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120年前，敦煌藏经洞被道士王圆箓的无意发现，使得数万卷古代文献及纸本绢画始见天日。藏经洞被认为是人类文化史上的重大发现之一，保存了公元4至11世纪的写本刺绣、绢画、法器等各类文物近6万件，“方面异常广泛，内容无限丰富”，可谓是“中古时代的百科全书”、“古代学术的海洋”，并很快进入了国际学术的视野。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文献是中国近代学术史 ...

120年前，敦煌藏经洞被道士王圆箓的无意发现，使得数万卷古代文献及纸本绢画始见天日。藏经洞被认为是人类文化史上的重大发现之一，保存了公元4至11世纪的写本刺绣、绢画、法器等各类文物近6万件，“方面异常广泛，内容无限丰富”，可谓是“中古时代的百科全书”、“古代学术的海洋”，并很快进入了国际学术的视野。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文献是中国近代学术史上最重要的发现，敦煌学家姜亮夫教授认为“整个中国文化都在敦煌卷子中表现出来”。

在藏经洞发现120周年之际，11月7日至10日，“2020敦煌论坛：纪念藏经洞发现120周年学术研讨会暨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员代表大会”在敦煌莫高窟举行，旨在总结敦煌学百余年来的研究成果和历史经验， 推动21世纪敦煌学的更大发展。澎湃新闻获悉，由于历史原因，中国的敦煌学研究曾经处于落后的状态，经过一百多年的探索研究，一代又一代的敦煌人的保护、研究与弘扬，敦煌已成为国际敦煌学研究的最大实体和基地之一。

2020敦煌论坛开幕式

“进入21世纪，以‘敦煌学’为中心的史学、宗教学、古代文学、艺术学等学科更是得到了极大发展。同时，对敦煌石窟研究的深入，也不断地推动着现代艺术，如绘画、雕塑、建筑、书法、音乐、舞蹈乃至服装设计等艺术创作领域的发展。”敦煌研究院院长赵声良说。

敦煌莫高窟九层楼

从莫高窟第16窟主室看到的藏经洞口

藏经洞发现120周年，从屡遭偷盗到举世瞩目

1900 年 6 月 22 日，中国甘肃敦煌莫高窟藏经洞被发现。敦煌莫高窟下寺道士王圆篆在清理积沙时，无意中发现了藏经洞。很快，藏经洞发现的五万多件文物以及规模宏大、内容丰富的敦煌石窟所构成的敦煌文化进入了国际学术的视野，引起了中外学者的高度重视，并很快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一门综合性学科。陈寅恪当年把这个崭新的学术领域称为“敦煌学”。极大地拓宽了时人对中国古代历史文化艺术、丝绸之路东西方文化交流互鉴等方面的认识。敦煌学家姜亮夫教授认为“整个中国文化都在敦煌卷子中表现出来”。金石学家叶昌炽认为，“该窟发现数以万计的古代佛经、道经及世俗文书等，是研究我国近两千年学术文化发展的宝贵文献，历史之积文终成后世之瑰宝，实为我国学术及世界学术之大幸。”

道士王圆篆  斯坦因1907年5月拍摄

斯坦因所获的部分藏经洞文献

敦煌莫高窟

然而敦煌藏经洞也是“吾国学术之伤心史”。藏经洞被发现后，文献文物随后大量流失或遗失。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取走了约一万五千卷；法国人伯希和拿去了约六千六百卷；日本人橘瑞超和吉川小一郎、俄国人鄂登堡也相继取走了不少的文卷。目前有八千多残卷保存于国家图书馆内，造成中国文化史上的空前浩劫。

甘肃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王国强在“2020敦煌论坛”致辞

在回顾了敦煌藏经洞的发现和遭遇，甘肃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王国强今天在大会上发言说：“让我们欣慰和感佩的是基于藏经洞文物的研究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一门国际性显学——‘敦煌学’，120年来，在全世界敦煌学者苦心孤诣、深入研究下，使流失各地的藏经洞文物逐步被整理、刊布、出版，基本揭示了藏经洞文物有什么、是什么及其珍贵价值。特别是在国家的高度支持和重视之下，国内学者团结一致、奋起直追，彻底改变了‘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的命运，形成‘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的研究局面。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举办此次会议，既纪念藏经洞发现120周年文化盛事，更纪念敦煌学走过120年的不平凡历程。”王国强也表示，甘肃省委宣传部将大力支持，与敦煌学者一道，紧抓机遇，推进敦煌学在新时代再上新台阶。

敦煌遗书《大般涅槃经》

甘肃省文物局副局长陈于柱在会上表示，“明珠蒙尘、不掩其芒”，在一代代学人努力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彻底改变了“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的局面，国际学术界公认中国是敦煌学研究中心，藏经洞是敦煌文化的标志性符号，其出土文献与文物奠定了敦煌学的重要基础。“敦煌藏经洞是20世纪初中国四大考古发现之一，不仅是文物宝库，更是学术富矿。此次论坛是敦煌学史上承前启后的一次盛会，甘肃省文物局愿与学术界一道，支持敦煌研究院再接再厉。”

《朝贡图》 纸本 北宋 966年 （大英博物馆藏）

对于未来敦煌的发展，故宫博物院副院长赵国英在会上说：“敦煌研究院建院76年以来，在一代又一代的敦煌人努力下，在敦煌石窟历史、考古、艺术、美学等各方面研究成绩显著，成为国际敦煌学研究的最大实体和基地之一。故宫又称紫禁城，是我国现存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宫殿建筑群。去年8月31日，故宫博物院很荣幸地与敦煌研究院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书》，双方依托各自资源优势，在学术资源共享、遗产地管理、文物保护与研究、数字化保护应用、人才培养、文创开发、社会公众教育等八个方面进行战略合作。从此，在全世界均享有盛誉的两家单位携手合作。”

敦煌遗书残片

中国敦煌吐鲁番协会会长郝春文在会上介绍了未来五到十五年间敦煌学界的重要工作规划，包括出版新版敦煌石窟全集、建立全球敦煌文献资源共享平台在内的八项工作被列入其中。敦煌研究院院长赵声良在致辞

敦煌研究院院长赵声良在致辞

敦煌研究院院长赵声良在致辞中回顾了藏经洞发现120年来的历史以及百年来敦煌学发展的历程和敦煌研究院艰苦卓绝的76年奋斗史，他说：“改革开放以后，经过中国学者的不懈努力，中国敦煌学研究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使国际敦煌学研究的格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回顾敦煌研究院艰苦卓绝的76年奋斗历史，几代莫高窟人攻坚克难，锐意进取，逐步形成了‘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的‘莫高精神’，通过不断探索与实践，创建了世界文化遗产科学保护、研究、利用与管理的综合体系；运用科学技术真实、完整、可持续地保护敦煌石窟，创立了我国石窟科学保护方法体系；突破传统石窟考古学方法和手段，创建了多学科深度交叉融合的石窟考古新模式；提出了数字敦煌构想，研发文物数字化成套关键技术，实现了敦煌石窟永久保存与永续利用；首次在国内开展了遗产地游客承载量研究，建成了文物领域首个数字展示中心，创建了‘总量控制+线上预约+数字展示+实体参观’为一体的世界遗产展示利用新模式，为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

敦煌遗书

敦煌吐鲁番文书的拓展研究与敦煌藏经洞之谜的再认识

据主办方介绍，本次大会共邀请150多位资深敦煌学专家学者与会。在今天开幕式结束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荣新江、浙江大学教授张涌泉、中华书局编审柴剑虹、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所长郑炳林、敦煌研究院院长赵声良、敦煌研究院副院长罗华庆作了大会发言。

荣新江在会上以《敦煌吐鲁番文书与历史研究新视野》为题发言表示，以1900年敦煌藏经洞发现的大量敦煌文献为标志，加上几乎同时期在吐鲁番盆地各遗址发现的大量各种语言的典籍和文书，为历史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原始材料，推动了120年来的现代学术许多门类的进步。“20年前，我曾撰《敦煌学：21世纪还是“学术新潮流”吗?》，从四个方面来展望新世纪的敦煌学：一，中古时代的宗教史;二，唐朝各个阶层的社会和文化;三，吐蕃王朝对敦煌的统治与汉藏文化交流;四，用本民族的史料研究西北民族史。时光飞逝，二十年已经过去，这些方面仍然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其中提到的许多方面还有待进一步拓展。如今，我们在纪念藏经洞发现120周年之际，从新时代史学发展的视野，还可以利用敦煌吐鲁番文献，来推进学术研究的进步。”

法藏《摩诃般若菠萝蜜经论释初品》

荣新江特别强调以下几方面的研究：一是东西方的写本书籍史研究，敦煌写本提供了从5世纪到10世纪不同时代的写本书籍全貌，而吐鲁番汉文之外有各种语文的写本书籍，特别是摩尼教、景教写本形态，以及相关的粟特语、回鹘语文献，为东西方写本的交流影响提供了素材；二是医疗社会史，敦煌吐鲁番文献中有大量“不知名方书”，提供了观察民间医疗社会的绝好资料；三是丝绸之路的纵深探讨，敦煌吐鲁番文书提供给学者研究丝绸之路丰富的资料，但随着丝绸之路研究的进步，仍然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加之两地都有丰富的图像和文物资料，可以做全方位的丝路文化交流的研究。

编号为S.3050的敦煌文书，背面书写着《善惠和尚因缘》（局部）

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文献是中国近代学术史上最重要的发现。据最晚的纪年推断，藏经洞的封闭时间应在11世纪初。但封闭的具体原因，至今仍是一个未解之谜;与之相关的藏经洞的性质，也长期困扰着海内外学术界。在今天大会发言上，浙江大学教授张涌泉以《敦煌藏经洞之谜发覆》为题作了发言。张涌泉在全面普查并对被撕裂的残卷尽可能予以缀合的基础上，指出敦煌文献以佛经残卷或残片为主体，其中单独的一卷首尾完整的仅占总数的百分之八左右，而整部写经完整的则更为罕见。张涌泉认为，藏经洞文献与莫高窟所在三界寺僧人道真修复佛经的活动密切相关。“后唐长兴五年(934)左右，后来担任敦煌都僧录的道真开始了大规模的佛经修复活动，很多敦煌写卷中都留下了道真们修复的痕迹;藏经洞就是道真汇聚修复材料的“故经处”，它和三界寺的藏经处“经藏”是两回事。道真搜集“诸家函藏”的“古坏经文”，意在“修补头尾”。那些经过修复配补成套的经本，“施入经藏供养”;剩余的复本及残卷断片，则继续留在“故经处”作为配补或修复材料备用，并最终成为我们见到的藏经洞文献。藏经洞的封闭，则很可能与道真去世和他主持的修复工作结束有关。”

敦煌藏经洞

中华书局编审柴剑虹为纪念藏经洞文献入藏国家图书馆110周年纪念，曾在《行百里者半九十》文中就敦煌学研究提出了四点具体建议，其中包括在原有资料基础上，进一步搜集和完善全世界敦煌学研究的档案资料(包括中外学者个人的生平简历与研究课题及相关手稿、信札和代表性成果，以及相关学术会议的文字与图像资料等);尤其是19世纪后半叶到20世纪中期各国考察队、探险家等在西域、中亚进行考古发掘的各类信息，特别是他们在敦煌地区掠取文物的真实情形。至于已知中国以外英、法、俄、日、美、德、韩、印度、澳大利亚、瑞典、丹麦等国公私所藏敦煌文献的详细而准确的资料，亦需要通过进一步的国际交流合作来获取。在今天大会上，他又以《再谈“行百里者半九十”—纪念藏经洞发现120周年》为题，以学界撰写《敦煌研究院院史》、小结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近四十年历程等为例，再次强调指出：学术研究的主体，文化积累、传承、创新、发展的主体是“人”。“如今，敦煌学术史的研究正方兴未艾，特别需要加强对老、中、青几代敦煌学者以研究经历为主线的心路历程、研究成果的梳理、探究和理论性阐述。”

敦煌研究院院长赵声良以《光与色的旋律—敦煌隋代壁画装饰管窥》为题作了发言。他认为人类最初对日、月等发光体的表现(包括产生了神灵崇拜之后，对神以及相关联的神圣之物的表现)，东方与西方都有一定的共同性。现存考古遗物中，我们可以看到三种基本表现形态：1放射状线条表现光芒：2.以圆形表示光环：3以火焰表现光芒。不论是早期两河文明、古埃及文明、还是印度和中国文明都可以找到三类表现光芒的例证。印度、犍陀罗佛教艺术中，佛光(包括背光、头光)的表现往往用圆盘形边缘以三角形式表现放射状光芒，在犍陀罗雕刻中，以火焰围绕圆形佛光的形式较多出现。当佛教艺术传入中国后，克孜尔石窟壁画中虽然也存在一些放射状的佛光形式，但较多的还是以圆盘形表现，其中往往以色彩的变化来表现光芒。在追求佛光的表现中，隋朝画家对外来佛教艺术兼收并蓄、不断创新，在色彩运用上达到了空前的水平。同时也体现出敦煌一地作为当时中国的重要都市以及丝绸之路文化交汇之地，在绘画艺术上取得的重要成就。 

会议现场

据悉，大会结束后，在11月7日下午至11月8日下午，多位专家学者还将聚焦敦煌藏经洞及其出土文物研究、流失海外敦煌藏经洞文物数字化回归模式研究、丝绸之路多宗教多民族文明交融与文化互鉴研究、丝绸之路艺术与考古研究等议题展开专题发言和研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