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宋辽夏金时期，科学技术高度发展，印刷事业繁荣。隋唐时期发明的雕版印刷，至宋代臻于完美，技术精良，印制了很多文献精品，还发明了活字印刷，使印刷事业达到新的高峰。　　　　西夏（1038—1227）提倡文化，重视教育，善于接受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继承和发展了中原地区的印刷事业，对中国印刷术的传播和发展做出了多方面的

作者：史金波

　　来源：《中国史研究》2020年第1期

　　

　　

　　西夏王陵（图源：网络）

　　宋辽夏金时期，科学技术高度发展，印刷事业繁荣。隋唐时期发明的雕版印刷，至宋代臻于完美，技术精良，印制了很多文献精品，还发明了活字印刷，使印刷事业达到新的高峰。

　　

　　西夏（1038—1227）提倡文化，重视教育，善于接受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继承和发展了中原地区的印刷事业，对中国印刷术的传播和发展做出了多方面的重要贡献。

扩大雕版印刷的使用地区

开创西夏文字雕版印刷

　　西夏王朝借鉴、接受中原王朝文化，学习中原地区科学技术，大力发展印刷业，雕版印刷达到很高的水平，具有很大的规模。

　　

　　五代时期，西夏境内一些地区已经发展了刻印事业。如在敦煌发现的五代后晋时期的观音像和《金刚经》，就是当时归义军节度使、瓜沙等州观察使曹元忠发愿刻印的。宋朝印刷中心除京师开封府外，主要在今浙江、四川、福建、江苏、江西一带，此外还有湖北、广东、广西、贵州等地。当时宋朝西北部地区战乱较多，印刷刻书事业凋敝落后。

　　

　　近代出土了大量西夏文献，其中主要是1908—1909年俄国探险队在黑水城遗址（今属内蒙古额济纳旗）掘获的数量惊人的文献，后来在西夏故地宁夏、甘肃、内蒙古等省区也出土了不少西夏时期的文献，其中不少是雕版印刷品。这些文献表明西夏积极汲取中原的传统文化，推动西北地区和中原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流，重视雕版印刷的传承和推广，使中国的雕版印刷向西部扩展。首都中兴府是西夏人文荟萃之地，成为中国西北地区最大的印刷基地。

　　

　　黑水城出土文献与敦煌石室发现的文献各有特点。黑水城文献中刻本数量巨大。在中国古文献传播史上，传抄时代绵延最久，敦煌文献主要展示了抄本中卷轴装形式的风貌。其中保存了中国早期唐五代宋初的印刷品，十分珍贵，但尚不是主流；从时代上与敦煌文献相衔接的黑水城文献，反映了雕版印刷的成熟并被广泛使用的进步形势。

　　

　　西夏境内汉人很多，他们的文化需求也相应较高。西夏时期刻印了很多汉文文献，其中以佛经居多：如惠宗天赐礼盛国庆五年（1073）陆文政施印的《心经》，大安十年（1083）大延寿寺刻的《大方广佛华严经》，天盛四年（1152）刻印的《注华严法界观门》等。这些品种丰富、刻印精良的佛经，是中国现存早期刻本佛经的遗珍。

　　图1 俄罗斯藏黑水城出土汉文刻本《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四十

西夏刻本的印数多少不等，有的十分可观。西夏皇室出版印施佛经较多，往往在发愿文中记明印施数量，一般数量很大。乾祐二十年（1189）西夏仁宗在大度民寺作求生兜率内宫弥勒广大法会时，在《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发愿文中记载“散施番汉《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一十万卷，汉《金刚经》、《普贤行愿经》、《观音经》等各五万卷”。所散施25万卷佛经当全是刻本。可见西夏雕版印刷总量很大，规模可观。

　　

　　西夏的印刷地点向西北部延伸到更远的地区。地处河西走廊中段的凉州（今甘肃省武威市），是西夏的辅郡，为西经略司、西凉府所在地，地位仅次于中兴府。西夏时期这里文化繁荣，儒学发达，佛学兴盛。乾祐二十四年（1193）仁宗去世后，当年“三七”之时，西经略使在凉州组织大法会祭奠悼念，请工匠雕印、散施《拔济苦难陀罗尼经》西夏文、汉文2000余卷，证明此地有印刷场所和印刷工匠，发展了刻印事业。

　　

　　西夏推广雕版印刷，使这一地区印刷事业形成规模，精品迭出，将中国雕版印刷的使用范围扩大，为雕版印刷的推广、发展做出了显著贡献。

　　

　　西夏重视主体民族党项族的文化，在建国初创制了记录党项族语言的文字（后世称为西夏文），并用西夏文翻译、传播中原地区的经书、史书、兵书、类书等著述，翻译了卷帙浩繁的佛经，同时也记录了本朝的历史文化。

　　

　　印刷术的重要作用是能将文献化身千百，广为流传。西夏王朝为使西夏文文献在更大范围内流行，在继承中原地区雕版印刷的基础上，大力发展西夏文文献的印刷，在中国印刷史上开创了少数民族文字印刷的先河。

　　

　　现已发现的西夏文刻本有译自中原地区的经书《论语》，兵书《孙子兵法》《六韬》《三略》，史书《十二国》《经史杂抄》《贞观政要》，类书《类林》以及劝世集《德行集》等。

　　

　　更为重要的是西夏将很多本朝编写、记录自己历史文化的西夏文文献刻印出版，如国家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以下简称《天盛律令》），军事法典《贞观玉镜统》，记录官阶的《官阶封号表》，类书《圣立义海》，蒙书《三才杂字》，谚语《新集锦合谚语》，多种《诗歌集》，劝世文《贤智集》等，保留了大量西夏时期的原始资料。

图2 俄罗斯藏黑水城出土西夏文刻本《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卷第十

　　西夏广泛流行佛教，刻印数量最多的是西夏文佛经。西夏从建国之初既将汉文《大藏经》译为西夏文，计有3600余卷，主要经典都有刻本，如《大般若波罗蜜多经》《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妙法莲华经》《金光明最胜王经》《大方广佛华严经》《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维摩诘所说经》《大智度论》《慈悲道场忏法》等。此外还有很多译自藏传佛教的经典，如《顶尊相胜总持功德依经录》《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等，还有《五部经》以及一些诵持要门。西夏刻印出版的佛经中有显教经典，也有密教经典；有的译自汉文佛经，有的译自藏文佛经，也有的是西夏人自己编著的佛教著作。

　　

　　辽宋夏金时期，以契丹族为统治民族的辽朝创制了契丹文，以女真族为统治民族的金朝创制了女真文。后世也出土或发现了不少契丹文和女真文文献，但至今尚未见这两种民族文字的印刷品。目前发现的其他各种少数民族文字印刷品，均晚于西夏。西夏应用雕版印刷，不仅大大提高西夏文文献的使用、传播的效用，还首先使少数民族文字进入雕版印刷序列，为后世留下了珍贵的少数民族文化遗产。

　　

　　西夏在政府机构中专设掌管刻印事务机构——刻字司。中国历代各王朝中，西夏是唯一在中央政府机构中设置专主刻印事务“刻字司”的王朝，而不是将刻印事务附属于其他部门，这在中国出版史上是一个创举。这说明西夏不仅将印刷作为一种技术性很强的行业看待，而且提升到由政府直接管理的层次。

　　

　　出土的西夏书籍有不少关于刻字司的记载。西夏文字书《音同》的跋文中记载“今番文字者，乃为祖帝朝搜寻。为欲使繁盛，遂设刻字司”。“番文字”即西夏文。可见，西夏设刻字司的目的是为繁荣以西夏文字为主的西夏书籍出版。西夏法典《天盛律令》卷一〇“司序行文门”中明确记载，西夏政府将刻字司列为五等机构中末等司的首位，并规定设两名头监。刻字司作为西夏中央机构之一，当设在中兴府，这里应是西夏印刷出版的中心。

　　

　　在西夏文刻本《诗歌集》的题款中有：乾祐乙巳十六年（1185）刻字司头监、御史正、番学士未奴文茂等，刻字司头监、番三学院百法博士座主骨勒善源、执笔僧人刘法雨。刻字司头监未奴文茂有御史正和番学士的职官称谓。在《天盛律令》中御史为次等司，学士“当与中等司平级”，可知西夏刻字司虽为末等司，但其主管官员还是高配职位官员。

　　

　　在刻本西夏文文献中，很多是西夏刻字司刻印。有的有明确题款记载，如西夏文《类林》卷第四末有题款“乾祐辛丑十二年六月二十日刻字司印”。《圣立义海》卷第一题款记“乾祐壬寅十三年五月十日刻字司更新行印刷”。《西夏诗集》中《赋诗》《大诗》《道理诗》卷末皆记载上述刻字司头监未奴文茂等人的题款，《月月娱诗》卷末也有“乾祐乙巳十六年四月日刻字司属”的题款。又上述刻本的刻工姓名与西夏文刻本《论语》《六韬》《三略》的刻工姓名互有重叠，这些刻工大约都是属于刻字司的匠人，因此以上几种经书和兵书的译文刻本书籍也应是刻字司刻印。

　　

　　西夏仁宗前期刊刻出版、由皇帝批准颁行的《天盛律令》是西夏官修重要法典。宋代法律也是官修、官刻，不准私人刊印。推论《天盛律令》也是西夏刻字司受命镂版刻印。

　　

　　黑水城出土有西夏文刻本历书一纸，存光定甲戌四年（1214）末尾和光定乙亥五年（1215）历日序，序第一行译文为：“大白高国光定五年乙亥岁御制皇光明万年具注历。”这种皇家的御制历书，俗称“皇历”，历来不允许私人印制，应是由政府的刻字司印行。

　　

　　西夏的刻字司，对西夏的刻印事业发挥了独特的重要作用，使西夏文与汉文的刻印比翼齐飞，达到高度发展水平。

图3 俄罗斯藏黑水城出土西夏文刻本《圣立义海》卷第一刻字司题款

存有大量珍贵早期木雕版

丰富了早期雕版印刷实物

　　中国发明了印刷术，形成了大量印刷品，不少早期珍贵印刷品留存至今，但早期雕版印刷的版片却极少保存下来。印刷史学界和考古学界对早期雕版十分关注。因为雕版版片附带着特殊的重要印刷资料线索，如雕刊、补改、印制、版框、行次、栏线、木质、厚度、纹理以及单面或双面印刷等，具有特殊的学术和文物价值。

　　

　　存世的早期木雕版极为罕见，早期木雕版比早期印刷品更难见到。因为一种典籍的木雕版只有一种，而以此雕版印出的印刷品则可化为千百，甚至更多，历经千百年虽多数损毁，但因数量大还有部分侥幸存留，而版片因量少更易泯灭。此外，印刷后版片虽可保存以便再印，然而一俟不再印刷，或刮削后雕刻其他典籍，或弃之而遭淘汰损毁。至今隋唐五代的木雕版尚未发现一片，被学界视为雕版印刷繁荣时代的宋朝，木雕版也寥若晨星。宋代雕版现仅存三片，1919年出土于河北省巨鹿县淹城遗址。而其中文字雕版仅有一件，今藏于美国纽约市国立图书馆，为佛经雕版，推断时间约为宋大观二年（1108）。另两件木雕版皆为绘画雕版，入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令人高兴的是，近代又发现了西夏时期的木雕版。黑水城遗址出土的文物中有西夏木雕版六块，现藏俄罗斯圣彼得堡爱尔米塔什博物馆。其中四块是西夏文字雕版。这些西夏时期的木雕版，推断为12世纪遗物。西夏文雕版的发现使中国早期文字木雕版数量增加到五块，并为早期文字木雕版增添了新的文种。而且在四块西夏文雕版中，有三块非常完整，品相优良，另一块保存过半。其中X-2023号是《佛说长寿经》第一页的版片，首行为经名“佛说长寿经”，四周雕栏线，分左右两面，中间版口为细窄白口，无鱼尾，下部似有页码“一”字，每页二面，面五行，行九字。笔者曾赴俄考察，见其版片厚实，木质优良，纹理细密，系文字雕版的精品。

图4 俄罗斯藏黑水城出土西夏文木雕版《佛说长寿经》

　　1991年维修宁夏贺兰县宏佛塔时，在该塔天宫槽室中发现大批西夏文木雕版版片，更使人惊喜。这些木雕版全部过火炭化，变成易碎的残块，计有2000余块。其中最大的两块是长13厘米、宽23.5厘米、厚2.2厘米；长10厘米、宽38.5厘米、厚1.5厘米。这批西夏文木雕版多残损过甚，且为反字，更难以释读。笔者已译出其中六块分别为《释摩诃衍论》卷第二、第三、第五、第八、第十。《释摩诃衍论》共十卷，推断西夏时期已从汉藏翻译并以西夏文雕版印刷了全部十卷。

　　图5 宁夏宏佛塔出土西夏文木雕版《释摩诃衍论》卷第八

　　西夏文木雕版中有的标明文献名称，有的可考出文献名称，有多种不同的版面和大小多种字号，是研究早期木雕版重要的实物资料。大量西夏文木雕版的发现和研究，改变了早期木雕版零星传世的局面，丰富了早期雕版印刷实物，是中国印刷史上的重大收获。

首创两种文字合璧印刷

开创草书文字印刷

　　为加强西夏主体民族党项族和汉族之间的文化交流，西夏还编纂、刻印了西夏文和汉文语汇集《番汉合时掌中珠》。此书为西夏仁宗乾祐年间党项人骨勒茂才编撰，是西夏党项人和汉人互相学习对方语言、文字的工具书。该书序言强调：

　　

　　

然则今时人者，番汉语言，可以具备。不学番言，则岂和番人之众；不会汉语，则岂入汉人之数。

　　

　　

　　显然编纂、刻印此书的目的是为便于西夏的两个主要民族互相学习语言、文字，以便加强交流。在西夏，由于各民族密切交流的需要，双语教学显得不可或缺。此书出版后又修订再版，此书在宁夏银川、甘肃敦煌莫高窟也出土刻本残页，可见其流传广泛。

　　

　　此书每一词语都有西夏文、相对应的汉文、西夏文字的汉字注音、汉文的西夏文字注音四项。中间的两行西夏文和汉文主词字体稍大，两旁注字较小，主次分明。这样使掌握母语文的党项人或汉人，都可以借助母语文字的媒介，顺利地学习另一种非母语的语言和文字。此书内容丰富，几乎囊括了多数常用社会词语，在双语交流时很实用。不难看出，这是一部嘉惠番、汉民众的通俗识字书，又是当时便于查找和学习番汉文字、语言的辞书，也是本民族学习文字、掌握当时实用文字用语的入门书籍。编辑、印刷这样实用的书籍，在党项人、汉人之间架起了相互沟通文化的桥梁。

　　

　　此书是国内外最早的双语双解词典，是首次将两种民族文字雕刊、印刷在同一版面上的成功实践，生动地体现出历史上中华民族内不同民族文化上的密切交往和互动。这一重要文献显示出西夏独创性的编辑能力，也展示出在西夏首创双文种的印刷技术，在中国辞书编辑史、印刷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图6 俄罗斯藏黑水城出土刻本《番汉合时掌中珠》

　　已发现的西夏文文献中，除楷书、行书、篆书外，还有草书文献。特别是在黑水城出土西夏文文献中，发现了大量草书社会文书，其中有律条、户籍（手实）、军籍、各类账册、多种契约、社条、书信、告牒、药方和历书等。这与汉族地区使用汉文草书情况相似。大量使用草书是文字广泛应用的体现，也是文字成熟的重要标志。

　　

　　西夏文草书和汉文草书一样，在实际书写中需要快捷、速成时，设法使笔画简约、省略，便自然地产生了草书字体。在基层村社逐户登录户籍或军籍时，需要边问边写；在书写契约等文书时，需要各方当事人在场即时写就。在抄写书籍、佛经时，也会使用便捷的草书。

　　

　　用西夏文书写的大量草书文献，对西夏文草书的认识有了新提升。西夏文草书往往用于与百姓经济生活休戚相关的生老病死、衣食住行方面，使用频率很高。西夏文草书的释读和研究难度更大，是西夏文献解读的前沿课题，近年取得了不少进展。

　　

　　近来，一部新发现的西夏文刻本《择要常传同名杂字序》引起学术界重视。此书为国内外孤本，其中有两页记录了西夏文字的“字母”和偏旁，在偏旁下先列出楷书代表字，并在其下刻印出相应的草书字，形成了刻本草书字体。这批刻本草书字不是个别字，共有224个字，而且都是常用字，这就对西夏文草书做了规范，树立了标杆。

图7-1 西夏文刻本《择要常传同名杂字序》中有草书的页面

图7-2 局部：楷书与草书对照

　　草书简约连笔，屈曲弯转，便于书写，但难以刻印。西夏人克服了雕印草体字的困难，将笔画连体简约、婉转灵动西夏文草书雕刻印刷，成功地完成了表意方块字草体的雕印。

　　

　　汉字的草书形成、流行甚早，雕版印刷发明后，刻本书籍皆为楷书，至今未见中古时期汉文草书刻本。此雕版印刷的西夏文草书，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刻本草书，开创了中国草书雕版印刷的先河，为中国草书发展史和印刷史提供了新资料，具有填补空白的特殊学术价值。

继承并发展泥活字印刷

成功开创木活字印刷

　　北宋时期，沈括在其所著《梦溪笔谈》中，记录了当时毕昇发明活字印刷之事，言之凿凿。然而11—13世纪的活字印刷实物，包括活字和活字印刷品，竟未能保存下来。前些年，一些国外的专家质疑中国活字印刷的发明，也往往以此为口实。近30年来，在出土的西夏文献中先后发现了多种活字印刷文献，为中国发明活字印刷术提供了过硬的证据。

　　

　　1987年5月，在甘肃省武威市亥母洞遗址出土了一批西夏文文献、唐卡等文物。其中印本西夏文《维摩诘所说经》（下卷）具有泥活字版特点：其中一部分字笔画不流畅，边缘不甚整齐，画端圆钝，失却笔锋，笔画有断残。泥活字虽经烧制，质地较坚固，但在使用中会有磕碰破损，特别是多次印刷反复使用，使得笔画破损更明显。另从版面看有的行列不直。这是早期泥活字大小不一、印刷行间无夹条、聚版难以紧凑平直的缘故。俄罗斯所藏黑水城出土文献中有西夏文活字本《维摩诘所说经》上中下三卷。

图8 武威市博物馆藏亥母洞出土西夏文泥活字版《维摩诘所说经》

　　内蒙古考古队1983年至1984年对黑水城遗址进行系统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文献、文物，其中具有泥活字本特征的残片有170多片，也显示出用泥活字印刷的特质。

　　

　　敦煌研究院于1988年至1995年期间，对莫高窟北区洞窟进行了全面考古发掘，出土不少文献文物，其中包括一批西夏文文献。内中发现多种活字印本，如《诸密咒要语》等。此外还发现有十多件残页，一些文字笔画有残断现象，个别文字有气眼，这些也是泥活字印本所具有的特点。

　　

　　国家图书馆2002年修复馆藏宁夏灵武出土西夏文文献时，发现西夏文《现在贤劫千佛名经》背面有裱糊用纸，为西夏文泥活字印本《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五十一2面、卷第七十一44面。经鉴定也属泥活字印刷品。

图9 国家图书馆藏宁夏灵武出土西夏文泥活字版《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七十一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2005年考察贺兰山东麓山嘴沟石窟，发现了一批西夏文献，其中有写本、刻本，也有活字印本。其中《妙法莲华经要集义镜疏》第八卷末有六行带有活字印刷分工的题款，记录了参与印刷该经的人名及分工情况，包括校印面者、选印字者、平印面者和印刷者，这是中国活字印刷史上又一重要发现。此经与同时发现的《圆觉注之略疏》字体不工整，笔画钝拙，横竖不水平、垂直，缺笔少画，且有断笔，文字墨色浓淡不一，个别文字带有气眼，显示出泥活字印刷的特点。

　　

　　宋朝毕昇发明活字印刷后，南宋绍熙四年（1193）名臣周必大曾用毕昇之法作泥活字印刷。他在写给朋友程元诚的信中记载：“近用沈存中法，以胶泥铜版移换摹印，今日偶成《玉堂杂记》二十八事。”所谓“用沈存中法”，即使用沈括所记毕昇发明的活字印刷法。但周必大《玉堂杂记》的泥活字印本也没有保存下来。宋元时期印刷事业十分发达，雕版印刷品已经做得十分纯熟精美，对印刷品要求很高。泥活字印刷尽管开始了印刷术的创新，但在印刷质量上尚未尽如人意。因此，尽管泥活字印刷成本低廉，刻字、印刷容易，但并没有得到广泛应用，活字印刷未成为主流。

　　

　　西夏吸收了中原地区的活字印刷技术，不避简朴粗疏，使泥活字印刷有了较多的实践机会，留存下多种泥活字的重要实物，使我们得以目睹活字印刷术发明不久后的活字印刷品，为中国发明泥活字印刷提供了有力证据，澄清了过去的怀疑和模糊认识，以“实物历史记忆”的形式维护了中国首创活字印刷的地位。

　　

　　西夏使用活字时间大约在12世纪中叶至13世纪初，从使用时间上填充了中国印刷术西传中两个世纪的过渡时期，从地域上由中原地区向西推进了约2000多公里。

　　

　　西夏不仅继承、使用泥活字印刷，还首创木活字印刷。毕昇发明泥活字印刷时，也实验了木活字印刷，但没有成功。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记载了毕昇泥活字成功的过程，也如实说明毕昇实验木活字印刷未成功的事实：

　　

不以木为之者，木理有疏密，沾水则高下不平，兼与药相粘，不可取。

　　过去认为自此两个多世纪后，元代农学家王祯才发明了木活字印刷。元大德二年（1298）王祯用木活字印刷自撰的《农书》，并在《农书》卷尾附“造活字印书法”一文。

　　

　　近代出土的西夏文献证明，在距毕昇实验木活字约一个多世纪后，西夏在继承中创新，成功地开创并熟练地应用了木活字印刷。这就将过去所定木活字印刷发明的时间提前了一个多世纪，改写了木活字印刷史。西夏的木活字印刷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印刷质量也超过了泥活字印刷。

　　

　　近些年来，西夏木活字印刷品不断被识别、鉴定。比如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文《三代相照言集文》，从书中字型、行款、透墨、补字等方面分析都具有活字印本的特点。最重要的是发愿文末尾有三行题款，译成汉文是：“清信发愿者节亲主慧照，清信相发愿沙门道慧，活字新印者陈集金。”发愿文题款不像其他刻本书籍题款那样，记载发愿者、书写者和雕刊者的名字，而是明确记载“活字新印者”，确证为活字印刷。题款中记慧照身份是“节亲主”，系皇族。“节亲主”这一称谓为西夏专有，证明这部活字版书籍成于西夏时期。

图10 俄罗斯藏黑水城出土西夏文木活字版《三代相照言集文》卷末题款

　　1991年从宁夏拜寺沟方塔废墟中清理出一批西夏文物，其中有西夏文佛经《吉祥遍至口合本续》九册。此书具有典型的活字版特征，还有因活字排版不慎造成的倒字现象。其中很多页在文字两行之间有竖线，系木活字印刷时为固版和行次平直的需要使用的夹条印纹。这是木活字印刷体量最大的早期珍贵实物，是中国64件禁止出国展出的国宝级文物之一。敦煌研究院在莫高窟北区洞窟发现多种西夏文献，其中也有很成熟的木活字印本。

图11-1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藏西夏文木活字版《吉祥遍至口合本续》

图11-2 局部 其中一页的“四”为倒字

　　从已经发现的活字印刷品来看，西夏木活字印刷水平更高，质量更好，所印的品种更多。这些珍贵文献都是最早的木活字印刷品，是研究古代早期活字印刷最重要的资料。

　　

　　西夏发现的多种活字印刷品中，具有泥活字印刷特点的文献带有活字印刷初期的局限性，质量显得一般，有的有明显的缺陷，如版面不整，行次不直，字迹不清，深浅不一等；而具有木活字印本特点的印刷品质量虽也参差不齐，但活字印刷技术已比较成熟，很多印刷品质量上乘，表现出高超的印刷工艺，在活字印刷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将印刷术用于基层社会

使印刷技术更贴近日常生活

　　目前所见中国古代印刷品多是社会上常用的经学、史学和文学之类的古籍，以及宗教经典等，而反映社会大众生活的文献很少。因为这类文献中的账目、契约多是写本，而历书等虽有刻本，一般过时便显得无用，因此留存下来的十分稀少。而这类文献对研究古代社会具有特别重要的学术价值。

　　

　　1989年甘肃武威亥母洞遗址出土了一批西夏文社会文书，其中有两页为印本填空形式。两页文书中各有刻本印字五行，为固定格式的“乾定年月日”以及库守、簿记、库监等名称。其他文字为手写，其中第一页正面左上角有一墨写西夏文大字，汉译为“官”字，为官藏页。第二页正面左上角有一墨写西夏文大字，汉译为“户”字，为民户留存页。“官”字号文书始写二行西夏文草书，内容为里溜头领姓名和一户主增缴草捆的数量。两件文书开始的二行内容都是记载一名为没细苗盛的“里溜”头领管辖下的西夏农户，向官府增缴草捆的数量和种类。在文书中印字“乾定”和“年”之间填写西夏文草书“酉”。此件为西夏乾定酉年（1225）填写，应为当年增缴草捆文书。这样的印本可以多年使用。文书中所印文字为事先雕版印刷，在增缴草捆登记时，再填写头领的名字、缴草捆者的名字、缴纳数量，以及缴纳时间等内容，形成在印刷文字的页面上即时手书填写的增缴草捆凭据。

图12-1 武威市博物馆藏亥母洞出土乾定酉年增纳草捆文书“官”字号

图12-2 “户”字号

　　无独有偶，藏于英国的黑水城出土西夏文文献Or. 12380-2349(k. k. )为两面填字的刻本社会文书残页。其中一面第一行刻印西夏文译为“今自文……”；第二行前三字不清，后墨书填写西夏文译为“利限大麦……”；第三行为刻印西夏文译为“天盛”，其下墨书填写西夏文草书二字译为“二十”，再后一字是刻印文字，译为“年”；第四行刻印西夏文四字，译为“司吏耶奴”；第五行字迹残甚。另一面首行刻印文四字，前三字对译为“量面头”，第四字可据补为“监”字，四字译为“计量小监”，下有墨书画押。

图13 英国藏黑水城出土天盛二十年刻本纳粮收据残页

　　西夏法典《天盛律令》对“计量小监”的职责有记载：

　　

纳种种租时节上，计量小监当坐于库门，巡察者当并坐于计量小监之侧。纳粮食者当于簿册依次一一唤其名，量而纳之。当予收据，上有斛斗总数、计量小监手记，不许所纳粮食中入虚杂。

　　可见计量小监是在基层收纳租粮的官吏，在向农户收租粮后，要给予收据。收据上有粮食总数、计量小监手记。文书中的“利限”一词，在《天盛律令》中多次出现，是指农户缴纳给政府的租税等负担。《天盛律令》中卷一六专设“农人利限门”“催缴利限门”，各门下分列相关条目，可惜原文残失，但保留下全部条目的题目。其中“农人利限门”含17条，“催缴利限门”含2条，皆与缴纳农业租税有关。《天盛律令》其他一些卷次的条款中也有关于利限的规定。文书中“利限”下写“大麦”，可知缴纳的粮食为大麦。“司吏耶奴”中的“司吏”为负责收税的官吏，“耶奴”是党项族姓氏，后名字残。在这一地区负责收税的司吏是固定的，因此也雕印在文书中，避免每件手写。这件文书有计量小监、纳粮粮食种类、时间、司吏等内容，可定为“天盛二十年（1168）纳粮收据”。这又是一件有重要文献价值的印本社会文书，比上述增缴草捆文书还要早半个多世纪，系最早的社会文书印刷品，在经济史和印刷史上具有特别的文献价值。

　　

　　西夏官府向农户收取粮、草的印本填空文书，在基层收取粮、草时使用量很大。将印刷术用于这类社会文书中，格式固定，用语规范，规格统一，填写时节省人力和时间，操作方便、快捷，是经济文书发展上的一次进步。这两件早期社会文书实用印刷品的小残页，若置于历史的大视野中看，可以表明西夏印刷技术更贴近寻常百姓的日常生活，注入了更多的社会情愫，在中国古代经济史和印刷史上具有特殊重要价值。

　　

　　此外，俄藏黑水城文献中有表格式印本历书，也属社会常用文书。其中既有汉文文献，也有西夏文文献；既有雕版印刷品，也有活字印刷品。活字版汉文历书为《西夏光定元年（1211）辛未岁具注历》，是现存最早的有确切年代的汉文活字印刷品。其中Инв. No. 5469第2竖行“吉日”二字中的“日”字、14竖行九月一日栏下“白虎”二字中的“白”字倒置。文字倒置是活字版印刷排字疏忽造成的特殊现象。这种早期历书的印刷品也十分稀见，已知出土唐代两件刻本历书外，目前所见五代、宋初的历书都是写本。西夏出土的多种刻本历书亦属稀有文献，而活字本历书更是绝无仅有。

图14-1 俄罗斯藏黑水城出土西夏活字本汉文历书

图14-2 局部：第14行“白”字为倒字

　　上述无论是增缴草捆收据、纳粮收据，还是历书，都是使用量很大的社会文书，这正能发挥印刷术可大批量复制的长处。

最早使用藏文雕版印刷

应用回鹘文木活字印刷

　　西夏是一个多民族王朝，境内除党项族、汉族外，还有藏族、回鹘族等，他们都有悠久的历史，发达的文化。

　　

　　藏族在7世纪时已经创制了记录本民族语言的文字，并形成了很多文献。敦煌石室中发现了很多藏文文献，但未见印本。对于藏文刻本文献，有不同的提法。过去一般认为明代永乐八年（1410）在南京刻印的藏文大藏经，是最早的藏文刻本。

　　

　　我们在圣彼得堡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整理黑水城出土文献时，发现其中有多种藏文刻本，其中有《顶尊胜相总持功德依经录》和《般若经》等经。《顶尊胜相总持功德依经录》未用藏文书籍传统的梵夹装形式，而是借鉴中原的蝴蝶装形式，开创了藏文书籍新的装帧形式。据著名藏学家黄明信先生鉴定，此经有古藏文特征。从其文字形式、装帧形式都可确定这些刻本佛经属西夏时期，约在12—13世纪初。

图15 俄罗斯藏黑水城出土藏文刻本《顶尊胜相总持功德依经录》

　　这些文献是目前所知最早的藏文刻本，使藏文何时开始使用雕版印刷问题有了新的答案。上述藏文刻本文字精细，雕刊精致，印刷精美，是很成熟的印刷品。它不仅反映了当时藏族文化发展的程度，还因发现于境内有大量藏族居民的西夏地区，以及其采用中原地区当时流行的蝴蝶装形式，更突出地反映出汉族、党项族和藏族之间的文化互动和借鉴，具有特殊重要的价值。

　　

　　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中先后发现了1000余枚回鹘文木活字，其中960枚为法国人伯希和早年发现，今藏法国吉美博物馆。近年敦煌研究院清理北区石窟时，又在建于西夏时期的464窟中发现了回鹘文木活字。这些木活字应属于12世纪晚期至13世纪前期，即敦煌属于西夏的时期。使用这些活字印刷回鹘文献的人，应是西夏境内的回鹘人。西夏灭亡以后，敦煌地区的回鹘已经衰落，就其政治、文化和宗教状况已无可能在敦煌印刷回鹘文佛经。因此这批回鹘文木活字当为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木活字实物。不仅如此，对这些活字研究表明，其中包含了字母活字，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含有最小语音单位的活字实物，开创了使用字母活字的先河。

图16 敦煌研究院藏莫高窟北区石窟出土回鹘文木活字

图17 法国吉美博物馆藏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出土回鹘文木活字

　　西夏作为多民族王朝，不但将印刷术用于主体民族党项族文字，用于使用人数多、文化传统深厚的汉字，还用于处于西夏西部的藏族和西北部回鹘的印刷，反映出西夏时期境内的党项族、汉族、藏族、回鹘族等各民族互相借鉴，互相促进的史实，在当时中国领先世界的印刷领域深度交流，互相借鉴，发展进步，屡屡创新，谱写出时代的印刷弦歌，在印刷术的传承、发展方面对中华民族做出了重要贡献。

　　

　　作者史金波，系河北大学特聘教授。此处省略注释，完整版请参考原文。

　　编辑：老 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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