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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代金杖:西亚、埃及文化因素的吸收

摘要: 金杖 第三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文物信息:长143厘米,直径2.3厘米,重463克文物年代:商出土信息: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堆一号祭祀坑出土馆藏地点:广汉三星堆博物馆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堆一号祭祀坑出土,现藏广汉三星堆博物馆。长143厘米,直径2.3厘米,重463克。金杖是用金条捶打成金箔后,再包卷在木杖上的。据专家推测,金杖的年代大约在4000年到360 ...

金杖 第三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

文物信息:长143厘米,直径2.3厘米,重463克

文物年代:商

出土信息: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堆一号祭祀坑出土

馆藏地点:广汉三星堆博物馆

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堆一号祭祀坑出土,现藏广汉三星堆博物馆。长143厘米,直径2.3厘米,重463克。金杖是用金条捶打成金箔后,再包卷在木杖上的。

据专家推测,金杖的年代大约在4000年到3600年左右。因为年代久远,里面的木杖已经炭化,出土时只剩外面的一层金箔,金箔内残留有炭化的木渣。

杖的上端有一段长46厘米的平雕纹饰图案,分为3组:最下一组线刻两个前后对称、头戴五齿高冠、耳垂系三角形耳坠的人头。上面两组图案相同,下方为两背相对的鸟,上方为两背相对的鱼,鸟的颈部和鱼的头部压有一支羽箭。

三星堆这柄金杖,从形制上看,与西亚、埃及较晚时期的权杖相似,属于细长类型。近东权杖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在杖首或杖身头部有图案,描绘胜利者的功勋,或叙述某件关乎国家命运的大事。无独有偶,三星堆金杖同样在杖身上端刻有平调图案,内容也同样与国家权力有关。考虑到这些因素,同时也由于在古蜀王国本土和商代中国没有使用权杖的文化传统,因此,三星堆金杖看来是通过某种途径,吸收了近东权杖的文化因素而制成的。

古蜀王国用金杖标志至高无上的统治权力,这同中原夏、商、周三代用鼎作为最高权力的标志物是全然不同的。

同中原王朝用鼎不用杖相反,古蜀王国正好是用杖不用鼎。在有关古代蜀人史迹的文献材料中,丝毫没有用鼎的片言只字记载。在考古学文化上,商代古蜀文化的器物形制,例如陶器,是以小平底罐、尖底罐、高柄豆、鸟头把勺等为基本组合的,明显地区别以鼎、鬲、甗等三足器为基本组合特征的中原商文化。三星堆遗址中,虽然出有商文化常见的青铜尊、罍等物,却绝无鼎出土。并且,即令是商文化的尊、(三个田,下面为缶)等青铜器,在三星堆大型青铜器群中,也不占显著地位。这些现象足以表明,无论在古代蜀人的观念还是实际政治生活中,鼎处于无足轻重的地位,绝未把它当作权力与财富的象征。

金杖杖身上端的三组人、鱼、鸟图案说明,金杖既被赋予着人世间的王权,又被赋予着宗教的神权,它本身既是王权,又是神权,是政教合一的象征和标志。

金杖上的人头图案,头戴五齿高冠,耳垂三角形耳坠,与二号祭祀坑所出蜀王形象造型――青铜大立人相同,表明杖身所刻人头代表着蜀王及其权力。鱼、鸟图案的意义在于,鱼能潜渊,鸟能登天,它们是蜀王的通神之物,具有龙的神化般功能。而能够上天入地,交通于人神之间的使者,正是蜀王自身。所以,金杖不仅仅是一具王杖,同时也是一具神杖,是用以沟通天地人神的工具和法器。《淮南子·地形》说:“建木在都广,众帝所自上下”,都广即是《山海经·海内经》中的“都广之野”,指成都平原;而所谓“建木”,或许就是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神树。既然众神从这里上下于天地,那么金杖上的鱼、鸟,便能够通过金杖那无边的法力,沟通人神,挥洒自如了。自然,与鱼、鸟同在图案上的蜀王,就是指挥、支配人神之间交际的神了。

金杖的含义还不止于此。杖用纯金皮包卷,而黄金自古视为稀世珍宝,其价值远在青铜、玉石之上,因此,使用黄金制成权杖,又表现出对社会财富的占有,象征着经济上的垄断权力。所以说,三星堆金杖有着多种特权复合性的象征意义,标志着王权(政治权力)、神权(宗教权力)和财富垄断权(经济权力)。这三种特权的同时具备,集中赋予一杖,就象征着蜀王所居的最高统治地位。同时,它还意味着,商代的古蜀王国,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神权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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