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四川大学考古学科由考古学家徐中舒、冯汉骥于1960年创建，至今已有60年。在长期的考古教学、科研与实践过程中，为中国尤其是西南地区的考古文博事业培养了大量中坚力量，也形成了自身的研究风格与学术特色，在中国西南考古（包括西藏考古）、历史时期考古（尤其是宗教考古、美术考古和历史时期考古方法论）等领域具有深厚的传统和强劲的实力，近年来也致力 ...

四川大学考古学科由考古学家徐中舒、冯汉骥于1960年创建，至今已有60年。在长期的考古教学、科研与实践过程中，为中国尤其是西南地区的考古文博事业培养了大量中坚力量，也形成了自身的研究风格与学术特色，在中国西南考古（包括西藏考古）、历史时期考古（尤其是宗教考古、美术考古和历史时期考古方法论）等领域具有深厚的传统和强劲的实力，近年来也致力发展科技考古、实验室考古等新兴领域。传统的形成与优秀的学者密不可分，“川大考古60年”专题，一方面回忆和纪念几位为川大考古文博学科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的先生，一方面也回顾川大考古的传统以及一些特别的精神。
冯汉骥先生，字伯良，湖北省宜昌县小溪塔冯家湾人。生于1899年。父冯艺林，是一个中学教员。先生幼时，对祖母印象很深，一生均遵守祖母“要做一个正直的人”的训示。他曾经回忆道：“我祖母虽为一农村女子，但见识明敏，意志坚强，对我们家庭影响是很大的。”
先生五岁时在家乡私塾中发蒙。十岁入宜昌美华书院学习，这是一所美国办的教会学校。1914年，因美籍校长柯柏侮辱一位中国教师，先生激于义愤，鼓动同学反抗，结果被罚停学半年，故延至1916年冬毕业。1917年春，入安庆圣保罗高等中学，1919年以第一名成绩毕业。由于先生学习优异，按规定免费进入教会办的武昌文华大学，但入学以后，教会要求先生信教、读神学，遭到先生拒绝。于是教会取消先生享受免费的权利，要先生偿还全部学费。先生在毕业以后，省吃俭用，在两年内归还了学校八百余元。
先生在大学时攻读文科，兼修图书馆科。1923年毕业后，被老师介绍到厦门大学任图书馆襄理，1924年升任主任。

青年时代的冯汉骥先生（冯汉骥先生家人提供）

先生在厦大时，适逢鲁迅先生亦在厦大任教，两人过从甚密。先生在图书馆为鲁迅先生安置了一间寝室，鲁迅先生遂在此考订中国典籍，引起先生对文物考古之兴趣。先生暇时又常协助生物学教授秉志采集标本，协助研究，以后先生之学习人类学，即发端于此。
1931年夏，先生赴美深造，入哈佛大学研究院人类学系，一面读书，一面在汉和图书馆作零工以维持生活。在教师中，受狄克逊(R.B.Dixon)的影响较大，以后先生研究人类学时所采用的文化进化论观点，即受于狄氏。1933年，先生转入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人类学系，从哈罗威尔(Hallowell)教授学习，亦受了哈氏宣传的文化心理学的熏陶。与此同时，又向布朗(N.Brown)及斯派塞尔(Speiser)两教授学习亚洲考古的知识。1936年夏，得人类学哲学博士学位。

冯汉骥先生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后留影（1935年，冯汉骥先生家人提供）

在此期间，先生的著述，主要都集中在民族学和社会学方面，尤其是将这两种科学的内容和方法，运用于中国古代典籍的研究，解释某些民族学和民俗学的现象，立论新颖，推理精确，引起了国内外广泛的注意。其中用英文发表的著作有《中国亲属制》、《作为中国亲属制构成部分的从子女称》、《玉皇的起源》、《倮倮之历史起源》、《以蛊著称之中国巫术》等。尤其是《中国亲属制》一文，利用当代人类学中“叙述式亲属制与“类分式亲属制”之原理，探索《春秋·公羊传》、《左传》、《尔雅》、《仪礼》、《白虎通》、《通典》等书所载中国古代亲属制名称之由来，旁及交表婚、姊妹同婚及收继婚三种婚姻制度在历史上之反映，使若干千古集讼的问题得到科学而合理的解释，在当时学术界有较大的影响。

冯汉骥夫妇与友人合影（1933年摄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冯汉骥先生家人提供）

1937年春，先生应当时中央博物院筹备主任李济的邀请，经由欧洲返国，准备参加中央博物院的工作，但适逢“八一三事变”发生，上海战事正激，于是被迫在香港上岸，经广州去武汉。时中央博物院忙于内迁，已无法作新的人事安排，先生遂接受了四川大学的聘请，于同年11月到达成都，任四川大学史学系教授，在此结识了徐中舒先生，两人遂成挚友。先生以后自叙道：“我认为他古道直肠，在旧社会中是难得的，所以以后过从甚密。”从此时开始，两位史学家相处四十年，患难与共，风雨同舟，其深情厚谊常为人称道。
1938年暑假，先生获四川大学西南社会科学研究所的资助，只身往松、理、茂汶等岷江上游地区考察羌族现状，历时三月，风餐雨宿，披荆斩棘，备历艰辛。此行除在民族学上获大量资料外，又在汶川县雁门乡清理了一座石棺葬。其后发表《岷江上游的石棺葬文化》一文，首次科学地报道了此类墓葬，开创了川西高原考古发掘研究之先声。1939年，当时教育部组织川康科学考察团，先生任社会组组长，对于西藏地区民族的调査和分类，建树甚多，积累之资料，厚几盈尺。惜此项工作未及完成，仅撰《西康之古代民族》一文，摘要介绍了若干观点。
1941年，四川省博物馆开始筹备，先生众望所归，被推荐为筹备主任。从1943年开始，先生又应邀在原华西大学社会学系兼课，1944年代理该系系主任。
此时期之考古工作，以1942-1943年发掘之前蜀王建墓最为有名，像这种规模较大的地下墓室的发掘，不但在西南是首次，就是全国范围以内，也是没有先例的。先生在抗日战争时期艰苦复杂的条件下主持其事，筹谋策划，显示了卓越的组织能力和高超的科学发掘技术。当墓室开启以后，外界谣传其中有大量金银财宝，引起袍哥土匪的觊觎，竟至武装抢劫，将先生捆绑拷打半天之久。虽历如此艰险，但先生保护文物之决心，并不动摇，发掘工作未受影响。其后先生即围绕对此墓的研究，发表了《王建陵墓的发现与发掘》、《相如琴台与王建永陵》、《架头考》、《前蜀王建墓内石刻伎乐考》等一组文章。除此之外,先生还在成都平原进行过一些考古调査，撰《成都平原的大石遗迹》一文，介绍了这种现在绝大部份已经消失的古迹。在人类学方面，重要的著作有《由中国亲属名词上所见之中国古代婚姻制》等。当然，先生在未学习马克思主义以前，他的某些研究，不免带有唯心主义的色彩。这是可以理解的。

发掘王建墓期间冯汉骥先生与学界友人在四川博物馆合影（1942年摄于四川郫县犀浦，左起：吴金鼎、王介忱、高去寻、冯汉骥、曾昭燏、李济、夏鼐、王明达）

先生在旧社会，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黑暗极端不满，故洁身自好，不入反动党团，不与政界中人来往，“虽有相熟之人，当其一入政界，就等于断绝来往了”。先生自教会学校毕业，但对教会反感甚深，从未信教。对于某些外国人打着学术的幌子在我国边疆活动，亦存戒心；当有人约他参加当时为外国人主持而成员又较复杂的某边疆学会时，先生“以为中国边疆不应外人研究”，拒不加入。解放前夕，又拒绝了国外友人约其去美国工作的建议，将重建中国的希望寄托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上。凡此种种，都显示了一个正直的学者的品格。
解放以后，先生衷心拥护党的领导，积极将自己的学识贡献给新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1950年，人民政府刚刚建立，事理纷繁，百废待举，困难很多，但为了保护历史文物，仍决定立即在重庆成立西南博物院，以徐中舒先生任院长，先生任副院长。消息传来，先生十分振奋，将家属留在成都，只身就任。在上级党委的正确领导之下，两位老友通力合作，配合当时大规模开展的基本建设，数年之间，使四川考古事业得到迅速发展。其最著者，如在成渝铁路修建期间发现的“资阳人”头骨化石,是当时长江流域第一次发现的旧石器时代人类遗迹，意义十分重大。在宝成铁路修建过程中在昭化宝轮院和巴县冬笋坝发现的船棺葬，为研究古代巴蜀的历史，提供了新的依据。配合成都市政建设在羊子山发掘的土台遗址和大量墓葬，其时代从春秋延续到明清，等于是翻开了一部四川墓葬编年史，科学价值很高。在这些工作中，先生均栉风沐雨，亲临现场，不辞劳苦，给田野工作者以具体的帮助和指导。以后发表的《四川古代的船棺葬》，即为当时成果之一。
1955年，西南博物院撤消，先生又回到成都，任四川省博物馆馆长，兼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主任。这个时期，先生除关心这两个单位的人材培养外，主要从事研究四川考古并整理解放以前即着手撰写的王建墓发掘报告。此时发表的论文有《关于“楚公（上爫下家）”戈的真伪并略论四川“巴蜀”时期的兵器》、《四川的画象砖墓与画象砖》、《王建墓内出土“大带”考》、《前蜀王建墓出土的平脱漆器及银铅胎漆器》等，对于巴蜀兵器的分类断代、四川汉墓的特点和分期、唐至五代典章制度的考证，都提出了很有参考价值的意见。
从1954年开始，云南省博物馆对晋宁石寨山滇王族的墓葬进行发掘，遗物众多，内容丰富，为建国以来考古学上重大成就之一。1959年，先生应云南省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研究所及云南省博物馆之约，去云南对这批文物进行研究。所写的《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文物的族属问题试探》、《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钢器研究——若干主要人物活动图象试释》、《云南晋宁出土铜鼓研究》等文，综合考古材料与民族学材料，对古代滇族的历史、族属、风俗等进行了全面分析，不仅学术价值很高，而且在研究方法上亦有新的突破。

1950年代初的冯汉骥先生（冯汉骥先生家人提供）

1962年，先生完成了《前蜀王建墓发掘报告》的编写，该书于1964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可视为先生二十年辛勤劳动之总结。报告除了对墓室结构、雕刻和出土遗物等作了详细的叙述，还科学地复原了墓室的某些细部结构，同时又结合古代文献，对主要的雕刻和遗物作了考证和研究。所以此书的出版，不但是考古学上的重要成绩，也是对我国工艺美术史、建筑史和音乐史作出的贡献。与此同时，先生还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重译了摩尔根的《古代社会》。该书有很多由摩尔根所独创的民族学和社会学方面的名词术语，内容亦较艰深，先生的译文准确、流畅，显示了在民族学方面的深湛修养。
从六十年代开始，先生基于对历史记载和地下发掘资料的综合研究，逐步形成了一种看法，即我国早期新石器的文化可能要到长江流域去寻找，而不一定局限在黄河流域。为此先生进行了一定的准备工作，希望以此作为自己一生中最后一项主要的科研项目，但自1964年以后，由于政治运动的不断开展，先生的工作即受到很大的影响。1973年，浙江省余姚县河姆渡终于发现了一种距今六、七千年以前的原始文化，证明了先生预见的科学性。
在“文化大革命”中，先生虽然受到了冲击，但不论在何种艰危的情况下，均以气节自励，不作脱离实际的检讨，不写虚假误人的材料。对于个人的得失，先生可以不计，但对于林彪、“四人帮”一伙祸国殃民、毁灭文化的罪行，则深恶痛绝，坚信党中央正确的领导必将恢复，“四人帮”一伙绝无好下场。在十年动荡之中，先生的研究全部停顿，眼见一支辛苦建立的文物考古专业队伍惨遭摧残，某些珍贵文物受到损失，心情十分痛苦，终于抑郁成疾。1975年11月，先生身体已很衰弱，但仍为从湖南、贵州等地来四川参观的文物考古工作者作了有关夜郎研究的学术报告，会后即感不支，进入医院。以后时病时起。1976年10月，先生在病床上听到党中央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万分兴奋，希望自己能早日恢复健康，再作几年学术工作，终以年高体弱，医治无效，延至1977年3月7日逝世，享年七十八岁。

冯汉骥先生在三星堆遗址考古现场（1963年摄于四川广汉三星堆月亮湾）

总结先生一生治学之经验，其特点有三。一为态度谨严，重视实践，即使在解放前极端艰苦的情况下，仍然多次参加民族调査和考古发掘，并谆谆教导后学，“不要做沙发椅上的考古学家”。对于实际资料之应用，先生主张先从类型学的分析着手，再进而探讨其社会意义。观察务求细致，思考力致周详。“应使器物烂熟于胸，然后下笔。”1959年在云南研究晋宁石寨山文化时，经常对一件青铜器观察达数小时之久，至今云南省博物馆的老同志犹能忆之。二为博览群书，不拘一格。先生从事研究工作时，除了先秦典籍，正史丛书以外，旁及稗官野史，笔记小说，凡能为我所用者，均信手拈来，自成旁证。如在《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铜器研究》一文中引宋释文莹《湘山野录》中李退夫撒园荽轶事以证古代农业中“孕育”仪式之流行；在《略论番薯和玉蜀黍的来源》（手稿）中引小说《金瓶梅》（31回、35回、74回）之资料以证玉蜀黍流行于北方之时代等，均为其例。三为重视相邻学科之综合利用。先生之重点虽在考古学，但对体质人类学、地质学、生物学、民族学、民俗学、地理学等均极重视，旁征博引，万流归壑，为我所用。如在研究晋宁石寨山文物时大量使用民族学对比资料，而解释中国古代亲属制时则利用了人类学的成果，都是有独到之处的。正是由于先生在治学方法上能采各家之长，故在研究成果中亦能突破前人窠臼，取得新的进展。在这些方面，至今仍然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先生主持四川省博物馆工作三十余年，该馆之有今日规模，先生筚路蓝缕，功不可灭。与此同时，先生又在四川大学、华西大学执教近四十年，满园桃李，遍植滇池蜀道间。今西南地区之民族、考古工作者，很多出自先生门下，流风余韵，绵绵不绝。先生有知，亦当自慰于九泉。
先生为人，豁达大度，待人宽而克己严。不在背后揭人之短，不在当面誇人之长。与之共事者，凡有一技之长，必尽量发挥其作用，不计毁誉，故深受同志及学生爱戴。一生除读书外无他嗜好，对生人不善交际，言讷讷不能出口；但与朋友后学相处则推心置腹，肝胆照人。先生豪爽善饮，以1959年在北京曾与郭沫若先生纵情一醉而引为生平快事。生前除计划探索长江流域远古文化之源流外，还想编写出羊子山发掘报告，并系统地研究西南民族历史。惜壮志未酬，而哲人已逝。当今社会主义祖国万象更新，全体人民为四化建设奋斗之际，念及先生一生芬绩，吾侪后学，徒增丧失良师之痛，而感所负重担之艰。适值先生逝世三周年纪念，故书此短文，以表哀悼之忱。
1980年3月7日于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