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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明明 杨富学 | 吐峪沟半白半黑人骨像“摩尼教说”驳议

摘要: 摘要:吐峪沟石窟第42窟左壁有一幅半白半黑人骨造像,一种观点认为应来自摩尼教二元论,象征着人体所包含的明暗两部分。然而,摩尼教对二元论的表示不用身体的阴阳,而是用两种概念化的树木,即黑暗死树和光明活树。该图像表示的应是不净观,和十六国时期流行的禅观思想息息相关,所依禅经主要有鸠摩罗什译《禅秘要法经》、《坐禅三昧经》和《禅法要解》等 ...


摘要:吐峪沟石窟第42窟左壁有一幅半白半黑人骨造像,一种观点认为应来自摩尼教二元论,象征着人体所包含的明暗两部分。然而,摩尼教对二元论的表示不用身体的阴阳,而是用两种概念化的树木,即黑暗死树和光明活树。该图像表示的应是不净观,和十六国时期流行的禅观思想息息相关,所依禅经主要有鸠摩罗什译《禅秘要法经》、《坐禅三昧经》和《禅法要解》等。属于佛教内容,与摩尼教无关。胜金口石窟北区第4窟也被定为“摩尼教窟”,依据在于该窟后壁上部所见两棵交叉树,被称作光明活树和黑暗死树。然二树所绘完全为写实手法,与摩尼教概念化用以表示善念与恶念的树木不同,树下所坐僧人为光头,不同于摩尼教僧侣的蓄发。足证胜金口石窟北4窟同为佛教石窟,与摩尼教无干。

关键词:吐峪沟石窟;胜金口石窟;禅观;摩尼教


吐鲁番吐峪沟石窟第42窟(格伦威德尔编号第4窟)通常被称作北凉窟,开凿于5世纪。[1] 该窟窟顶呈纵劵顶,平面为长方形,后壁开一禅室,东西两侧壁各开两禅室。其中东壁(左壁)有一半白半黑人骨造像,左半身为肉身,呈黑色,右半身为骨骸,呈白色。(图1)该像两侧分别有一位在树下暝想之禅定僧。壁画下方用赤褐色文字书写有“开觉寺僧智空”等题辞,右壁文字则完全脱落。晁华山称此半白半黑人骨像为阴阳人,指出:

  所谓阴阳人, 画的是一人裸体分腿站立, 其身体左半但以粗墨线勾画, 而右半侧先涂白底色, 再以淡色线画出轮廓和骨骼。这象征着人体包含黑白、明暗两部分。摩尼教从二元论出发,认为人体包含光明分子和黑暗物质, 光明分子是被黑暗物质俘获的。[2]

  

晁氏认为该半白半黑形象代表着人体所包含的黑白、明暗两部分,出自摩尼教的二元论。对此,笔者有不同看法,这里略作申述。

图1:吐峪沟42窟半白半黑人骨像

如所周知,摩尼教最突出的特点即是它贯穿始终的“二元”思想,认为世界是由光明和黑暗、善与恶所组成。吐峪沟第42窟所见半白半黑人骨像,从表面上看,似乎有表现人体由两种物质组成的可能,但遍观摩尼教典籍,如敦煌出土唐写本北宇56(新8470、BD00256)《摩尼教残经》、S. 3969+P. 3884《摩尼光佛教法仪略》和S. 2659(Or. 8210)《下部赞》等,从中我们找不出任何以此形式表现光明和黑暗、善与恶的内容,相反,敦煌文献却告诉我们,摩尼教用以表示阴阳二元论概念的不是身体的阴阳,而是两种概念化的树木,其一曰黑暗死树(第170行),其二曰光明活树(第184行)。[3] 对于前者,《摩尼教残经》有如下记载:

  其彼贪魔,以清净气,禁于骨城,安置暗相,栽莳死树;又以妙风,禁于筋城,安置暗心,栽莳死树;又以明力,禁于脉城,安置暗念,栽莳死树;又以妙水,禁于肉城,安置暗思,栽莳死树;又以妙火,禁于皮城,安置暗意,栽莳死树。[4]

  如是树者,名为死树。贪魔于此无明暗窟,勤加种莳。[5]

  

其中有“骨城”之谓,但这里的“骨城”,是与筋城、脉城、肉城、皮城相对应的,与本文所谓的半白半黑人骨像了无干系。质言之,以半白半黑人骨像来表示摩尼教的阴阳观念,文献失据,难以服人。

相较于晁氏的观点在摩尼教经典中找不到任何依据而言,在佛教典籍中白骨形象的出现却是寻常之事,尤其是《禅秘要法经》对白骨的有关描述,可视作第42窟所见半白半黑人骨像之最佳脚注:

  复当起想,令足趺肉两向披,见足趺骨,极令了了;见足趺骨,白如珂雪。此想成已,次观踝骨,使肉两向披,亦见踝骨,极令皎白。次观胫骨,使肉褫落,自见胫骨,皎然大白。次观膝骨,亦使皎然分明。次观臗骨,亦使极白。次观胁骨,想肉从一一胁间两向褫落,但见胁骨,白如珂雪。乃至见于脊骨,极令分明。次观肩骨,想肩肉如以刀割,从肩至肘,从肘至腕,从腕至掌,从掌至指端,皆令肉两向披,见半身白骨。见半身白骨已,次观头皮。[6]

  

其中所谓的“半身白骨”,完全可以与吐峪沟第42窟所见半白半黑人骨像直接比对,很显然,这段文字讲的是佛教禅观。同时,我们还应注意到《思惟略要法》中所见之白骨观法:

  白骨观者,除身皮血筋肉都尽,骨骨相拄白如珂雪,光亦如是……既见骨人,当观骨人之中,其心生灭相续如綖穿珠,如意所见及观外身,亦复如是。若心欲住,精勤莫废,如攒火见烟、掘井见湿,必得不久。若心静住,开眼闭眼光骨明了,如水澄静则见面像,浊则不了,竭则不见。[7]

  

不难看出,白骨观法的重点即为“身皮血筋肉都尽”之白骨。对此,《禅秘要法经》更是直言:“当自观身作一白骨人,极使白净……乃至见于无量无边诸白骨人。”[8] 吐峪沟壁画中这幅半肉身半白骨的人物像,肉体部以暗褐色的粗线条勾勒,白骨部以细线绘出肋骨,再涂以白色,虽身皮血筋肉只尽了一半,但也可明显看出该种手法旨在强调白骨而非其他。《五门禅经要用法》所载白骨观法与此亦无几二致。质言之,观白骨在佛教禅修过程中是很常见的。

《禅秘要法经》对于白骨观法的记载,所见有足趺、肩骨、肘、腕掌、指端,“见半身白骨。见半身白骨已,次观头皮”。此观法是由下至上,先躯干后头颅,与壁画中由右半身至左半身的顺序有所不同,但可以认为其方法是相同的。对此,该经另有记载:

  自观自观头骨,见头骨白如颇梨色。如是渐见举身白骨,皎然白净,身体完全,节节相拄……系念惟谛观面骨……渐渐广大,见举身骨。[9]

  

经文同样描述了自上而下的观法,可知白骨观法是由局部白骨而向全身逐步扩展的,推而论之,自左向右,先观肉身,次观白骨,当然也应该是可以的。

学界早就注意到此图,一般都将之与佛教的禅观相联系,如宫治昭称称之“白骨观想图”。[10] 此说得到了山部能宜的支持。[11] 贺世哲指认其表现的是佛教“不净观”。[12] 说法虽异,实则一也,当称得的之论。贾应逸指出,该图表示的是十六观中的不净观,和十六国时期流行的禅观思想息息相关,所依禅经主要有鸠摩罗什译《禅秘要法经》、《坐禅三昧经》和《禅法要解》等。[13] 总之,该形象属于佛教内容,与摩尼教无关。

将半白半黑人骨像解释为禅观,不惟可证之于吐峪沟石窟,在中亚、西域等地的佛教壁画中同样可得到佐证,如位于阿富汗哈达佛寺遗址的塔帕·肖特耳地下窟中有一幅白骨像,即与佛经中对于白骨观的描述具有很强的一致性。[14] 新疆拜城克孜尔石窟中此类内容也很常见,如第67窟左壁有一组人物,左面为一比丘,坐于树下,右方四身显然为贵族身份,紧接是一裸露上身姿势优美的女性。此女面前有一头骨,当为禅观中的“不净观”,描绘僧人在向“贪欲”者讲述“不净观”的道理。[15] 克孜尔石窟所绘主要突出的并非白骨像,而是观想骷髅的僧人。白骨观所述观想之对象是“白骨人”或“骨人”,以全身骨骸为前提。此类绘画自然与白骨观息息相关。敦煌莫高窟254窟(北魏)降魔图的右下角,绘有暗黑色鬼神形魔众,其下面有白色骸骨。这些都可为白骨佛教说添一注脚。

莫高窟254窟《降魔变》

以上所见白骨并不能说都与吐峪沟42窟中所见半白半黑人物像同出一脉,但相较于晁华山认为的出自摩尼教“二元论”来说,将之释作佛教思想之“白骨观”,似乎更令人信服。

按照摩尼教之理论,亚当和夏娃的肉体都由黑暗物质组成的,光明分子组成了他们的灵魂。人类的身体自成小世界,是小宇宙,是光明和黑暗的缩影。[16] 既然摩尼把人体当作光明和黑暗世界的缩影,把人类视为囚禁光明分子的肉体,同时又认定人类是暗魔的子孙,而这些子孙的灵魂却是光明分子所组成的,势必就会使大明尊面临着一个如何拯救人类灵魂的问题。

摩尼是悲观的,悲观也源于他所处的时代,现实世界中种种力量斗争的结果都不能排除人类的苦难与灾厄,于是便把现实世界当作黑暗物质的生成物,把最终的希望寄托在世界的毁灭。由此立场出发,摩尼严谨信徒结婚,因为结婚就会有新生命的诞生,这就意味着光明分子会再度受到囚禁。[17] 摩尼甚至表示:“我们应当断绝子嗣,使世界光明。”[18] 摩尼本人后来被波斯王瓦拉姆一世(274~277年)处死,罪名之一就是他提倡世界毁灭的言论。至此,不难看出,摩尼认为拯救光明分子的唯一办法就是毁灭,甚至不惜人类断子绝孙。若果,也就无法衍生出“人的身体中存在一半光明,一半黑暗”这样的理论来。是故,可以认为,晁氏的观点对摩尼教的“二元论”显然有所曲解。

对于上文所述光明活树和黑暗死树,晁氏也有论及,所举例证为胜金口石窟北区第4窟后壁上部所见两棵交叉树(图2)。其中所绘二树一棵清晰,一棵相对模糊,晁氏同样认为此二树也是摩尼教“二元论”的表现,即是生命树与死亡树,或善树与恶树。树下坐着一名光头僧人,晁氏解释为“斋讲的摩尼教高师”。[19] 这其实也是一种误解。柳洪亮撰文指出该窟所见交叉树采用的是白描写实手法,与摩尼教概念化的“光明树”不同。[20] 颇有一些道理。敦煌本《摩尼教残经》对生命树与死亡树概念有明确记载:

  时惠明使施五施已,先以驱逐无明暗相,伐却五种毒恶死树……时惠明使,当用智惠快利钁斧,次第诛伐,以已五种无上清净光明宝树,于本性地而栽种之;于其宝树溉甘露水,生成仙果。[21]

  

从该文献的记载来看,惠明使先用“快利钁斧”,砍伐了“五种毒恶死树”,继而培育出“五种无上清净光明宝树”。五种毒恶死树依次为无明暗相(表示怨憎、嗔、恨、分拆、泊淡、讥嫌)、无明暗心(表示无信、淡忘、谄惰、刚强、烦恼、贪欲、拒讳)、无明暗念(表示婬欲、怠惰、刚强、增上、讥诮、贪嗜、爱欲)、暗思(表示忿怒、愚痴、无信、拙钝、轻蔑、贡高、轻他)、暗意(表示愚痴、无记、嫚钝、顾影、越众、爱乐、贪嗜);五种无上清净光明宝树(活树)则为相树(表示怜愍、快乐、欢喜、美众、安泰、敬慎、坚固、清净妙宝心树(表示诚信、见信、怕惧、警觉、勤学、读诵、安乐)、念树(表示具足、好意、威仪、真实庄严诸行、实言无虚妄语、说清净正法、爱乐相见)、思树(表示忍辱、安泰、忍受、戒律、斋赞、勤修、精进)、意树(表示智惠、了二宗义、明法辩才、权变知机、能巧问答、善能譬喻、柔濡美辞)。

从中可以明确看出,所谓的死树、活树概念,其意表现的是善念和恶念,并非现实中的树木。退一步说,即使如晁氏之言,可以用树木来表示善念和恶念,但从画面看,两棵相交之树没有一棵呈现出死亡的迹象,晁氏所说的死亡之树呈现出的却是一派枝繁叶茂、生机盎然的景象,竟无丝毫衰败的征候。这和宗教宣传中一般都把敌对方进行丑化的做法截然相反。足以说明,胜金口第4窟之交叉树当与摩尼教无关。

其实,最能彰显该窟宗教属性的是坐于树下的光头僧人。

图2:胜金口北4窟后壁

从历史记载来看,摩尼僧都是蓄发的,这在吐鲁番出土的摩尼教绘画中很多见,如高昌故城α遗址发现的摩尼教壁画残片(现藏柏林印度艺术博物馆,编号MIK III 4624)中的二位摩尼教选民,均髯髭浓郁,散发披肩(图3)。[22] 同样出自高昌故城α遗址的庇麻节图(现藏柏林印度艺术博物馆,编号MIK III 4979a),在宝座的左右二侧端坐着摩尼教高僧,其中左边一位头发雪白,另外一些都头戴高冠,个个都发披肩上(图4)。[23] 尤有进者,在福建省福州市浦西至今尚保存完好的明教文佛祖殿(1998年以后改称“福寿宫”)内供奉有夹苎脱胎的摩尼光佛塑像(清早期曾有修补),同样是散发披肩。[24] 世所闻名的福建晋江草庵摩尼光佛石雕像,也是头发披露垂肩。[25] 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唐武宗会昌灭法期间,旅唐日本高僧圆仁亲眼目睹了摩尼师惨遭屠戮的场景:

  [会昌三年(843年)]四月,中旬,敕下。令煞天下摩尼师。剃发,令着袈裟,作沙门形而煞之。摩尼师即回鹘所崇重也。[26]

  

既需剃发,明证摩尼僧是蓄发的,与和尚的光头迥然有别。该僧人坐在树下,表现的应是佛教十六观众的“树观想”。由是,足证胜金口第4窟是佛教窟而非摩尼教窟,晁氏所谓交叉树为摩尼教生命树与死亡树之说无法成立。

图3:摩尼教选民(蓄发)

图4:摩尼教绘画(蓄发)

吐鲁番自古以来就是各种宗教文化相融合的坩埚,尤其是在高昌回鹘时期,佛教、摩尼教、景教、拜火教等都在那里流行不悖,而且有着深层次的融合,其中尤以回鹘佛教与摩尼教的交融最为典型,回鹘早期佛教对摩尼教多有吸收,而摩尼教多受佛教的影响则更甚,摩尼教的大量术语、套语都借自回鹘佛教,甚至佛教的思想也被摩尼教直接吸收。从今天所知的回鹘摩尼教艺术品来看,大多都与佛教艺术品并存,而且明显受到了佛教艺术形式的影响。[27] 惟其如此,吐鲁番的某些摩尼教与佛教艺术品呈现出相似的特征,需要经过多方努力,才可辨识清楚。就吐峪沟42窟所见半白半黑人骨像及胜金口北4窟所见交叉树来说,仅凭艺术特点是无法推定其到底是佛教还是摩尼教属性的,需要从经典及典型造像案例进行综合分析。庶几可以认为,吐峪沟第42窟之半白半黑奇妙人骨像当来自佛教禅观思想中的“白骨观”,与摩尼教了无干系。


  注释:

[1] 贾应逸、祁小山《印度到中国的佛教艺术》,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433-434页。

  [2] 晁华山《寻觅湮没千年的东方摩尼寺》,《中国文化》第8期,1993年,第10页。

  [3] A. M.Kugener et F. Cumont, Recherches sur leManichéisme, Tome I, Bruxelles, 1912, p. 97.

  [4]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第4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358页。录文见林悟殊《林悟殊敦煌文书与夷教研究·附录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411页;芮传明《东方摩尼教研究·附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65页。

  [5]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第4卷,第361页。林悟殊《林悟殊敦煌文书与夷教研究·附录一》,第417页;芮传明《东方摩尼教研究·附录》,第371页。

  [6] [姚秦]鸠摩罗什译《禅秘要法经》卷上,《大正藏》第十五卷,No. 613,页243c

  [7] [姚秦]鸠摩罗什译《思惟略要法》,《大正藏》第十五卷,No. 617,页298c

  [8] [姚秦]鸠摩罗什译《禅秘要法经》卷上,《大正藏》第十五卷,No. 613,页244b

  [9] [姚秦]鸠摩罗什译《禅秘要法经》卷上,《大正藏》第十五卷,No. 613,页244b252a

  [10] [日]宫治昭著,贺小萍译《吐峪沟石窟壁画与禅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77~80页。

  [11] Nobuyoshi Yamabe, The Implication of the‘Manichean’Caves at Toyok, Turfan,For the Origin of the Guan wuliangshoujing,蓮如の総合研究》,京都:永田文昌堂,1998年,pp. 256-259; Nobuyoshi Yambe, Practiceof Visualization and the Visualization Sūtra: An Examination of Mural Paintingsat Toyok, Turfan, Pacific World—Journalof the Institute of Buddhist Studies.3rd. ser., no. 4, 2002, pp. 126, 130-142; NobuyoshiYamabe, An Examination of Mural Paintings of Visualizing Monks in Toyok Cave42: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Origin of Some Chinese Texts on Meditation, Turfan Revisited-The First Century ofResearch into the Arts and Cultures of the Silk Road, Berlin2004, pp. 401-407.

  [12] 贺世哲《读莫高窟254窟〈难陀出家图〉》,《敦煌研究》1997年第2期,第4~5页。

  [13] 贾应逸《新疆吐峪沟石窟佛教壁画泛论》,《佛学研究》第4期,1995年,第240~249页;贾应逸《鸠摩罗什译经和北凉时期的高昌佛教》,《敦煌研究》1999年第1期,第152~154页。

  [14] []入泽崇撰,苗利辉译《禅定僧:进来日本学者对克孜尔石窟图像的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第98~99页。

  [15] 霍旭初《克孜尔石窟壁画裸体形象问题研究》,《西域研究》2007年第3期,第48页

  [16] 许地山《摩尼教二宗三际论》,《燕京学报》第3期,1928年,第392页。

  [17] 林悟殊《摩尼教的二宗三际论及其起源初探》,《世界宗教研究》1982年第3期,第54页。

  [18] [埃及]阿赫默德·艾敏著,纳忠译《阿拉伯文化的黎明时期》,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年,第109页。

  [19] 晁华山《初寻高昌摩尼寺的踪迹》,《考古与文物》1993年第1期,第85页;晁华山《寻觅湮没千年的东方摩尼寺》,《中国文化》第8期,1993年,第4~5页。

  [20] 柳洪亮《吐鲁番胜金口北区寺院是摩尼寺吗?》,新疆吐鲁番地区文物局编《吐鲁番新出摩尼教文献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年,第238页。

  [21]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第4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361页。录文见林悟殊《林悟殊敦煌文书与夷教研究·附录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417页;芮传明《东方摩尼教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71页。

  [22] A. von Le Coq, Die buddhistische Spätantike in Mittelasien. II. Die Manichaeischen Maniaturen,Berlin 1923, Tafel 1b; Zsuzsanna Gulács, Manichaean Art in Berlin Collections, Brepols, 2001, pp. 202-203, fig. 92.

  [23] A. von Le Coq, Die buddhistische Spätantike in Mittelasien. II. Die Manichaeischen Maniaturen,Berlin 1923, Tafel 8ba; Zsuzsanna Gulács, Manichaean Art in Berlin Collections, Brepols, 2001, pp. 70-75, fig. 32.1.

  [24] 曾意丹《漫话福寿宫新发现的摩尼教遗址》,《福州晚报》2008年3月29日A19版。

  [25] 吴文良《泉州宗教石刻》,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年,第44页,图107(增订本,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441~442页,图C 2. 1-2);粘良图《晋江草庵研究》,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45页;林悟殊《泉州草庵摩尼雕像与吐鲁番摩尼画像的比较》,《考古与文物》2003年第2期,第77页。

  [26] [日]圆仁著,白化文等校注《入唐求法巡礼行校注》卷三,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2年,第416页。

  [27] 杨富学《论回鹘佛教与摩尼教的激荡》,《吐鲁番学研究》2008年第1期,第120~124页。


  编按:本文原刊《吐鲁番学研究》2013年第2期,第86~92页,如若引用请参考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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