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观点
滕铭予：东周时期刻纹铜器再检讨
一
发现刻纹铜器的地点比较多，目前在江苏、湖南、湖北、河南、山西、陕西、山东、河北、北京、辽宁等省市均有发现。根据发现地点在东周时期的文化归属，大体可划分成吴越文化区、三晋两周文化区、楚文化区、齐文化区和燕文化区（图一；附表一）。
1. 吴越文化区 发现地点有江苏六合程桥 、六合和仁 、镇江王家山和淮阴高庄。春秋时期这里是吴文化的主要分布区域，战国初年越灭吴后取吴故地，这里可见到越文化的影响。目前年代最早的刻纹铜器即发现于该区域。
2.三晋两周文化区 发现地点有河南陕县后川、洛阳、辉县琉璃阁和赵固村，山西潞城潞河、长治分水岭、太原金胜村、定襄中霍村，河北邯郸百家村等。另外在河北平山灵寿城和行唐故郡等属于中山国的墓葬中也发现有刻纹铜器。由于在这些墓葬中均表现出其受到了三晋文化的强烈影响，因此一并归入三晋两周文化区进行讨论。
3.楚文化区 发现地点有湖北襄阳余岗，湖南澧县皇山岗、长沙黄泥坑。平顶山应国墓地M10亦出土有刻纹铜匜残片，因其随葬的青铜礼器以楚系青铜礼器为主，亦归入此区。
4. 齐文化区 发现地点有山东平度东岳石村和长岛王沟。
5.燕文化区 发现地点有河北易县燕下都、涞水永乐村和北京市通州区中赵甫。另有辽宁建昌东大杖子，属于燕文化扩张所至地区。
另外，在陕西凤翔高王寺战国铜器窖藏出土了一件刻纹铜匜，只是简报未发表任何与刻纹匜相关的图像，因此本文无法对其进行讨论。值得注意的是，该窖藏出土的其他遗物以楚系青铜礼器为主，不排除窖藏的所有者或埋藏者与楚有关。
上述出土有刻纹铜器墓葬的年代大体上从春秋晚期到战国中期，个别墓葬的年代需进一步说明。太原金胜村M251，原报告认为其年代为春秋晚期，朱凤瀚先生认为该墓年代为战国早期早段，笔者认同朱先生的观点。辉县赵固M1，原报告认为其年代为战国晚期，笔者认为赵固M1的年代应在战国中期早段。东大杖子M11，原报告认为其年代在战国早期。该墓与2003年发掘的亦随葬有刻纹铜器的M45南北相邻，在墓葬形制和随葬器物上有颇多相近之处，两墓出土的东北系青铜短剑形制几乎完全相同，林沄和朱凤瀚都将与M11和M45所出短剑相近者划分为B型，认为这种形制的剑的年代大体在战国中期。笔者认同上述学者的观点。
其余出土有刻纹铜器墓葬的年代，如无特殊说明，均依原报告年代或朱凤瀚先生《中国青铜器综论》中对相关墓葬年代的判定。
二
通过对刻纹铜器图像的观察，发现不同地区刻纹铜器图像刻划的内容和风格既有共性，又表现出各自的特点（附表二）。由于在吴越文化区发现的刻纹铜器年代最早，包含了盘、鉴及匜等最主要的器类，图像内容也最为丰富，因此本文的讨论从对吴越文化区刻纹铜器的分析入手。
（一） 吴越文化区
目前已知出土刻纹铜器中年代最早者为江苏六合程桥M1，该墓依朱凤瀚先生《中国青铜器综论》的认识，年代在春秋晚期偏晚阶段，即春秋末年。
盘、鉴和箅形器 吴越文化区盘、鉴底部图像多以对卷和相互勾连的水蛇纹、奔跑状的兽纹为主，可依纹饰带的数量和表现方式，以及中心部位是否有纹饰等分四式。
Ⅰ式：双重纹饰带，分别为对卷和相互勾连的水蛇纹，中心有一周同心圆间隔纹，水蛇纹和间隔纹内用4～8条竖线纹间隔。六合程桥M1出土铜盘、镇江王家山∶ 36铜盘、王家山∶采52铜鉴（图二，1）和淮阴高庄M1∶48铜盘（图二，3）均属于此式。
Ⅱ式：三重纹饰带，分别为对卷的水蛇纹和奔跑的兽纹，最外层因残破纹饰不清，中心有两周同心圆间隔纹，水蛇纹和兽纹体内用4～8条竖线纹间隔，间隔纹为绳索纹。淮阴高庄M1∶0149铜盘属于此式（图二，2）。
Ⅲ式：三重纹饰带，分别为对卷水蛇纹、奔跑的兽纹和勾连水蛇纹，中心两周同心圆间隔纹中用竖线纹连接，水蛇纹和兽纹体内填满竖线纹，间隔纹为绳索纹。淮阴高庄M1∶3铜盘属于此式（图二，4）。
Ⅳ式：四重纹饰带，除中间一重为勾连水蛇纹外，其余三重均为奔跑的兽纹，中心饰龟纹，水蛇纹和兽纹体内填满竖线纹，间隔纹为绳索纹。淮阴高庄M1∶0146铜盘属于此式（图二，5）。
由于箅形器的图像与盘、鉴腹部图像有相同之处，因此将吴越文化区盘、鉴腹部图像和箅形器图像统一进行观察，共分四式。
Ⅰ式：图像写实。六合程桥M1所出盘虽残，但可看到图像中有在露天进行的可能为飨礼的活动，还有猎杀动物的场面。人物头戴三叉冠，或无冠，或着长袍，或着袴；树木多为水滴状（图三，1）。
Ⅱ式：图像写实，多分为两层或三层。有在多层建筑内举行的可能为飨礼的场面，建筑多为两层，另外还有击磬、射侯、狩猎等图像。人物形象多着长袍，戴三叉冠；个别着袴，无冠。或有车。镇江王家山东周墓∶36盘（图三，6）、镇江王家山∶采52鉴（图三，3），淮阴高庄M1∶27、48盘均属于此式。
Ⅲ式：出现神怪类题材，图像密布不分层。淮阴高庄M1∶3盘，有狩猎纹，还有表现神山的类似凸字形的图案。人物和动物形象怪异，树木多有平伸的枝干（图三，7）。
Ⅳ式：以神怪类题材为主，图像密布不分层，怪兽、树木、人物形象等与Ⅲ式相同，但出现了蛇和蜥蜴类的四脚长尾两栖动物。淮阴高庄M1∶0146盘（图三， 8）、高庄M1∶114-4、2、1箅形器均属此式（图三，2、4、5）。部分器物外壁也刻有图像。
匜 镇江王家山∶采51，保留有底部，为相互勾连的水蛇纹（图四，8）。其余大都仅存流部和腹部。这些刻划于流部和腹部的图像可分为不同的式别。
流部图像分三式。
Ⅰ式：不分段，为三游鱼。镇江王家山∶采51（图四，1）属于此式。
Ⅱ式：纵向为三列，中间一列分为三段，列与列、段与段间隔以菱格纹带。六合和仁东周墓出土铜匜的左侧一列为头向下的虎纹；中间三段由上至下分别为平伸枝干的树、鹿和人首双身兽（图四，4）。
Ⅲ式：纵向为三列，中间一列分为数段，列与列、段与段间隔以绳索纹带。淮阴高庄M1∶0138，流前部已残，左、右两侧为数个回首兽纹，间以鸟纹；中间仅存流后部三段图像，均为身上栖有鸟的兽纹，最下一段的兽纹为一首双身（图四，7）。
腹部图像与盘、鉴腹部图像有异曲同工之处，可与之相对应。分别为Ⅰ式：镇江王家山∶采51（图四，1、3、6）；Ⅱ式：六合和仁东周墓出土（见图四，4）；Ⅲ式：淮阴高庄M1∶0137（图四，9）；Ⅳ式：淮阴高庄M1∶0138（图四，2、5）。可能由于较深的缘故，匜腹图像分为三层到四层，并有刻于外壁者。
结合附表一，可知吴越文化区的刻纹铜器延续时间从春秋末年到战国中期，图像题材和内容亦有明确的发展序列可循。
在春秋末年到战国早期，盘、鉴底部图像以水蛇纹为主；腹部图像以写实的人物和活动场景为主，主要有飨礼、击磬、射侯、狩猎或车猎等图像，其中举行飨礼的地方，春秋末年为露天，战国早期则在建筑内进行，建筑的层数由少到多。匜底部图像为水蛇纹；流部图像以写实的动物纹为主，从不分段的三游鱼到开始分段，画面出现了个别的神怪形象。腹部的主体图像与盘存在较多的共性，在战国早期以写实的现实生活场景为主。
到了战国中期，盘、鉴底部出现奔跑状的神兽纹；腹部图像以神怪类题材为主。匜的流部图像分段数量增加，画面为写实的动物纹和神怪形象；腹部主体图像以神怪类题材为主，有些图像刻于外壁。此时出现用途不明的箅形器，图像均以神怪题材为主。
（二） 三晋两周文化区
三晋两周文化区发现的刻纹铜器以盘、匜为主，另有少量的奁和匕，大部分刻纹铜器的图像内容与吴越文化区相近，可以将其与吴越文化区的同类器物进行比较。不过，由于部分刻纹铜器的图像内容和表现方式与吴越文化区同类器物存在一定的差别，因此将该地区的刻纹铜器分为甲、乙两类。
1.甲类 图像题材和内容与吴越文化区相同或相近。
盘陕县后川M2040∶76（图五，3）、辉县赵固M1∶73（图五，2）形制相同，但底部图像均残破不清。长治分水岭M84∶7，残，底部图像（图五，1）和吴越文化区Ⅰ式相同。以上三件器物腹部图像相近，分二至三层，内容及表现方式与吴越文化区的Ⅱ式相同。陕县后川M2040∶76还有采桑图像。
辉县琉璃阁M1∶51，残，原报告认定其为奁，盖部和腹部图像（图六，1）分别与吴越文化区盘底部、腹部图像相近。盖部图像（图六，2）与淮阴高庄M1∶0146底部图像（见图二，5）几乎完全相同，相当于吴越文化区盘底部图像的Ⅳ式；腹部图像（图六，3）大体与吴越文化区盘腹部图像的Ⅲ式相当。
匜 太原金胜村M251∶540（图七， 1）、陕县后川M2042∶8（图七，2）、长治分水岭M84∶93（图七，3、5、7），前二者形制相近，后者形制不明。底部图像与镇江王家山∶采51相同；流部图像均为三游鱼，即吴越文化区的Ⅰ式；腹部图像或不分层，或分为两层，图像内容与吴越文化区的Ⅰ式相同。长治分水岭M79∶8底部残，流部图像为三游鱼；腹部图像残存在建筑内进行的飨礼（图七，4、6、9），大体相当于吴越文化区的Ⅱ式。长治分水岭M12出土残匜，流部图像为三列，中列图像分三段，从上至下分别为树及其下双鸟、双鱼和长角兽（图七，8），相当于吴越文化区的Ⅱ式；腹部图像仅存在三层建筑内进行的飨礼，相当于吴越文化区的Ⅱ式。
2.乙类 图像内容和表现手法与吴越文化区有差异。
盘 灵寿城穆家庄西M8101∶4，形制与陕县后川M2040∶76、辉县赵固M1∶73相同。底部图像亦同于吴越文化区的Ⅰ式，只是外圈的水蛇纹疏朗而简化。腹上部刻划一周与王家山采∶52鉴相同的飞鸟；下部图像有些部位为两层，内容大体相当于吴越文化区盘腹部图像的Ⅱ式。但图像中进行飨礼的建筑形制较为特别，在右侧和左侧各伸出一横梁，横梁一端曲折向上并有三角形顶，同时左侧横梁一端有横置的屋顶。另外，该图像中有两辆车，车厢为平板状，两端不上翘，其中一车驾三马，单轮，顺时针行驶。人物大多着袴，无冠，少数戴三叉冠者亦着袴（图八）。上述建筑、车、人物等形象和表现手法不见于吴越文化区和三晋两周文化区的甲类盘、鉴。
匜 定襄中霍村M1∶14，底残，流部图像为三游鱼。腹部图像中的人物或着长袍，或着袴，均无冠（图九，1）。潞城潞河M7∶156，底残，流部图像为三游鱼。腹部图像中有陆地作战场景的攻战图，为吴越文化区所不见。仅一人似戴三叉冠，个别似戴圆帽，其余无冠（图九，2）。陕县后川M2144∶7，底部和流部图像均同于吴越文化区，腹部图像分为两层或三层，图像内容有飨礼、狩猎和神山与神怪（图九，3）。神山下的怪兽头顶斗拱以支撑山顶的图像亦不见于吴越文化区。
另有两件匜出土信息不清楚。传出辉县者底残，流部图像为三游鱼，刻划草率；腹部图像中的人物个别着袴，但着长袍者亦有无冠者（图一〇，1）。洛阳征集铜匜底部图像为水蛇纹，流部图像分为三列，两侧图像各为两个着袴、无冠的持弓者；腹部图像中的人物均着袴，仅两人似戴冠，形制不清，余者无冠（图一〇，2）。两件匜中的建筑、人物、动物形象等简单而随意，刻划潦草，不见于吴越文化区。
陕西凤翔高王寺铜器窖藏发现一件刻纹匜。从文字描述看，大体与吴越文化区战国早期流行的图像相近。定襄中霍村M1还出土有一件残破的刻纹盘，仅知内壁刻有鱼纹。
（三） 楚文化区
襄阳余岗M173∶4匜（图一一，1）、长沙黄泥坑M5（长沙楚墓M186）∶2匜（图一一，4），形制和图像均同于吴越文化区的同类器物，流部和腹部图像相当于吴越文化区的Ⅰ式。澧县皇山岗M1∶1匜和平顶山应国墓地M10∶51匜均残，仅知前者底部图像为水蛇纹，后者流部图像为三游鱼，腹部仅存口沿下的水滴状树木纹和立鸟（图一一， 2、3）。上述各器应属于上文所划分的甲类。平顶山应国墓地M10还出有一件刻纹盘，仅有文字描述，形制与图像内容不详。
（四） 齐文化区
长岛王沟M2出土有两件鎏金刻纹盘，M2∶2，仅见底部图像为水蛇纹（图一二， 3），相当于吴越文化区同类图像的Ⅰ式。M2∶1腹部图像（图一二，1）与吴越文化区刻纹盘腹部图像的Ⅱ式相同。长岛王沟M2∶3鎏金刻纹匜仅存流部，图像为三游鱼（图一二，2）。平度东岳石M16∶60匜残，仅余表现射侯图像的腹部残片（图一二，4）。两件匜流部与腹部的图像均同于吴越文化区匜相同部位的Ⅰ式。上述诸器应属于上文所划分的甲类。
（五） 燕文化区
北京市通州区中赵甫出土的刻纹匜已残，流部图像为三游鱼（图一三，2），腹部图像与吴越文化区的Ⅰ式相同。建昌东大杖子M11∶2匜残，流部图像为三游鱼，流下腹部为在双层建筑中进行的飨礼（图一三，1），相当于吴越文化区的Ⅱ式。东大杖子M45∶40匜基本完整，底部图像有水蛇纹，流部图像为三游鱼，腹部图像出现似人首兽身的神怪和枝干平伸且两端上举的树木（图一三，3），与吴越文化区的Ⅲ式相近。上述诸器整体上与吴越文化区所出同类器非常接近，应属于上文所划分的甲类。
东大杖子M45∶13盘底部图像最外层为相互勾连的水蛇纹（图一四，2、3），接近于吴越文化区盘底图像的Ⅱ式。腹部图像分两层，上层残破，有射侯（图一四，1）；下层图像有狩猎和舟战（见图一四，2）。射侯与狩猎图像与吴越文化区铜盘的Ⅱ式图像相近，但舟战图却不见于吴越文化区，而是同时期三晋两周地区画像铜器中水陆攻战纹的主要元素。共有三组相同的舟战图与狩猎图的组合重复出现，这种以一组图像重复出现的构图方式亦是三晋两周地区画像铜器中常用的手法，不见于吴越文化区刻纹铜器，应属于上文所划分的乙类。
涞水永乐村发现的刻纹匜因残破，只知流部图像为游鱼，腹部图像有人物和植物。易县燕下都西贯村M6∶4刻纹匕的勺部刻有一鱼纹，与刻纹匜流部所刻游鱼相同，柄部所刻似一鸟，柄首已残。
三
通过对各文化区出土刻纹铜器进行分析，可知吴越文化区出土刻纹铜器的墓葬年代最早可到春秋末年，一直延续到战国中期，盘、鉴和匜在图像内容与表现手法上不仅表现出相近的特征，而且具有相同的变化轨迹和基本完整的发展序列。这些都表明刻纹铜器最早出现于吴越文化区，并且在这里经历了发生、发展、消失的完整过程。
通过对吴越文化区以外地区出土的刻纹铜器进行研究，可以发现以下值得关注的现象。
第一，其他地区随葬有刻纹盘、匜的墓葬的年代大体从战国早期早段到战国中期早段，但除陕县后川M2144∶7（乙类）、东大杖子M45∶11、40两件匜（甲类），以及辉县琉璃阁M1∶51奁（甲类）以外，其余盘、匜的纹饰均为吴越文化区在春秋末年到战国早期流行的式别，即这几个地区即使到了战国中期，刻纹铜器的纹饰仍是以吴越文化区战国早期流行的纹饰为主，而没有表现出与之相同的发展趋势。
这种现象表明，吴越文化区的刻纹铜器很可能在春秋末年到战国早期存在着一个集中向外的传播过程，部分在吴越文化区生产的刻纹铜器流入到其他地区，因其具有极高的装饰性和观赏性，从而被接受者所喜爱，或因使用者的去世而随葬，或留传于后人，又因后人的去世而放入墓中。
第二，吴越文化区以外地区的刻纹铜器，可依图像内容、表现手法等分为甲、乙两类。甲类刻纹铜器在图像题材、内容和表现手法等方面与吴越文化区同类器物相同，如人物着长袍，戴三叉冠，车辆逆时针方向行驶等。而乙类刻纹铜器，虽然图像题材与吴越文化区相同，但许多特点为吴越文化区所不见，如人物多着袴，无冠，建筑有横置的屋顶，车辆行驶方向有顺时针者，出现舟战与陆战图等。还有一些图像组合为吴越文化区所不见，如在露天进行的飨礼与神怪的组合，神山下出现斗拱等；而腹部图像分组重复出现也不见于吴越文化区。更值得注意的是，乙类刻纹铜器图像的表现手法多显简单，刻划潦草。
这种现象说明，吴越文化区以外地方发现的刻纹铜器，在生产或制造方面或有不同。甲类刻纹铜器应该是制作于吴越文化区，作为完整器物流传到其他地区。乙类刻纹铜器在具体图像内容和表现手法等方面可以看到明显的差别，而这些差别如出现舟战和陆战之类的场景，一组画面重复出现等，都是三晋两周地区同时期画像铜器中常见的内容和构图方式。在具体的刻划技法上表现为潦草、随意、不规范，似表明这些铜器上的刻纹并非出于成熟工匠之手。由此可以推测，乙类刻纹铜器很可能是由不谙于刻纹技术的工匠，以吴越文化区的刻纹铜器为范本，并加入了当时三晋两周地区流行的画像铜器的部分因素制作出来的模仿之作。这类铜器主要发现于三晋两周文化区，因此其生产地点很可能就在当地。由于图像大部分是吴越文化区战国早期流行的式别，表明这些模仿之作在战国早期已有，但从部分乙类刻纹铜器中出现了吴越文化区战国中期流行的神山和神怪纹看，有些模仿是在战国中期进行的，即是以战国早期刻纹铜器流行的图像为主，再加上战国中期吴越文化区流行的神山和神怪纹等元素，造就了乙类刻纹铜器中那些看上去较为特殊的内容组合。
需要说明的是灵寿城穆家庄西M8101∶4和东大杖子M45∶13，两件盘形制相近。穆家庄西M8101为中山国贵族墓葬，东大杖子M45墓主人的身份尚有争议，或认为是扩张至东北地区的燕国贵族，或为燕扩张所至地区的土著首领。如前文所述，这两件刻纹铜器很可能是在三晋地区由当地工匠生产后，辗转流入中山国或辽西地区。
四
综合以上分析，吴越文化区的刻纹铜器在战国早期有一个集中向外传播的过程。就目前所见，这种传播对三晋两周地区的影响最为强烈，不仅发现了数量较多的来自吴越地区的刻纹铜器，还出现了本地工匠的模仿之作。这表明春秋末年到战国初年，三晋地区与吴越地区之间存在着比较密切的文化及物质上的交流。
由附表一可知，随葬有刻纹铜器的墓葬均随葬有青铜礼器，说明这种文化或物质上的交流，主要是在当时社会的贵族阶层之间进行。不过，在同时期其他随葬有青铜礼器的墓葬中随葬刻纹铜器的现象并不普遍。如六合程桥共发现三座随葬青铜礼器的墓葬，墓主人被认为是与吴国关系密切的贵族，其中只有M1随葬有刻纹铜器。随葬有刻纹匜和盘的镇江王家山墓，学界多认为其为吴墓。在丹徒北山、吴县何山、丹徒谏壁粮山、苏州虎丘等地都发现了年代基本在春秋晚期的吴国贵族墓葬，这些墓葬均未见随葬有刻纹铜器。淮阴高庄M1，学界多认为其为流亡于越国的徐国贵族的墓葬，文化面貌与越国墓葬相同，因此多将其纳入越墓进行讨论。在浙江安吉龙山、长兴鼻子山、绍兴狮子山，江苏无锡鸿山等地均发现有与淮阴高庄M1年代大体相当的越墓，但也仅有高庄M1随葬了数量较多的刻纹铜器。
据不完全统计，三晋两周地区年代大体在战国早期到中期的随葬青铜礼器的墓葬共90余座，仅10余座墓葬随葬有刻纹铜器。长江中游发现的150余座年代在战国早中期的随葬有青铜礼器的楚墓中，目前也仅在长沙黄泥坑、澧县皇山岗和襄阳余岗各有一座楚墓，以及平顶山应国墓地M10随葬了刻纹铜器。据不完全统计，山东半岛年代在战国时期的齐墓大约为60座，仅在平度东岳石和长岛王沟两个地点发现了随葬刻纹铜器的墓葬。到目前为止发现的燕文化墓葬中，年代在春秋末年到战国中期随葬有青铜礼器的墓葬共十几座，也只在北京市通州区中赵甫和燕下都西贯村M6发现有刻纹铜器。另外在燕文化影响所到地区的辽宁建昌东大杖子遗址共有9座墓葬随葬有中原特点的青铜礼器，其中仅M11和M45随葬有刻纹铜器。
综合以上可知，并不是所有的贵族墓葬都随葬有刻纹铜器，即刻纹铜器并不是墓主人贵族身份或地位的必要标识物。而随葬有刻纹铜器的墓葬仅是贵族墓葬中的一小部分，似乎说明这些墓葬的墓主人是出于某种特殊的原因而使用刻纹铜器随葬。目前已统计各地区随葬有刻纹铜器的墓葬共33座，虽年代不同，随葬青铜礼乐器的种类及数量也不同，但其中有22座墓葬都随葬了青铜兵器，镇江王家山墓还随葬有被认为是军乐器的于。这一现象说明随葬有刻纹铜器墓葬的墓主人大多具有一定的军事背景。
有学者注意到，在三晋地区出土的刻纹铜器以及大量的其他吴国遗物，如吴王夫差鉴与剑、吴王光剑等，指出在春秋末到战国初年时晋吴通好，曾发生吴季札使晋、晋嫁女于吴、晋叔向使吴、黄池之会等几次重要的历史事件，而三晋地区出土的刻纹铜器以及其他吴器，就是在上述历史背景下，通过聘问、会盟、婚嫁等渠道由吴国流通到晋国。除上述晋吴之间交流的渠道之外，文献中所记春秋末年晋吴通好的初始目的是“约伐楚”，当时辅佐晋景公的楚人巫臣使吴，主要亦是“教吴乘车用兵”，说明参与晋吴通好的双方都具有一定的军事背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去理解随葬有刻纹铜器的墓葬绝大多数是贵族墓葬，又多共出青铜兵器这一事实，虽然不能解读为这些墓葬的墓主人是晋吴通好的直接参与者，但是对解释集中发生在春秋末年到战国早期吴越地区刻纹铜器的对外传播、三晋地区对刻纹铜器的接受等，应该是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和新的观察视角。
最后想说明的是，刻纹铜器因刻划有精美的图像，有些器物还有鎏金等装饰工艺，其作为艺术品的价值可能远远超出作为礼器的意义。而战国中期以后刻纹铜器的迅速消失，很可能与更加精美的漆器工艺的发展有关。
（作者：滕铭予 吉林大学考古学院；原文刊于《考古》2020年第9期 此处省略注释，完整版请点击左下方“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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