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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 :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重要象征

摘要: 开栏的话  总书记在2019年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推动各民族文化的传承保护和创新交融,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增强各族群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如何提炼、整合、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是新时代的重大课题。为此,《中国民族报》文化周刊特开设“中华文化符号 ...


开栏的话

  总书记在2019年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推动各民族文化的传承保护和创新交融,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增强各族群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如何提炼、整合、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是新时代的重大课题。为此,《中国民族报》文化周刊特开设“中华文化符号”专栏,以期梳理中华文化符号的产生和发展、中华文化的创新与交融,在生动呈现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和鲜明特色中增进文化认同、增强文化自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长城 :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

和中华文明的重要象征

□ 董耀会

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都会有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建筑留给世界,在中国,长城是具有这种价值的地标性建筑中特别突出的代表。长城在全世界已经成为中国的代名词,成为世界语境的中国符号。

长城与云海、山峦交相辉映,美如画卷。王京广摄

  长城是我国古代不同历史时期修建的规模浩大的军事防御工程。长城最早修建于公元前7世纪至公元前5世纪,即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为自身的安全和发展,修筑长城相互防御。公元前4世纪,自燕、赵、秦等诸侯国始,至此后的秦、汉、明等中原王朝及北魏、北齐、金等少数民族政权,均修筑了长城,修建目的亦由诸侯国间的互相防御,转变成为保护农耕地区,调整农耕政权与游牧势力之间的社会经济秩序。长城内外是故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得到强化。

  2019年7月24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部署建设长城、大运河、长征三大国家文化公园。其中,长城涉及15个省,对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作出战略部署,这是国家文化战略和经济发展战略重要的环节。

  2019年8月20日,总书记在嘉峪关察看关城并听取长城保护情况介绍时强调,长城凝聚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和众志成城、坚韧不拔的爱国情怀,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重要象征。要做好长城文化价值发掘和文物遗产传承保护工作,弘扬民族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起磅礴力量。

山西雁门关——长城上的重要关隘(摄于2008年)。董耀会供图

长城的伟大体现在两个“长”:

  体量长和历史长

经国家文物局认定,截至2012年6月,中国历代长城遗迹总长共有21196.18千米。中国长城因其独特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于1987年被整体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中国历史上修筑过的长城,都是世界遗产的一部分。

中国古代为什么要付出这么多的艰辛,持续地建筑和使用长城?修建长城与当时的地理环境有关。东边和南边的大海,西面和西南的喜马拉雅等高山,构成了当时难以逾越的自然屏障。北方虽有荒漠,却有广袤的草原相连接。

  古老的人类文明,一般伴随种植农业的产生而发展起来。古代中国如此,古埃及、古印度、古希腊、古罗马也是在由渔猎、采集向农业定居生活的过渡中形成并发展各自的文明。中国古代文明形成过程中,定居农业形成初期的冲突,主要是不同部落联盟之间的战争。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之间相互防御的长城,属于这种性质战争的继续和发展。

  战国时期,有了秦、赵、燕三个诸侯国修建的长城,开始了农耕对游牧的防御。秦汉时期创造了更为发达的农耕文明,与此同时,游牧民族也向草原文明迈进。而同期产生并发展起来的万里长城,作用主要是在农耕文明向北扩展之后,协调农耕和游牧两种生产生活方式所带来的矛盾和冲突。在古代中国中原地区,农业始终是立国之本,保护农耕就是保护国家命脉。从战国以来,长城一直肩负着这项使命。

  中国古代文化之所以能灿烂辉煌地传续到今天,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国家统一和疆域辽阔。没有统一的国家,就没有国家文化的繁荣发达。统一稳定的国家政权是创造经济繁荣、文化繁荣的前提,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促进中华文化繁荣发达的基础。我们说要继承优秀的传统文化,是因为文化的连绵不断源于后人对前人文化的继承。前人创造的文化,为后人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我们只有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之上,才能够进一步繁荣今天的文化。

长城的价值,

  与解决人类面临的三个基本问题息息相关

长城是中华文明的象征。长城内外广大地区,更是中国古代各民族碰撞与融合的舞台。中华民族具有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和特色,这一特色与长城地区有着密切联系。和平发展符合长城内外各族人民的利益,保障了农耕与游牧经济的和谐发展。

在人类社会生活和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中,始终面临三大基本问题:生死存亡、构建文明发展秩序、文明发展和延续。长城存在的价值,与解决人类面临的这三个基本问题息息相关。

  生死存亡是人类面临的第一大基本问题。对于长城的修建者来说,不能解决生死存亡,一切都无从谈起。长城内外不同民族的利益有大小之分,有轻重之别。但是,与生死存亡相比,任何利益都处于次要位置。这对长城以北的游牧民族亦然,有序化的交流与发展,总体上符合农牧双方的长远利益。

  文明秩序的构建是人类第二个基本问题。人类有合作发展、寻求双赢或多赢的愿望,也有为了追求利益而互相排斥、对抗甚至争斗的事实。长城的存在调整了农耕和游牧民族之间的冲突,减少了双方发生战争的次数,在那个时代部分地解决了文明冲突问题。

  文明的发展和延续是人类第三大基本问题。长城的存在为中华文明的发展和延续提供了保障。中华文明的起源和文明社会的形成,是一个连续性的发展过程,长城自产生之始就伴随着中华文明的发展。中国作为有着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人民世世代代劳动、生息、繁衍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保持着几千年绵延不断的历史记载,形成了独特的文化脉络与体系。

修建长城不是为打仗,

  而是为了不打仗

我们为什么说古代修建长城是对和平的追求?说到长城,人们首先想到的是攻打和戍守坚固的城墙,是永不散去的烽火硝烟。其实这并不全面,严格地讲,长城沿线的绝大部分地方都没有打过仗,即便是打过仗的地方,绝大部分时间也是不打仗的。长城是预防战争的手段。

长城由绵延伸展的一道或多道城墙,一重或多重城堡以及沿长城密布的烽燧、道路、各种附属设施,巧妙借助天然险阻而构成。长城防御体系以城墙为主线,以关隘为支撑点,点线结合、纵深相贯。每道长城都长达千里甚至万里以上,所以从总体上说,长城是一条线状的、既绵长又巨大的防御工程。

  从农耕和游牧民族碰撞与融合的意义上说,长城承载着中国人独特的情感、独特的心理追求。人心所向,不想打仗。有了长城,战争的数量、战争的规模都大幅度地减少了。所以,我们说长城是和平的象征。

  笔者陪同过很多外国朋友参观长城,包括2002年在八达岭长城陪同时任美国总统布什参观时,都向他们介绍长城是和平的象征。

  2007年1月10日,笔者陪同以色列前总理奥尔默特参观八达岭长城。他问笔者:“为什么要把长城建得如此坚固?”笔者说:“这反映的是中国古代长城修建者一种世世代代都不想打仗的愿望。”笔者给他解释说,如果只是权宜之计,就不必要费这么大的劲,把长城建成固若金汤的样子了。

  不想打仗,在绝大部分时间是长城内外的共同愿望。很多时候,和平是长城内外各民族的共同追求。

长城是中华民族融合的纽带,

  强化了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长城历史悠久,延绵万里,见证和参与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发展的历史进程。在漫长的时间,长城沿线地区生存的各个民族,以及他们之间的利益关系,既相对独立又不可分割。长城文化保留在各个时代的记忆、话语和行动中。围绕长城而构建的文化范式,反映着该区域人们生存发展的基本规律,形成了具有广泛性并为大多数人所认同的文化模式。长城文化是长城区域各民族历史上各种思想文化、观念形态的总体表征,是先民共同创造并为后人世代继承发展的文化。

虽然历史上长城沿线地区的中华民族各成员之间曾发生过矛盾冲突,但这种矛盾和征战的最终解决,也为各民族共同生存及和谐发展提供了机遇。长城区域的稳定和统一,对中华民族的稳定统一具有重大的支撑作用。

  长城内外各民族在团结融合过程中,不断强化着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不管是魏晋南北朝、辽金统一北方时期,还是元、清统一全国时期,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进行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互动的过程中,不断地吸收中原文化,同时,游牧文化中优秀的部分也影响和充实着农耕文化,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作出贡献。

  农耕与游牧两种文化形态相互作用的结果,增强了中华民族文化的生命力和影响力。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民族发展的动力,长城文化在中华民族的发展过程中凸显作用,促进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历经磨难而发扬光大。


  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当今,世界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各国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紧密。人类的整体命运空前紧密地连接在一起,各国之间的相互合作,成为人类实现普遍安全和共同发展的追求。长城的历史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共同发展的历史,也必将见证今天全世界范围的文明交流互鉴。中国的发展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发展和壮大,长城也将见证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过程中的中国贡献。


  (作者:董耀会 系中国长城学会副会长、燕山大学中国长城文化研究与传播中心主任、教授)

  (来源:中国民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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