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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文敦煌遗书题名索引

摘要: 近日, “‘一带一路’文献整理与研究”系列成果之一《汉文敦煌遗书题名索引》(上下册)出版问世。本书由古籍馆敦煌文献组青年馆员刘毅超编,汇集英、法、中、俄及海内外散藏敦煌遗书,抽取题名与编号,以汉语拼音顺序排列,编制索引。书籍收录敦煌遗书5.7万件,涉及海内外150余家单位及个人所藏。全书分为正编与附录两部分,正编即汉文敦煌遗书的题名索 ...

近日, “‘一带一路’文献整理与研究”系列成果之一《汉文敦煌遗书题名索引》(上下册)出版问世。本书由古籍馆敦煌文献组青年馆员刘毅超编,汇集英、法、中、俄及海内外散藏敦煌遗书,抽取题名与编号,以汉语拼音顺序排列,编制索引。书籍收录敦煌遗书5.7万件,涉及海内外150余家单位及个人所藏。全书分为正编与附录两部分,正编即汉文敦煌遗书的题名索引;附录三种,分别为“馆藏机构简称表”“备考卷号索引”“全国馆藏文物名录晋唐写本辑录”。

前 言

自1900年敦煌藏经洞重现天日之后,数以万计的敦煌遗书流散到世界各地敦煌学是一门国际性显学,有“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之称。近百年间,很多机构和学者也开展敦煌遗书的编目工作,各自取得大量开拓性的成果。仅就敦煌遗书的“总目”而言,陆续有王重民、刘铭恕先生《敦煌遗书总目索引》、黄永武先生《敦煌遗书最新目录》、施萍婷女史《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等三部著作汇集了当时业已公布的大多数敦煌遗书的信息,推动了学术发展。近二十年来,敦煌遗书大量影印出版(包括之前较少披露的俄藏部分),在资料的丰富性上已经大大延展,修订或重编“总目”的时机日渐成熟。然而,时至今日,还没有一部囊括所有已知敦煌文献的总目录问世,学者们查阅敦煌文献,还不得不综合使用多种工具书反复检寻,方可得到自己所需文献的相关信息,给工作带来了极大不便。当然,编纂“敦煌文献总目”是一项艰巨的工作,短时间内是不可能完成的。

笔者在敦煌吐鲁番资料览室接待读者咨询、协助查找敦煌文献的日常工作中,深刻感受到,编纂出一部汉文敦煌遗书的总索引,将会是敦煌文献研究非常实用的工具。本书尝试汇集海内外汉文敦煌遗书,抽取题名与编号,按汉语拼音顺序排列,制成题名索引,以便学者检索,为敦煌学及丝绸之路的进一步研究提供参考。

本书分为正编与附录两部分,正编即汉文敦煌遗书的题名索引。该索引以汉文为主,酌情收录了极少数双语对照的文献,并参考学界研究成果,剔除了管见所及的非敦煌文献。本书所收的敦煌遗书题名,主要参考前贤的定名成果。本着便于读者检索利用的原则,在保证准确性的前提下,尽量选取影印图录的定名,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法藏及俄藏,均以图录定名为主要参考,但俄藏敦煌文献约有一万余件残片,图录未予定名。如果此部分残片不予收录,则题名引的有效性将大大削弱。幸而2019年邰惠莉女史主编的《俄藏敦煌文献叙录》出版,将残片部分全部定名,且详加叙录,极富参考价值。

英藏部分较为复杂,以S.6981号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部分。S.6981号之前,佛经部分主要参考《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及《敦煌宝藏》,汉文非佛经部分,主要参考《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及《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s.6981号之后,汉文非佛经部分,主要参考荣新江先生《英国图书馆藏敦煌汉文非佛教文献残卷目录(S.6981—13624),并据《英国图书馆藏敦煌汉文非佛教文献残卷目录)补正》对定名做了修订。佛经部分,主要参考方广先生《英国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目录(斯6981号一斯8400号)》。S.8400号之后的佛经部分,由于尚未公布,故本索引未能收录。

日本藏敦煌遗书,以杏雨书屋所藏敦煌秘笈为最,题名以图录定名为基础,并参照学界研究成果了部分修订。书道博物馆藏品也非常可观,除去敦煌遗书外,还有大量吐鲁番写本,本书仅收录其出土地明确标注为敦煌的部分。据学者研究,有些残片册长期以来被认作吐鲁番写本,实际上混入了少量敦煌写本,如SH.17694“金光明最胜王经”“,本索引也酌情予以收录。

海内外还有为数不少的散藏敦煌遗书。申国美编《中国散藏敦煌文献分类目录》对此做了有益的探索,以类相从,颇便翻检,但该书出版距今已有十余年,在此期间又有大量的图录出版。故而,笔者以诸家所出图录为主要参考,对海内外散藏敦煌遗书题名做了辑录及整理工作,详情可参本书参考文献。部分散藏敦煌遗书未据图录定名,而是依据学者之校录及研究成果,如浙藏敦煌文献,选取了黄征、张崇依先生所著《浙藏敦煌文献校录整理》之定名。石谷风藏敦煌文献,据方广锠先生《晋魏隋唐残墨〉目》定名。有些散藏煌文献公布后,定名又有修订,如重庆博物馆(中国三峡博物馆)所藏敦煌文献,杨铭先生于1996年发表《重庆市博物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写经题录》一文,加以介绍。随后又有修订补充,收入其2014年出版的《西部民族、文物与文化研究》一书,即以杨铭晚近发表之增订题名为准。此外还需说明的是,王重民先生辑有“敦煌遗书散录”,著录了中日多家小宗藏品,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发挥了重大作用。但由于时代久远,很多敦煌文献的藏地已经变更,稽考不易,故此次未予收录。拍卖会上亦偶有敦煌写经面世,刘婷对此做过归纳梳理,本书不再收录。

得益于文物普查工作的深度推进,又有少量敦煌文献重现天日。还以重庆博物馆为例,该馆近年又发现一件敦煌经残片,编号为74433,内容为《大般若波罗蜜多经》。此次编制索引,也予以收录。此外,还有少量敦煌文献,既没有出版图录,也少有学者专门撰文介绍,爬梳十分不易。笔者参考了刘波、宋雪春、刘婷等学者的统计,扩大搜寻范围,又梳理出少量省市及高校图书馆、博物馆的藏品。

由于敦煌文献异常复杂,诸家定名不甚一致,为了题名的严谨性,也为序的方便,对于个别分歧较大的部分,参照相关研究成果加以修河统一。如文献中存在数量不少的毛诗及注本,诸家定名,或作“毛诗诂训传”,或作“毛詩放训传”,或作“毛诗郑笺”,或作“毛诗注疏”,或作“毛诗传笺”;或注明篇章、或不注篇章。既不便排序,更不便翻检。笔者以张涌泉先生主编《敦煌经部文合集》的定名为基准,加以统一。敦煌道经部分,以王卡先生《敦煌道教文究综述・目录・索引》书为准,逐条核对、修订了诸家定名。

本书后列附录三种,依次为“馆藏机构简称表”“备考卷号索引”“全国信文物名录晋唐写本辑录”。

“简称表”主要是敦煌遗书编号简称与全称的对照,有些较为生僻的藏地,情使用全称,以免混淆。

“备考卷号”主要包括非汉文部分与非教煌出土部分。所谓非汉文部分,仅包括《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法藏敦煌西域文献》《俄藏敦煌文献》《英国国家图书馆藏煌遗书》《敦煌宝藏》等图录中附带收录的非汉文部分,而不包括专门另行编号的胡语文献。所谓非敦煌部分,指的是出土地不是敦煌,却误入敦煌遗书序列的部分文献。它们本身不是伪卷,或出于吐鲁番,或出于西域,或出于水城,与敦煌文献一样,同是晋唐以降历史变迁的见证,可与敦煌文献相互发明故编入附录。

“全国馆藏文物晋唐写本辑录”是以国家文物局公布的文物普查信息为基础而编制的。绝大部分的敦煌遗书已经影印出版,但仍有一小部分藏品,散落在各地博物馆、图书馆中,有待“再发现”。可喜的是,2017年底,国家文物局在其官网公开发布“全国馆藏文物名录”,这是文物普查带来的实用成果。其中收录了大量晋唐写本,顺有疑似出于敦煌藏经洞者。虽然未能同时公开图版,但毕竟提供了珍费且权成的信有利于我们对文献的“家底”做更深一步的点这些写经是经过鉴定的晋唐真迹,虽然凭借现有信息难以判断它们是否出自,其中必然会有不少非敦煌文献,但作为与敦煌文献同时代的“姊妹”,它们依然可发比的作用本书其收人附,保留原有查记号及名,以使用参考。

此外,敦煌文献还存在伪卷问题,日本学者藤枝晃先生甚至认为“日本所藏敦煌写本的98%是伪物”。伪与存真,自然应是学者的毕生追求,然而敦煌文献是吉光片羽般的遗存,每件都极为珍贵,如果不小心误真为伪,轻率地予以剔除,反而不利于学术研究。诚如荣新江先生所言,“我们不应该轻易否定有价值的写本,也不能把学术研究建立在伪卷基础之上”。因此,本书本着审慎的原则,对于有伪卷嫌疑的敦煌遗书,暂不做剔除,这是需要特别加以说明的。

本书是“国家传统文化典籍整理工程”子项目“一带一路文献整理与研究项目”的阶段性成果。所收题名涉及海内外150余家单位及个人所藏之敦煌遗书,合计57000余条记录。

敦煌文献的定名与汇总是一项富有挑战性的工作,诸家定名或有抵牾,汇总之时更形困顿。限于笔者的学力及精力,必定会存在不少舛误,或挂一漏万,或前鲁鱼亥,敬请读者不吝赐正!假如此书能为广大读者提供些许便利,省去一点点翻检之劳,就算没有白费工夫了。

在接到这项光荣任务时,作为一个初涉敦煌学领域的年轻人,笔者既激动又忐忑,唯有尽心尽,才能不负厚望。本书的编纂工作得到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副馆长陈红彦女士、萨仁高娃女的大力支持。敦煌文献组组长刘波老师为笔者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与细致的指导,除分享学术界的前沿信息外,还多次帮忙借书,在定名的分类、技术处理等诸多方面,也给予了极具实用性的建议。同事常荩心女士、王姿怡女也提供了很多帮助。东北大学柴栋博士、东京大学刘扬博士帮忙搜集、翻译了很多日文资料。特此致谢!

刘毅超

2019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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