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不少人看来，获得世界遗产的名号，是一处文化遗产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在许多世界遗产地的介绍文字中，也往往以“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结束。这种行文揭示着撰写者对于世界遗产的认知——一个遗产地的至高巅峰就是申遗成功，这是一个圆满的句号。然而，这种认知是对世界遗产的误解。当我们认真研读《世界遗产公约》，会发现对于缔约国义务的描述中，要 ...

在不少人看来，获得世界遗产的名号，是一处文化遗产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在许多世界遗产地的介绍文字中，也往往以“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结束。这种行文揭示着撰写者对于世界遗产的认知——一个遗产地的至高巅峰就是申遗成功，这是一个圆满的句号。然而，这种认知是对世界遗产的误解。当我们认真研读《世界遗产公约》，会发现对于缔约国义务的描述中，要求其“保证在本国境内文化和自然遗产的确认、申报、保护、保存、展示以及代代相传”。

　　其中，申遗只是“确认和申报”，而后申遗时代的“保护、保存、展示以及代代相传”则更为重要，且应久久为功。‍

　　对遗产地而言，近年来已经逐渐树立了“申遗成功不是终点”的意识，对于遗产的保护和传承也更 为重视。遗产地的管理者和专业人员，也会为了更好保护和管理遗产付出大量心血，做出大量工作。但是，这些心血和工作有时并不能换来正面的反馈。许多遗产地都曾被世界遗产委员会点名要求澄清各类问题，甚至不得不接受国际组织针对重点问题开展的反应性监测。如此看来，光是提高保护意识还远远不够。辛辛苦苦做的工作却得不到认可，主要原因很可能是工作方法出了问题，换言之就是：药不对症。

　　事实上，在每年世界遗产委员会对于遗产地工作的评述和要求中，已经对“症”诊断得很清晰，而且也开出了“药”。历次世界遗产大会是世界遗产委员会、专业咨询机构、缔约国等多方参与共商世界遗产事务的集中场合，其间既有对特定项目的审议，也有回顾性报告和新理念的发布，而这些内容都会完整辑录于大会决议文件中。其中，与遗产地最直接相关的便是保护状况报告相关的决议。因此，遗产地的正确工作方法，是认真研读大会的决议要求，并逐条落实。

如果一个国家对某处遗产地采取的措施和世界遗产大会的决议不一致甚至相违背，那么其做的工作越多，就越背离世界遗产的原则，也就不怪世界遗产委员会频频对其投去质疑的目光了。我们甚至可以通过一次次大会决议中用词的变化，来观察某项世界遗产地面临的国际质疑的步步升级。

　　以世界遗产“加德满都谷地”为例，该遗产在2015年遭受强地震破坏，其灾后恢复工作受到国际社会关注，也因而持续出现在世界遗产保护状况审议环节。为了更好观测国际社会对于这项遗产保护情况的态度和情绪变化，我们采用了语言学的情感分析方法，对决议文本中一般出现在每段开头的祈使类词汇进行分析。

　　

	39届大会	40届大会	41届大会	42届大会	43届大会
倾向得分	+4	-7	-3	0	-8

这类词中经常出现的包括赞扬（Commend）、鼓励（Encourage）、推荐（Recommend）、欢迎（Welcome）等鼓励性词汇，注意到（Note）、认为（Consider）、决定（Decide）等中性词汇，以及担忧（Concern）、感到遗憾（Regret）、要求（Request）、重申（Reiterate）、敦促（Urge）等约束性词汇。

　　在震后的第39届世界遗产大会期间，委员会着重表达了对尼泊尔的同情和鼓励并号召国际社会提供帮助，因而鼓励性词汇较多；

　　在次年的第40届世界遗产大会上，委员会根据专业评估，客观陈述了尼泊尔在地震过程中的严重破坏并对震后恢复做出要求；

　　然而由于尼泊尔的工作进展缓慢，第41届和第42届世界遗产大会期间，委员会描述问题的“中性词汇”和做出要求的“约束性词汇”依然较多，且给出的问题解决方案也一次次重复出现，说明尼泊尔并未切实落实这些建议。需要指出的是，第42届大会期间的鼓励性词汇主要是面向未来工作的“鼓励性建议”。

　　而在第43届世界遗产大会期间，委员国就是否将加德满都谷地列入《濒危世界遗产名录》进行了激烈讨论，对尼泊尔一直以来的不作为甚至排斥国际援助的做法表示强烈不满，而“约束性词汇”的骤然增加反映了世界遗产委员会的耐心已经消磨殆尽。‍

　　雪崩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也许我们也可以类比说，一项世界遗产被列入“濒危名单”甚至面临被除名的境地，正是一次次对大会决议的无视或是错误处置导致的。保护状况报告远不是四处摘抄形成一份工作汇报那么简单，它应是在读懂决议意图的基础上，切实以决议中的建议和要求指导实际工作，而后围绕这些工作对世界遗产的“保护、保存、展示以及代代相传”的助益作用进行总结。

　　要切实利用好大会决议，需要做好以下三方面工作，一是端正态度和认知，将大会决议中的要求作为对国际遗产界的庄严“承诺”来履行，这也是世界遗产语境下的遗产监测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二是要畅通大会决议的转达流程，以更加高效的方式让遗产地尽快获知与其相关的决议内容，以便其开展更富针对性的工作；三是要提高对决议内容的解读能力，既要准确把握世界遗产委员会的关注点和倾向，也要增强对专业概念和措施的理解，而不应只是泛泛而谈，或是将其作为公文写作中的“漂亮话”。

　　虽然世界遗产委员会的构成在不断变化，每届大会的决议也都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但总体而言，大会决议本身保持了很大程度的连贯性和客观性。因此，对于决议内容的解读和落实，应是遗产地了解和呼应国际遗产界理念与原则的极好途径；对于决议用词及其情绪的感悟，也是观测国际社会对某项遗产保护管理态度的窗口。通过采用语言学领域的语词分析工具，加强对于大会决议的识读能力，也是搭建世界文化遗产领域的中国语言和国际话语桥梁，促进国际对话的关键。在此基础上，更需要遗产地不断加强能力建设，以大会决议为抓手，更加自如和高效地利用其指导自身工作，方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作者单位：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

*本篇文章刊登于中国文物报第2905期

*本文转载自“文博中国”公众号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

　　收录于话题 #

个

　　上一篇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