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雁门关外，阴山脚下，矗立着一座千年古都——大同。之所以有“古都”之名，是源于千年之前的北魏王朝。1000多年前，拓跋鲜卑人定都平城，史称北魏，之后的近一个世纪里，鲜卑族统治者以一种豪迈与开放的气度，缔造了辉煌和缤纷的平城时代。司马金龙墓是这段雄浑历史的典型见证。司马金龙，祖籍河南温县，其祖先原为晋室后裔，其父司马楚之在东晋灭亡之际投 ...

雁门关外，阴山脚下，矗立着一座千年古都——大同。之所以有“古都”之名，是源于千年之前的北魏王朝。1000多年前，拓跋鲜卑人定都平城，史称北魏，之后的近一个世纪里，鲜卑族统治者以一种豪迈与开放的气度，缔造了辉煌和缤纷的平城时代。司马金龙墓是这段雄浑历史的典型见证。

司马金龙，祖籍河南温县，其祖先原为晋室后裔，[1]其父司马楚之在东晋灭亡之际投降北魏，深得太武帝拓跋焘赏识，被封为琅琊贞王。司马金龙为司马楚之第二子，袭父爵，长期镇守云中，官至侍中、镇西大将军、开府、云中镇大将、朔州刺史、吏部尚书。司马金龙历献文帝和孝文帝两朝，卒于太和八年（474年），葬于平城。上个世纪60年代，司马金龙墓在大同市南郊区石家寨村西南被发现。该墓为司马金龙及其妻姬辰合葬墓，墓中共出土文物四百多件，包括石棺床、各式陶俑和木板漆画等。在这些出土物中，尤其引人注目的是釉陶俑阵和屏风漆画。

釉陶俑阵

司马金龙墓出土的釉陶俑阵数量之庞大，在同时期的墓葬中极为罕见，总数超过360件，大同市博物馆经过修复整理，挑选相对完好的陶俑238个，还原出了当时的盛况：最前面的为导骑俑，其次为骑马仪卫俑，中间为数量庞大的步行仪卫俑和步行戎装俑，重装甲骑兵殿后。

从士兵的服饰装备来看，垂裙帽、窄袖长袍、窄腿裤和靴是其基本装备，只因兵种不同而略有差别，其中轻装骑兵和步兵着垂裙帽和交领长褶；而重装骑兵和步兵则头戴兜鍪（古代战士戴的金属头盔，即秦汉以前的“胄”），身披铠甲。这种服饰装备符合北方草原战斗民族的特色，风帽垂裙及肩，除了有遮蔽功能之外，在寒冷的平朔之地，也可以挡风，自然是十分实用。[2]窄袖和裤装更适合长期作战的北魏军队，且对于习惯了游牧生活的鲜卑族来说，这种服装更加便利。

骑兵的战马虽然体型矮小、其貌不扬，但四肢健壮，是典型的蒙古马，具有很强的战斗力。此外在墓中还出土了铁马镫，马镫是古代战争史上一项极其重要的发明，它使得战马拿双腿就可以驾驭，从而解放了骑兵的双手，使之可以且其且射，军队战斗力的增强不言而喻。

这些釉陶俑既是司马金龙身份的代表，也是当时北魏军事生活的真实写照。在司马金龙活跃的年代，虽然大规模的军事时代基本过去，[3]然而北魏与周边少数民族如北方的柔然、河西的丁零依然冲突不断，与南朝政权也有战有和，司马金龙墓出土的釉陶俑阵为我们生动展现了北魏将士的英勇形象与北魏军事力量的威武强盛。

屏风漆画

司马金龙墓中出土了一幅精美的屏风漆画，漆画以朱漆为底，上用黑色线条作画和墨书，其余有黄、白、橙红、青兰等色。漆画从上到下分四层，正反皆绘，所绘故事内容皆为烈女、孝子、高人、逸士，尽显汉韵。[4]

漆画在北魏并不鲜见，目前已发掘的北魏墓葬中，有不少漆画作品，如山西大同沙岭北魏壁画墓中出土的彩绘漆皮、宁夏固原北魏墓出土的棺盖漆画以及大同地区北魏墓群出土的众多漆饮食器图案[5]等等。其他形式的绘画作品还有壁画、棺板画，仅在大同地区就有不少，如大同沙岭北魏墓壁画、大同南郊仝家湾北魏墓壁画、大同文瀛路北魏墓壁画、大同云波里路北魏墓壁画、大同智家堡北魏墓棺板画等。除此之外，在内蒙古和林格尔[6]、洛阳[7]都有墓葬壁画发掘，因此但从材质和艺术表现形式上来说，该屏风漆画并无特殊之处。但从绘画风格和内容上来说，司马金龙墓屏风漆画独具一格。

从风格来看，其他北魏时期的壁画、棺板画大多有浓浓的写实风格。内容多为宴饮、狩猎和出行或其他生活场景。如沙岭北魏墓中的彩绘漆皮“夫妇并坐”、“庖厨炊作”和“打场”图，壁画则是盛大的“车马出行”图。[8]仝家湾壁画墓则呈现的是狩猎、劳作和宴饮的场景。[9]固原棺板漆画和洛阳孟津北陈村北魏墓壁画的中心部分也描绘了同样写实的内容，从中得以窥见北魏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而司马金龙墓的屏风漆画内容则不同，主要包括：取材于《列女传》的“虞二妃”、“周室三母”、“鲁师春姜”、“启母涂山”、“鲁之母师”、“楚庄樊姬”、“鲁义姑姐”、“楚成郑暓”、“楚子发母”、“孙叔敖母”和“卫灵夫人”；取材于《汉书》和《后汉书》的“班姬辞辇”、“李善养孤”、“李充休妻”和“素食瞻宾”；取材于《诗经·小雅》的“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取材于《韩非子》的齐宣王请教匡倩的故事等等。具有浓厚的儒教色彩，[10]这明显与其他北魏绘画内容不同 。

从绘画手法来看，同时期绝大多数壁画、棺板画或漆画用笔简洁、线条柔和、朴拙写实。但司马金龙墓出土的漆画线条运用富有节奏感、连绵不断、悠缓自如，人物通过浓淡渲染呈现出很强的立体感，画风极近东晋顾恺之的《女史箴图》。[11]

从绘画元素来看，北魏壁画、棺板画中的人物一般都为垂裙风帽、窄袖袍服。绘画中出现的胡人、毡帐、车马和狩猎等形象，都具有明显的鲜卑特色。但司马金龙墓的这件漆画无论从内容还是风格上，都带有典型的汉文化的特征。

该屏风漆画自出土之日起就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对于漆画的内容，多数学者认为，漆画所表现的内容，一方面是司马金龙这样从南朝北奔的士族对故国的怀念，另一方面也是鲜卑魏吸收中原儒家文化以治国的体现。这两种观点虽然合理，但仍有很大的疑问。首先，北魏统者前期对汉人典军颇为忌惮，[12]更不用说司马金龙家族是北魏敌对政权的宗室后裔了，不排除北魏统治者对其十分信任，但公开表示对故国的怀恋似乎不合逻辑。其次，司马金龙及其妻分别葬于474年（延兴四年）和484年（太和八年），冯太后和孝文帝的改革尚未深入到北魏社会的精神生活中，因而这幅漆画也不可能是当时社会审美的直接表现。

扬之水先生对这幅漆画阐述了不同的观点，她认为，该幅漆画内容可能与当时实际掌握政权的冯太后有关。[13]在漆画中，取材于《列女传》的故事占了大半，歌颂的都是古代妇女的优秀品质，这一方面是对司马金龙妻姬辰的赞扬，也是对冯太后的间接赞颂。此外漆画内容还昭示孝道，这在固原北魏漆棺画中也有表现，[14]洛阳地区的北魏墓壁画中也不乏该主题，这与北魏中后期因“子贵母死”而导致的孝风盛炽相符。[15]除以上内容之外，漆画内容还有汉成帝访问成公、齐宣王请教匡倩的故事，这些内容所反映的都是古代帝王礼贤下士，并虚心向贤臣请教如何以德治国的故事，这传递出了鲜卑族学习汉文化的倾向。

这幅屏风漆画虽然风格迥异，但其本身是南北交流、汉文化进入鲜卑政权的一个极好的例证。无论是鲜卑统治者主动吸收，还是汉文化潜移默化，这幅漆画都可以看作是鲜卑政权改造自身的一个信号。

司马金龙墓数量众多、规模浩大的俑阵和充满儒学之风的屏风漆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正是这种对比为我们呈现了北魏社会一个动态的发展历程。鲜卑族由游牧部落，从草原一路南下最终定都平城，其强大的军事力量功不可没。开疆拓土之后的拓跋鲜卑人，自入主平城以来，或许一直都在思考胡汉文化的关系。鲜卑铁骑和汉地庙堂，究竟该如何取舍？北魏前六帝就在这种矛盾中带领北魏政权前行，于是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条脉络，前期北魏的发展轨道基本是一文一武，道武帝武功，明元帝文治，文成献文皆如此。到孝文帝时期，先祖已从马上得天下，他大概领悟到了无法再在马上治天下，于是移冠易服、熟读孔孟，探求治国之理，以包容和进取的心态，走向巍巍大唐。

注释

[1] [北齐]魏收：《魏书》卷37《司马楚之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854页。

[2] 田非：《魏晋南北朝时期南北服饰风俗之差异》，《伊犁教育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第15页。

[3] 杜士铎主编：《北魏史》，太原：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2011年，第22页。

[4] 山西省大同市博物馆、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山西大同石家寨北魏司马金龙墓》，《文物》，1972年第3期，第25页。

[5] 高峰、王雁卿、曹臣明：《北魏漆饮食器的装饰与纹样》，《山西大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第49-55页。

[6] 《和林发现北魏时期大型砖室壁画墓》，《内蒙古社会科学（文史哲版）》，1993年第6期，第61页。

[7]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孟津北陈村北魏壁画墓》，《文物》，1995年第8期，第26-27页。

[8] 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同沙岭北魏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2006年第10期，第4-24页。

[9]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同南郊仝家湾北魏墓（M7、M9）发掘简报》，《文物》，2015年第12期，第4-22页。

[10] [日古田真一著，曲翰章译：《对六朝绘画的一项美学考察——关于司马金龙墓出土的漆画屏风》，《国外社会科学》，1993年第6期，第52页。

[11] 山西省大同市博物馆、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山西大同石家寨北魏司马金龙墓》，《文物》，1972年第3期，第28-29页。

[12] 王永平：《北朝时期之南朝流亡人士行迹考述——从一个侧面看南北朝之间的文化交流》，《临沂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第69页。

[13] 扬之水：《北魏司马金龙墓出土屏风发微》，《中国典籍与文化》，2005年第3期，第45页。

[14] 韩孔乐、罗丰：《固原北魏墓漆棺的发现》，《美术研究》，1984年第2期，第4页。

[15] 邹清泉：《北魏墓室所见孝子画像与“东园”探考》，《故宫博物院院刊》，2007年第3期，第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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