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12月24-25日，为期两天的第二届“中国边疆考古论坛”进入研讨环节，近40位学者从边疆地区考古新发现、城址与礼制建筑的探索、文化交流与多学科合作等视角提出新的认识和思考。　　考古新发现　　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李有骞从遗址概况、主要收获及发现意义三方面介绍了黑龙江饶河小南山遗址考古新收获。小南山遗址位于黑龙江省饶河县乌苏里江左岸， ...

　　12月24-25日，为期两天的第二届“中国边疆考古论坛”进入研讨环节，近40位学者从边疆地区考古新发现、城址与礼制建筑的探索、文化交流与多学科合作等视角提出新的认识和思考。

　　考古新发现

　　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李有骞从遗址概况、主要收获及发现意义三方面介绍了黑龙江饶河小南山遗址考古新收获。小南山遗址位于黑龙江省饶河县乌苏里江左岸，遗址发现连续多时期的文化遗存，其墓葬区布局紧凑、形制复杂、极具规模。该遗址为乌苏里江及三江平原地区的考古学文化谱系的构建提供了支撑性材料，对该地区的气候变化与人类适应过程以及社会复杂化进程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遗址出土的玉器为东亚地区玉器起源和传播研究确立了新的基点，也为理解中华文化的早期形成过程开辟了新的路径和更广阔的视野。

　　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博物馆胡晓农通过裕民、四麻沟等遗址的考古发掘与调查对阴山山脉东段北麓草原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发现进行研究。遗址出土的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尖圜底器、圜底器、片状器组合在我国北方地区尚属首次发现，可能与东西伯利亚地区（贝加尔湖周围）早期文化有交流。此外，遗址出土的锛状器的使用特征可能源于华北旧石器晚期文化。遗址的调查与发掘为研究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多元文化内涵提供重要材料。

　　黑龙江大学王乐文介绍了黑龙江抚远亮子油库遗址发掘收获。遗址的发掘揭示了新石器时代、汉魏、隋唐、辽金四大时期的多层文化堆积，其主体为汉魏时期的蜿蜒河类型和马雷舍沃文化，出土新石器时代至辽金时期的各类器物近3000件，石器数量最多。遗址中发现成排分布的新石器时代房址，房址小而多，反复建筑，初步判断可能为季节性居住。该遗址内涵丰富，层位复杂，对于建立黑龙江流域新石器时代以来考古学文化编年序列具有重要意义。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于建军介绍了新疆通天洞遗址考古新收获。通天洞遗址是新疆境内发现的第一个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出土的石制品种类丰富，发现距今8900-13000年的细石器，展现出旧石器时代晚期石叶技术特征。乌尔禾地区发现的砾石石器丰富了新疆地区古人类石器技术文化内涵，为探讨远古人类迁徙与东西方文化交流提供了新的线索。此外，遗址还发掘出土了锡青铜管残件，距今5000年左右的黍等重要遗存。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闫雪梅阐述了新疆阜康白杨河墓群考古收获及初步研究。据介绍，遗址2016-2018年共清理墓葬560余座，墓葬形制有石棺墓、竖穴土坑墓等，出土文物千余件，墓葬类型丰富，特征鲜明，时代脉络清晰。白杨河石棺墓群是新疆目前发现的规模最大、保存最好、类型最丰富的石棺墓地。遗址石棺墓与竖穴土坑墓交错分布，文化内涵基本一致，呈现交融性、延续性的特点，对环博格达山地区早期考古学文化、欧亚草原石棺墓文化等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西北大学先怡衡对新疆若羌黑山岭绿松石采矿遗址考古收获与初步研究进行简述。黑山岭绿松石采矿遗址发现古矿坑110余处，可分为古代采矿工具加工区、采矿区、选矿区、生活区，该遗址群的功能分区十分完善。遗址是新疆境内目前所见规模最大的一处古代采矿遗址，反映出新疆早期大规模工业生产状态。遗址无论是早期的四坝文化还是晚期的骟马文化，其采矿技术与秦岭、河西走廊采矿技术均颇为一致。由此可见，新疆早期玉石采矿技术的源头应与东方关系密切，这为改变新疆地区早期绿松石“西来”的观念提供重要材料。

　　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赤列次仁介绍了西藏洛扎县厅村石棺墓考古收获。洛扎厅村墓地考古学文化面貌同隆子县斗玉乡夏拉木墓地、扎囊县结色沟墓地以及山南雅隆沟零星出土的考古学文化基本一致，与西藏南部喜马拉雅山麓地带与雅鲁藏布江中游河谷地带之间的早期考古学文化关系密切，遗址的发现有助于西藏腹心地带早期考古学文化研究，不仅为建立西藏考古学年代框架提供重要资料，而且为这一区域在西藏早期就已经是“南亚廊道”重要的通道提供了有力的证明。

　　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拥措阐述了西藏阿里札达县玛朗墓地考古收获。通过对墓葬中发现的人骨进行年代测定，得到测年数据为BC49-AD72，推断此时青藏高原处于小邦时代。在札达一带发现并发表有资料的公元前后200年的墓葬有曲踏墓地、故如甲墓地以及皮央·东嘎墓葬群，玛朗墓葬出土的陶器与这三处墓地之间的陶器形制相似。玛朗墓地墓葬中的陶器以高领、球腹、小平底为典型特征，与同时代周边墓葬出土陶器保持较高度的一致性，但墓葬中随葬的高脚铜杯、鹿头贝饰以及施釉的铁镯却明显体现出外来文化的特征。

　　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何伟论述了西藏桑达龙果墓地考古发掘收获。桑达隆果墓地是一处延用近千年（BC300-AD600）的重要墓地。该墓地墓葬分布密集、打破关系复杂，多样的墓葬形制和大量的出土遗物，是目前探索西藏西部早期丧葬习俗最系统的墓葬材料，反映出了当时、当地先民们，有同时随葬明器、实用器两类器物的传统，以及随葬食物和毁器的习俗。在该墓地出土的木俑，是青藏高原的首次发现，其形制特征与新疆吐鲁番一带墓葬出土的木俑形制相同。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刘兵兵阐述了武周时期吐谷浑喜王慕容智墓考古发现与初步研究。慕容智墓为目前发现和发掘的时代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吐谷浑王族墓葬。慕容智墓出土了包括墓志在内的文字材料，还出土了大批随葬品，部分随葬品诸如木质胡床和床楣，各种典型的丝织物及铁甲胄等，为吐谷浑墓葬考古研究提供了罕见的实物材料。墓葬信息的完整提取对唐代高等级墓葬葬制的研究及河西其他地区、青海都兰等柴达木东南沿地区发现的部分大致同时期墓葬的族属认定提供参考。

　　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夏艳平汇报了2019 年青海省都兰哈日赛墓地考古发掘收获。此次发掘面积近1000平方米，共发现墓葬7座，烧祭遗迹9处，殉牲坑2座及堆石遗迹1处。墓地规模较小，但布局具有一定规律，随葬陶器口沿部存在明显的“毁器”习俗。“毁器”习俗是鲜卑墓葬文化的重要标志之一，该遗址的发现对于探索都兰地区吐谷浑文化分布与影响具有重要意义。结合该遗址的墓葬形制、埋葬习俗、出土器物特点等初步判断该墓地主体年代为7世纪至9世纪中叶。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解峰简述了吉林珲春古城村1号、2号寺庙址考古发掘收获。2处寺庙址位于图们江下游流域。古城村1号寺庙址出土造像形式、样式接近北朝晚期汉地造像，造型可能受到河北曲阳造像影响，佛像普遍着左衽僧袛支，常见于高句丽、百济造像，在关中地区北魏、西魏时期造像中有相同实例。推测，造像制作于公元6世纪后半叶；古城村2号寺庙址有早、晚两期遗存，晚期遗存为布局较为完整的佛寺遗址。

　　北京师范大学单月英介绍了蒙古国石特尔匈奴墓地考古发掘。根据墓地中墓葬位置及墓内出土物推断，石特尔墓地的年代偏晚，随葬陶器属于匈奴帝国时期最具代表性的陶罐。石特尔墓地Ⅱ区的埋葬习俗不是匈奴帝国时期最流行的葬俗，既有匈奴帝国时期墓葬的一般特点，又有自身的特色，尤其是大型墓葬的墓上建筑有特殊的规划。墓地中发现带有殉人的墓葬，M1的两个殉人均被肢解，应有特殊含义。石特尔匈奴墓地的发掘对丰富匈奴帝国时期墓葬的内涵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立栋以丁谷寺为例介绍了近年来吐峪沟石窟考古研究新进展。吐峪沟石窟寺是高昌石窟寺群中开凿时代最早、年代跨度涵盖整个高昌佛教史、营建规模最大、洞窟类型最为齐全的具有年代标尺性意义的佛教石窟寺遗址群。洞窟类型包括塔庙窟、佛殿窟等，另发现一批营造洞窟时的斩山崖面遗迹。出土大量珍贵的文物，如文书写本等。这对研究塔里木盆地各个佛教区域的关系及高昌佛教史，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城址与礼制建筑探索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艾涛的汇报题目是《新疆塔什库尔干石头城遗址考古新收获》。遗址年代从汉至民国，面积约15万平方米。2015-2019年，遗址共完成发掘面积2500平方米，石头城外部有墓葬区，本体由外城、内城及内城中三个北、东、西鼎足而立的子城构成，这突破了以往石头城仅由外城与内城构成的认知。石头城的城门可能具有内瓮城结构，有利于加强城门防御功能。此外，遗址发现明渠、暗渠以及蓄水池，遗址的供水系统逐渐明晰。遗址发掘出土各类文物数百件，一些文物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在这一地区尚属首次发现。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侯宏伟从遗址发掘背景、主要发掘内容、性质及功能蠡测、后期工作四方面对甘肃礼县四角坪遗址进行介绍。甘肃礼县四角坪经勘探发现城墙内存在大量夯土建筑基址，中心建筑为面积约900多平方米的方形中心建筑，四周为回廊式建筑。其形制规整，错落有序，应是一处祭祀礼仪性质的遗址。遗址是国内目前首次发现的秦帝国时期的礼制性建筑群，其体量巨大，是中国古代统一国家形成初期风格和气魄的重要体现。遗址的发现丰富和补充了中国古代祭祀建筑体系的链条，对研究中国早期祭祀制度有重要意义。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邢福来汇报题目是《流沙半掩赫连都——统万城遗址考古的收获》。他从统万城的遗址概况、考古工作概况以及考古工作的主要收获等方面进行介绍，他认为统万城东城建立年代应在唐五代时期，同时他指出统万城防御体系是中国都城防御体系中较为完整的，是以自然环境、外郭城、城墙、马面、瓮城相结合的一体化古代都城防御系统的典型标本。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褚金刚介绍了辽宁西丰城子山山城的考古调查与发掘概况。通过对山城两处门址的发掘，厘清了门道的结构和两侧墙体的垒砌方式，为城墙墙体和门道的修缮提供了科学的考古依据。南墙2号门址的发现，增加了城子山山城进出城内的通道，对研究山城城防布局有重要价值。结合遗址发现的大量高句丽建筑构件和采集碳样测年数据等，推断城子山山城高句丽时期的使用下限可到高句丽末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董新林分享了辽上京考古的新进展。辽上京呈东向中轴线布局，偏于宫殿左侧一门三道的正门，具有礼仪性质。东向轴线的宫城内存在三组大型宫殿建筑，其中第一座宫殿为皇帝正殿。“日”字形平面布局及皇城和宫城城门不对称，是其规划的鲜明特色。辽上京皇城东向规划中轴线，是中国秦汉以后历朝首都中唯一明确的东向轴线布局，反映出其尚东的北方民族特色。其轴线上宫殿建筑偏于宫城左侧，不居中的布局可能与北魏洛阳城宫城布局有一定渊源。

　　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刘阳介绍了金上京遗址考古新发现。2020年对金上京皇城外南侧、中轴大街中部西侧的建筑遗迹进行了考古发掘。通过考古勘探，初步了解到皇城南门址通往南城南垣西门址的中轴大街两侧建筑址基本对称分布。本年度发掘区东部为一座高台楼阁式建筑遗迹，其西侧区域南北向以长廊分隔，形成不同的居住单元。所揭露的建筑遗存大致有早晚两期年代差异。金上京为金王朝的早期都城，使用时间较短，遗存内涵相对单一，是认识近代历史的标杆材料。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徐廷从磨盘村山城的考古发现入手，对金东夏国南京城进行考古确认。经过连续8年的发掘，初步架构起磨盘村山城始建、使用、废弃、沿用的过程。根据城内发掘收获，确认遗址内主要包含两期文化遗存，其中晚期遗存属于金末地方割据政权东夏国，为东夏国南京城故址。遗址内山城宫殿区、仓储区的发现，为进一步确认该山城为东夏国南京故址提供证据。东夏国历史在史书上记载很少，该遗址有助于进一步了解这一短暂割据政权的兴衰史，对探索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有重要意义。

　　吉林大学考古学院杨筱筠简述了俄罗斯克拉斯基诺城址的发现与研究。克拉斯基诺城址位于俄罗斯滨海边疆区南部哈桑区克拉斯基诺镇，地处楚卡诺夫卡河河口右岸，是目前俄罗斯境内渤海遗存中发掘规模最大、遗存信息最丰富的遗址。遗址行政建制的变化引发了社会发展多方面的变化，居址形制、日用陶器制作方式、贸易交流、佛教发展、遗存文化因素等均有体现，为填补渤海国考古学研究空白提供参考。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飞峰概述了高句丽丸都山城宫殿址研究。根据丸都山城宫殿址的遗迹与遗物研究可知，目前发掘的宫殿址应为好太王十七年重新选择基址修建的宫殿遗迹，427年迁都平壤之后宫殿遗址逐渐废弃。受到辽东地区汉文化、辽西地区三燕文化等的影响，丸都山城宫殿建筑已经表现出一定的轴线思想和规划理念，出现了前朝后寝的基本格局。

　　多学科合作与文化交流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陈相龙从来自故如甲木与曲踏墓地的证据入手，分析了西藏阿里象泉河上游地区早期金属时代的生业经济与区域互动。故如甲木墓地线粒体DNA的分析揭示了该墓地人群之间具有一定的亲缘关系，支持该墓地是家族墓的推测。动物和植物遗存反映出当时西藏阿里地区是以牧业为主并辅以青稞和谷物的种植栽培的生业类型，该人群牙齿磨耗的分析也符合这一生业类型模式。曲踏墓地发现了装在草编器内的大麦秸秆，墓室内也随葬大量牛、羊、马等动物，说明当时半农半牧的生活方式，进一步表明在公元2世纪至3世纪时，青藏高原阿里地区存在畜牧和农业混合的形式。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赵欣对中国新疆地区古代家马DNA进行研究，通过阿敦乔鲁、呼斯塔、喀拉苏、木垒平顶山、曲曼吉尔赞喀勒、石人子沟等遗址样本的鉴定，可以推断出中国古代本地具有野生马品种，但并不是家马的祖先，中国家马起源于中亚地区，而新疆正是家马引入中国的一个重要通道。

　　北京科技大学李延祥讨论了嫩江中下游地区青铜冶金考古新进展。通过对四海泡东等地点采集到的矿石和炉渣进行分析发现，矿石主要为铜、铁、砷等元素共生矿石，部分矿石还含有少量的银和锡，炉渣中发现大量的由铜砷等元素组成的合金颗粒，部分合金颗粒含有少量的银和锡。应该是由铜砷为主的氧化矿石冶炼生产的铜砷合金。该遗址群为松嫩平原地区首次发现的冶铜遗址，为松嫩平原地区冶金考古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艾婉乔通过对干骨崖、火烧沟出土串珠形态、表面进行宏观与微观观察，对河西走廊地区早期红玉髓/玛瑙珠的来源做出推测。两地串珠可能反映了公元前两千纪上半，河西走廊已经存在通过交换获得的舶来品和当地人初步尝试制作的仿制品，后者的一些工艺习惯可在公元前两千纪下半的同类串珠中找到踪迹，或意味着本土制品在后期的存在和流通。牛津大学安可借助岩类学切片方法对西北史前制陶技术进行研究，对陶器的颗粒成分、矿物成分、熔化温度做出分析。

　　苏黎世大学魏骏骁介绍了来自中国西北吐鲁番盆地约3000年洋海墓地有关欧亚大陆球类运动的新证据。在新疆洋海墓地IM157、IM209、IM214号墓中发现的三个皮球时间间隔在公元前1189年至公元前911年，比欧亚大陆目前已知的其他古老球和球类运动图像早了几个世纪，但现有证据尚不足以解决这三个皮球使用方式的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仝涛从发掘概况、主要内容、源流与分期以及服饰与族属等方面对青海吐谷浑-吐蕃时期的棺板画进行分析。他将其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5世纪-663年吐谷浑时期；第二阶段663年-8世纪的吐蕃阶段。该时期吐谷浑处在逐渐融入吐蕃文化的历史进程中，其地域文化既体现出显著的吐蕃文化特征，也保留了自身长久以来的丧葬传统。

　　中国人民大学李肖从佛塔或塔庙类型建筑演变的角度来介绍佛教建筑从诞生地经过大犍陀罗地区，即今巴基斯坦西北部、阿富汗北部、乌兹别克斯坦铁尔梅兹地区、塔克吉斯坦赫瓦什河谷再传入塔里木盆地周缘的演进过程。通过研究表明，当佛教从中亚越过帕米尔高原传入塔里木盆地后，当地的佛教建筑并不是完全照搬中亚的建筑传统，而是融合了当地风格后形成不同于起源地和传入地的新的混合型的建筑形制。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鹏分析了南西伯利亚及周边地区青铜时代早期的“月形器”的性质及其源流。通过对萨穆希、奥库涅夫、克罗多沃、奥季诺沃等文化出土月形器形制、伴出遗物、出土位置可知，月形器多带有穿孔，可能为悬挂使用。其伴生遗物多与宗教相关，推测月形器可能与萨满教有关，为巫师或神职人员服饰上的坠饰。它体现了贝加尔湖沿岸与龙山时代一系列文化的频繁交流与互动过程，对研究该地区文化的交流与互动具有重要意义。

　　故宫博物院张长虹对西藏阿里早期壁画石窟进行探讨。早期也被称为“仁钦桑布”时代，大致从10世纪末至12世纪，这一时期的壁画风格多元，以克什米尔风格为主，兼有西北印度、中亚等地区的影响，与卫藏地区风格迥异。石窟题材以曼荼罗为主，呈水平式——宫殿式布局，不见主尊崇拜，叙事性故事不占主导地位，图像还没有完全稳定。

　　吉林大学宋玉彬从构图理念视角出发对高句丽和渤海瓦当进行研究。高句丽瓦当早期借鉴、模仿汉文化传统构图理念、纹样图案；进入中期后，由于佛教东渐，形成两套瓦当系统：一是用传统工艺烧制墓葬设施使用的“界格线+莲纹”瓦当，二是用新工艺、时尚性理念烧制宫殿、宗庙、衙署、佛寺使用的裂瓣纹、图像纹瓦当；晚期流行彰显个性化文化特征的“四分法”复合主题纹饰瓦当类型。高句丽晚期瓦当构图理念影响了渤海早期瓦当的艺术构思。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李新全汇报题目是《高句丽南北道考辨》。他从高句丽南北道的含义、行经路线、沿线重要考古发现及高句丽的南苏城和木底城等几个方面进行了探讨，最终确定高句丽南北道实际上指的是慕容鲜卑征伐高句丽的两条主要道路，而这两条道路是由若干条河流水系连接起来，起点分别是当时的辽东郡和玄菟郡治，此二郡也是高句丽发展壮大过程中交往最频繁的二郡，高句丽与二郡的交流征战史也就是高句丽南北二道的形成史。

　　夏家店下层文化是中国北方地区一支重要的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刘国祥概述了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崛起与辽西地区青铜时代早期的文化格局。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辽西地区人口数量迅猛增长，生产力水平显著提高，农业经济占主导地位，社会分工和社会分化明显，社会内部管理体系和保障体系有力，在对外关系中，战争因素非常突出。他表示骨镞的大量出土，可明显的看出夏家店下层文化社会冲突加剧，大型城址和小型聚落的布局均重点强调防御功能。

　　中国人民大学魏坚分享了他对中国北方农牧交融与畜牧业起源理论体系构建的思考。通过以内蒙古中部、辽西和新疆北部地区作为研究对象，在归纳考古发掘材料的基础上，利用多学科合作的最新研究成果，以更为广阔的蒙古高原和欧亚草原的视野，探讨了中国北方农牧交融和畜牧业起源。中国北方从早期以采集和狩猎为主的大型聚落，到采集和狩猎依然存在下的农业聚落的繁荣，再到农耕的衰退和畜牧业经济的最后形成，体现的是生态环境变迁、文化适应和古代族群的迁徙等因素交互的复杂过程。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郭物阐述了对中国边疆和边疆考古的思考。他回顾了中华民族的发展史，指出多样化、超大规模格局的中国需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中国疆域形成的历史进程中，不仅汉民族做出了贡献，周边各民族亦做出同样的贡献，而边疆考古研究正起到了用历史正能量促进民族认同、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重要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丛德新在会议最后向展示了新思考、新内容和新技术的与会代表表示感谢，他指出这不仅是考古成果的展现，也是考古工作方法、技术层面的交流，大家互相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推进边疆考古研究的发展。边疆考古已日益成为学科内关注的热点地区，对阐释中国古代文明发展脉络具有重要意义。他表示将继续举办好下一届边疆考古学论坛，并将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将大家的好想法、好方式等收录集结成册，同时将进一步助推中国边疆考古专业委员会的筹备和建立，为本专业考古工作的研究深入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