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观点

方向明:良渚玉器与良渚文明

摘要:  2020年11月20日下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方向明研究员应邀请莅临广州考察指导,在南汉二陵博物馆公众考古活动中心多功能厅做了题为《良渚玉器与良渚文明》的学术讲座。这是主办的“考古广州·名家讲坛”2020年第4讲。讲座由易西兵院长、张强禄副院长主持。广州市文物局文物保护与考古处有关负责同志、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业务人员以及部分文博 ...

 2020年11月20日下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方向明研究员应邀请莅临广州考察指导,在南汉二陵博物馆公众考古活动中心多功能厅做了题为《良渚玉器与良渚文明》的学术讲座。这是主办的“考古广州·名家讲坛”2020年第4讲。讲座由易西兵院长、张强禄副院长主持。广州市文物局文物保护与考古处有关负责同志、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业务人员以及部分文博同行、高校师生和社会热心人士聆听了此次讲座。通过直播平台对学术讲座进行了同步直播,许多网友通过直播平台聆听讲座并参与讨论。

  现将讲座纪要如下:

  广东与良渚的关系源远流长,太湖平原虽距广东千余公里,但早在新石器时代就交往频繁,石峡文化与良渚文化关系紧密,在广东说良渚,有意义。

  2019年良渚古城遗址入选世界文化遗产,良渚文明作为中华文明五千年的实证之一,得到了国际学界的一致认可,良渚文明的本质及特点是世界其它早期文明所没有,填补了早期复杂社会、早期国家研究的空白。良渚文明是一个以玉器为代表的文明。

  为什么良渚是“文明”?首先是有强制性公共权力的存在,主要体现在超级大型工程的建设、包括可以称为王陵的墓地,以及在地域上存在从中心到区域中心的关系。其次,有湿地农业的物质支撑。更为重要的是,还有成组玉礼器系统成为维系良渚社会政权组织的主要手段和纽带。

  良渚有没有文字?虽然还有争论,但是江苏苏州吴县澄湖遗址、浙江平湖庄桥坟遗址、浙江余杭南湖遗址等多地发现由象形、抽象等多个符号组成的图像资,虽然数量不多,但多个组合,这个符号还在不同载体上多次出现,就是文字,或原始文字。

  良渚文明是什么样的文明?以瑶山、反山遗址出土的玉器为例,反映拥有者身份、等级和地位的玉器的品质、种类、数量、组合,以及背后主宰的神像,说明良渚是一个以玉器为代表的文明。良渚玉器的代表是玉琮,玉琮是设计创作出来反映良渚宇宙观念的模型,与萨满式的宇宙观接近。良渚的用玉还体现在地域上的区别,中心区与周边地域的玉器组合存在显著的空间差异。

  为什么这一区域最早迈入文明?良渚文化主要以环太湖为分布中心,地理位置独特,北临长江、西以山地丘陵为主、南隔为钱塘江,东向大海,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从新石器时代早期开始,就有着独立的考古学文化发展谱系,尤其是良渚文化的前身崧泽文化阶段,这一区域的物质文化基础,以及用玉达到了极高的水平,这是良渚迈入文明的重要原因。

  良渚对中华文明最重要的物质层面的贡献是玉器。良渚玉器不仅开创“藏礼于器”的传统,也为中华玉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良渚文明是中华文明五千年的实证之一,是最耀眼、最突出和特征鲜明的区域文明体,是世界早期文明的新内容。

  那么,良渚古国和良渚文明如何维系社会政权的运转?如何增加凝聚力?如何组织如此巨大的人力物力来营建大型工程?除了高度发达的稻作农业作为经济支撑,除了高度分化的手工业作为物质保障,反映观念信仰、体现权力等级、彰显奢华神秘的成组玉器成为的最佳选择。良渚玉器怎么发展而来?良渚为什么要发展玉器和造神?良渚神是什么?良渚如何通过用玉来体现礼仪和等级?良渚古城与各区域中心是什么关系?最后,独特的良渚玉文明为什么会衰落?良渚玉文明对中华文明有什么深远的影响?

  壹 前奏

  距今五六千年,以红山、凌家滩、崧泽文化为代表的玉文化,拉开了用玉文明(玉器时代)的前奏。

  这一时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分化加剧,出现大聚落,出现大型工程建设,以及权力的扩张,这需要增强凝聚力,需要通过精神上的控制来维系社会的运转。这是距今五六千年包括红山文化、凌家滩文化、崧泽文化时期在内的大的时代背景。

  红山文化时期已经拥有一整套反映思想观念、原始宗教和宇宙观的物品,这些器物还反映了拥有者的身份、等级和地位。此时社会形成的一套成体系的观念信仰往往通过玉器来反映,除了红山文化,还有凌家滩文化、崧泽文化等。

  这一时期,大规模的交流、交汇、交融成为时代的主流。成组的环璧,是这一时期南北玉文化的重要内容。距离从来都不是问题,早在距今七八千年,这种交往就存在,兴隆洼的玉玦和弯条形玉器传播至直线距离1500-2000公里外的河姆渡。距今五六千年,红山的玉龙传至太湖地区也就不足为奇,玉龙的传播是这个时期的文化交流的重要代表,崧泽文化至良渚文化早期的玉龙与红山文化玉龙形制完全一致,只是后者体型变小,最大差异近15倍,这可能与玉料、审美、观念等有关。

  贰 为何选择玉文明道路

  通过多年考古工作,基本认定良渚文化的主体人群应是外来的,并不完全由本土发展而来,当时存在着大规模的人群迁徙现象,这与距今五千年前后太湖平原水位下降,可能更适合大规模稻作耕种有关,当然还有背后其他的原因。

  2014年发掘的浙北安吉安乐遗址,崧泽文化时期的墓葬和房址直接被商周地层叠压,几乎没有良渚文化时期的堆积。在浙江西北部,以及宁镇地区都有类似情况。与此后,在太湖平原,尤其是湖州、嘉兴地区,崧泽文化晚期至良渚文化早期遗存在数量呈爆发式增长。由此推断,当时存在着人群的大规模从西向东的移动。在良渚古城遗址的开始阶段,崧泽文化晚期至良渚文化早期的遗址,包括高等级遗址,突然出现在东(良渚庙前)、南(大雄山)、西(吴家埠)、北(瑶山),开始营建日后千年大计的庞大水利工程和莫角山都城。

  良渚古城遗址的超级大工程营建,经过统计和估算,都城和外围水利设施土方量约1000万立方米,而这还不包括木材等其它建筑材料。外围水利系统共有11条水坝、2处溢洪道;13余平方公里库区,4600余万立方米库容量(约等于西湖的3倍),兼有防洪、调水、运输灌溉等方面用途。惊人数字背后意味着极其巨大的工程量,和极大的的人力、物力消耗。位于良渚成内的池中寺粮仓遗址,估算可储藏约40万斤稻米。王宁远先生推算,古城内的人口约为2万人,良渚古城遗址东部的余杭临平茅山遗址的稻田约83亩,按照每亩140公斤产量计算,如果要维持2万人的生活,需要2000-3000个像茅山这样的遗址来支撑。

  在这种情况下,要造这么大的工程,有这么多的地方主动地或者被动地把粮食运到都城来,而都城里的人又不参加农业劳动,只是做玉器,做其它手工业,周围的人却要听从你的指挥,最佳的手段就是造神,造神成为首选和必须。

  那么什么是玉器?良渚玉器是什么?《越绝书》载 “夫玉,亦神物也”,玉器也是神。牟永抗先生《良渚玉器三题》中提到新石器时代玉器的定义:一是矿物属性,即透闪石软玉为主体;二是工艺属性,要通过解玉砂的介质雕琢玉器;三是社会属性,用以反映宗教、礼仪或代表身份等级和地位的饰品或用品。

  良渚玉器是成组的玉礼器,包括四方面内容:是成组的玉器,是一套复杂的表现身份等级和地位的成组玉器;以神像为主宰;以玉琮为代表;出现的场合,主要是用以随葬,来反映拥有者的身份等级和地位。

  叁 宇宙模型(琮)和太阳神(像)

  反山M12出土的大琮不仅体量巨大,而且雕琢精美,是良渚玉琮标准形制的代表。以仰视或俯视,琮的四个外壁均弧凸,这一形制势必具有特别的含义。琮均上大下小,说明虽然上下的形制一样,但意义不同。琮中间穿孔,也就是轴,如何结合反山M12的错落旋转的柱形器和瑶山M11的绞丝轴,这个穿孔的轴还是动态的螺旋上升的旋转形式。琮四面、四角的图案一样,组成二方连续的图案,二方连续的图像,就是动态旋转的视角。上下、四角、四直槽,以及二方连续的旋转,说明琮有着复杂和丰富的观看视角。上、下、四角、八方、中轴,以及完整和图案化的神像,良渚琮体现的完全是一幅萨满式的宇宙观。

  良渚玉器还有“精灵”类的器物,有鸟、蝉、龟、鱼等,不能单纯的把这些器物看成装饰品,玉鸟和玉蝉雕琢了神像的眼睛,鸟与天,蝉与轮回重生、龟的神性、鱼的可能是“冥界”的水,等等,这些“精灵”与琮代表的宇宙观紧密连接。

  琮为什么会设计成这样?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出土的玉版图像,与良渚玉琮的展开图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两者之间非常一致,这并不是巧合,说明琮的设计理念是有基础的。

  关于良渚神像。图像研究应该从图像的结构和元素入手,图像构成的层次、结构,以及每个结构或者元素的含义,是讨论图像演变和图意的不二法门。

  神像可分为独立的神兽和复合的神人神兽像,也可以分为浅浮雕和阴线刻两个层次,浅浮雕不是单纯的简化,是突出。

  神兽造型元素中有玉龙的元素。圆雕玉龙源自红山文化,逐渐发展为半圆雕龙首纹,多雕在小玉璧、玉璜的外缘,之后向平面展示发展。红山文化玉龙到勾云形玉器、良渚文化的玉龙到神像,都走了一条从圆雕到平展展示的图像发展道路。

  神兽蹲踞的正面有猪的影子。反山M16出土的冠状器,可以明显看到动物蹲踞姿态,与江苏张家港东山村崧泽文化M94陶豆上的猪形神兽非常一致。

  眼睛是图像反映内涵的主要内容,神兽大眼和神人小眼移植于崧泽文化陶器上的圆和弧边三角组合纹样,可以从简化形态的眼睛看具体的结构,他们由圆、弧边三角构成,这与崧泽文化陶器上的圆和弧边三角组合纹式一模一样。圆与弧边三角形的组合图案,与圆的形成有关。复杂一点的眼睛是重圈,在河姆渡文化时就大量出现了,猪、鹿、犀牛、虎等的身体上画了这类重圈圆,尤其是鸟的身体上,应该是太阳和光芒的象征。不仅如此,河姆渡文化还发现了禾叶纹组合形成的弧边三角图案,甚至雕在木板上的圆与弧边三角形组合图案。

  神人“介”字形大羽冠造型也可能源自河姆渡文化,象征着天。但这个奇特的造型符号是怎么来的呢?我从对龟的观察中得到了极大的启发,龟背尖凸,龟的横切面造型,与介字形冠非常接近。龟在古代中国很早就是神物,从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就开始赋予龟的原始宗教和信仰的含义,龟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宇宙壳。所以,良渚神像的大羽冠代表天,其来源很可能跟龟有关。

  介字形冠象征天,大眼代表了太阳和光芒,神像至少有龙和猪的影子,良渚神像是太阳神。太阳神是远古时代最普遍的崇拜,只是因为不同的地理环境、不同的生业经济模式,太阳神崇拜的图像表现形式有所不同而已。

  肆 成组玉礼器与用玉礼制

  成组玉礼器最早是由牟永抗和吴汝祚两位先生提出的,并认为玉钺是礼制出现的指示器。

  考古证明,良渚人从一开始就设计并确立了神像和一整套完整的玉礼器系统。纵使在一千年间有所发展变化,在中心和区域中心之间也有所差异,但玉礼器系统和神像总体不变。

  成组玉礼器主要分为三类:一类为玉钺、豪华权杖及各类不同形式和不同功能的权杖。第二类为玉琮。第三类为复杂的标识身份、等级、地位及性别的头饰。

  关于用玉礼制,以反山墓地及周边为例。

  反山早期土台,共清理以M12为核心的高等级墓葬9座。反山是一个长条形遗址,之前已经发掘的西部区域,以M12为核心的墓地,已经比较完整,反山的东部,应该不会有与M12为核心墓地密切相关的墓葬了。

  墓主头部用玉的情况,以瑶山M10和反山M23为例,瑶山M10墓主人推测为男性,戴多件成组的锥形器,插三叉形器、冠状器,额上有一件环镯。反山M23墓主人推测为女性,插冠状器,额上有一琮,颈部佩璜。在崧泽文化和良渚文化早期,随葬璜以及纺轮,是女性的主要标识,只是良渚文化早期之后,璜就突然退出了历史舞台,相反,原先标识男性的钺,在墓地中的比例越来越高,说明良渚文化中晚期发生了很大变化。

  结合玉琮、玉钺等出土玉器,作为头饰的成组锥形器也是反山墓地墓主人身份等级最重要的标识。根据成组锥形器的数量,可以将反山墓葬分为三个等级:第一等级一组9件,第二等级一组7件,第三等级一组3件。锥形器的功能复杂,成组锥形器作为头饰,有野外考古的证据。成组锥形器作为头饰,单件锥形器甚至有玉套管的作为源自矛、镞的原始象征,属于同类玉器在不同场合具有不同功能。

  通过玉器组合,推测反山墓地仅有两位女性墓主人。这与年代早于反山的瑶山南北两排墓葬相比,女性比例明显太少了。是到了反山这个阶段,南北两排男女分列的埋葬方式发生了变化?还是玉器组合在性别上的标识开始模糊?还是这些男性的配偶埋在别处?值得进一步讨论。

  反山墓地西边的M15、M18两座墓随葬品较少,偏于墓地一边,为什么随葬器物差别如此之大?他们与其他墓主人的关系是什么?虽然这些问题一时无法回答,但很重要。

  把反山墓地称之为王陵,M12自然是良渚的王墓,那么以M12为核心的9座墓葬中,是仅M12为王墓呢?还有其他?在复杂玉头饰中,反山M12还出土了一组4件的半圆形器,这类作为冠饰的半圆形器在M20、M23、M14也有出土,可以称之为“王冠”。值得非常关注的是,这四座墓的脚端部位,均出土了其他墓没有的扁状的玉镶插端饰,我觉得镶插端饰可能也是神像的帽子,这四座墓的主人,极有可能都与M12一样,担任过“王”的角色。

  只有一个墓独有,或者只有两个墓独有,且造型特殊的玉器,极有可能是墓主身份的反映,良渚古城是高度复杂化的社会,需要不同领域、不同阶层的领导,也就是由复杂的身份所组成,造型特殊的玉器,我有你没有,我们有你们没有,极有可能就是复杂身份的标识。我们常说的社会复杂化,不仅是等级的复杂化,更是身份的复杂化。反山M12两侧的M16、M17,从出土的独特玉器来看,彼此关系甚为密切,除了直系血缘,M16、M17或者是M12直系血缘关系的近身臣僚。

  在良渚古城的西南角有一处叫文家山墓地,有10余座墓葬,它的等级跟反山差距极大,最高等级的1号墓成组锥形器只有3件。相助古城南部卞家山墓地,60多座墓可以分成几组,每一组墓葬中出土成组锥形器最多的数量也仅3件。可见在当时普通等级的墓地中,最高等级的墓远低于王陵中的最低等级墓,这种比较,可以生动地认识良渚社会用玉情况。

  伍 广域:“中央”和“地方”

  关于中心区域和周边区域中心之间的关系的探讨,是从空间上进一步认识良渚文明。前面提到的成组玉礼器,不仅仅是身份等级的反映,也是地域特征的反映,尤其是复杂的玉头饰。良渚古城及周边的核心区,最大的特征是成组锥形器的有序使用,一组9、7、5、3件,甚至1件,以及不使用,到了嘉兴、上海、苏南等地区,就不被认可了。此外,三叉形器过了嘉兴地区,也几乎不见了。冠状器比三叉形器分布范围广些,上海、苏南都有出土,但并不普遍,说明有所取舍,上海青浦福泉山、江苏无锡邱承墩等就是例子。但是玉琮、玉钺、玉璧是普遍认同的玉器组合。

  当然,在以陶器形制和组合为首要的良渚文化分区的基础上,我们也注意到了类似江苏武进寺墩M3大琮、江阴高城墩M13刻纹琮、上海青浦福泉山吴家场M207豪华象牙权杖等,他们与核心区良渚古城遗址的关系,可能存在如中村慎一先生提出的“政治分配”现象。

  赵辉教授有过非常精辟的归纳:“就目前考古资料反映的情况看,整个良渚社会中确实存在一张以良渚古城为中心的‘ 中央’联系着各个‘地方’中心的网络结构。单就这一点而言,良渚是有那么一点接近于地域国家的样子的。”

  陆 良渚文明的模式

  用一句话概括良渚文明的模式——成组玉礼器所体现的权力和信仰,“器以藏礼”的用玉制度以及萨满式宇宙观的原始宗教信仰,是良渚文明的基本模式。

  最后,引用良渚考古先贤施昕更先生的话作为本次讲座的结束语:“如果欲明了中国史前文化的渊源,及其传播发展的情形,在固定不变的小范围中兜圈子,是不会有新的意义的,文明更需要广泛的在这未开辟的学术原地作扩大的田野考古工作,由不同区域的遗址,不同文化的遗物,及其相互的连锁关系,来建立正确的史观,这是考古学上最大的目的。我们对于从前种种假设,也因见地的狭隘,在今日已有重建的必要,所以最近时期的中国考古,是要多发现遗址,多搜集遗物,个别的或集团的在同一目标之下去工作,我们方可在这个过程中,用严密实证的方法,整理出一个完整的体系来。”与大家共勉。我们的考古,仍适合这个原则。

  讲座之后的问答环节,现场听众和直播平台网友意犹未尽,争相提问,方向明研究员耐心解答。最后,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整理:饶晨)

(图文转自:“广州考古 南汉二陵博物馆”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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