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鲁台山郭元咀遗址分布在鲁台山北麓、滠水东岸的一级台地上，其南距鲁台山周代墓葬群约1000米。该遗址以商代、西周、春秋时期文化遗存为主。经国家文物局批准，2019年5月至2020年11月，在郭元咀遗址的西北部开展了持续性的考古发掘工作，发掘面积共计1120平方米。根据出土遗物特征，遗址堆积序列大致可分三个时间段：第一个时间段为二里岗上层至殷墟一期， ...

鲁台山郭元咀遗址分布在鲁台山北麓、滠水东岸的一级台地上，其南距鲁台山周代墓葬群约1000米。该遗址以商代、西周、春秋时期文化遗存为主。经国家文物局批准，2019年5月至2020年11月，在郭元咀遗址的西北部开展了持续性的考古发掘工作，发掘面积共计1120平方米。根据出土遗物特征，遗址堆积序列大致可分三个时间段：第一个时间段为二里岗上层至殷墟一期，在该阶段发现了重要的铸铜遗迹，揭露了大型商代台基1处、炉基14处、房址1处、灰坑71座、烧土遗迹12个、灰沟8条、坑状遗迹18处（主要包括粗沙坑、细沙坑、垫土坑）；第二个时间段为商末周初，揭示了烧土遗迹1处；第三个时间段为西周至春秋时期，清理了墓葬6座。

　　地理位置

　　遗址范围

　　发掘区全景（俯视）

　　发掘现场（由东向西）

第一个阶段的遗迹、遗物与精炼粗铜、熔炼合金、陶块范浇铸相关，主要分布在大型台基之上，是冶铸生产场所或生产中废弃物堆积。根据碳十四测年数据，绝对年代为公元前1418年~公元前1264年。

台基南部边缘（由南向北）

　　

台基沿滠水东岸平行分布，其南边宽28米、东边长48米，面积达1100平方米，四周分布有大小不等的圆形柱洞，初步判断是生产场所的工棚类建筑。台基上层为黄色垫土，下层为红褐色垫土，总厚达0.7~1.1米。铸铜作坊的核心区位于台基的中部，面积达30平方米。在该区域内发现炉址、沙坑、陶范坑、垫土坑、柱洞等各类遗迹以及因冶铸活动而形成的烧土面、黑灰面遗迹，其中包括粗铜精炼的K11，坑内堆积至少分出四层，铺垫多层细沙，每一细沙层之上可见精炼遗物，包含大量铜渣、木炭和细碎陶范等，这些现象说明曾经在此进行了多次与冶铸相关的生产活动。此外，坑内细沙层外发现残炉基一个（L14），炉壁厚5厘米、高20厘米。坑周围还发现其他炉址5个，平面呈方形或圆形，炉基四周有倒塌的烧土块，有的炉底部垫有大量的石块，附近还可见大量黑色炭粒。出土的坩埚残块大多集中在这一区域内及其附近。

冶铸坑（K11）

实验室清理K11沙层、铜渣与碎范

炉基

SH3及坑内遗物

台基南缘紧邻一条东西走向的大型灰沟，横跨10多个探方，是与台基同时期形成的大灰沟，沟内堆积物丰富，多为生产、生活的废弃堆积物，除出土各类质地的器物外，还包含大量炭化水稻、木炭、草木灰、烧土颗粒、石块及脊椎动物骨骼等。

G7全景（由西向东摄）

G7剖面照（T3、T9西壁）

作坊核心区的北部有一条呈环状的灰沟，灰沟内发现大量被丢弃的碎陶范以及坩埚残块。如以灰沟为界，则北部可能为作坊的废弃物处理区，分布多个大型灰坑。此外，台基上还发现多处粗沙坑，坑内可见大量鹅卵石、小石子却未见冶铸遗物，这些粗沙坑可能是制沙淘选区。

商代器物出土现场

这一阶段出土的遗物非常丰富，共计419件，种类有青铜器、冶铸遗物、陶瓷器、石器等。出土的青铜器基本为生产工具，种类有斧、匕、箭镞、鱼钩、削刀、钻等。冶铸遗物有铜块、铜渣（合金熔炼渣、粗铜精炼渣）、坩埚残块、陶范等，其中陶范较碎小，以素面范居多，表面可见云母、石英石等颗粒；出土的坩埚残块数量众多，一般厚4~8厘米，外壁为红烧土，内壁是残留的铜渣层，可见烧流痕迹，从侧面看为多孔结构。陶瓷器以陶器为主，另见少量印纹硬陶和原始瓷，纹饰常见绳纹、弦纹、附加堆纹、绳索纹、方格纹、云雷纹、S形纹、圆圈纹等，典型器形可见罐形按窝足鼎、分裆撇足鬲、联裆鬲、三足甗、无肩大口尊、小平底大口缸、浅盘假腹豆、高圈足簋、敛口小斝、高领折肩罐、圈足壶、伞状钮器盖、纺轮、陶拍、网坠及印纹硬陶尊、瓿等。石器以工具为主，种类有石臼、石镰、石球、石钺、石斧、石锛、石凿、穿孔石铲、石刀、石锤、石砧等。

坩埚残块

H39出土陶范

H42出土陶范

铜块

青铜生产工具

G7出土陶器

H2出土陶器

印纹硬陶片、原始瓷片

第二个时间段为商末周初，遗存保存的文化层较薄。这个时间段的遗迹仅发现一个烧土遗迹（SH5），分布在遗址中北部的四个探方内，具体位于商代铸造活动核心区的东北部，包含大量的木炭、红烧土颗粒，疑似某类遗迹倒塌后形成的废弃堆积。该遗迹的碳十四测年数据为公元前1211年~公元前1020年。

第三个时间段为西周至春秋时期，发现六座墓葬。这批墓葬沿滠水东岸分布，均位于商代大型铸铜台基的西部边缘，墓葬彼此间距大、规格小，形制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个别附有壁龛），单棺或一棺一椁，墓内随葬2~4件陶器，器物组合有鬲盂、豆罐、鬲盂豆罐等，多为日用陶器，年代为西周、春秋早期。

西周春秋墓葬陶器

在田野考古发掘的同时，我们综合开展了动植物考古、冶金考古、环境考古、陶瓷考古等多项科技考古研究项目，在科学获取和分析考古材料方面取得了突破，同时将重要的沙坑、炉址等铸铜遗迹进行整体提取，在室内进行实验室考古清理，进一步利用科技手段揭示遗址冶铸活动的性质。

金相分析（粗通精炼渣）

动植物样品（炭化种子、木炭、脊椎动物骨骼）

综上所述，鲁台山郭元咀遗址的年代跨度商代、西周、春秋时期，该遗址的主要收获与学术价值如下：

一、

本次发掘出土的商代遗存十分丰富，年代相当于二里岗上层至殷墟一期，其文化面貌以商文化为主体，同时表现出大量的地方文化因素，对探讨长江中游地区商文化发展演变、地方文化发展演变、地方文化与中原文化的融合与交流都具有重要意义。

二、

本次发掘出土了大量与铸铜有关的遗迹和遗物，是长江中游地区近年保存最为完好、内涵最为丰富的商代铸铜遗址。发现的各类铜渣、陶范、坩埚壁碎块及炉基表明，该遗址中至少包含精炼粗铜、熔炼合金与陶范浇铸三类冶金生产活动。结合遗址中广泛发现的沙层等遗迹现象，初步确定了与熔炼、浇铸环节有关的几个手工业操作链，即就地制范、制沙淘选、筑造炉址、精炼粗铜、熔炼合金与陶范浇铸等。

三、

实验室分析工作初步揭示洹北时期长江中游地区铸铜技术与中原都邑具有密切关联。郭元咀遗址出土的铜器及铜渣样品以高放射性成因铅为主，与洹北商城等都邑的金属资源一致，遗址出土的陶范质地较为粗糙，烘制程度低，也与洹北商城陶范相似，但显微物相分析表明范土以滠水流域特有的含有多硅白云母的红土为材料。这些分析工作对认识南方地区商代青铜器的资源与技术来源具有重要意义。郭元咀遗址作为滠水流域下游一个重要的商代铸铜遗址，也为研究中原商人水路南下的路径以及南下后形成的据点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四、

按窝鼎足等遗物的出土显示，郭元咀遗址与大路铺文化存在交流，暗示此地出土的铸铜原料或来源于鄂东等地的长江铜矿带，对揭示殷墟一期之后的青铜铸造活动的组织形态、原料的运输路线等青铜时代重大学术问题具有重要价值。

五、

遗址的田野考古与科学分析工作紧密结合，将重要的铸铜遗迹被搬迁至实验室进行细致的科学清理，是冶金考古的又一次成功实践。在套箱中有序揭露的炉基K11成为研究和展示南方地区商代铸铜技术的宝贵实物材料。

六、

遗址还发现了商末周初的墓葬遗存，为研究鲁台山西周“长子国”族属与源流提供重要线索。西周至春秋时期墓葬具有周文化特征，初步揭示了滠水中游地区周代考古学文化面貌。

七、

此外，商末周初在商代铸造活动核心区的东北部发现的烧土遗迹（SH5），可能是商代铸铜场所废弃或铸铜规模缩减后另一个与铸铜相关的遗迹，而且在商代铸造台基西部边缘上形成的周代墓葬也有可能是这个遗址上最后一批铸铜活动者的墓葬。这两个可能的疑点为我们讨论继商人之后周人是否曾继续在此进行铸铜活动提供了可遐想的研究空间。

发掘单位：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协作单位：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黄陂区文物管理所

　　编辑：郭晓蓉

　　审核：李 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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