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观点
广搜博求 探究“巴蜀符号”难题——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严志斌
“巴蜀符号”研究是具有挑战性的学术难题，自巴蜀符号被发现以来一直深受学界关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严志斌长于商周青铜器铭文研究，近年来投身巴蜀符号研究的“学术探险”，广搜博求，整理集成，夯实基础，促进研究。近日围绕巴蜀符号集成工作、下一步研究计划以及如何推进巴蜀文化研究等问题采访了严志斌。
研究范式有待调整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和国家博物馆洪梅合作编纂的《巴蜀符号集成》自2019年出版以来，引起相关学者关注和讨论。请您介绍一下该书的核心学术内容。
严志斌：在四川、重庆地区的战国秦汉时期器物上，常见有一些图形符号，与平常所见的纹饰有异，又与汉字不同。这类符号，学界多称之为“巴蜀符号”。巴蜀符号是目前尚未明确其性质与含义的符号系统，因此，对其进行解读是学术界的重大课题和难题。巴蜀符号是川渝地区巴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研究的停滞不前，限制了此地区这个时期考古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化、细化。70多年来，学界已经积累了很多巴蜀符号资料，对巴蜀符号所处的时代背景研究也取得了重要进展，川渝地区战国秦汉时期的考古学年代与文化框架基本建设完成，这都有利于巴蜀符号研究的开展。对于巴蜀符号，许多学者曾加以研究，在诸多方面取得进展。在巴蜀符号相关材料的收集整理方面，卫聚贤、刘瑛、高文、高成刚、管维良都取得了不错的成果。关于巴蜀符号的性质问题，学界分歧很大。如在称名问题上就有“巴蜀文字”“巴蜀图语”“巴蜀符号”等，这需要对巴蜀符号全面厘定后才能作出判断。此前，学界将研究重心放在了对符号的释读上，将巴蜀符号与甲骨文、金文或民族文字，如彝文、纳西文进行对比释读，或根据符号的象形物进行猜解。这些研究虽然提供了不同视角，但研究方法与研究指向显然存在问题。而对巴蜀符号的分类、内容、特点、规律、载体和材质与符号的对应关系等方面，此前学界虽都有讨论，但尚待进一步推进研究。
对巴蜀符号进行系统研究，学界应当调整研究范式，先厘清每一种每一类巴蜀符号的特征、变化、组合、地域、年代，才能考虑进一步的研究与解读。要运用考古类型学研究方法，对巴蜀符号器物重新进行尽可能细致的分期断代研究，综合考虑这些铸刻有符号的铜器、兵器、陶器、漆木器，并参考共出器物，进行各种统计分析，重点分析同一器物上的符号组合规律，以尝试推求其语言学特征；分析符号在不同时段、不同地域的分布、变化，以推求符号在不同的时空维度的特征；分析符号与其载体性质的对应关系，如不同的材质、不同的用途、不同的社会层级等。完成上述研究才能尝试回答巴蜀符号的性质、内容、分类、特点、规律等问题。我与洪梅合作编纂《巴蜀符号集成》的目的，就是为巴蜀符号的研究提供必要的较为系统的基础资料。《巴蜀符号集成》全面搜集整理了迄今公开刊布的铸刻有巴蜀符号的器物，及收藏机构展出的一些铸刻有巴蜀符号的器物，总数量有835件，另附录53件。每件铸刻有巴蜀符号的器物均以器类、时代、地点、尺寸、著录情况、收藏情况、符号内容共7种项目加以编录。
通过搜集整理及初步研究，我们对巴蜀符号的基本情况包括巴蜀符号的种类、巴蜀符号分布地域、巴蜀符号的时代、符号特征与组合等都有了基础性了解。研究巴蜀符号，首要解决的问题是其有哪些种类、形态如何。据我们所见，依据将巴蜀符号尽可能进行区分的原则，我们区分出272种符号。巴蜀符号分布地域主要为：四川盆地西部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南北条带地区、重庆至枝江的峡江地区。分布区域与巴蜀文化的分布范围一致。通过对巴蜀符号所在的器物的年代进行判断，巴蜀符号流行的时代基本在战国初期至西汉早期，少量器物的年代可延至东汉时期。不同的巴蜀符号出现的时期或有早晚。
研究存在挑战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曾提到巴蜀符号研究现阶段属于“学术探险”，请谈谈为什么叫“学术探险”？
严志斌：我们大概在10年前开始对巴蜀符号进行搜集整理。当时在阅读了先贤讨论巴蜀符号性质的文章后，我们觉得有个现象比较奇怪。这些论文虽然都在讨论符号的性质，但具体有哪些符号，其实都没有说明。因此，我们觉得应该把这个基础问题梳理清楚。这是我们开始巴蜀符号研究的一个由来。
但对巴蜀符号进行研究的困难也是显而易见的。很多巴蜀符号漫漶难辨，难以区分字符，部分符号的摹本有误。由于对这些符号认识不够，我们只能隐隐约约把轮廓勾勒出来，失真、变形的符号很多。对符号的区分也存在困难，有的符号是一起出现的，是把它们拆开还是当成一个符号来看，这些都是问题。还有就是难以区分符号与纹饰，它们有时候在一器上共出，哪一部分是纹样，哪一部分是符号，这个很难把握。还有部分器物被庋藏深锁，难见刊布。
之所以说巴蜀符号研究现阶段属于学术探险，主要是针对研究结果的预期而言。破解巴蜀符号的含义，这是巴蜀符号研究的终极目的。但显然此问题目前还是无解的。看不到破解的希望，大概是目前少有研究者投身于巴蜀符号研究的原因。从学术研究来说，进行一项不知道能否达到最终结果的研究，而且没有人清楚自己的研究方法是否恰当、有效，就如同是在探险。
深入发掘研究潜力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下一步准备继续推进哪些学术工作？
严志斌：《巴蜀符号集成》基本完成了基础资料的梳理，也基本回答了符号的年代、地域等问题。我们会继续收集、更新资料，适时进行增订。接下来，我们将重点对具体的巴蜀符号进行个案研究，讨论符号的方向、次序、组合等。还计划对同一墓地内出土的巴蜀符号进行整体研究，讨论墓地间基于符号的交互关系等。希望这些研究尝试能够揭示巴蜀符号更具体的细节，将巴蜀符号的外在面貌描述得更细致、更真切。另外，我们也会积极寻求合作，进行自然语言学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报》：李学勤先生将对巴蜀文字的解读列为青铜器研究的十个前沿性课题之一。在您看来，有可能从哪些方面进一步推进巴蜀文化研究。
严志斌：李学勤先生将对巴蜀文字的解读列为青铜器研究的十个前沿性课题之一，是很有学术前瞻性的。他认为，战国时代的巴蜀青铜器上有不少具有特殊意义的文字，即巴蜀文字。世界上完全没有得到解读的古文字不多，巴蜀文字的解读具有重要价值。这个意见对巴蜀符号研究者来说是很大的鼓励。
从《四川船棺葬发掘报告》发布以来，巴蜀文化的研究已经获得很多实证与成就，特别是在巴蜀文化的代表性器物组合、墓葬形制等问题上，学界已经取得一定共识，但综合性研究还比较缺乏，有待更深入的研究。另外，属于巴蜀文化的墓葬虽多，但与墓葬相对应的居址还少有发现。这种不对称性也限制了我们对巴蜀文化聚落形态的了解。由于埋藏环境的影响，目前发现的多数巴蜀墓葬均不见遗骨，难以开展性别考古研究，也限制了对墓葬的深入分析。这可能需要科技考古力量的介入，以取得人骨方面的信息。巴蜀符号也是巴蜀文化研究课题中的难题之一，对巴蜀符号的研究将有助于对巴蜀古文化的理解。总之，巴蜀文化的研究需要得到更多学者关注。
（图文转自：《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12月25日第2077期）
责编：荼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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