一种选官制度。按唐制,六品以下官员子孙是不符合用荫条件的,但在入仕方面仍比普通社会成员有一定的优势,即可以参加专门为他们设置的带有服役性质的职役,通过一定年限的番上服役或纳资代役,获得叙阶,只是所叙阶品比较低,“七品以上子,从九品上叙……九品以上及勋官五品以上子,从九品下叙”。虽然从志文中无法知道李亮在依门荫进入仕途后步步攀升的详情,但从李廉“不患无位,患己不立”,从而“弃笔从戎”的选择来看,其中必定充满艰辛。

据上下文推断,李廉荣立军功应该排除武周时期,大概在李显至李隆基执政期间(705—734 年),加之獯虏就唐代而言应该特指生活于现中国西北部的少数民族,所以他所参加的战役应该为唐王朝对突厥或回鹘的决定性战役。《旧唐书》记载 :“开元中,回鹘渐盛,杀凉州都督王君掞,断安西诸国入长安路。玄宗命郭知运等讨逐,退保乌德健山,南去西城一千七百里,西城即汉之高阙塞也”,最终锁定他参加的是唐王朝对回鹘的战争。

李廉因军功所授的“上柱国”为“勋官”,正第二品无职事官。在中国古代,出于对军功的重视和奖励,秦汉行军功爵制,魏晋以降有散号将军,至隋唐之世,又有勋官之制。在唐代,勋官与职事官、散官、爵等构成了完整的官爵制度。唐初勋官制度虽然源自北朝周武之定制,将勋官奖于文职人员、职事官带勋者使其拥有特权,但是也近承炀帝之改革,将勋官酬白丁、募人等原本身份低下者的战功,导致勋官地位日渐低下。因此,勋官在唐朝享有的特权已大大缩水,如北周时自上柱国至仪同三司,均开府置府佐,而唐开元初罢勋官开府。勋官入仕则必须番上或纳资,其番第以“远迩”定,“五百里内五番,……各一月上,每上或分配诸司、上州及都督府”,像上柱国这样“五品以上四年,……年满简送吏部,不第者如初”;不番上者则需纳资 :“凡文散阶二十九 :……自四品,皆番上于吏部 ;不上者,岁输资钱……勋官亦如之。”综上所述,后人才有“勋官者,出于周、齐交战之际。本以酬战士,其后渐及朝流”之叹。也许基于此,李廉选择了“归故里”。在唐代,身处丘园的勋官是地方统治所依赖的重要力量,“诸里正,县司选勋官六品以下、白丁清平强干者充”,可参与地方治安和司法,但据“不求高名”可知,李廉应该是没有走这条路,他此后的生活应该与白丁无异。由于勋官除了奖励军功、酬劳等外,尚有抚慰之意,笔者推测这时的李廉极有可能已垂暮,无心谋求入仕,只想着平安老死户牖。

初唐社会变革

粗看志文,墓主的一生可谓圆满 :因为门荫在入仕上他顺利谋得一席之地。战场上的“崇勋”又使得他“功成、名遂”,继而还乡终老做到了“身退”,既符“天之道”又令无数古代儒生艳羡。但细究之,我们看到的是个人命运背后的时代潮流汹涌。

第一,旧制已日薄西山。纵观墓主一生,门荫、勋官制是他得以功成名就的基点,但他个人的成功却不足以遏止这两种制度的发展颓势。对于墓主这样的门荫出身者而言,门荫的衰落更多表现在身份的被歧视、升迁的艰难,同时唐政府也在不断调整着门荫制度,要求门荫入仕者必须掌握一定的知识文化或者是基本的军事技能,为此即便在门荫如日中天的唐初,不少人选择了科举或军功以俟入仕。源自于宇文周、隋文帝之戎秩的唐代勋官制,因战争的频繁开始广授予白丁、募人,造成了勋官制的异变。一方面勋官的普遍化为下层人士提供了晋身之路,导致唐代百姓踊跃参军、浴血奋战。另一方面勋官的普遍化也造成了自身的式微。唐初勋官还拥有尊崇的地位,甚至可以成为职事官,但高宗、武周时期勋官的泛滥造成了其自身的卑微,从而不得不对勋官严加限制 :有从勋官出身者,“自今以后,不得任京清要等官,若累限应至三品,不须进阶,每一阶酬勋两转”,在唐显庆年间以后,百姓对勋官也唯恐避之不及,“又为征役,蒙授勋级,将为荣宠,频年征役,唯取勋官,牵挽辛苦,与白丁无别,百姓不愿征行”。由此可见,唐朝勋官“据令与公卿齐班,论实在胥吏之下”的论断绝非空穴来风。不难想象,这种情势下,墓主为了改变门荫给自己带来的局限,才选择了“辞亲入募,为国输忠”,一展鸿鹄之志,可惜酬得的勋官依旧难以叩开拜相封将的大门,必然也是失望至极,无奈选择了“罢归田里,优游以终”,这不能不说是时代给他开了个极大的玩笑。

第二,新力量方兴未艾。尽管史学界普遍认为初唐不是制度剧变或创新的时期,但也不得不承认其在修改现有制度的基础上,无意识地培养、组合了前所未有的势力。就志文而言,主要体现在三方面。

首先,政府官员的来源正趋职业化。由李廉的家世及生平可知,他算不上“尊(财富、权势)贵(文化、精神)的结合体”——士族,但在门阀士族不断衰落的历史背景下,包括他家族在内的以刀笔吏为代表的庶族却最终得以在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笔者认为,李廉的家世充分证明,在唐朝部分刀笔吏借助门荫、科举、军功等途径实现了个人地位的提升,同时也实现了国家官员的日益职业化。这时期的刀笔吏与秦汉时期相似,不同于宋元以后,属于采用刑罚、监狱、军队和法律手段直接统治人民的低级官吏,其核心工作就是从事与此相关的文书工作。身份的低微、工作的世俗等都使得刀笔吏自出现之日便饱受诟病,但唐朝多种攀升渠道的出现,为刀笔吏带来了希望,一方面以墓主李廉为代表的部分刀笔吏借助自己的专业素养努力扭转个人命运,另一方面唐政府的基层、军事组织因为刀笔吏等低级官吏的大范围参与使得运转更加职业化,更加高效。

其次,政府统治构成更具包容性。魏晋以来,士族和庶族地主长期对立,矛盾严重,唐朝为“抑士扬庶”,平衡社会的矛盾,采取了不少的办法促使士庶二族的合流,从志文可知,进行谱牒挂靠是其中之一。笔者认为,虽然墓主李廉“其先陇西郡人”,看似与崛起的关陇贵族有一定联系,但其祖父、父亲的官职不高说明他们这一支陇西李氏应该不属于拥有特权的世家大族,而他的家族能被称为“簪缨相承,冠冕不绝”,应该得益于唐初的几次大规模的官修谱牒。唐初几次大规模的官修谱牒不仅提升了庶族的地位和政治权利,而且还将不少庶族提升为新的士族,“直接表现在谱牒上则是郡姓数量的增加,而增加的大多是寒门庶族”。此外,唐朝统治构成的包容性还体现在官爵如勋官的大众化,前有论述不再赘言。

最后,初唐军士的日益平民化。初唐承隋末动乱之绪,以武力统一了全国,因此崇尚军功成为统治阶层非常明显的现象,而这也深刻地影响了一般百姓,“全社会对军功的积极进取,以军功博取功名并借以提升身份地位成为唐前旗人们普遍认同的观念,以军功入仕并得升迁成为一条捷径”。加之唐朝明确规定 :“诸部曲及徒隶征战有功勋者,并从本色勋授”;“如所在百姓及徒党中有擒斩茂贤者,不计有官无官,并赐三品,……并已分产业,永放苗税差役,使之……子孙”;使得不少低级官吏子弟或一般农民甚至不少文人抛弃科举和其他杂途入仕,选择了“辞亲入募”,形成了军队奋发向上、自信勇敢的氛围,为帝国军事注入了强大的生命力。

本文刊载于大众考古2019年02月刊

作者季惠萍为荥阳市博物馆馆长 ;刘良超为荥阳市博物馆副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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