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栎阳考古发现与研究　　战国秦汉时代是中国历史上从“王国时代”进入“帝国时代”、是“中华民族”形成时代、是“多民族统一国家”奠基与最终形成时代！秦汉栎阳城就是这个“特殊”时代的历史“时空”节点，因为秦汉帝国都城——秦咸阳城、汉长安城，正是从其“前身”栎阳城走来。　　20世纪80年代初，当时根据工作安排，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以 ...

　　栎阳考古发现与研究

　　战国秦汉时代是中国历史上从“王国时代”进入“帝国时代”、是“中华民族”形成时代、是“多民族统一国家”奠基与最终形成时代！秦汉栎阳城就是这个“特殊”时代的历史“时空”节点，因为秦汉帝国都城——秦咸阳城、汉长安城，正是从其“前身”栎阳城走来。

　　20世纪80年代初，当时根据工作安排，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以下简称考古研究所）拟安排我和李毓芳到汉长安城遗址工作。虽然，此前我们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对秦咸阳城遗址及附近、分布在咸阳原上的西汉帝陵进行了考古工作，但是对承担汉代都城遗址考古工作，我们深知还需要相关学术方面的“补课”。于是我们提出了在秦汉栎阳城遗址开展考古工作的想法，并很快得到考古研究所的同意。1980年春考古研究所启动了秦汉栎阳城遗址考古工作，我们在秦汉栎阳城的考古工作，加之其后我们在西汉杜陵陵园遗址的考古工作，前者因为汉长安城是从栎阳城“走来”，后者则是“陵墓若都邑”使然，这两项考古工作，对我们其后汉长安城遗址考古获益很大。今年（2020年）恰好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立项秦汉栎阳城遗址考古调查、勘探、发掘、研究工作40周年，考古队决定把历年来国内学术界秦汉栎阳城遗址考古发现与考古学、历史学相关学科的秦汉栎阳城研究文章结集成书——《栎阳考古发现与研究》，在此书付梓之际，刘瑞教授嘱我为序。

　　《栎阳考古发现与研究》文集的编辑者，通过精心设计安排，把文集分为“考古资料”与“栎阳研究”两大部分，而“栎阳研究”又包括“都城”、“陵墓”、“宗教祭祀”与“其他”四部分。“栎阳研究”的核心部分是“都城”与“陵墓”，尤其是“陵墓”的设置，我想是基于中国历史传统文化的“陵墓若都邑”原因。把都城与陵墓的两方面内容溶于“一体”，全方位探讨秦汉栎阳城是十分有见地的。本文集的核心学术问题是秦栎阳城是否为战国时代中期秦都城。从文集“栎阳研究”收集的文章来看，似乎可以说很难给出确切、有说服力、取得学术“共识”的结论，似乎这个学术问题成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这应该不是一个“秦汉栎阳城”是否为秦都城的“个案”问题，而是学术研究中方法论存在的问题。在现代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上，以“物证”为突出研究特色的考古学、法学，是到了学术界应给予充分重视的时候了！

　　本文集第一部分的“考古资料”可以清楚看到，随着秦汉栎阳城田野考古工作的深入开展，历史上的“秦汉栎阳城”越来越清晰的呈现在我们面前。1963年1月15日，临潼县武家屯管庄东村农民在田间掘土时，发现铜釜及其中的8个金饼，并在上述遗物出土地点附近，发现一些战国时代晚期特色的瓦当、陶水道、铁铲等遗物。1964年第7期《文物》刊登了朱捷元、黑光的《陕西省兴平县念流寨和临潼县武家屯出土古代金饼》一文，依据田野出土遗物，结合历史记载与研究，指出“临潼县武家屯出土古代金饼”出土地“应是秦栎阳故城遗址之范围应是秦栎阳故城遗址之范围”。随后，1964年6月，虽然文物工作者在上述地点进行15天“初步勘探”，并于1966年第1期《文物》发表了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的《秦都栎阳遗址初步勘探记》，该文认为该遗址是“秦都栎阳”无疑，但由于相关考古资料的科学性、完整性、重要性等方面的些许不足，在秦汉栎阳城的历史研究中，学界并未取得共识。随着20世纪80年代初与21世纪秦汉栎阳城遗址田野考古工作的启动与进一步全面开展，特别是近年来秦栎阳城三号城址的发现及近期宫殿遗址区考古工作取得的学术成果与进展，使得秦栎阳城遗址的考古学文化内涵日渐丰富，如其中与重要宫殿设施密切相关遗存的发现，不但找到了秦咸阳城大型宫殿重要设施的源头，也从侧面说明了这些遗存的性质与秦咸阳宫宫殿性质基本相同。秦栎阳城遗址取得的学术进展，应该是历史学研究中的“多学科”“跨学科”研究的可喜成果。当然，相对秦栎阳城的历史认知与研究深度，考古工作还有许多重要工作要做，我祝愿秦汉栎阳城考古队，再接再厉把这一重要学术课题很好地做下去！

（本文由 王琳玮 张睿洋 摘编自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 编《栎阳考古发现与研究》。内容有删节、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