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主要内容发表于《中国三峡》杂志2020年第1期。2019年10月《中国三峡》杂志社主编徐祖苗先生向贺云翱教授约稿，《中国三峡》计划出刊关于长江流域的环境保护、生态文明建设及长江文化方面的专刊，此文即应徐主编约稿而完成。    中华民族坐拥两条母亲河——长江和黄河，这是何等幸运！    & ...

本文主要内容发表于《中国三峡》杂志2020年第1期。2019年10月《中国三峡》杂志社主编徐祖苗先生向贺云翱教授约稿，《中国三峡》计划出刊关于长江流域的环境保护、生态文明建设及长江文化方面的专刊，此文即应徐主编约稿而完成。

    中华民族坐拥两条母亲河——长江和黄河，这是何等幸运！

 

    水是生命之源，文化之根，文明之基。有水则兴，无水则亡。

 

    长江养育了长江文化，养育了中华文明。

 

    长江流域是东亚地区最早人类的栖息地。在长江上游发现旧石器早期巫山人、元谋人，长江下游出现的繁昌人字洞旧石器文化，时代可以早到170万年到200万年间，这是迄今东亚区域最早的人类和文化遗存。此后的百万年间，长江流域一直有人类活动，在南京汤山，安徽和县，湖北郧阳、大冶、长阳等地都发现了20—50万年的史前古人类，至于5—10万年左右的古人类及其文化遗存更是分布于长江的上中下游地区。这表明长江流域是我国乃至东亚地区现代人起源和早期发展的最重要地区之一。

元谋人

 

    大约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在长江南岸已经开始了将野生稻驯化为人工栽培稻的伟大历程。湖南道县玉蟾岩、江西万年仙人洞两处遗址都发现了距今1.5万年左右带有人工驯化特点的水稻遗存，这证明我国长江流域是世界栽培稻的起源地。此后，在1万年前左右，人工栽培稻已经在浙江境内普遍种植，并且由长江之滨向淮河流域传播。至于长江流域的人工水稻技术是如何影响东亚、东南亚乃至世界其他国家的，则是一个正在研究的全球性学术话题。

    与水稻驯化有关的是，长江流域目前还是我国乃至世界上最早的陶器制作技术诞生地。在上述江西、湖南两个发现最早有水稻驯化遗存的考古地点，同样发现了最早的陶器遗存。陶器的发明，意味着人类已经由单纯把一种自然原料加工成另一种成品（如从石头到石器、从木头到木器等）的历史阶段，而开始了用不同的自然原料经过一定物理、化学过程而制造出一种全新产品的新时代。如果说，人工栽培水稻最早从长江流域起源与这里的野生稻品种、气候、土壤及水热条件等有关，而陶器这种纯粹的文化之物也从这里诞生，则可能与长江之滨这一时期古人的生活方式变革和生活智慧的累积有密切关系。

    农业的诞生改变了人类的发展进程，为此，考古学家柴尔德称之为“农业革命”。大概在8000年到1万年前左右，长江流域的下游有上山文化，中游有彭头山文化。此后，长江流域的先民利用较为稳定的农业定居生活，发明了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发达的木结构建筑技术、木船制造技术、漆器制作技术等，在浙江跨湖桥遗址、河姆渡遗址、田螺山遗址等，都发现了干栏式建筑遗存或造船与漆器制作遗存，那些令人惊叹的榫卯技术实物为后来中国乃至东亚区域的木结构建筑体系和家具工艺开启了技术先河。

    到五、六千年前，整个长江流域的先民依靠不同的地区条件，分别创造了上中游结合部的大溪文化，中游的屈家岭文化、山背文化，下游的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北阴阳营—薛家岗文化等。在长江上游地区，到5000年前左右，也出现了桂圆桥文化类型，尽管这种文化最初来自黄河上游，但它一旦到了长江之滨，很快就由原先的旱地粟作农业而转向水田水稻农业。长江全域的水稻农业经济培育创造了长江文明。

    历史发展到5000年前左右，在世界上几个大河流域——非洲的尼罗河、西亚的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南亚的印度河与恒河、中国的长江与黄河以及辽河流域，都诞生了世界上最早的国家文明。在今天的中国境内，最早的国家文明出现于长江流域。2019年成功申报为世界文化遗产的良渚文化古城遗址正是5000年前良渚文明诞生的标志性遗存。在这里，保存着具有都邑性质的古城、高等级祭坛式墓地、发达的农业水利系统、巨大的水稻仓储设施、宛如天工的玉礼器系统及其他先进的手工业如丝织、竹编、牙雕、石器、漆木等遗存，还有遍布于太湖平原和杭嘉湖平原的不同规模和级别的良渚农业聚落群，都展现出这一中国时代最早的区域性古国高度发达的文化创造，尤其是其玉礼器系统，可谓开启了中国后来夏商周时代玉礼器传统的第一页。如果结合长江中游地区时代稍晚的石家河文化古城系统、长江上游地区的宝墩文化古城系统，我们可以认为，在四、五千年前的时代框架内，因为治水、农业、适应复杂社会的治理要求、面对内部和外部的各种压力等种种需求，长江流域上、中、下游区域都已经大体进入区域性古国阶段。长江与黄河共同塑造了中华文明早期阶段的多彩场景，为此后广域国家的出现奠立了最深厚最广博的文化基础。

长江 

    大约在4000多年前，中国的文明中心是在黄河中游地区，以夏王朝的出现为标志。大约相当于3000多年前的商王朝时期，长江流域的文化地位重新崛起，从上游的三星堆文化，到中游的吴城文化，再到下游的湖熟文化、马桥文化，都有各自的文明创造。三星堆奇异的青铜雕像、吴城的新干大墓青铜器群，长江中下游开创的世界上最早的瓷器技术系统等，都昭示着长江流域先民拥有着文化的独创性。整个青铜时代，长江流域还因盛产铜、锡原料而受到中原王朝的高度重视，“金三品”成为《尚书·禹贡》篇中地处长江中下游的“扬州”和“荆州”之域的最重要贡品。位居湖北武汉郊区的商代盘龙城遗址被认为是与中原王朝控制长江流域铜、锡资源有关的重要遗存。考古学家近年在湖南麻阳、江西瑞昌、安徽铜陵、南陵等地都发现了商周时期的铜矿开采遗址。可以认为，中国的青铜文明离不开长江流域青铜原料资源的支撑作用。

    到距今2500年前左右的春秋战国时期，在长江流域最终形成了三个主流文化圈，上游的巴蜀文化圈、中游的楚文化圈、下游的吴越文化圈。这三大文化圈其实也是不同区域文化数千年甚至是万年持续发展的结晶，更是长江文化与黄河文化不断互动发展的重要成果。这一时期，长江流域的三大文化圈都有非凡的创造，有的文化成就影响极其深远。如长江中下游的青瓷及其“龙窑”烧制技术，楚国发达的漆器工艺，吴越国家的铜剑铸造技术和航海技术，吴、越、楚国的铁器冶炼技术、丝绸纺织技术，齐人孙武在吴国完成的《孙子兵法》，楚国伟大的文学家屈原等人创造的“楚辞”文化成就，楚人老、庄完成的“道家”学说，沿江区域先民对水利水运事业的开拓等，都代表着许多开创性的业绩。其中吴人依托长江开挖的“邗沟”成为后来中国大运河的滥觞，秦蜀郡守李冰父子创设的“都江堰”造福成都平原二千多年，它们今天都成为饮誉世界的文化遗产。

 

都江堰

 

    整个春秋战国时代，长江流域多国并立，各国大力发展水利、航运、农业、手工业等产业，积极开发铜、铁、锡、铅等矿藏，几乎都率先进入铁器时代；创造出造型繁复的瓷器、几何印纹硬陶器和龙窑烧制技术，都江堰、大运河、芍陂等水利水运成就世界领先；漆器、蜀锦、丝织、盐业、铸铜、冶铁、治玉、造船等各业发达。水陆交通推动着商业兴盛，楚国使用金银铜三种货币，在当时列国中独树一帜。各国都出现了一些优秀人才，如吴之干将、吴子胥、季札、孙武、夫差等，越之欧冶子、范蠡、计然，楚之孙叔敖、屈原、李耳、鄂君启，蜀地之李冰父子、临邛之卓氏、巴之寡妇清等，他们堪称手工业、商业、水利业、军事、文学等不同方面的文化巨子，是长江流域文化发展的重要代表。其中楚国的道家思想成为中国古代最为重要的原生态思想，其自然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结合，为此后长江流域文化的发达提供了独特而深厚的哲学基础。

    战国末期，中国出现政治统一的趋势，当时列国中以黄河流域的秦国和长江流域的楚国最具有统一天下的条件。楚国首先消灭了长江下游的吴、越国家，把楚国势力从长江中游扩展到长江下游，同时也进军上游攻击地处长江三峡一带的巴国。然而，地处黄河流域的秦国君臣早已看到长江上游的战略地位，出兵先行攻灭巴、蜀两国，为从上游出兵循江而下攻灭楚国而最终统一天下创造了条件，正如秦国国相司马错所言“得蜀则得楚，楚亡则天下并矣”。史书又言李冰于蜀郡“开成都两江，造兴田万顷以上，始皇得其利，以并天下”。果然，从公元前313年开始，秦人逐步夺取楚国长江上游及汉水一带的领土，迫使楚国离开中游的郢都（今江陵）而迁往长江下游区域，楚国势力由此迅速衰弱。公元前224年—223年，秦军先后灭楚都寿春、郢陈，到公元前222年，秦将王翦率大军平定江南，设会稽郡于吴（今苏州），楚国即彻底灭亡。秦国为统一岭南，又于湘江上游开凿沟通长江与珠江的重要人工运河——灵渠，并借此运输粮草，于公元前214年成功实现统一岭南地区的战略任务。

    秦国灭楚及统一中国，使得长江文化与黄河文化能够一体化发展，共同成为华夏文明中的核心内容。不过，尽管楚亡于秦，但立足于长江流域的楚国文化底蕴深厚，而且楚文化在战国后期广泛传布于长江上中下游，故而在秦汉之际，民间就有“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说法，果然，秦国统一之后不过15年时间便告灭亡，楚人陈胜、吴广、项梁、项羽、刘邦、陈婴等成为起兵灭秦的主要力量。到公元前202年，刘邦建立西汉王朝，汉语、汉字、汉赋、汉民族、汉文化、汉文明等等都因西汉而得名，而汉文化体系中便包容着大量楚文化要素。我们从西汉时代的文学、艺术作品中，可以深切感受到楚文化在其中占有着重要地位。

    西汉实行“郡国并行制”，长江流域分封的吴、楚等国势力强大，立国广陵（今扬州）的吴王刘濞一度富敌天下，以致酿成后来的威胁中央的吴楚“七国之乱”。考古学家发现的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江西西汉海昏侯墓、江苏盱眙大云山西汉江都王墓、江苏高邮神居山西汉广陵王墓等，都展现了西汉时代沿江流域封建侯王强大的政治和经济力量。西汉时代，长江上游还有云南的滇国、贵州的夜郎国等，这些区域后来逐渐也被纳入到国家郡县治理体制。不过，总体上而言，西汉时代的长江流域开发程度要弱于黄河流域，西汉大史家司马迁在《史记》中说过：“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当然，此话不可尽信，依考古发现，当时的长江南北之地皆有“千金之家”。结合《汉书·地理志》及其他资料，可知西汉长江一线中心城市有成都、江陵（今荆州）、长沙、合肥、广陵（今扬州）、会稽（吴，今苏州）等。其时，四川盆地的矿产、井盐、铸钱、蜀锦、漆器、冶铜；长江中下游的冶铁、陶瓷、蚕桑及丝绸、海盐、水上运输等都有显著进步，其中东汉耒阳人（桂阳郡人）蔡伦还是我国改进造纸术的重要发明人。

蔡伦画像

　　 

    西汉时代，一批新的大型农田水利和运河开凿事业在长江流域兴起，如西汉马援进一步开拓灵渠；吴王刘濞开邗沟东道以通鱼盐之利；东汉陈敏为邗沟开挖新道，由广陵北樊良湖取道津湖，并从津湖直趋末口（今淮安），改变了过去邗沟绕道射阳湖的旧道；东汉顺帝时会稽太守马臻于今绍兴起建鉴湖，沟通钱塘江，又开通至姚江的水道，使浙东运河大体形成，长江北通淮、泗，南连钱塘江、姚江和珠江的水上运道日趋便利。

    长江流域攀登上更高的文化高峰是从汉唐之间的六朝时代开始的。东汉末年，中原陷入农民起义和军阀争战之中，哀鸿遍野。公元220年东汉覆亡，进入三国时期，当时长江流域上游有蜀汉政权定都成都；中下游有东吴政权定都建业（今南京），又有副首都在中游的武昌（今鄂州）。蜀汉大力开发西南，孙吴重点发展江南，都取得了超越往昔的成就，尤其是今南京从东吴开始成为都城，此后又先后成为东晋及南朝宋、齐、梁、陈的都城，一举改变了长江下游长期以太湖平原苏州作为中心城市的格局，从此南京便成为长江下游中心城市，这种格局一直到近代鸦片战争之后上海的崛起才被改变。

    孙吴以南京为中心，开挖了连通江南运河与秦淮河的人工运河“破岗渎”，这是把长江支流秦淮河第一次纳入大运河系统的重要工程。孙权还以今南京为中心，充分利用“通江达海”的有利条件，派海军或使臣去辽东、夷洲（今台湾）、扶南（今东南亚柬埔寨等地），开辟了长江流域的“海上丝绸之路”事业，史书上说当时“吴王浮江万艘”，由此可知东吴时期长江航运业的发达。

    三国之后，西晋（265—316）短暂统一，定都洛阳。但西晋时期，政治不宁，建国26年后即发生“八王之乱”，黄河流域百万人民为之死亡，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最终导致更为严重的“永嘉之乱”及“五胡十六国”长达百年的持久战乱，中原大地都城毁灭，白骨遍野，经济凋敝，长安、洛阳千年文明毁于一旦。西晋末年，晋室琅琊王司马睿率领一批大臣渡过长江，到达原东吴都城及江南地区，史称“衣冠南渡”。公元317年立国建康（今南京），史称东晋，长江流域大体成为东晋乃至后来的南朝国土，时间长达270多年。这一时期，横贯东西的长江成为阻挡北方胡马南下，保护中原百万南渡人士及江南土著民族的一道天险，黄河流域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江南大地得以保存和发展。这一时期北方先进的农业、手工业技术与江南传统生产技术相结合，大量南下人口以侨置郡县的方式安家落户，共同开垦长江流域的土地和矿藏资源，使得江南经济文化迅速发达，晋元帝本人就说过：“今之会稽，昔之关中”，把浙东平原一带比喻为曾是膏腴之地的周汉立都之地关中沃野。广州出土东晋砖铭也有“永嘉世，天下灾，但江南，皆康平……余吴土，盛且丰”的记载。都城建康，人口多达百万左右，有“大市百余所，小市十余所”，晋安帝时一次发生洪灾，石头城外江面上“商旅方舟万计，漂流败断”，可知长江航运之繁盛。沿江一线，大城市众多，著名者就有益州、荆州、雍州、湘州、江州、郢州、南徐州、广陵、毗陵郡、义兴郡、吴郡等。整个六朝时代，人才荟萃，文化成就突出，在建筑、哲学、文学、科学、史学、教育、书法、绘画、雕塑、佛教文化、道教文化等方面涌现出一大批著名学者、艺术作品及著作等，有的作品或著作迄今还属于经典之作，如王羲之的书法，顾恺之的绘画，南朝石刻，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萧统的《昭明文选》，范晔的《后汉书》，裴松之的《三国志》，沈约的《宋书》，萧子显的《齐书》，谢灵运和谢朓等人的诗歌，周兴嗣的《千字文》，徐陵的《玉台新咏》，萧绎的《职贡图》，常璩的《华阳国志》，葛洪的《抱朴子》、《肘后备急方》，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僧祐的《出三藏记集》、《弘明集》，慧皎的《高僧传》，法显的《佛国记》等，皆为当时文化智慧之凝聚，展现了长江流域特别是长江下游区域建康文化的一时之盛。诚如隋代皇帝杨广所说：“永嘉之末，华夏衣缨，尽过江表，此乃天下之名都”。其时，因为长江流域成为华夏文化之中心，故而以都城建康为代表的文化远播到东亚列国，对日本、韩国、朝鲜一带的文化产生深远影响。

    公元589年，隋朝统一天下，相继分裂达300多年的黄河和长江流域再次统一。隋唐统一和秦汉统一最大的不同，就是长江流域的全面崛起，唐代人有谓长江下游区域是“茧税鱼盐，衣食半天下”“天下大计，仰于东南”之胜地。韩愈则说“当今赋税出天下，江南居十九”，即江南贡赋占了全国赋税的十分之九。长江下游的扬州和上游的益州成为全国性大都市，有“扬一益二”之誉。隋朝统治者尊重事实，不仅在文化上倾慕南方，而且开挖南北大运河构建了以大运河为纵轴、长江为横轴联通整个国土的水运系统。在长江及大运河沿线，分布着众多政治和经济中心城市，国家的经济、文化中心逐渐从过去的黄河流域南移到长江流域，对外交往的中心也渐次南移，扬州、明州（今宁波）、青龙镇（在今上海）都成为重要的国际海港。到唐代中叶，“安史之乱”（755年12月—763年2月）导致黄河中下游地区一片荒凉，广大人民无家可依，由此推动了自西晋“永嘉之乱”后的第二次北方人口大量南下长江流域，这就进一步加强了南方的劳动力人口和生产技术，从此，长江流域经济文化地位超过黄河流域的格局便大体定型。唐代末年，起义四起，藩镇割据，天下大乱，历史进入五代十国阶段，“十国”中有九国分布在长江流域及东南沿海一带，位于南京的南唐，杭州的吴越，成都的前、后蜀尤称重要。以南唐为例，它被公认为是五代十国期间文化最为发达的国家，国主李煜有“词帝”“词圣”之称，他把过去的伶工之词转而为“士大夫之词”（王国维评价），开一代文学之风，历史地位十分重要；南唐画院、南唐的文房用器、南唐国学教育、南唐佛学皆垂名后世，北宋史学家马令评价说“五代之乱也，礼乐崩坏，文献俱亡，而儒衣书服，盛于南唐……不然，则圣王之大典，扫地尽矣”。

国主李煜画像

　　 

    五代之后的两宋时期，中国一直处于分裂时期，北方及西部少数民族先后建立辽、西夏、吐蕃、金、蒙古等政权，与宋王朝相继并立，两宋长期面临严峻的军事压力。但是，由于两宋王朝依托着经济发达的长江流域及南方区域，故而能够持续保持国家之强盛。据国内外史家研究，两宋时代商品经济、文化教育、科学创新均达到中国古代最繁荣的时期。咸平三年（公元1000年），中国GDP总量折算为265.5亿美元，占世界经济总量的22.7%，人均GDP达450美元，超过当时西欧的人均400美元，民间经济之富庶繁荣程度远超盛唐，故而大史家陈寅恪先生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我们从政治上观察，北宋并不拥有全部的黄河流域，其都城东京（今开封）虽为当时世界上之最大城市，然而其经济支撑却离不开大运河对长江流域丰富物产源源不断地输入。史载北宋时长江下游的“两浙之富，国用所恃，岁漕都下米百五十万石，其他财赋供馈不可悉数”，其中太湖地区稻米产量居全国之冠，时有“苏常熟，天下足”之说。数据显示，北宋太平兴国六年（981），始定大运河岁运江淮税米300万石至京师，到了宋真宗、仁宗二朝（1023—1064）竟然年运量高达800万石，这是中国历代王朝从未有过的数量；南宋初，江淮、湖广、四川等沿江漕粮运抵都城临安的也达到600万石，其中江西一地占比达到近1/3。

    宋代国家财政还有一大特点，即商业税占到财政总收入的70%左右，而当时商业税的主要收入来自城市，北宋年收税40万贯的城市有东京和杭州2城，长江流域占其一；20万贯的城市5个，都在长江一线；10万贯的城市18个，有17个在长江流域；5万贯以上的城市有31个，其中18个在长江一线；3万贯以上的城市有43个，其中23个在长江流域。这些城市中以今天的杭州、苏州、扬州、南京、镇江、宁波、衢州、湖洲、长沙、成都等最为重要，长江流域的成都还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诞生地。

    两宋时代，西北陆上丝路受阻，海上丝路发达，长江一带设负责外贸机构“市舶司”的城市有杭州、明州（宁波）、苏州、润州（镇江）、温州、江阴军（江阴）、嘉兴府（秀州）的华亭（松江）、澉浦（海盐）、上海镇（上海）等。宋代长江流域农业发达，辟有围田、圩田、湖田、葑田、涂田等各种农田作业方式，南方传统的水稻和北方南下的麦、粟、黍、玉米等皆有种植；茶、棉、桑、麻、果木、甘蔗等经济作物普遍推广；国家在长江中下游引种“占城稻”，使产量大增。手工业如矿冶、煤炭、造纸、建筑、漆木、纺织、食品加工、陶瓷、造船、印刷、制茶、酿酒等各业兴旺，大量经济性集镇在沿江兴起。

大面积种植的水稻 

    这一时期，长江流域教育发达，科技称雄，民间书院兴起，理学兴盛。四大发明中的毕升是杭州人；被世界最著名科技史家李约瑟称为“中国整部科技史中最卓越人物”的沈括在镇江完成了“中国科技史上的坐标”——《梦溪笔谈》的撰著；火药及火枪制造中心主要在江陵、安陆、寿县等地；指南针已用于海上航行。宋代长江流域名人辈出，古文运动大师欧阳修，名满天下的“三苏”（苏洵、苏轼、苏辙），江西诗派的开创者黄庭坚，北宋改革家王安石，北宋理学大师周敦颐，南宋理学大师朱熹，南宋四大家杨万里、范成大、陆游、尤袤，词作大家晏殊、苏东坡、周邦彦、秦少游，爱国诗人文天祥等，皆是长江流域的文化巨子。

    两宋之际，发生宋、金对抗，金兵对中原地区的野蛮军事行动引起中原人口的第三次大规模南下，渡江人口高达600多万人，长江流域再次接纳了大批北方移民，并且凭淮守江，保护了华夏文明的血脉，从此中国文化依据长江流域这片沃土坚守和创新，中国经济中心也彻底转移到长江一线，尤其是长江下游地区成为全国最富庶之地，乃至南宋时期形成了“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之说。 

    元明清时代，是中国的又一个大统一期。除明朝早期首都在南京外，其他朝代的首都都在北京（元代称大都），为了解决地处北方的政治中心与南方长江流域经济中心的相分离，不得不继续通过联通长江的大运河或海运方式解决南方漕粮、瓷器、砖木、文房四宝、图书典籍、各类工艺品、名特产品等北运都城的重大问题。元代对隋唐大运河进行改道，直接开会通河从河北经山东入江苏，形成“京杭大运河”。又在长江口一带设立上海县、太仓等海运港口，从太仓刘家港北运元大都的漕粮最高年份达350多万石。元代的长江流域，棉种植业和棉纺业都堪称发达，出现了黄道婆这样的纺织技术改革家。特别是元代为了发展海外瓷器贸易，在景德镇创烧青花瓷，从此，景德镇就发展成为中国及世界的“瓷都”。事实上，从3000多年前在长江以南创烧成功瓷器之后，在长江流域曾先后诞生过越窑、长沙窑、湘阴窑、邛崃窑、洪州窑、湖田窑、吉州窑、赣州窑、婺州窑、龙泉窑、南宋官窑、宜兴窑、醴陵窑等诸多窑口，许多窑口的瓷器顺长江水道经沿海港口销往世界各地，推动了造船业、外贸业及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不过，只有到了景德镇元青花瓷的创烧成功，才为长江流域“瓷都”的诞生奠定了产品品种和技术上的优势。

 

    元代实行不平等的民族政策，原南宋区域的居民被划为“南人”，其身份低于蒙古人、色目人、北人三个人群，然而，元朝统治者也深知，他们离不开南方经济的支持。在当时的腐败吏治下，江南地区赋税沉重，徭役众多，反抗不断，仅1283年，江南抗元起义就有200多起，1289年增加至每年400多起。到元惠宗时期，即发生以“复宋”为旗号的农民战争，最终朱元璋以南京为中心，打出“驱除胡虏，恢复中华”的旗号，推翻元朝，建立明朝。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南京及长江流域为中心完成统一全国的任务。

    明代早期，朱元璋以南京为中心，建立了明朝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制度。永乐十九年，朱棣迁都北京时，实际是把南京的国家文明体系迁往北京，包括其宫室、陵寝规划建设制度等均移自南方。国家经济上更是依赖南方，明清两代每年通过大运河北运的漕粮都在300万石以上，宣德时最高可达674万石，成化八年（1472年）始规定岁运400万石的常额，而漕粮所出主要是在长江一线各省域。明代学者丘浚说“天下之租赋，江南居其十九，浙东西又居江南十九，而苏、松、常、嘉、湖五府又居两浙之十九，而苏州尤甚。苏州之田，约居天下八十八之一弱，而赋近天下十分之一弱。”时又有民谚讲“湖广熟，天下足”。这一时期，长江流域的农业以水稻、小麦、玉米、甘薯、棉花、茶叶、桑麻、果树等种植为主，手工业则以织染、陶瓷、造纸、制盐、玉雕、家具、矿冶、印刷、营造等为中心。明清三大织造中心（南京、苏州、杭州）都在长江流域；瓷都景德镇、陶都宜兴分别位于长江中下游。明末江西人宋应星在其巨著《天工开物》中详细记录了当时长江中游区域丰富多彩的传统手工业。明代的南京先后为首都和陪都所在，人口达百万左右，是沿江规模最大的城市，它借助长江运道，一举成为海上丝路的中心城市，在这里，郑和七下西洋，28年间航行世界30余国，把古老的海上丝绸之路推到了历史的巅峰。明末，汉口称“楚中第一繁盛处”，又有“九省通衢”之美誉。

明太祖朱元璋画像

 

    明清时代，长江流域已经是人才渊薮。位于南京的国子监，一度学生规模达到9000多人；“江南贡院”作为长江下游科举重地，走出过大批的封建国家治国人才；苏州则成为“状元之乡”。美国学者马麦可认为，15—18世纪，苏州儒、商结合的社会精英分子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和文化上的独特创造能力，他们能通过诗礼传家、科举考试等途径，一代一代形成良性循环，从而影响整个江南乃至明代中国。从更大的范围而言，明清时代，长江流域整体上处于全国经济的高位，由此推动了文化的发达和思想的创新。如在长江下游，以南京、杭州、苏州、徽州等城市为中心，形成了一个江南文化圈，由教育、科举、出版、藏书、学术、手工技艺、园林建筑、书画艺术、文学创作、戏曲、宗教等文化要素组成，这一文化圈代表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又一文化高峰，许多文化成就一直影响到清代乃至近现代。在长江流域，明清时代产生过大量优秀学术成果，如王阳明的心学，王艮的泰州学派，无锡的东林之学，顾炎武为代表的实学，乾嘉学派中的吴派、皖派和扬州学派，常州学派，安徽的桐城派，湖南复兴的湖湘学派等。其中“湖湘学派”起于两宋，到明末清初以王夫子为代表，形成名家层出的态势，从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魏源、陶澍、贺长龄到谭嗣同、陈天华、黄兴等，展现了该学派经世务实、爱国体民的优良传统。诸多讲求实学的著作在长江流域诞生，它们的代表作有《农政全书》《天工开物》《本草纲目》《徐霞客游记》《景德镇陶录》《阳羡茗壶系》《物理小识》《古今历法通考》《补农书》《加减乘除释》《海国图志》等，许多优秀文化也随之积累和传播。一个区域，如果只有经济，没有文化，其经济也不可能持久，只有让经济与文化互相促进，螺旋上升，才能保证社会的良性发展，而明清时代的长江流域正体现出这种态势。

    1840年，“鸦片战争”让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敲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在侵略者的严酷挑战下走上艰难的现代化历程，长江流域既是标志着中国进入近代史的《南京条约》的签订地，也是被迫接受这种挑战并率先做出积极探索的区域。从上海、宁波、南京、武汉等城市“开埠”，到“太平天国”战争的发生，从“洋务运动”兴起，到“维新运动”的参与，从“辛亥革命”打响第一枪，到亚洲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中华民国”的建立；从“新文化运动”的开始到《新青年》杂志的创办，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到“南昌起义”武装反抗国民党的屠杀政策，从井冈山第一个革命根据地建立到瑞金第一个苏维埃共和国建立，从于都迈出万里长征第一步到“遵义会议”召开，从“四渡赤水”到“飞夺泸定桥”，从第二次“国共合作”到抗战胜利，从打响“渡江战役”到新中国建立……近代史上几乎所有重大的里程碑事件都发生在长江一线。万里长江，浇灌了长江文化数万年之花，哺育了中华文明五千年果实，滋养着近现代无数的仁人志士持续奋进——他们立足长江，面向世界，探索着天人合一、知行圆融、家国情怀、大道之行的至理和实践。

 

    今天，在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进程中，长江又肩负起新的伟大使命。从“三峡工程”到“南水北调”，从“长江经济带”到“长三角一体化”，从“一带一路”交汇地到“生态文明”先行区，既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又要创新发展不止步，引领全国作贡献。双重的挑战，内外的压力，让万众瞩目，令全球期待，中华民族在行动，长江儿女在协力！回看历史，我们有过太多的骄傲，积累下充分的智慧；瞻望未来，我们有着百倍的信心，具备着丰实的条件，去实现国家的厚望，去履行应尽的职责，一定要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长江流域崛起成为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大业的坚强脊梁！

　　文章转自：贺室絮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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