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谢谢曹劲所长给我如此待遇，倍感荣幸，也有愧疚，因为准备得实在不能说充分。此外，一想到作为“局外之人”，在这个场合，在各位面前谈论广东考古，也是有些不踏实的。　　这么多年来，广东考古取得一些列引人瞩目的成就（西汉南越国考古、水下考古、旧石器晚期考古，被评列为年度考古十大发现的位居全国第九等），考虑到在过往的绝大部分历史阶段，广 ...

　　谢谢曹劲所长给我如此待遇，倍感荣幸，也有愧疚，因为准备得实在不能说充分。此外，一想到作为“局外之人”，在这个场合，在各位面前谈论广东考古，也是有些不踏实的。

　　这么多年来，广东考古取得一些列引人瞩目的成就（西汉南越国考古、水下考古、旧石器晚期考古，被评列为年度考古十大发现的位居全国第九等），考虑到在过往的绝大部分历史阶段，广东毕竟偏居在历史核心区的外围，历史资源远远不及中原诸省，而有如此成绩，殊为难得！

赵辉教授在会议现场发言

　　我是做新石器考古的，专业局促，不敢评说整个广东考古。仅就新石器时代文化格局下的广东，发点议论。

　　我很赞同老所长古运泉和子文、李岩合作的关于广东考古世纪回顾的这篇文章中的看法：把广东考古分为三个阶段。尽管各历史阶段的考古各有特点，未必齐头并进，但就新石器和青铜时代的考古而言，三个阶段的划分是合适的。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部分成果

　　从全国范围看来，广东考古的开始意外很早。1920年代，就有一些外籍业余人士、传教士等在香港开始考古活动，进而把活动延伸到大陆沿海地区。中国学者如袁复礼、陈公哲、顾铁符、饶宗颐等也都曾进行过考古活动。1931年成立黄花考古学院，翌年出版考古学杂志。皆领南中国一时之风气。但是，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前，这些考古活动缺少组织，显得十分零星，也难望有系统收获。将之称为初始阶段，恰如其分。

　　新中国成立之后，广东成立文物考古的政府管理机构，逐渐组建起考古机构和考古队伍，开展全省文物普查，发掘潮州陈桥村、增城金兰寺、粤北洞穴（黄岩洞、独石仔、清塘等）。总体而言，这个阶段的田野考古活动以调查试掘为主，这种田野考古资料的基础上，也难产生细致的、系统的研究成果。所以论者将其称为摸家底的阶段。

赵辉教授参观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成果展

　　广东考古第三阶段始于1972年石峡遗址的发掘。石峡遗址是截至当时发掘面积最大的田野考古项目，现在看来，基本完整地揭露出一座新石器时代最末期的村落，获得系统资料，得以较为细致的讨论遗址所见各文化阶段的分期和文化面貌等问题。不久，苏秉琦先生发表石峡文化初论一文（1978），接着又发表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前一篇文章立足于石峡遗址四期分期而展开，向前追溯石峡文化的来源，向后讨论印纹陶文化的起源的演变，并左顾右盼，探讨了石峡文化和岭北诸文化的关系。后一篇文章把上述文化关系的分析高度总括为“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一线为中轴的南方文化区”。我的理解，苏秉琦先生表达了两个意思。一是展示广东本土史前文化的研究方法和思路，一是把广东史前文化放在全国文化大格局中考察它的地位、作用。今天，距离苏先生提出观点已经40年了。我们不必计较苏先生的具体观点，而是应当注意到，苏先生提出的这两个角度，一直是40年来广东史前考古的主旋律。因此可以说，苏先生的思想为广东史前考古研究注入了灵魂。

　　关于广东本土应当尽快建立起文化序列和年代框架的想法，首先在广东学者中引起反响。我是91年参加珠海考古发现与研究的学术会议之后，参加了于翌年开始的由朱非素先生领队的三水豆兵岗（银洲）遗址的发掘。我清楚地记得在那段时间里，朱先生与大家讨论最多的就是遗址的分期，及其与石峡的关系，与茅岗、与村头的关系、圜底器与凹底器的关系、曲折纹与云雷纹的关系之类的问题。足见这个问题“深入人心”，也是一时的学术关键。当时的田野考古工作也正是围绕这个问题设计和展开的，如深圳咸头岭等沙堤遗址的调查发掘、珠海地区考古调查与试掘、三角洲广州一线贝丘遗址考古等等。在这些田野工作的基础上，在众多研究积累的基础上（包括我指导过的两名学生的论文），三角洲地区史前文化直到夔纹陶的文化分期日渐清晰和完整了。如此就有了一个打量粤东、粤西地区文化过程的标尺。又由于广东境内史前文化的复杂性，不同地区之间的文化关系，如三角洲地区与粤北、粤东文化等关系问题的研究，也正取得众多重要成果。岭南考古和北方相比难度大得多，这里遗址面积通常不大，一座遗址上的堆积持续时间较短，各项目所得资料显得零碎，所以上述综合系统的结论性认识的取得殊为不易！

　　与此同时，以石峡文化和赣江流域樊城堆、筑卫城下层之关系，咸头岭文化与湖南汤家岗、高庙之关系，中山龙穴与大溪文化之关系，粤地出土的玉琮与良渚文化之关系，涌浪（或曰虎头埠）与昙石山文化之关系、粤东贝丘与台海同期文化之关系，源起于粤东的几何形印纹硬陶与广泛见于东南中国的印纹硬陶文化之关系等，就被依次摄入了研究者的视野范围。于是，苏先生倡导的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中轴的南方文化区”的研究角度正日益受到当下省内外学者们的重视。

赵辉教授在会议上聆听汇报

　　就我个人旁观之管见，由于广东境内自然环境十分复杂而导致的文化面貌及其各地区之间出现了极其复杂的互动关系，这类问题的研究远未完成，将是今后长期的学术任务。但同时我也感到把广东的史前时代视为更大文化格局的一个组成部分，从整个中国文化的运动演进过程来讨论广东之日益强烈起来的必要性。广东地属岭南，这个地区自新旧石器之交以来，与岭北文化走上不同的道路，而据这个时期的研究者们的心得，它曾一度为包括中南半岛在内的广大区域的文化中心所在。但从新石器中期以来，其文化的发展日益受到岭北文化的牵引，逐渐纳入南中国地区文化演进的轨道（自彭头山文化和顶蛳山文化起）。一方面，它继续发挥着岭南地区东西方向中间地带的作用。在北向上，则越来越受到北方农业文化区的影响，后者的动向也一波又一波地传递到岭南，以致最终改变了岭南原有文化方向，逐渐融汇进南中国文化的洪流，而南中国地区的文化动态说到底又与北方黄淮流域的文化动态息息相关。总之，岭南不是独居一隅，而被纳入我称之为“中国化”的历史大进程中来了，成为中国文化多元底盘上发生的一体化进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按照苏先生的说法，这个过程一直持续到秦在岭南设郡告一段落，是个长期的过程，其实也许更持续到了秦汉以降历朝历代对岭南的开发。而与此同时，在岭南在南向上依旧继承者与东南亚的外向联系，扮演了不断把中国文化播散出去的前沿基地的角色，从而奠定了今天中国和东南亚地区关系，形成了有别于地中海文明的东亚国际秩序。我想，实事求是地把这些基本问题搞清楚，搞明白，也就会自然而然体现出了中国考古学的中国风格、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当然，这是中国学术的长期任务，我们必须对此做好心理准备。

　　开展广东考古的另一项长期任务是我们不仅要对文化的过程梳理清楚，还要深入讨论造就了这些文化现象的人类社会及其演进发展。中原及其整个北方地区的史前考古随着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从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发生了转型。文明的问题，说到底是社会发展程度的问题，考古学的转型也即指的是从物质文化史研究转向了对古代社会复原研究的方向上来了。这是学术发展的趋势、方向。在这方面，广东考古已经积累起一大批很好的资料，如石峡、古椰、村头、豆兵岗的聚落、虎头埠、梅花墩窑址、屋背岭、横岭等大规模墓地等，是讨论古代社会相关方面问题的抓手。在这方面，我们也有了很多思考，如文化的停滞与突变现象与社会经济方式的关系，采集经济基础上的社会复杂化机制与极限，从墓地结构上反映的社会组织、岭南稻作农业的起源，印纹陶生产体系的发生发展及其对社会进程的作用、影响，等等。

赵辉教授在曹劲所长陪同下，亲临我所考古工地指导工作

　　但也应该看到，广东考古的转型不及其他地区来得深刻和全面确为实情。加快学术的发展，既寄希望于学者个人，也寄希望于在新型知识结构的研究队伍的建设、多学科融合机制、一些长期的综合性大型研究课题的设计和研究团队的组织等战略层面的规划举措。但当前正值考古学发展的社会环境之大好时机，而且而立之年的广东考古所也怀有继续腾飞高远的鸿鹄志向，所以我坚信，广东考古取得更大成就指日可待！

（图文转自：“考古大家谈”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