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三二三窟 荣新江　　1985年，24岁的荣新江开始构想一个近乎疯狂的计划。对照着一本《欧洲、北美的东方写本》（Oriental Manuscripts in Europe and North America），荣新江展开欧洲地图，那些收藏着于阗、敦煌、吐鲁番文献的图书馆和研究所，就是他的目的地。一张欧洲铁路联营票，让他穿梭于伦敦、巴黎、柏林、不来梅、哥本哈根……没有相机，没有 ...

　　三二三窟 荣新江

　　1985年，24岁的荣新江开始构想一个近乎疯狂的计划。对照着一本《欧洲、北美的东方写本》（Oriental Manuscripts in Europe and North America），荣新江展开欧洲地图，那些收藏着于阗、敦煌、吐鲁番文献的图书馆和研究所，就是他的目的地。一张欧洲铁路联营票，让他穿梭于伦敦、巴黎、柏林、不来梅、哥本哈根……没有相机，没有扫描仪，一切依靠手抄，许多无人问津的古老典籍，重新散发出光芒。

　　

　　

　　许理和在推荐信里将24岁的荣新江称为“Professor Rong Xinjiang（荣新江教授）”，尽管海关人员大多狐疑地打量过他无数遍，却还是在护照上盖了章。在欧洲，Professor意味着学识，也象征着另一种权力。

　　

　　那时欧盟还没有成立，中国护照上薄薄的五六页纸，很快就盖满了章。大使馆在护照后面粘上一串白纸，到了年末，一条长卷上已经盖满欧洲各国的印章。背着沉重的手抄本，带着这本护照，荣新江在北京换回了户口本，他看到自己那一页下面标注着“从荷兰迁入”。

　　

　　研究于阗、敦煌、吐鲁番与中外关系史，原本就需要大量实地考察，而散佚在世界各地的原始档案，也敦促着荣新江不仅要做一位学者，还要成为一位行者，不仅能在书斋里皓首穷经，也要在行走间丈量历史。多年间，他的足迹遍及欧美、日本。在德国国家图书馆，善本部只有8个座位，荣新江每次从上午9点坐到下午3点，一直抄录，不敢外出吃饭。在列宁格勒东方研究所，查询时间被严格限定，他只带一块巧克力，从开馆待到闭馆。许多尘封已久的研究资料，正是这样一点点被发掘出来。发现的惊喜，不断消解着来自饥饿的侵袭。

　　

　　几十年过去了，曾困扰几代中国学人的喟叹，早已成为历史的回声。敦煌学的中心回归了中国，敦煌学则成为一个跨国、跨领域的学科。

　　

　　荣新江将自己视为“杂家”。从唐史、于阗，到敦煌、吐鲁番，再到长安研究，他的学术轨迹看似庞杂，实则一以贯之。归义军研究是荣新江研究敦煌学的起点之一，那时他就已经兴奋地意识到，依靠敦煌遗书，自己这一代学者将摆脱旧史家的束缚，更独立地观察历史；也能根据原始资料，写出前人没有写过的历史。

　　

　　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可以自己书写历史，是一件何其迷人的事情。正是那些倏忽即逝的勇气与雄心，敦促着人们往荒原深处播下种子，而更漫长的时光，则交付给睿智与坚忍，去开拓，去守望。

　　

　　敦煌学的复兴与隐忧

　　

　　《生活》：您在1978年考入北大，为什么选历史专业？有家学渊源？

　　荣新江：我在“文革”时上的小学和中学，只在1976年到1978年读了两年书，其他时间除了玩，都在学工、学农。我家在天津新港，挨着码头，我们去船上扛东西。有时候船坏了，我就跟着管工师傅一起修船。

　　《生活》：有书看吗？“天祥”的旧书摊当时还有吗？

　　荣新江：我们那里是工业区，只有一个练武的人家里有很多小人书，有时候到他家偷偷地看，“文革”都给烧了、扔了，没人敢留书。

　　我看过一本书，没头没尾，书脊上只留一个“集”字。上大学才知道，是吴晗的《灯下集》。那时候只要找到纸片就看，很多其实也看不懂。

　　到了1976年我又开始学习，当时看过一本和敦煌有关的书，讲藏经洞的故事。我研究敦煌，可能和这本小册子也有关系吧。

　　当时接触最多的其实是科技史。我们中学的图书馆馆员把书都扔了，但是科技史的书他觉得没问题，都留着。那时我就看了李约瑟（Joseph Needham）的《中国科技史》，是当时翻译的数学、天文学和地学卷。我后来研究中外关系史，可能也是那个时代种下的基因。

　　《生活》：大学时代是怎样开始接触敦煌学的？

　　荣新江：20世纪80年代，北大想要夺回敦煌学中心，有一种爱国主义热情在推动着。当年周一良、邓广铭、季羡林这些老先生要求，从图书馆大库里调了500多种书，还有缩微胶卷，开辟了一个小屋子，放在里面。

　　北大收藏的敦煌学的老典籍，比中国国家图书馆都多。因为北大图书馆是燕京、北大和中法三个大学的图书馆合并在一起的，老燕京的图书馆是汉学图书馆，各种探险队的书都有，还有一些后来也都回溯着买了，比较集中，比如《西域文化研究》《敦煌画志研究》。《西域文化研究》一套有7本，现在在日本发现了1本，开价8万。北大有两套。

　　我当时是学习委员，拿着那个屋的钥匙。有一个手摇的缩微阅读机，老先生们要看多少号，我摇到那里给他们看。记得有一次宿先生要看2551李义碑，结果摇到那里他一看，一个字也没有，怎么回事？其实因为是用淡朱笔写的，缩微胶卷是黑白的，不显示。所以后来英藏中国文献遇到这些地方，都会用不同的镜头来拍摄。

　　我平时就在那个屋里，大概摇了三遍，所以我对敦煌卷子非常熟。我有一本《敦煌艺术总目索引》，摇出来看到哪个卷子，就在本子上记下来。后来左景权先生来北大讲学，看到我记的内容，他说，还挺专业的。

　　北大一直有研究敦煌学的传统，现在有点渐行渐远。现在我们中心只有我一位真正做敦煌学研究的，如果老先生们看到会很伤心的。当然，我们已经夺回了敦煌学中心，最大的中心就在敦煌研究院。

　　《生活》：据说您大二的时候有一位老师上课，讲到中国20世纪50年代出版的《敦煌资料》，被国外的专家挑了300多个错误。

　　荣新江：是唐长孺先生上课时讲的。日本的池田温先生在《东方学报》上写的书评，中国学者一边念一边哭。《敦煌资料》是贺昌群先生他们做的，他们都是高手，不能怪这些老先生。当时中国学者没有条件出国看敦煌卷子，而池田温到伦敦、巴黎看原件，很多问题都出现了。

　　比如敦煌卷子护脊背面的纸缝里一般都写着字，上面写时间，下面写县和乡。有了这些信息，就可以判断是哪一年哪个县哪个乡辑的。但是当年，这些字会影响和尚抄经，他们就裁掉再粘起来，这些重要的信息都被粘到里面了。中国学者看不到原件，只能通过考证来判断，池田温到了欧洲的博物馆，拿灯一照，哪年哪月哪个县，都看得清清楚楚。

　　西方的敦煌学研究已经没落，他们不重视，也不关心了。在法国国家图书馆，敦煌学已经不是一个组，被并入东亚研究组，他们要把汉籍（敦煌卷子除外）都搬到郊外储存，日本学者的书却全都留下了。在英国国家图书馆，魏泓（Susan Whitfield）在做IDP（国际敦煌项目），但是IDP不能取代一切。我们必须亲手摸敦煌卷子，魏泓却限制中国学者去看。

　　《生活》：实物和影像完全不一样。

　　荣新江：当然不一样，其中包含了很多信息。郝春文去伦敦，一天限他看7个卷子。胡平生去看汉简，很多汉简已经出版过了，不用看，我们要看的都是很短的、他们没整理的那些，像胡平生这样的高手，可能5分钟、10分钟就能看一个，每天看7个就不给看了，那还怎么做研究？

　　敦煌资料上网是对的，但是，他们的理念和我们研究者是冲突的。中国开通IDP，我就提出：第一，IDP不能包揽一切，研究敦煌学的人一定要看敦煌原卷；第二，中国的IDP应该从中国上传，不能拿到英国上传，原始数据一定要保持独立性，这是一个国家战略。现在，英国国家图书馆网络要维修，连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的敦煌卷子都看不到了。

　　如果说现在中国的敦煌学又落后了一步，就是在网络上落后了。

　　

　　在世界发现敦煌

　　

　　《生活》：归义军研究算是您研究敦煌学的一个起点吧。

　　荣新江：当年跟着张广达先生做研究，有点像杂家。我最早研究于阗，但是，如果没有敦煌的内容，怎么研究于阗？我做于阗的世袭，都是先把敦煌的世袭排出来，看他们的联姻关系，然后再把于阗的世袭给构建起来。实际上也是同时在做敦煌。但是，我研究于阗的时候，是和老师合写的文章，后来他离开中国，我才正式把归义军的历史梳理了一遍。

　　归义军研究最过瘾的是，我们可以自己写历史。像《资治通鉴》《新唐书》和《旧唐书》，都是史家写好的，你始终还是在他们设定的框架里，你没有新的档案可以做。研究归义军，我是从原始档案入手，直接写，直接看出问题来。虽然这个题目相对于整个历史来说还是很小的，但是很过瘾，这是我们自己写的历史。

　　《生活》：自己书写历史，也有很大难度，包括前期材料的收集整理。

　　荣新江：那时候收集资料花的力量太多了。如果能像现在一样，英藏、法藏、俄藏的敦煌卷子都能看到，那该省多少时间、多少资金，我们就能做出更多的成果。但是每个时代总是有每个时代的问题。我们还想生在王国维的时代呢，那是一个新学术时代开始的时候，更加过瘾。

　　《生活》：1985年，你在欧洲很多国家查询了大量资料。

　　荣新江：那时是探宝式的查找，能抄多少就抄多少。当时我关注的不只是敦煌，还包括吐鲁番、楼兰、于阗、龟兹，只要哪里有相关资料，我就在地图上点一个点。

　　我在荷兰莱顿大学交流时的老师是许理和（Erik Zürcher），他是欧洲非常著名的汉学家，与谢和耐（Jacques Gernet）同坐第一把交椅。他写信让对方邀请我。后来我发现，我受到的待遇比10年后要好得多。我10年后再到德国国家图书馆，每天要争着去坐善本部的那8个椅子，早上进去，中午如果吃顿饭回来，椅子就没了。所以只能饿着，每天从早上9点到下午3点，不吃饭，一直抄。

　　而在1985年，因为有许理和先生的信，德国国家图书馆给了我一间屋子，专门安排了一位工作人员，一辆推车，因为那些文件都是镶在大玻璃板里面的，很沉，一趟一趟地运给我看。

　　那时候我读研究生第二年，还不到25岁，可以买欧洲铁路联营票，东到伊斯坦布尔，西到海岸线，南到卡萨布兰卡，北到赫尔辛基，所有的火车，不论班次，不论时间，一个月内随便坐。但是联营票不包括所驻国，先花15荷兰盾坐车到荷兰边界，联营票开始生效。联营票300多荷兰盾，当时1荷兰盾折合人民币7毛3，200多块钱就可以在欧洲到处跑。

　　许理和写的推荐信是“请你们邀请Professor Rong Xinjiang”，我说我不是Professor，他说，Professor在欧洲是特等阶层，办签证至少比一般人快一个月。我到瑞典时，海关的人说，你是Professor？我说，你看我像吗？他说，不太像。可还是“哐”敲上一个章。

　　当时中国护照只有五六页，欧洲也没有申根签证，很快就盖满章了。大使馆给我接了很长的一串纸，在纸缝上盖上章，就像敦煌文书。到了一个国家的海关，人家说，你这有法律效力吗？算了，还是给你盖上吧！那本护照绝对是敦煌学史上的文物。可是我回来以后必须交到北京外国语学院的留学生中心，才能把户口本换回来。当时也没有数码相机或者扫描仪，可惜啊。我现在的户口本上写的还是，1985年某月某日从荷兰迁入，简直是一个归国华侨。

　　《生活》：当年怎么找到这么多线索的？

　　荣新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资助了詹姆斯 · 道格拉斯· 皮尔逊（James Douglas Pearson），他跑了欧洲和北美的300多家图书馆，编了一本《欧洲、北美的东方写本》。这本书中会注明，某个图书馆，敦煌写本有多少件，西藏写本有多少件，《永乐大典》有多少本等等信息。这本书对我帮助很大。虽然它收录的主要是阿拉伯文、波斯文的内容，但是，只要查到和敦煌、吐鲁番、于阗等相关的信息，我就请许理和先生写一封信，我去找。就这样一站一站地跑。

　　当时只有赫尔辛基大学没有答应，因为日本学者抢了先。赫尔辛基大学的负责人让我联系百济康义，这反而成了我和日本敦煌学界联系上的第一条线。后来我第一次去日本访问，就是百济康义邀请的。

　　 《生活》：访书的过程会有许多意外的惊喜吧。

　　荣新江：是的。就是靠着《欧洲、北美的东方写本》这本书，我在切斯特 · 比替图书馆发现了9本《永乐大典》。当年爱尔兰给了切斯特 · 比替（Chester Beatty）荣誉公民身份，他就把收藏都搬到都柏林，建了私人博物馆，只对学者开放。他主要收集阿拉伯、埃及的东西，最著名的是北非的摩尼教的写卷。那里也有敦煌卷子，但是可能是假的。不过，我却发现了9本《永乐大典》。我和英国国家图书馆的吴芳思（Frances Wood）说了，不久她也去了一趟，说这些《永乐大典》都是真的。

　　

　　莫高窟第323窟北壁-张骞出使西域-初唐

　　1991年，我到英国国家图书馆整理编目，突然看到他们的业务通讯上写着，去年中文部最大的收获是买到了一本《永乐大典》。吴芳思告诉我，当年八国联军侵华，英国兵和爱尔兰兵住在翰林院旁边，拿了很多古籍，都在家里放着。等到老兵去世很多年之后，家里人虽然不知道这些古籍是什么，但是知道它们有价值，就拿到英国国家图书馆，英国国家图书馆就会出高价买下来。

　　我又去看大英图书馆的登记本，发现20世纪60年代以后有5条关于《永乐大典》的记录。我马上请张忱石把《永乐大典史话》寄给我，他那里有《永乐大典》的现存表。当年中国以为已经全部调查清楚了，全都影印了，谁知道英国还不断收到新的。我在切斯特 · 比替图书馆找到9本，在大英图书馆找到5本，后来是我代中华书局跟两个图书馆签的字。他们免费提供缩微胶卷，我们印出来再整套给他们两套。后来种种原因，放到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了。不过，只要印出来就好了。

　　《生活》：听说当年你在列宁格勒查资料，每天只吃一块巧克力？

　　荣新江：巧克力本来是要送人的，但是到了那里，没吃的。我借了一批资料，如果出去一趟回来再借又要花一个小时。我就干脆不出去了。

　　现在我们在调查俄国斯卡切科夫的藏书，他1849年到北京，是俄国大使馆的气象测量员，住在喇嘛庙，就是当时的俄国领馆。1848年，徐松去世，很多藏书被他买走了。《永乐大典》的“站赤”条就是徐松抄的。1915年，日本的羽田亨跑到圣彼得堡抄录，写了《蒙元驿传杂考》，后来他发现，自己其实白费了工夫，因为“东亚文库”已经买了这一卷的原本。但是羽田亨说，他看到的版本上有徐松的校勘。我们去年去圣彼得堡看了，校勘内容不多。斯卡切科夫的收藏可是大宝藏，很多文献不对外公开，那里收藏的敦煌卷子也是这么晚才开放的。

　　

　　新史学的训练场

　　

　　《生活》：在《学术训练与学术规范：中国古代史研究入门》这本书中，您特别强调图像学的重要性。这种学术观念与敦煌研究有关系吗？

　　荣新江：当然有关系。虽然我不是专门做美术史、考古学研究的，但是我当年在北大读书时，考古专业还在历史系，我们上宿白先生的课，从魏晋南北朝考古一直到宋元考古，以及丝绸之路考古学、东西交涉考古学、佛教石窟考古学，这些课我都听过。

　　我的专业是隋唐史，但是我研究于阗史，研究粟特史，都要用到图像资料。不过我做图像资料和研究美术史的学者不太一样，我声称我不做图像考古，我更多的还是把图像作为文本（text），用来研究历史。其实，研究西域、敦煌，并没有很多的史料，而图像本身就是一个文本。我接触的肯定比一般的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要多得多。像虞弘墓、安伽墓、史君墓的发掘，都有我的文章跟着考古报告发表。

　　我为什么会强调图像学，因为大家以前都在追踪考古挖掘出来的东西，它们经常会被放大。其实，在古代的图像、历史文献里，早就有这些东西存在，要用平常心来看待它们。

　　《生活》：您和张广达先生都曾论述过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图像学可以在“纸上之材料”和“地下之新材料”之外成为另一重证据吗？

　　荣新江 ：本来美术史就是一个独立学科，20世纪50年代中国学苏联，把美术史专业拆分了，直到现在也没能整合出合适的美术史。

　　北大要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怎么能没有美术史系呢？中国也非常需要美术史。但是现在很难协调。

　　敦煌研究院的赵声良先生他们办的《敦煌研究》，可能在创办时都想象不到现在能起到这么大的作用，是一个领头兵，不仅是敦煌研究，只要是和石窟寺、佛教艺术有关的研究论文，几乎都在《敦煌研究》上刊登。通过这本杂志，绝对能看出几十年的学术史脉络。

　　从整个中国美术史的角度来说，过去日本学者松本荣一通过伯希和的照片和斯坦因的敦煌绢画，构建出尊像图、经变图、佛传图这几大块主体，但是，真正把它们全部完善起来，是敦煌研究院的学者们做的。松本荣一做出一个纲，几十年来，敦煌研究院的学者们对每一个经变都做了详细的考证。人们把时代的贡献给了松本荣一，但是，如果现在有人要做经变研究，就必须在敦煌研究院的先生们的基础上再来做。这是敦煌研究院对艺术史非常大的贡献。

　　 《生活》：您曾写过一篇文章，谈到21世纪敦煌学的前途在哪里，讲了几个未来的可能性，比如佛教、道教的研究。

　　荣新江 ：那时候的眼界其实还是不够的。敦煌还有许多细部可以做。现在讲莫高窟，基本还是讲汉族的历史，我老觉得，不止如此。像于阗和敦煌有那么密切的关系，我们还没有真正找到于阗文的题记，不可能没有。就得全部普查一遍，专门看有没有婆罗米字母。我们调查过龟兹地区的石窟，研究了4年了，吐火罗的内容发现了400多条。有的汉字被毁掉了，但是婆罗米字母不像汉文，很多人不认识，保存下来了，内容相当丰富。

　　莫高窟是很多民族共同供养的地方。回鹘文做得很丰富，西夏文系统调查过，藏文有人注意过，但没有系统调查。粟特文绝对也有。

　　文书也非常值得研究。现在国际上受后现代影响，非常流行研究书写（Writing）、印刷（Printing）、邮寄（Remitting）。现在不是从物质文化的角度讲书籍史，而是和印刷史、社会史结合起来讲。

　　 《生活》：对国际学术界来说，敦煌学也会带来一些新的刺激。

　　荣新江：现在美国研究唐代文学的人，人手一本徐俊的《敦煌诗集残卷辑考》。徐俊整理敦煌卷子，涉及很多历史的内容：这个人是谁？他在哪一年做了什么？我花了一个月，帮他改了很多。我跟他是铁交。

　　这本书是以一个卷为单位来整理。过去王重民先生他们都是非常好的文献学家，把它们切割成经史子集，比如《白居易集》《韦庄集》《陈子昂集》等等。但是，唐人的诗集大部分其实是混抄的，我和徐俊合写过一篇文章，以前有一个很长的写本，被人们称为《白香山集》或者《白居易集》，俄藏敦煌卷子出版以后，我们发现，有一首《盐商妇》，跟它严丝合缝的下面那一首，却是李继兰的诗，这个卷子就不能叫《白香山集》了。过去对唐人诗集的界定，其实都是受到后代人观念的侵入。实际上唐人的诗集，就是敦煌卷子呈现出来的样子。

　　《生活》：这些新角度的观照，对敦煌学来说也是一个新的契机。

　　荣新江：是的，敦煌也相当于获得新生。不管是做妇女史、性别史、民族史、宗教史等等，几乎都可以在敦煌找到线索。过去我们研究唐朝，没法像研究宋以后的地方社会那样详细，但是，我们可以研究敦煌、吐鲁番，有些内容甚至比明清还要详细。

　　我也担心，敦煌学如果走得太细也不行，还是要和其他学科结合，才会更有生命力。我现在带学生，就希望他们开拓一些新的领域。我有一个读书班，带着学生一个坊一个坊地读长安，也会用到敦煌洞窟的内容。

　　《生活》：读书班和当年季羡林先生的“西域研究读书班”相似吗？

　　荣新江：季羡林先生的读书班一般不会持续读一个内容，而是大家每个月聚一次，有分工，英文、法文、德文好的人，各看几种西文的东方学刊物，然后大家交流。如果谁写了文章，投出去之前，先到读书班批评一番，像林梅村的《疏勒舆考》，还有季先生的学生王邦维在博士论文答辩之前，也先到读书班批评一遍，只批评，不夸奖。有时来了外国学者，当时没有正规的讲演，也让他们在读书班和大家见面。

　　《生活》：有点像研讨班。

　　荣新江 ：对。就是季先生在德国接受的教育。我带的读书班，主要受日本学者影响，我带着学生，一行一行地读一类文献。我们读过吐鲁番的8块碑。一学期只读了不到5块，一个字一个字地读。比如《且渠安周造寺功德碑》，认字，释义，要查内典、外典的说法，给它最贴切的解读。现在的吐鲁番研究，主要看文书、墓志，碑被忘了。其实碑更重要。

　　我们读得更多的，是长安。我们一个坊一个坊地读。住在坊里的人、坊里的寺庙、寺庙里的和尚，我们都把资料收集起来。如果这个坊进行过考古发掘，比如何家村的金银器，我们也会结合来读。

　　 《生活》：社会生活史的考察，也是国际学术界流行的方向。

　　荣新江：长安的研究主要有几类：考古学者进行考古发掘，历史地理领域的学者研究坊里人物、交通道路等等，更多的我戏称为“录鬼簿”—发现一个人，看他住在哪个坊，就补一条。

　　我和他们不一样，我是带着同学，把长安作为一个新史学的训练场，会根据学生的研究方向，研究佛教、道教、民间宗教、王府、制度等等。

　　长安比敦煌大多了，相当于108个敦煌，一个坊就相当于一个敦煌城。我们研究动态的内容。比如，有的坊就是一座寺，如果有美术史的同学加入，我就交代他研究这个坊的壁画，我们再和他讨论。比如，有的坊住着韦家，我们就把韦氏家族在长安的整个分布都研究一遍。

　　我们先给长安列出前后300年的顺序，谁生活在前，谁生活在后，有些人可能还是邻居，就会慢慢还原出一个生活圈。比如通过权德舆文集里的行状和墓志铭，找到他主要接触的人，以他为圆心画一个圆，就会发现他主要的活动范围在三个坊里，并没有多远的交游。白居易的活动范围，有人研究过了，他怎样从东面搬到西面，有很多诗可以印证。

　　也有人研究鬼和怪。唐朝小说还没有完全虚构，地名都是真的。比如，有一个鬼骗一个人说，回来我就嫁给你，那个人跑到坊门那里等鬼回来，坊门关了，他等了一夜，第二天再看，却是一间空宅。但是，小说里写到的那些地点都是真的，把地点画出来，很多事情就出来了，很好玩。

　　我们陆陆续续地读，已经有好几个学生做了硕士、博士论文，像蒙曼，现在在《百家讲坛》主讲，她就是做长安城里的禁军研究，禁军发动政变时怎样往对方那里安插密探，都可以研究出来。

　　我们也会借助敦煌的图像，比如我写长安的甲第，也就是长安的豪宅，怎样不允许建，还是要建。借助了敦煌净土变里画的楼阁，楼阁上可以跑马，楼和楼之间是相通的。敦煌壁画可以帮助我们想象当时的长安。

　　荣新江

　　1960年生于天津，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1985年研究生毕业。现为北大历史系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唐史研究会理事、副会长，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常务理事，《唐研究》主编，《敦煌吐鲁番研究》编委，《中国学术》学术委员会委员。主要从事隋唐史、西域史、中外关系史、敦煌学研究，著有《归义军史研究》、《敦煌学十八讲》、《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中国中古史研究十论》、《于阗史丛考（增订本）》（合著）、《隋唐长安：性别、记忆及其他》、《辨伪与存真—敦煌学论集》，以及有关敦煌吐鲁番学、中外关系史、西域史、隋唐史论文多篇；主编《唐研究》（1—16卷）、《唐代宗教信仰与社会》、《中外关系史：新史料与新问题》（合编）、《从撒马尔干到长安—粟特人在中国的文化遗迹》（合编）、《粟特人在中国—历史、考古、语言的新探索》（合编）、《吐鲁番文书总目（欧美收藏卷）》、《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向达先生敦煌遗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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