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近代游记辑刊　　学术顾问：辛德勇　　主编：闫颖 　　出版社：朝华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年9月　　 《近代游記辑刊》序　　辛德勇　　这套《近代游记辑刊》，收录近百种民国时期撰著的游记，集中汇印，推送给读者。现在付印在即，我想在这里先向前追溯一下，谈谈对中国古代游记类文献的一些想法，供读者参考。　　清官修《四库全书总目》，在“史 ...

　　近代游记辑刊

　　学术顾问：辛德勇

　　主编：闫颖

　　出版社：朝华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年9月

　　

《近代游記辑刊》序

　　辛德勇

　　这套《近代游记辑刊》，收录近百种民国时期撰著的游记，集中汇印，推送给读者。现在付印在即，我想在这里先向前追溯一下，谈谈对中国古代游记类文献的一些想法，供读者参考。

　　清官修《四库全书总目》，在“史部地理类”下列有“游记之属”书籍，云录之以“备考核也”。《四库全书》在这一类目下实际收录的书籍，仅宋张礼《游城南记》、元纳新（廼贤）《河朔访古记》以及明人徐弘祖的《徐霞客游记》，计三种十五卷。

　　著名的《四库全书》著录这类书籍如此之少，固然与其类目的划分有关。譬如宋人范成大的《骖鸾录》和《吴船录》、陆游的《入蜀记》以及郑刚中的《西征道里记》，其书中所记，与前述“游记”同样，是以路途经行的见闻等项要素为最基本的内容，《四库全书》却将其划分在“史部传记类杂录之属”项下。另外，更早在《隋书·经籍志》的史部地理类书籍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像郭缘生《述征记》、戴延之《西征记》、沈怀文《随王入沔记》、江德藻《聘北道里记》等专门记述道路行程的书籍。近年北京大学入藏的《秦水陆里程简册》，则可以说是这类著述的早期渊源。这些，同范成大、陆游和宋人郑刚中上述书籍自属同类。在对书籍做类别划分时，若是更多地着眼于其游其行的“游记”属性，未尝不可以将这些“杂录”与“游记”归并到一起。这也可以说是一种比较宽泛的“游记”概念。

　　抛开这样的认识不谈，我们若是再看《四库全书总目》在所收录书籍之外的“存目”书籍中，于“史部地理类游记之属”之下尚开列有《古今游名山记》《天下名山诸胜一览记》《名山游记》《名山注》《五岳游草》等计“一十一部一百二十三卷”书籍，就很容易明白，这类著述即使在中国古代“地理”书籍的总体构成当中，也是占有相当比例的。

　　从纵向的发展过程来看，就上述比较宽泛的“游记”概念而言，中国古代游记的渊源，至迟可以追溯到先秦的时候，我们完全可以把《穆天子传》视为早期游记的突出代表，而合观上述《四库全书》中的“地理类游记之属”书籍和“传记类杂录之属”中的纪行纪游著述，便不难发现，这些现在我们在很大层面上可以用“游记”来概括的书籍，进入明朝以后、特别是到了嘉万天崇年间，出现了蓬勃的发展：出版印刷的书籍，数量猛增；其行踪所及的地域范围，也大幅度扩展。

　　全面、合理地认识中国古代游记类著述的历史发展状况，对于认识各个时期的历史文化面貌具有重要意义。其具体载录的行踪事项这些内容，历史文献价值不仅是显而易见的，往往还是独一无二的。在这里，我想姑且排开这些内容不谈，仅仅从文献学史或是学术史的角度举几个例子，说明一下阅读和利用这些游记类著述的必要性。

　　前些年我在研究北京大学藏《秦水陆里程简册》的时候，对于怎样给这件新近发现的出土文献拟定一个名称，就主要参考后世同类文献的称谓，建议将其定名为《南郡道里记》，或是《南郡北行道里记》《道里记》之类的篇名（别详拙文《北京大学藏〈秦水陆里程简册〉的性质和拟名问题》）。前面提到的江德藻《聘北道里记》和郑刚中《西征道里记》，就都是主要的参照对象。不了解也不参考古代同类著述名称的人，当然会另有不同的想法，但这类早期著述本来没有书名篇名，我们为其拟定名称的时候，理应以后世与其最接近时代相近的著述为参照。这是只可以与知者道而未可与不知者言的事情，在我看来也是我们在认识古代历史文化的过程中时时刻刻都要持有的观念。

　　又如，如上所说，至明朝嘉靖万曆年间，游记类著述进入了一个全面勃兴的时代。就在这一时期，有一个名叫“吴承恩”的人，写了一部书，书名叫作《西游记》。由于书名和讲唐僧西天取经的章回体小说相同，在清乾隆年间，学者吴玉搢就认为这位吴承恩先生写的这部书便是庶民社会众所熟知的章回体小说《西游记》。晚近以来，鲁迅先生和胡适先生等大学问家都沿承此说来讲述俗文学史，直至今天，世间仍然很普遍地流行这样的说法。实则这位吴承恩先生撰写的《西游记》，见于清初人黄虞稷所撰《千顷堂书目》的著录，而在《千顷堂书目》中它却是同大量游记一道被列在“地理类”下。显而易见，这部书只能属于游记，而绝不可能是讲述唐僧和孙猴子故事的章回体小说，二者真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类不同性质的书籍（详见章培恒先生撰《百回本西游记是否吴承恩所作》及业师黄永年先生撰《论〈西游记〉的成书经过和版本源流》两文）。

　　前述《四库全书》在史部地理类“游记之属”下仅著录有张礼《游城南记》等三种十五卷书籍，同时又在“存目”书籍中另列有同类书籍“一十一部一百二十三卷”，两处这样悬殊的比例，显示出当时四库馆臣对这类书籍是相当轻视的，所以只择取很少几部书籍写入丛书之内。《四库全书》的纂录宗旨，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那个时代的学术风尚，而吴玉搢就生活在编修《四库全书》的那个年代，自然很容易受到这种学术风尚的影响。至鲁迅、胡适等晚近学人，似乎仍未能从中完全摆脱出来。不然的话，看到《西游记》这样的书名，是很容易联想到它或许属于纪行纪游之作的，这样就很自然地会去覈查一下像黄虞稷《千顷堂书目》这样的书目，从而也就很容易发现它绝对不会是什么章回体小说，与所谓四大古典文学名著之一的同名书籍毫无关系。

　　再比如著名的《徐霞客游记》，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丁文江先生起，直至当代的各路学者，绝大多数人都近乎不遗余力地对其加以表彰，以为此书在地理学上有重大贡献，体现了明代地理学的最高成就，而且还把徐弘祖誉为中国现代地理学的先驱。但实际上只要对明代以及明代以前游记类著述的总体情况有充分了解，就不难看出，徐弘祖在各地的行走活动，不过是同那个时代众多“旅游爱好者”一样的游山玩水而已，甚至还颇有放浪形骸的味道，同《金瓶梅词话》体现的明末世风，相联相通。不仅从传统的学术研究角度看徐弘祖其人说不上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学术贡献，即使是那些徐氏仰慕者很推崇的所谓“地理考察”，实际上同近代科学也根本沾不上边儿（别详谭其骧先生《论丁文江所谓徐霞客在地理上之重要发现》与拙稿《徐霞客史事二题》《谭其骧先生写给我的一封信》。谭文见其文集《长水集》，拙稿见敝人文集《古代交通与地理文献研究部》与《困学书城》）。要想对《徐霞客游记》与徐弘祖其人做出合乎历史实际的评价，不能不对中国古代游记类著述的来龙去脉和它在每一个时代断面上的基本情况有一个通盘的了解，不然的话，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是很难做出客观的判断的。

　　当然，古代游记类著述更普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