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唐五代岭南西部粟特人踪迹考刘勇 　　 通过对唐、五代时期岭南西部粟特人活动踪迹的查找和考证，文章借以分析在岭南西部的粟特人事迹、南下目的及其五代以后不见于史籍的原因。认为这些粟特人是在唐中后期朝廷重用胡将、岭西战乱频发、社会动荡的大背景下，从北方南下岭表，没有确切的例子说明岭西有来自海路的粟特人，他们大多以军职或行伍世家的面貌进入 ...

唐五代岭南西部粟特人踪迹考

刘勇

　　 通过对唐、五代时期岭南西部粟特人活动踪迹的查找和考证，文章借以分析在岭南西部的粟特人事迹、南下目的及其五代以后不见于史籍的原因。认为这些粟特人是在唐中后期朝廷重用胡将、岭西战乱频发、社会动荡的大背景下，从北方南下岭表，没有确切的例子说明岭西有来自海路的粟特人，他们大多以军职或行伍世家的面貌进入岭西，有限的材料仍能清晰地放映其华化的过程。入宋以后，由于入华粟特人长期以来通过改变姓氏、郡望、民族以及与汉族通婚等形式，改变了原有特征，其民族性已不可考。

　　关键词：唐五代时期 岭南西部 粟特人

　　作者刘勇，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博士研究生,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地址：西安市太白北路229号，邮编710069。

　　粟特这个中亚的古代民族，其主要活动区域位于现中亚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的泽拉夫珊河流域，中国历史文献中对散布于这个区域以昭武为姓的国家称为昭武九姓。“凡西域人入中国，以石、曹、米、史、何、康、安、穆为氏者，俱为昭武九姓之苗裔也”。这些姓氏中有的也是汉人常见的姓氏，如何、曹等，判断其是否是粟特人时需要仔细甄别。而像安、康、米等姓氏，则极少见于汉姓，比较容易辨别出是以国为姓的粟特人。这个善于经商的民族在“丝绸之路”沿线的贸易往来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更为促进中古时期中西文化交流, 包括宗教、艺术、语言以及新技术等方面的交流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近十几年来，随着考古材料的不断增多，对于粟特人的研究也日益深入。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几个方面：粟特本土历史研究、粟特文文献及出土墓志研究、入华聚落研究、粟特人与东西方文化交流、民族关系、宗教信仰等等。因为绝大部分的文献和实物材料，出现于中国北方地区，包括西北和以西安、洛阳为中心的中原地区以及粟特人聚居的山西北部、河北、内蒙等地，故相关研究也基本聚焦于这些地区。

　　由于岭南西部偏居中国南方一隅，其地理位置大致位于唐初所设岭南道的西部，即所谓“岭南五管”中的桂管经略府、邕管经略府、容管经略府以及交管经略府，相当于现在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大部分地方以及越南北部地区。虽然岭南西道的地理位置与岭南西部的概念基本一致，但因大唐咸通三年（862）才将岭南道划分为东、西两道，在此之前早有粟特人活动于此，故本文仍采用岭南西部（岭西）的提法。这里五代时北部属于马楚，南部属于南汉。其后南汉击败楚军，遂据有岭西之地。这里既与粟特人的故乡——中亚地区相隔万里，也与粟特人入华后聚居的中国北方地区相去甚远。因此，极少学者关注和研究流寓岭南的粟特人。荣新江先生《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留寓南方的粟特人》一文中，提到文献和石刻中有两条留寓岭南的粟特人的记载。然而，岭西唐、五代时期的粟特人材料并非那么乏善可陈，粟特人对汉地社会、文化的影响远不止于史籍文献记载的西北、中原等北方地区。笔者通过对史籍、摩崖石刻以及墓志进行仔细梳理后，辑得该时期岭西粟特人材料若干，略作考证，作为引玉之砖，求教于方家。

一、唐五代时期岭南西部所见的粟特人

（1）唐，安野郍：该材料出自于桂林石刻“唐安野郍罗家山造室记”，其刻文为：“景龙 景龙三年八月廿四日 迁客安野郍之石室 故记。”石室及摩崖石刻在桂林罗家山。题记高27、宽15厘米，正书，字径2.5厘米。景龙三年为公元709年，这是目前岭南西部发现的唐代最早的粟特人踪迹。文中安野郍自称是“迁客”，应该不是本地人，他的身份是官抑或是商，无从判断，但是，罗家山毗邻桂林唐代西庆林寺遗址，距西山观音峰、立鱼峰、千山等佛教摩崖造像也不远，附近像这样的石室还有三十余处，其功能应该是作为瘗穴，用于安放装有骨灰的容器。说明安野郍死于桂林，火化后骨灰留在了这个石室里，也能说明他是佛教信徒。

　　罗香林先生20世纪40年代躲避日寇寓居桂林时曾研究过这个石刻。他还提到另一个“米□多”、“杜火罗国人”的题记，有上元三年（676）纪年。他把这两条题记作为文章的证据。然而，笔者考诸桂林石刻，只在桂林西山发现有“上元三年五月十九日□大众同人来此多□造□此山”的题记，高38、宽42厘米，正书，字径5厘米。这可能是罗先生当时没有拓印刻文，误将文中“来此多”解为“米□多”，“□大众（眾）同人”解做“杜火罗国人”，遂误判了一条粟特人的材料。

　　（2）唐，安玄朗：见于广西容县唐代安玄朗墓志。该墓志是光绪二十一年（1895）,广西容县厢里泗水河村村民挖土建房时发现，随后移置到当地的绣江书院，后佚。最早见载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刊本《广西省容县志》。志文有拓本现藏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唐代墓志丛编续集》亦从《隋唐五代墓志汇编·北京大学卷》（第二卷）中录得此墓志。

　　虽然墓志里介绍“其命氏启胤，则国史家谍之所详焉，今可得而略也”，然而安玄朗的曾祖名安（宀+咅），祖父安靖，父亲安贯言及其本人均不见载于史籍。安玄朗“其先武威人也”，武威是入华粟特人的一个大本营，因而成为很多在华粟特人的郡望所在。而其四代人均出身行伍，戎马一生，也符合隋唐以来粟特人多仕任武职的特点。

　　安玄朗卒于乾符二年（875），享年47岁，即其当生于827年。妻子为河东柳氏，育有三女一子。墓志中安玄朗的官名甚多：容管经略押衙、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太子宾客、上柱国。中晚唐方镇僚佐常带朝衔、宪衔和勋衔。光禄大夫，为郎中令属官。唐代金紫光禄大夫正三品，银青光禄大夫从三品。太子宾客之官，定员四人，掌调护侍从规谏，位正三品。这些朝衔，与检校的宪衔一样都是“虚授”。安远在岭南，不可能在京为检校郎、太子宾客、光禄大夫等官职。唐置上柱国、柱国、上护军、护军、上轻车都尉、轻车都尉、上骑都尉、骑都尉、骁骑尉、飞骑尉、云骑尉、武骑尉，共十二阶，自正二品至从七品，皆无职掌，称为勋官，可以通过战功获得“转数”，从低到高提升勋衔。安元朗有上柱国的勋官衔，这已是十二转勋官中的最高等级，表明他立过很多战功。这与公元858-867年间南诏寇岭南和土蛮相继为乱的历史可以联系起来。其墓志亦云：“属者地连溪洞，境接交邕，蛮蛋（疍）类繁，烽鼓岁警。藉其式遏，必在良能。”

　　（3）唐，安贯言：见于安玄朗墓志。他是安玄朗之父，守容州普宁县令，又招讨巡官、知顺州军州事。《旧唐书·地理志》载：容州，下都督府。武德四年置铜州，贞观元年，改为容州，以容山为名。开元中，升为都督府。天宝元年，改为普宁郡。乾元元年，复为都督府，仍旧置防御、经略、招讨等使，以刺史领之。《旧唐书·王翃传》载，大历八年（773），王翃在平定容州夷獠之乱后，“翃发使以闻，奏置顺州，以遏余寇”。顺州是析禺、罗、辩、白四州置，属容州管的小州，地望大致在今广西陆川县一带。普宁县是容州的州治所在，“知顺州军州事”表明安贯言还兼带有军事职能，这既与他粟特人军职世家的背景有关，亦说明其在容管经略府颇受重用。

　　（4） 唐，安靖：安玄朗的祖父。官至朝散大夫、检校秘书监、使持节潘州诸军事、守潘州刺史、兼监察御史。实际上，朝散大夫、检校秘书监和监察御史等官名是朝衔、宪衔和勋衔，代表其官位的品衔，并非实际官职，其实职是潘州刺史并掌管潘州军事权。至德元年（756）《通鉴》胡注言：“是时兵兴，方镇重任必兼台省长官，以至外府僚佐亦带朝衔。迄于五季，遂为永制。其带台衔，自监察御史至御史大夫为宪衔。”杜佑《通典》亦言：“自至德以来，诸道使府参佐，多以省郎及御史为之，谓之外台，则皆检校、里行及内供奉，或兼或摄。诸使官亦然。”因此，地方官员带有京职的官衔相当普遍的。

　　《旧唐书·地理四》：“潘州，下，武德四年，置南宕州，领南昌、定川、陆川、思城、温水、宕川六县，治南昌县。贞观六年，移治定川。八年，改为潘州。废思城县。天宝元年，改为南潘郡。乾元元年，复为潘州也。天宝后，领茂名、潘水、南巴三县，属岭南道。”

　　（5） 唐，安（宀+咅），安玄朗曾祖父。曾任华州镇国军潼关镇遏使，奉天之难后被敕封为奉天定难功臣。奉天之难是在建中四年（783），唐德宗在试图削藩过程中，引发泾原军哗变而出奔奉天并被围困的一场政治变乱。华州刺史、镇国军防御史董晋弃州而逃，防御副使李元谅率领潼关招募的义军取华州，立了定难勤王的大功。安（宀+咅）作为潼关镇遏使，是李元谅的高级将官，在奉天之难中应该也起到了相当关键的作用，故墓志有“竭股肱之力，以夷天步”之说。虽然安家应是从安靖这一代开始迁往岭南，但是安（宀+咅）很有可能是死后葬在了容县。因为根据史料和墓志铭，归葬祖茔是唐代人的之风尚。如果安（宀+咅）死后葬在北方某处，安家几代人或不会留在岭南，因为安靖去世后，其后代会将其归葬安（宀+咅）之侧。而墓志中在安玄朗死后“归祔于普宁县安育乡思传里录启原之大茔”，说明这里即是其祖茔所在。

　　（6）唐，米兰：见于莫休符《桂林风土记》，其原文载：

　　长庆中，前政李给事名渤，字濬之，自给事中除桂林，奏请名儒吴武陵为倅。故事，副车上任。具橐犍，通诗文。数日，于球场致宴。酒酣，吴乃致词云：“奉约同游山水，奈何以红帛系予首，仍命妇女于看棚聚观相耻？”既，彼我酏颜，各争意气，吴为台盘坐，褰衣軃露以溺。给事怒，命衙士拉送衙司枭首。时都押衙米兰知其不可，遂引而寝。多遣人护卫给事，扶归寝堂。夜半而觉，闻家人聚哭甚悲，惊而问焉。乃曰：“昨闻设亭喧噪，又闻命衙司斩副使，不知其由，忧及祸，是以悲泣。”给事大惊，亟命递问之。米兰具启：“昨虽奉严旨，未敢承命。副车犹寝在衙院无苦。”给事达明早，立至衙院，卑词引过。上下俱自克责，益相敬奉。时未有监军，于是乃奏米兰牧于象郡以酬。敕下允从。遂又以使衙仪卫送上本任。

　　可知米兰于822-823年左右由桂林经略府的都押衙调任象州监军、州牧。《资治通鉴》胡三省注：“米姓出于西域，康居支庶分为米国，复入中国，以国为氏。”米兰应该是粟特米国人之后裔。

　　（7）唐，康承训：见于《新唐书》、《资治通鉴》等文献。《新唐书·康日知传》载：“灵州人，祖植，当开元时，缚康待宾，平六胡州……封天山县男。”康承训是康日知儿子。《元和郡县志》载，“（高宗）调露元年（679）于灵州南界置鲁、丽、含、塞、依、契等六州，以处突厥降户，时人谓之‘六胡州’”。灵州与六胡州接壤。因而以后许多降户中的粟特人都自称为灵州人。康承训自是粟特人无疑。

　　《资治通鉴》载，咸通四年（863）三月，“南蛮寇左、右江，浸逼邕州。郑愚惧，自言儒臣无将略，请任武臣。朝廷召义武节度使康承训诣阙”。是为粟特人康承训入岭南西部之始。“康承训至京师，以为岭南西道节度使，发荆、襄、洪、鄂四道兵万人与之俱。”“六月，废安南都护府，置行交州于海门镇，以右监门将军宋戎为行交州刺史。以康承训兼领安南及诸军行营。”康承训到邕州后，不设防备，南诏帅群蛮六万人进攻邕州，康六道兵马中的五道近八千人被歼灭，剩余一道侥幸打了个小胜仗，“所杀掳不过三百级”。康承训向朝廷报告大捷以邀功，“加康承训检校右仆射，赏破蛮之功也”。岭南东道节度使韦宙向朝廷报告了真实的情况，康承训自己也害怕谎报的后果，遂上表以病辞去岭南西道节度使。转任右武卫大将军，分司东都。

　　咸通九年（868），分戍桂林的徐泗募兵六年不得代还，军心怨怒，推举判官庞勋为主，揭竿而起，擅自北还，一路所向披靡。或许是因为熟悉岭南情况的缘故，康承训又获起用，“诏以右金吾大将军康承训为义成节度使、徐州行营都招讨使”，对庞勋进行讨伐。他还特别申请带上了沙陀部落、吐谷浑等酋长带兵相助。庞勋剿灭后，康承训有功，封为河东节度使、同平章事。

　　（8）唐，康传业：康承训子，“尝从父征伐，终鄜坊节度使”。咸通四年（863）康承训虚报战功时，除自己获封检校尚书右仆射以外，还“籍子弟姻昵冒赏”。因此,康传业这期间应该也在岭西。

　　（9）唐，康谦：见于《旧唐书》、《新唐书》。“胡人康谦善贾，资产亿万计。杨国忠为相，授安南都护。至德中，为鸿胪卿，专知山南东道驿。人忌之，告其阴通史朝义……以后送状奏杀之，没其资产。”很可能他是在岭南经商而致富，家产颇丰，然后以富入仕的。

　　（10）唐，安友权：见于《全唐文》卷821载《授安友权安南节度使制》，制曰：

　　门下。朕以伯侯之崇，列於藩翰。旌钺之寄，属在忠劳。况其俾奉诏条，佇乃声效。宜洽念功之典，用资抚俗之才。具官安友权，学奥六韬，术探三志。得子玉理兵之要，有少卿养士之心。自属艰难，勉励诚节。侍卫之劳既著，星霜之志靡渝。载陟周行，益恭环列。校其勋绩，宜举宠灵。乃睠海隅，地联越俗。每思封部，尤在抚安。往分瑞节之荣，更益公台之重。尔当奉兹七德，睦彼四邻。夙夜以励武功，周旋以修军政。成于乐土，副我朝恩。勉服训词，钦承厥命。

　　该文出于郑璘条，郑璘为唐末期人，则安友权当是唐末为安南节度使，文中说他“学奥六韬……得子玉理兵之要”，说明他颇有武略，能将兵，其余情况不详。

　　（11） 唐，康升让：见《全唐文》卷657。“康升让可试太子司议郎，知钦州事，兼充本州镇遏使……五人同制。”

　　同时，敕：“容州本贯经略招讨左押衙兼右厢兵马使康升让等，有奉职徇公之勤，有理戎殄寇之效，其帅公素，上章以闻。吾方念劳，尔宜受赏。况容之诸郡有大小，郡之兼职有重轻，量能第功，分命而往。噫！方藩虽远，朝听甚卑，有善必闻，无功不录。吾言及此，欲尔知之。可依前件。”

　　这两条史料见《全唐文》白居易条。白居易元和年间（806-820）任主客郎中知制诰，文宗朝授太子少傅。可见康升让大约是806-820年间在容管钦州为官。从其康姓及镇遏使、左押衙和兵马使等武将职务，以及“理戎殄寇”判断，他极有可能是粟特人。

　　（12）五代，安从进：见于《新五代史》、《旧五代史》。“安从进，振武索葛部人也。祖、父皆事唐为骑将。从进初从庄宗于军间，为护驾马军都指挥使，领贵州刺史。”后反叛自焚而死。贵州在今广西贵港市。沙陀索葛部经许多学者考证，实为粟特人无疑。

　　（13）五代，安审琦：见于《旧五代史》。“安审琦，字国瑞，其先沙陀部人也……王师伐蜀，充行营马军都指挥使，及凯旋，改龙武右厢都校，领富州刺史（富州为现广西昭平县一带）。清泰初（934），为捧圣指挥使，领顺化军节度使。”其父安金全《旧五代史》有传，记载他是代北人也，世为边将。唐代代州北部是从六胡州内迁而来的粟特人以及元和间迁徙而来的沙陀人的大本营。因此很多粟特人、沙陀人都自称是代北人。安审言的姓氏透露出他应该是代北地区粟特人后代。这里的粟特人与沙陀人联系紧密进而形成了代北沙陀军事集团，并相继建立了后唐、后晋、后汉等沙陀政权。

　　（14）五代，康义诚：见于《旧五代史》。载曰：“（康义城）字信臣，代北三部落也。明宗即位，加检校司空，领富州刺史。清泰元年（934）四月，（被潞王）斩于兴教门外，夷其族。”如前所述，代北沙陀三部落之康姓，应是融入到沙陀集团的粟特人。

　　（15）五代，康师进：见于桂林佛教造像上的题铭。“弟子十将勾当龙□□□□□，弟子中军十将□□从众，二弟子讨□十岭状和展，弟子防城都十将刘森，弟子康师进，女弟子王十四娘，同妻，女弟子孙氏二十立姤。”同一造像还有造像记 “维大汉国乾和十一年（953）岁次癸丑十二月丁未十八日，为国重镌造题记，兼寺比丘惠果、寺主僧义聪、僧义光、僧咸涵、僧师镜、师惠钦、僧师训、僧义真、僧道钦、弟子昭武步副指挥使管甲勾当，三十里铺御侮校尉左监门卫率府郎将同正负武骑尉赐紫涂万雄。”造像在桂林南郊金山，左近是唐代著名的龙泉寺遗址。康师进与一众武将前来礼佛，极可能也是军人，显然还是个虔诚的佛教信徒。

　　 二、唐、五代时期岭南西部粟特人相关问题探讨

　　（一）岭西粟特人的身份问题

　　从上述岭西粟特人的材料来看，安野那在岭西的时间大致在盛唐，康谦在安史之乱前已迁出岭南，其余粟特人基本上都在安史之乱之后才来到岭西。安玄朗一家自安靖始来到岭西，落地生根，死葬于此。安野郍是路过岭西短暂停留，最后死于桂林，并按照佛教信徒的方式火化后，骨殖葬于当地罗家山开凿的瘗龛内。其余的都是被任命到岭西某地为官，不久后又被调往其他地方任职，也就永久地离开了岭西。除资料不详的安野郍、康谦、安友权、康师进外，其余粟特人均是入华数代之久，也都是从中国内陆地区南下而来到岭西的，未见有明确从海路来到岭南的粟特人例子。

　　粟特民族“善商贾，争分铢之利。男子年二十即远之旁国，来适中夏。利之所在。无所不到”。粟特人在丝绸之路上经商的能力早为人所熟知，然而与南方的波斯商人相比，粟特胡商在中国南方的势力相对要弱得多。就这些岭西粟特人的身份而言，安野郍是商是官不得而知；康谦为“胡商，资产亿万计”，是由富而入仕，亦商亦官，先商后官；其余人均是武职，而且大部分为武将世家。《新唐书·李林甫传》载：（李林甫）“即说帝曰：‘以殿下（玄宗）雄才，国家富强，而夷狄未灭者，由文吏为将，惮矢石，不身先。不如用蕃将，彼生而雄，养马上，长行阵，天性然也。若陛下感而用之，使必死，夷狄不足图也。’帝然之。”因此，唐中期以后，胡将逐渐增多，数代为将的粟特人相较于经商的粟特人，更多见于史籍。

　　而唐后期及五代时期，岭西一直处于战乱频发、动荡不安的状况，既有土蛮为寇，南诏入侵，也有庞勋的戍卒哗变，以及五代时不断进行的政权更替。于是有“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的说法。

　　在这种朝廷喜用胡将，岭西又逐渐成为全国动荡中心之一的时代背景下，来到岭西的粟特人数量就比唐前中期骤然多了起来，而且全部是武将，鲜见商人。

　　（二）岭西粟特人的华化问题

　　虽然各种史籍、石刻、墓志等材料留下这些岭西粟特人的信息非常有限，然而我们仍旧能从其中一窥管豹。在北方的粟特人聚居区，同族婚姻是入华九姓粟特人的主要形式，而胡汉联姻也是普遍存在的。特别是唐中后期，粟特人入华已历数代人之久，郡望也逐步由“安国、康国”等西域地名转为西北武威等地，进而转为中、东部的代北、会稽等地。在这些材料不够详细的粟特人中，安玄朗一门数代人是个很有代表性的例子。

　　安家入华年代久远，必然受汉文化的熏陶浸染，逐渐融入到中华文化的氛围中。安玄朗娶河东柳氏为妻，河东柳氏是唐代的世家大族。中唐著名文学家柳宗元也出自河东。有唐一代，河东柳氏出任宰相的有三位：柳奭、柳璨、柳浑。单是高宗一朝，在尚书省任职的就有二十二人之多，声名显赫。是以墓志里也说柳氏“簪裾茂族，珪璧贞姿”。虽然柳氏极可能是被流放岭南的士族之后（与高宗朝宰相柳奭一族流放岭南有关），但是“德叶礼经，言契诗教，居室亟闻其义让，宜家将极其显荣”，世家大族的家风及家学在岭南显然是鹤立鸡群的。这能反映出安玄朗的婚姻中有注重“门第”观念的成分。这无疑是其谙熟汉文化传统的具体表现。

　　卜筮是中华民族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之一。安玄朗病后“医筮不乏，药祷无徵”，说明他基本与唐朝的老百姓无异，遇到疾病卜筮祷告，祈祷护佑，预测凶吉。武德九年九月，唐太宗即位后下诏曰：“民间不得妄立妖祠，自非卜筮正术，其余杂占，悉从禁绝。”粟特人通常信祆教，在祆教的祠寺里祷告祈福的管道被封堵，“卜筮正术”遂成为他们的精神出口。例如：安元寿十六岁即入秦王李世民府，在高宗朝屡得升迁。其妻崔氏比安元寿晚逝十五年，崔氏在去世三十年后才得以和安元寿合葬，原因竟是这三十年里，年年占卜，一直没有好的迁葬时间。上文提到的李元谅死于良原，停柩于京师长安，一年后不远千里，安葬于华阴潼乡原之新茔，原因是“谋于箸龟，乃建兆域。遗命附葬，勿令改迁。”因此，不论唐早期，还是中后期，粟特人的墓志中有许多卜筮的例证，说明卜筮已经深入到入华粟特人的生活，成为他们的一种精神寄托，对他们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安玄朗祖孙四代，既没有改变姓氏、郡望，也没有去投奔粟特人聚集的北方藩镇。安（宀+咅）尚有一段时间在粟特人领导下为将，自安靖始，迁徙到粟特人极少的岭南地区，落地生根，建功立业。说明他们已经完全融入到汉文化的生活中，“禀穰苴之法令，敦郄谷之诗书，”受汉文化的传统教育，没有再把自己当作胡人，故而舍弃了粟特胡人喜族群聚居的传统，在汉人乃至“夷獠之地”也能融入其中。由于他们的日常生活习惯、精神寄托、婚姻与当地住民无异，地方住民也没把他们当作胡人看待，相反，因为他们精于行伍，善战多谋，岭西的汉族地方节镇也乐于信任和重用他们，委之以将兵重任。

　　因此，以安玄朗一家为代表的岭西粟特人，已逐渐完成汉化的全过程。不仅日常生活与汉人无异。汉人的卜筮等精神寄托也成为他们意识形态的一部分；还有部分粟特人信仰佛教，是虔诚的佛教信徒，如安野郍与康师进；在婚姻制度上也是对汉人“门当户对”的门第观念的践行者。

　　 三、岭西粟特人的余绪

　　唐末、五代以后，见于史载的粟特人逐渐变少，入宋以后基本消失不见，在岭西也是难觅踪迹。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安史之乱以后，唐朝统辖地区有一种排斥胡化的现象，从而对这里的粟特人心理和生存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除了用改变姓氏、郡望等方法来主动使自己“变”胡为汉外，同时也有大量粟特人迁徙到河北地区，在安史部将建立的藩镇里求得生存和发展。例如，安（宀+咅）的上级——华州刺史、镇国军防御使李元谅，《旧唐书·李元谅传》载其“本姓安，讳元光，其先安息王之胄也”，他在立下累累功勋后，被德宗“赐姓李氏，改名元谅。”李怀玉家族也是这样，凭战功要求皇帝赐姓。这样改姓的例子还有很多。

　　改郡望也是常用的办法。上文提到的康承训，其父康日知为“灵州人”，而他的另一个儿子康志达，也就是康承训的兄弟，在其墓志中，已将自己的籍贯改为与灵州毫不相干的“会稽人”。其墓志云：“公讳志达，本会稽人也。自曾祖曰延庆（即康植），皇朝左威卫大将军，徙居为京兆长安人也。祖曰孝义，皇朝万安府折卫，累赠户部尚书。考曰日知，皇朝兵部尚书、左威卫上将军……公即仆射第四子也。”如果没有其他材料佐证，光从墓志的籍贯来看，已经很难知悉康志达是粟特人了。

　　其次，唐末，随着沙陀的崛起，吸收了相当数量的粟特人。沙陀所谓索葛、安庆和沙陀三部落中的索葛、安庆两部的都督和主要成员当是粟特人。沙陀人与粟特人的关系向来比较密切，上文提到康承训奉命讨伐庞勋，就带上了沙陀军队并起到重要作用。进入五代后，后唐、后晋、后汉三朝均为沙陀人所建，这种密切关系更为显著，很多安、康、石、米等典型的粟特姓氏的将领、军职人员改称自己是沙陀人。依附于新贵而改变自己民族和籍贯的做法在我国古代是惯常的做法。《新五代史》载康福为蔚州人，但是他的康姓、“状貌类胡人”、善于养马、“善诸戎语”等特征说明他当是粟特人，然而“夷狄贵沙陀，故常自言沙陀种也”。所以五代时期，出身沙陀部落带有典型粟特人姓氏的人骤然增多，而能见明显粟特出身的人越来越少。

　　再次，入宋以后，宋王朝吸取唐末五代藩镇割据的经验教训，重用文官，以文抑武，加上与北方游牧民族政权辽、西夏长期对峙，所以使用少数民族军事将领的数量较之前代大为减少，而少数民族将领的影响力也远不及前代，粟特人更是难觅踪迹。在岭南西部，宋朝改变唐朝以来对待“夷獠”的办法，任用当地部族的首领，并允许他们官爵世袭，采取“以蛮夷治蛮夷”的“上策”。这些举措均不利于粟特职业军人的发展。

　　因此，在唐末、五代至宋初的社会环境和政治环境下，粟特人通过改变自己的姓氏、郡望、民族等方式来主动融入所处的环境，更从深层次的意识形态、婚姻制度等方面与汉人深度融合。留在岭西的粟特人正是在唐末、五代时期完成了华化的过程，汇入到历史前进的洪流之中。

　　在宋代的史籍中，我们仍能看到在岭西有很多安姓、康姓等粟特人的典型姓氏的名字，如：康继英，贵州团练使；石普，幽州人，由冀州总营迁容州观察史；安俊，太原人，仁宗朝贵州刺史，《宋史》有载其留有很长的胡子，与粟特人爱蓄须的特征颇类；安昌期，皇佑间永定尉；康卫，熙宁间广西转运使；石鉴，熙宁八年知桂州；安圭，绍兴间清湘令…… 然而他们都已经泯然汉人矣，其身所含粟特之特质，杳不可考。

　　 四、小 结

　　 通过对文献史籍、墓志、石刻等材料的梳理，在唐、五代时期岭南西部，粟特人留下了众多的踪迹。可以看到在唐中后期在朝廷重用胡将、岭西战乱频发、社会动荡的大背景下，粟特人大都从北方南下岭南，没有确切的例子说明岭西有来自海路的粟特人。他们大都以军职或行伍世家的身份进入岭西，或留或迁，为岭西的社会稳定做出了贡献。在长期与汉人打交道的社会生活中，他们逐步在生活习惯、意识形态和婚姻制度上，完成了汉化的过程。入宋以后，由于入华粟特人长期以来通过改变姓氏、郡望、民族以及与汉族通婚等形式，改变了原有特征，因此虽然还能在文献材料中见到不少典型粟特姓氏的官员，但是已难考其根源。（该文原刊《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9年第4期,文字有改动，注释略去，引用请参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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