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楚都纪南城若干问题思考闻磊（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纪南城作为江汉地区目前发现的最大规模楚都遗址，一直受到楚文化研究者的高度关注。但近20年的考古工作缺位，使得对纪南城的研究基本停滞。2011年以来，随着“纪南城大遗址保护项目”的推进，城址核心区域的考古工作取得了一些新突破，也就给相关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新线索。一城址概况及自然环境纪南城遗 ...

楚都纪南城若干问题思考

闻磊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纪南城作为江汉地区目前发现的最大规模楚都遗址，一直受到楚文化研究者的高度关注。但近20年的考古工作缺位，使得对纪南城的研究基本停滞。2011年以来，随着“纪南城大遗址保护项目”的推进，城址核心区域的考古工作取得了一些新突破，也就给相关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新线索。

一

城址概况及自然环境

纪南城遗址位于荆州市荆州区北部，地理坐标为东经112°09′~112°12′、北纬30°24′~30°26′，海拔约28~33米。城址平面略近方形，东西长约4.5、南北宽约3.5公里，南垣东段凸出一块，城内面积约16平方公里，城垣周长约15506米。城内南北较高，中间低，东南凤凰山一带，西北摩天岭一带，地势尤高。朱河、新桥河分别自南、北穿墙入城汇于城中偏西北处，再折向东形成龙桥河出东城墙连通城外自然水系，三条古河道将城内分为三个独立的区域：东南松柏区、东北纪城区和西部新桥—徐岗区。

城外北距纪山约11公里，自古有驿道连通中原；西距八岭山约4，距沮漳河约16公里；南临拍马山，距今荆州城约5，距长江约10公里；东临雨台山和海子湖，并可通过长湖进入长江。这些低山丘陵及河湖水道一方面给城址提供了良好的屏障，《管子·乘马》载：“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1]”有利于对北方中原国家和西部巴蜀等少数民族的防御。另一方面城内外水陆交通便捷，利于军事行动、经济活动及国家管理。以上二者是纪南城被选作郢都的首要原因。同时，纪南城三面环山，一面临水，坐北朝南的格局一定程度上抵挡了北风侵袭，也考虑到城址的整体风水和向阳，符合南方建筑特色。此外，该地区气候湿润，物产丰富，《史记·货殖列传》载“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东有云梦之饶。”这也是纪南城被选作都城的重要因素。（图一）

图一 纪南城遗址地理位置图

（据《楚都纪南城的勘察与发掘（上）》，1982年）

02

城址形制及布局特点分析

先秦都城建设，除了固有礼制外，很多时候也会根据本族信仰和自然形势进行灵活调整。纪南城的形制和布局就深受这种思想影响。

首先，楚人尚东。晏昌贵先生有所论述“《楚辞·九歌》11篇，最尊之神‘东皇太一’，王逸注：‘太一, 星名，天之尊神。祠在楚东， 以配东帝, 故曰东皇。’‘太一’之名也见于郭店楚墓出土的竹简《太一生水》篇，为创世之大神。楚人以之配东帝，可见楚人对东方的重视。[2]”这就解释了纪南城在建设过程中多处倾于东方的原因。其次，纪南城内、外诸多水道、河湖、高地，要“依山川为之[3]”也就必然影响城垣走势及城内布局，所谓“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4]” （图二）

图二 纪南城遗址总平面图

（据《楚都纪南城的勘察与发掘（上）》，1982年）

纪南城平面形制及城内布局有如下几个特点：

1、城址方向北偏东约10°

首先，这是楚人尚东思想在纪南城的第一个体现。其次，造成这种偏向的主要原因是城西新桥河及城内东南凤凰山的走势。通过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勘探可知，城西南角至南垣西边水门这一段护城河利用了新桥河古河道[5]。这样做一方面能减少开挖护城河的工作量，另一方面能沟通城内外水网，便于用水和交通。假设我们将纪南城的方向调正，那势必将那一段古河道纳入到城内，不仅达不到上述二方面益处，还一定程度侵占了城内面积。此外，城内东南凤凰山呈西南—东北走向，为了将凤凰山北段高地收入城内，就必然要将城垣方向稍作偏转。因此，纪南城整体向东偏10°也是楚人因地制宜建城的一个体现。

2、城址南垣东段凸出

南垣凸出处东西长约589、南北宽约257米，面积约15万平方米。这片“凸”形区域不是无意造成，而是从城址御角度特别规划的：首先，城东南凤凰山一带是城内制高点，海拔约35~42米，相对其北的核心区域高差达到3~10米，若不将这片高地纳入城内，那必将对宫城的安全构成很大威胁。同时，如若将南垣整体南移，则又将新桥河古河道纳入了城内，这就造成了和城址不偏转一样的麻烦。所以，城垣在此处转折是最理想的方案。其次，南门应为整个城址的正门，防御至关重要。此处城垣凸出一方面起到了消除视野死角的作用，类似于后世城墙上的“马面”，与烽火台相结合，起到很好的瞭望作用；另一方面整个“凸”形区域可作战略缓冲地带，屯兵布防更加从容，其作用相当于“瓮城”，可视为雏形。

图三 纪南城宫城区全图

（据《2011～2015年楚都纪南城考古工作报告》，2015年）

3、部分城垣转角呈切角

纪南城外城垣东北、西北、西南角及宫墙西北角均呈切角，这样的构筑方式郭德维先生曾有研究：一方面是从防御角度考虑，“可以消除视觉死角，容易形成交叉火力”[6]；另一方面是与楚人信仰有关，古人认为四方均有神专管，各司其职，所谓“无相侵渎”、 “四神相隔”，这就意味着四方不能连起来，而将城垣转角做成切角就起到这个功效。同时，郭先生认为南城垣凸出部分已将东、南隔开，故外城垣东南角可以直角相交[7]。但如何解释宫墙东北、东南的直角（图三）？因此，我们认为城垣筑成切角除郭先生提到的两点原因外，还另有他因。

据“江汉平原东部洪泛区全新世各时段平均洪水位曲线图”，从距今2500年开始，江汉平原东部洪水水位高涨[8]（图四），这样的气候变化对位于江汉平原西部的纪南城同样具有参考价值。同时，最新勘探结果显示城内普遍存在一层淤积层，这说明纪南城可能曾遭受过大规模的洪水。因此，纪南城外城垣及宫城墙的切角很有可能是为避免洪水正面冲击而有意为之。选择西部和北部做成切角是由于这二个方向相对较高，洪水自此而来，城内河流的走向也证明了这一点。

图四 江汉平原东部洪泛区全新世各时段平均洪水位曲线图

（据郭立新《长江中游地区初期社会复杂化研究》，2005年）

4、城址布局“重东轻西”

从城内台基的分布可以看出：东部是整个城址的重点区域，台基数量众多、分布密集；西部台基数量极少，且分布极为分散，推测是整个城址的服务区域或平民居住区。这种“重东轻西”的格局是符合楚人一贯建都思想的，江陵九店东周墓曾出土竹简《日书·相宅篇》记载：“盖西南之寓, 君子处之, 幽思不出。盖东[北] （原简书‘[南]’，当为误释）之寓, 君子处之, □大□ □ □ □爽。盖西北之寓, 亡长子。盖东南之寓, 日以居, 必有□出□。[9]”虽然简文有所缺失，但可得知楚人建筑时是看重东北、东南之地的，作为郢都的建设更需要遵循这一方位吉凶观念，它深刻体现在宫城区核心宫殿的布局上。

据纪南城宫城区最新考古发现，核心宫殿14个台基的分布具有较大规律性：分为三群，每群三组，各具功能。

西北群由松12（11）、松13（14）、松15（16）号组成，地势较高、面积较大，东向均有一片宽阔的缓坡状“殿前广场”，组距较集中，便于同时或相继进行大规模活动。该处位于楚人方位信仰的“凶地”，推测是宗庙所在地，用以镇压。传世文献显示楚人非常重视对神灵和祖先的祭祀，同时楚地以农业为主，楚国以农兴国，所以，楚国的祭祀对象主要是神灵、祖先和社稷，那么西北群三组台基是否分别代表祖庙、神庙和社庙？从松12、松13殿前广场朝向东边来看，楚王族是从东进入宗庙祭祀，根据周礼“左祖右社”的礼制，松13位于正中应是神庙，松12位左，为祖庙，松15列其右，就是社庙。

东北群三组5个台基松6、7、8、9、10号，现地表能看出并经勘探确认的松7、8，松9、10，均有连廊相通，呈东西排列，并为一大一小，一高一低。松6东边被一座东汉墓破坏并在现代修筑有道路，也许在其东侧也有一个小台基与之相连。该群组距集中，便于近距离活动，推测是寝宫所在地：松9号位于最前且面积最大，应为王宫，松6、7号应为后宫；与之相连相对矮小的松10、8号则应是为王或后服务的侍从住所。

图五 宫殿区建筑台基功能示意图

（据最新勘探资料）

东南群三组6个台基呈“品字形”分布，包括松20、21、 22、24、25、62号。其中，松22、24，松62、25均通过连廊南北向两两相通，高低大小基本相等；而松21被一座房屋叠压，无法勘探，1975年的勘探显示其夯土分布似乎与松20相连。该群组距适中，相互有一定的独立性，可供楚王及相关机构处理日常政务，故推测是朝堂。同样，我们关于东北、东南群的功能推测也符合周礼“前朝后寝”的礼制要求（图五）。

有意思的是，宫城区核心宫殿布局分为三群，每群又都为三组台基，这显然不是巧合，而是故意所为。但是，文献不曾有记载，也不见有学者就此类问题进行过论述，是否可以认为这与楚人某种宗教信仰有关？这种信仰应该与数字“3”有很大关系，好比古人对9、8有着某种特殊的崇拜意义一样。

5、宫城区另类“择中而立”

古人“以中为尊”，因此在都城建设过程中强调“择中立宫”，但几乎所有的东周列国都城没有做到这一点。统观城内地形，纪南城宫城区位于城内中部偏东南，基本处于城内东南部的中央位置，是一种变向的“择中而立”，其成因有三：

首先，纪南城城内河网呈横“丁”字形汇于城内近中部，而宫城区不可能跨河构建，所以其势必不能占据城内中心。

其次，由《日书·相宅篇》可知，宫城区的选址只能在东部，而东南区域相对较大，更利于整个宫城的建设布局，不显促狭。有学者分析指出，纪南城东北部（纪城区）的15座台基规模较大，且周围覆盖着较厚的红烧土和红烧瓦砾层，可能是被火焚毁下的遗迹。不排除城址重心原在东北部，后经火焚毁而转到东南部的可能性[10]。虽然目前纪城区的台基尚未开展工作，但笔者认为上述可能性不大：整个东北城垣没有发现陆上城门遗迹，仅有两座疑似水门，若宫城位于该处，出宫要跨越龙桥河，且距离城门过远，这显然是不方便宫城区出入的。

最后，结合地形数据，目前宫城区的所在地是城内最合适的区域。第一，现宫城区所在地平均高程约32米，其四周约29~31米，这近1~3米的高差很好的突出了宫城的核心地位，而且宫城区整体北高南低的地形也符合《日书·相宅篇》的记载“北方高，三方下，居之安寿，宜人民，土田骤得。[11]”第二，宫城内地势北部最高，东、南、西均略低，有利于环形界沟[12]通过地面径流排水，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其出水沟数量较少的不足，充分考虑了宫城的防洪安全。

此外，需要指出的是宫城区在整个东南区域也不是占据最中心的位置，东部略宽与西部。造成这一格局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宫城区东侧龙凤沟的存在。有学者认为龙凤沟是人工河道，与其余几侧的龙桥河、新桥河共同构成“护宫河”[13]。但就现有材料分析，我们认为龙凤沟是自然河道的可能性极大，原因有二：第一，若龙凤沟是人工河道，那必然可以往东偏一段距离，这样可以使得宫城区居于“东南之中”，但是显然它并没有，这意味着在修建宫城区之前龙凤沟就自然存在。第二，龙凤沟南端高程约32米，北端约28米，可以推测它就是一条沿凤凰山西麓流向龙桥河的冲沟，其南端弯曲的走向恰是绕过两片高地。

三

结语

纪南城作为楚都，其固有的使用人群和地理环境造就了它特殊的形制及布局。本文提及的楚人“尚东”信仰及方位吉凶观念，对分析所有楚文化聚落遗址的布局均有一定的指导意义。此外，纪南城因地制宜和基于防洪考虑而形成的另类形制也对分析类似城址形制特点有启发。作为一座体量巨大的都城遗址，纪南城值得研究的内容极其丰富，随着田野工作的深入，对其本身及周邻城址、墓葬等相关问题的思考也必须不断推进，我们拭目以待。

　　本文发表于《楚文化研究论集（第十三集）》（ISBN978-7-5325-8966-1），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10月。引用请查阅原文！

注释：

(1) 转引自郭德维：《楚都纪南城复原研究》第100页，文物出版社，1999年2月。

(2) 晏昌贵：《楚国都城制度再认识》，《社会科学》2008年第8期。

(3) 源自焦循（清）《群经宫室图》“城图六”说明，转引自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第4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12月。

(4) 转引自郭德维：《楚都纪南城复原研究》第100页，文物出版社，1999年2月。

(5) 湖北省博物馆：《楚都纪南城的勘察与发掘（上）》，《考古学报》1982年第3期。

(6) 郭德维：《楚都纪南城复原研究》第55页，文物出版社，1999年2月。

(7) 郭德维：《楚都纪南城复原研究》第99页，文物出版社，1999年2月。

(8) 郭立新：《长江中游地区初期社会复杂化研究》第1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12月。

(9)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中文系：《九店楚简》第50~51页，中华书局，2000年5月。

(10) 晏昌贵、江霞：《楚国都城制度初探》，《江汉考古》2001年第4期。

(11)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中文系：《九店楚简》第50~51页，中华书局，2000年5月。

(12) 纪南城宫城区内新发现的一圈整体呈长方形的水沟系统，目前仅发现其向西有一条出水沟连通自然河道。

(13) 郭德维：《楚都纪南城复原研究》第58页，文物出版社，1999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