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议程

观朝于野:都城、城市、市镇遗址与古代社会——历史考古青年沙龙(成都)第六期纪要

摘要:   2017年6月17日,由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学系主办的“历史考古青年沙龙(第六期)”在四川成都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央民族大学、四川大学等高校与科研机构的学者、师生共40余人参加了本次活动。沙龙海报  本期沙龙主题为“观朝于野:都城、城市、市镇遗址与古代社会”,旨在从相关城市遗存出发,探讨历史、政治、经济、社会生 ...

  2017年6月17日,由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学系主办的“历史考古青年沙龙(第六期)”在四川成都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央民族大学、四川大学等高校与科研机构的学者、师生共40余人参加了本次活动。

沙龙海报

  本期沙龙主题为“观朝于野:都城、城市、市镇遗址与古代社会”,旨在从相关城市遗存出发,探讨历史、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等方面的问题。本期沙龙延续此前的方式,五位报告者先做专题报告,在场师生紧接着围绕报告内容展开讨论。活动分为上午、下午两个半场,共持续约八个半小时。

王煜副教授主持沙龙

  活动一开始,沙龙主持人王煜副教授首先就本期沙龙主题进行了介绍和说明,他认为历史时期考古从遗存来讲主要包括墓葬、城市、器物、建筑和以石窟寺为代表的宗教遗存等几大部分。川大考古对墓葬和宗教遗存关注较多、成绩斐然,城市方面关注相对少一些,但城市是历史时期考古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尤其是这一时期有上到都城、下到乡镇各类丰富的遗存,可以展示历史的各个方面,这应该是研究历史非常重要的一批材料。社科院考古所汉唐考古研究室主要的部分就是从城市考古建立起来,尤其是都城考古一直是其强项;北京大学以宿白、徐苹芳先生为代表的学者,则在唐宋时期以来城市考古研究方面做出了巨大成就。今天沙龙的嘉宾就主要来自或出自这两个重要机构,希望将我们带入以前关注不多、意义重大的领域,使我们今后能进一步加强对这方面的关注与思考,也希望川大的同学未来在这一方面有所贡献。

霍巍教授发言

  随后,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霍巍教授以“历史时期考古研究的‘守先待后’”为题发表了简短的演讲,提出了关于考古学研究的一些思考,同青年学者们分享。他指出,“守先待后”实际上是我们每一个研究者所处的状态,而这个状态本身取决于资料、研究、结论这三个层面。资料层面上,包括考古和文献两个方面的资料,我们在资料上做研究准备,要对前人的既往研究和已有材料进行尽可能全面、系统的梳理,这可以说是“守先”。随着个人认识的提升和问题意识的加强,我们才能从研究资料层面做到“守先待后”。研究层面上,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我们甚至可以把中国历史时期考古和传统金石学中的某些理念、方法联系在一起,但我们应该在继承中去发展,在发展中去创新;同时“守先待后”确实有与时俱进的问题,在考古研究中我们特别关注所谓“新材料”的问题,但新材料不仅局限于刚出土的材料,还包括我们对原有材料新的认知,认知前行了,材料也可能随之变为新材料。结论层面上,考古学界有一个非常好的传统,在研究结论上从来不把话说满,留有充分的余地,我们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得到的对某个问题的认识,“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但是同样我们也期待未来的发现与认知,这会给我们提供更大的思考空间。最后,霍巍教授向各位远道而来的与会嘉宾表示了感谢,并对沙龙提出了以下期望:一是沙龙已形成的学术风格、学术传统要保持下去;二是沙龙要继续提高学术质量,保持关注前沿和主流问题,起到引领学术研究、弘扬学术精神的作用。

徐龙国研究员报告

  上午首先由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徐龙国研究员以“‘城其赐邑’——古代城邑概说”为题做主题报告。首先,他对中国古代城邑做了一个概述,对邑的由来、发展、时间跨度、各时代特征、时段划分等方面做了说明。接着,他以时间为线索对古代城邑做了详细介绍,新石器时代中期是“邑的时代”,仰韶、龙山至春秋、战国时期是“城邑并行时代”,秦汉以后是“城的时代”。

  “邑”字在甲骨文中就已经出现,金文中也有“邑”字,通常认为“邑”是指有人居住的地方;《史记·五帝本纪》中有“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的记载,《释名·释州国》也记载“邑……邑人聚会之称也”,这应该比较切合“邑”的本意。目前史前环壕聚落在兴隆洼—红山文化圈、仰韶文化圈、后李—大汶口文化圈、彭头山—屈家岭文化圈都有发现,这种环壕聚落应该是“邑”的一种高级形态,典型的有陕西西安姜寨遗址、安徽蒙城尉迟寺遗址。“城”字在甲骨文和金文中也已经出现,《说文解字》记载“城,以盛民也”,体现了一种武装保卫。大溪文化时期出现的彭头山城址是中国迄今发现最早的一座城址,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也都出现了城;张学海先生认为最早的城可能由土围聚落转变而来,而土围聚落又是从环壕聚落中产生。龙山时期大量地出现了城,目前发现有60多处,有北方石筑的城,也有南方土筑的城,这些城址的出现与经济发展、部落战争密切相关,比较典型的有石家河城址、良渚古城和石卯城。

  夏、商、西周时期是城址发展的低潮期,全国发现的城仅20多座,西周时期很少。徐龙国研究员举了自己对汉水流域城址研究的例子,发现其与全国城址分布的趋势一致,他推测可能与分封制、等级礼制的建立抑制了人们的筑城欲望有关,比较典型的有二里头遗址、郑州商城和殷墟遗址。关于夏、商、西周时期邑的形态,郭沫若先生认为甲骨文中的“邑”有沟树之封,表示一个范围;唐际根先生认为“大邑商”包含众多的小型商邑,但本身又可以理解为独立的“邑”。

  春秋、战国时期是城址发展的转型期,所谓的“转型”是指很多“邑”转成了“城”,春秋、战国时期筑城运动很多,据学者统计,《春秋》、《左传》等文献中有84处“城某邑”的记载,这一点也可以从《史记·秦本纪》中秦灭西周,西周君“尽献其邑三十六城”看出。同时从西周晚期到春秋战国时期,不但城邑数量增多,其面积也有一个不断扩大的过程,典型的例子有临淄齐国故城、滕州薛国故城。

  关于文献中的“里”,《说文解字》记载“里,居也”,《尔雅》记载“里,邑也”,《周礼·遂人》记载“五家为邻,五邻为里”,俞伟超先生认为从西周早期起就出现了里君、里长的称谓。通过分析,徐龙国研究员认为从“邑”变成“城”的过程中,邑中的很多小邑就变成了城中的里,但城中的里与邑中的小邑是有区别的,小邑是按血缘关系形成,而城形成之后,就出现了按照职业居住的里,当然这种划分下牢固的血缘关系还是存在的。另外,里实际上应该有两种形态,一种是城里的里,另一种是城外的里,所以文献中里的户数有所不同,典型例子有甘肃天水秦王政八年(前239年)墓出土的木板地图、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帛画中的《地形图》。

秦汉城邑分区

  秦汉时期是城邑的继承与发展期,《汉书·地理志》有大量某城故为某邑、某所封、某国的记载。这一时期全国发现近800多座秦汉城址。通过研究,徐龙国研究员将秦汉城邑分为西域地区、河西走廊地区、青海东部地区、北方长城沿线地带、东北地区、黄河中下游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西南地区和东南沿海地区九个区域,其中数量最多的是黄河中下游地区,有500多座。最后,徐龙国研究员总结了秦汉时期城邑的特点:汉承秦制,战国时期郡县基本固定,继承了郡县制、闾里制、高台建筑、城防设施等;秦汉城邑制度建立,城邑制度虽无文而有制;形成全国城邑网络,城邑功能由防御变成管理中心,体现了中央集权的加强;秦汉时期基本奠定了中国城市格局,在中华文明进程中占有重要地位。

  随后,与会学者和同学分别从不同角度提出自己的看法并展开讨论。

  霍巍教授就墓葬、陵区与城址关系的早晚变化,提出生人居址与墓葬关系的问题;根据目前考古调查和文献、地图资料,提出城内邑(里)的规划何时形成的问题;从文献有关“里”的记载,提出秦汉时期“里”与特定人群的关系问题。徐龙国研究员认为历史上人的生死观念有多次变化,居址和墓葬的关系可能与血缘、地缘的关系变化有关;三代时期城内的邑是否有规划目前还不清楚,但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应该时有规划的,比如齐国故城勘探出的道路应该与它的里有关系,这在《管子》里有记载;汉代河西走廊有专门为外来人群居住所建的城,在两汉城市中都有专门的“蛮夷邸”、“四夷里”等,可能也有加强贸易和人群管理的用意。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子奇博士提出早期聚落与城的关系问题,即是在聚落外新产生了城,或者城是在聚落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从《周礼·考工记》与汉长安城的关系,提出《周礼·考工记》的成书年代及其影响的问题。徐龙国研究员认为早期聚落与城的关系应该针对情况分别对待,当该地不适宜发展时就会在其他地方重新选址建城;《考工记·匠人营国》一篇中有“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前朝后市,市朝一夫”的记载,从目前考古发现来看,只有汉长安城符合这样的情况,在此之前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但出现了一门三道,汉长安城“前朝后市”的布局是适应地形的结果,所以《考工记》的这一段记载是受汉长安城的影响,《考工记》的记载实际上是总结了战国以来这些技术的成就,至于《考工记》中保留的众多古语形式,可能与王莽时期篡改文献有关。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张薇薇博士提出城邑并存时期如何区分城和邑,是否在形态上或管理者的角度有所体现的问题;另外“邑”的甲骨文写法中“人”字是在“城”之外,是否有某种含义。徐龙国研究员认为“邑”的名称主要是依据文献上的记载,“邑”没有城墙,最多有环壕,但大部分也是没有环壕的;关于“邑”的写法,从古文字研究的角度来看,“人”字在城下边不能代表人在城外,“人”字代表的是一个人跪坐在那,象征这一区域是自己居住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韩建华副研究员提出秦汉城邑分区研究标准的问题。徐龙国研究员回应说,分区标准主要是结合政区地理和行政地理,即当时汉代郡县的设置、自然山川地貌等。

  王煜副教授就商周时期城址较史前时期减少,提出商周时期遗址相较于史前的变化问题。徐龙国研究员认为可能源于这一时期发现的考古遗址总量较少,但这是不合理的,可能与我们的发现、辨识有关;不过就城址而言,城址少可能与当时筑城规模小、质量差、破坏多有关。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刘涛副研究员则认为商周时期遗址较少可能与资源占有方式的改变有关。

  参会的同学也就两周时期卿大夫采邑的性质向徐龙国研究员提问。徐龙国研究员回答说,分封包括土地和人口,采邑如果在大邑中,应该是大邑中的小邑;如果是在大邑之外,则是单独的一个区域,这种分封还影响了秦汉时期王侯的分封。

刘涛副研究员报告

  上午第二场报告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刘涛副研究员带来的“古代都城的空间与构成——以汉魏洛阳城考古为例”。首先,他对城与都、空间、构成、时段等概念进行了说明,强调了汉魏洛阳城的历史地位,并对汉魏洛阳城考古简史做了回顾。接着,他对城址形制变迁、重要建筑、永宁寺、手工业作坊遗址、城址周边墓葬、宫城六个方面的考察、发掘与收获进行了介绍。

  1960年代至1997年的四次勘探发掘,明确了城址的始建年代、不同时期的四至范围、形制演变和路网布局等,确认了北魏时期该城址外郭城—内城—宫城三重城垣的都城形制。重要建筑主要包括1963年发掘的内城南部北魏一号房址(太庙),1965年发掘的宫城北部圆形建筑(陵云台),1972-1981年发掘的南郊灵台、明堂、辟雍和太学,通过这发掘,获得了汉魏时期重要宫室单体建筑的形制布局资料。永宁寺是北魏皇家寺院,布局以木塔为中心,1979-1981年、2000-2001年进行过两次发掘,《洛阳伽蓝记》中记载永宁寺的南门和宫城内的端门相似,但从发掘结果来看,两者之间还是存在差距的。另一处重要的寺院遗存是白马寺,在汉晋大城外侧,历代均有沿用,现存的白马寺是明代重修的,范围和规制已有很大变化,但在其中发现很多唐宋时期修筑白马寺的陶窑遗址。在城址中还有很重要的一类遗存是手工业作坊遗址,1985-1990年对北魏“大市”遗址发掘,1988-1989年对城址东南东汉窑址发掘,1998-2000年、2006年对白马寺窑址发掘,出土的众多遗物为当时城市的社会生活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汉魏洛阳城周边发现的墓葬不多,1964年发掘了东汉城南刑徒墓地,1982年对西晋帝陵勘探发掘,1988-1990年对东汉城西大墓与墓园建筑、东汉城东墓葬群发掘,1991年对北魏景陵大墓发掘。其中刑徒墓共发掘522座,出土刑徒墓砖800余块,墓砖上记载有这些人的身份和年代,墓主应是从各地征调来修筑洛阳城的刑徒;东汉洛阳城西汉墓发现疑似玉衣的残片,墓室规模较大,旁边发现有规整的墓园建筑;北魏陵区在汉魏洛阳城的西北,其中景陵经过全面发掘,为北魏陵区提供了一个明确的坐标;西晋帝陵文献中记载的比较清楚,通过勘探调查,推测有两座陵墓属于崇阳陵和峻阳陵,但限于考古资料,相关讨论还难以展开。

汉魏洛阳城宫城区遗址航拍图

  还有一个重要的工作是对宫城的发掘,宫城位于汉魏洛阳城中部偏北处,1999年起陆续对宫墙、宫城正门阊阖门、二号门址、三号门址、宫城西南角等进行了全面发掘,初步认为整个汉魏洛阳城的宫城在曹魏时期已经形成规制,北魏迁洛以后大体上沿用了这一规制。另一个重要的发现是太极殿,太极殿本身是一个很大的夯土台基,在东西两侧还有其他附属建筑。通过多年的工作,目前对宫城、城门、道路、重要建筑位置的演变有了充分的认识。

  最后,刘涛副研究员做了总结,都城包括宫—城—郭三个空间层次,北魏洛阳城还有外郭城,外郭城可以视为都城在第二层次上的外限,这三部分在文献中也有反映,同时在宫—城—郭中也有各自的空间层次;整个汉魏洛阳城的空间构成是一个从内到外,从宫城到郭城不断扩大、政治性因素不断减弱、经济性因素不断增强的状况。当然,都城研究的视角包括选址、规划、空间、构成、管理等方面,西方学者提出建筑是凝固的历史,城市是文明的载体,那么都城则是时代文明及物质文化的最高体现。

  之后,与会学者分别从不同角度提出自己的看法并展开讨论。

  霍巍教授赞同刘涛副研究员所说的都市是一个时代文明的精髓所在,并且认为在北魏迁洛的特定环境下,要考虑政治、军事、经济和意识形态的维度,北魏洛阳城涉及到南北礼制的正统之争,而且影响到以后的东魏北齐、西魏北周,然后到唐的整个体制建构中,北魏洛阳城对其他都城的影响是不容小觑的。同时他提出北魏洛阳城中永宁寺的位置与北魏改制的关系,及这样的布局对以后是否有影响的问题。刘涛副研究员回应说,永宁寺是从大同过来的一个皇家寺院,从它靠近中央官署的位置上看也是合乎情理的,但这样体量巨大、高大规整的建筑应该是一个特例,不过寺院的规制却是一脉相承的。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罗二虎教授指出,杨宽先生和刘庆柱先生曾讨论过汉长安城的外郭问题,他提出从北魏洛阳城的外郭城来看,汉长安城是否应该也有外郭城,这方面的考古发现情况如何的问题。刘涛副研究员回答说,汉长安城应该是有外郭的,问题在于以什么样的形态标定其外郭的范围。杨先生和刘先生都提到,汉长安城外有大量人口存在,这说明是有外郭存在的,其形态可以用东汉帝陵的例子来解释,西汉帝陵因为有阙台,可以确定其四至范围,而东汉帝陵目前没有发现与垣墙有关的遗存,但徐苹芳先生认为它可能不是夯土墙一样的存在,而可能是篱门、行马这样一个物质结构的存在。由此刘涛副研究员认为范围和标识应该是两个概念,文献也记载东晋的建康城当时有很多篱门,所以汉长安城应该是有外郭的,外郭可能是在某些道路的某些位置设置关津、关口、渡口,通过这些关卡设置官职来进行管理,这应该是外郭的一个客观表示。另外还可以以唐长安城为例进行说明,从文献记载来看,唐长安城南部人并没有住满,但在城外还有大量人口存在,唐长安城以朱雀大街为界,东边是长安县,西边是万年县,我们是否可以理解,如果不存在在关津等重要地方设节点管理的情况下,这两个县的辖域范围也可以视为外郭的范围。徐龙国副研究员同意长安城存在外郭的观点,他指出汉长安城虽然没有发现郭城,但除了南边礼制建筑之外都发现有墓葬,这些墓葬有一部分应该属于城外居住的人口,而且在汉长安城的东边发现有手工业作坊遗址。另外文献记载海昏侯到长安城奔丧的时候,已经望见“东郭门”时要下车哭,正如刘涛副研究员所说,外郭并不是一圈的墙,而在交通要道设一个关卡,作为一个象征性的东西。

  徐龙国研究员提出,汉魏洛阳城的宫城工作做得很细致,在古代都城中应该是最清楚的,目前发现的城门算上小城宣阳门的话有四道,但与文献记载中的“天子五门”还差一道,应该如何看待所谓的“天子五门”;另外太极殿和三道宫门之间的距离分别是多少,最后一道宫门遗址到太极殿之间距离似乎很长,是否在这之间还应有一道宫门。刘涛副研究员回应说,汉魏洛阳城目前太极殿前确定有三座宫门,如果沿着御道往南,还有出入内城的宣阳门,再加上外郭城的城门,是否可以算作五座城门,但这五座城门是否是“三朝五门”中所谓的“五门”,这是一个对应的问题,“三朝”则比较复杂,有左中右、前中后两种不同的说法。太极殿前有三道宫门,从太极殿到阊阖门大概是600米,太极殿是一个闭合的院落;云龙门和神虎门之间做过一些工作,但没有发现殿址或门址。

  张薇薇博士提出如果从宫城长时段的发展角度来看,如何理解汉魏洛阳城宫城出现两条轴线的问题。刘涛副研究员回答说,从太极殿到阊阖门是宫城的主要轴线,而这个主要轴线也是都 城的轴线,这样说是因为从司马门进来的这一条线是否是轴线仍是一个待认可的问题,同时还牵涉到另外一个问题,整个都城结构是魏晋形成、北魏沿用的,这可能与东汉洛阳城有关系。

  王煜副教授提出“三朝五门”这样主干道的体系和北朝至隋唐墓葬中天井、过洞的关系问题。刘涛副研究员回应说,两者可能存在联系,可以确定的是唐墓用天井、过洞的数量表明等级,但两者之间如何对应还有待研究。韩建华副研究员也提到,傅熹年先生通过对懿德太子墓五天井、五过洞的结构与太子所居东宫建筑之间的关系的研究,认为这是生人宅院在墓葬里的一个体现。

  韩建华副研究员提出胡汉体制在北魏洛阳城中如何体现,邺城制度对洛阳城影响的问题。刘涛副研究员回答说,自己对北魏洛阳城的胡汉体制未做过系统总结,只能从一些现象进行说明,比如外郭城的里坊制应该是对平城一种具体形态上的沿用;而北魏对“三雍”只沿用了辟雍、明堂,对灵台弃而不用,将太学废弃之后在城里设了国子学,这些体现了对汉制的改动。郭湖生先生提出了“邺城制度”,提出骈列制即两条轴线的问题,从北魏洛阳城的情况来看,是继承了邺城的一些制度,但是也有取舍,另外郭先生对整个邺北城的复原主要依据文献,还缺乏考古材料的支撑。

钱云博士提问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钱云博士从汉代在边隘没有形成国境线,而是通过关隘来控制人口,提出关津与外郭城的关系及区域差异的问题。刘涛副研究员回应说,就靠近都城地区而言,外郭城不一定有一个具体的形态,但在靠近都城的某些地方,一些关津就具有外郭城的城门性质,但反过来就不一定成立。

韩建华副研究员报告

  下午首先由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韩建华副研究员作题为“唐宋变革视野下的洛阳城——以考古发现为中心”的报告。他首先对唐宋变革理论概况进行了介绍,将其分为肇始期、形成期、拓宽与深化期,梳理了不同时期的代表人物和观点,从明代的陈邦瞻到近现代的钱穆、陈寅恪、傅斯年、内藤湖南、宫崎市定、加藤繁、施坚雅,再到包弼德、宁欣、妹尾达彦等。随后,韩建华副研究员从隋唐洛阳城的历史沿革、地理位置、城址形制、考古发掘等方面进行了介绍。隋唐洛阳城始建于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年),在北魏洛阳城以西,是当时世界最大的都市之一,宋时称为“西京”,宋金之际毁于战乱,历时500余年;隋唐洛阳城地处洛阳盆地,三面围山,一面是冲积平原,水系众多,地理条件优越;经过几代学者的探索,目前对隋唐洛阳城宫城、皇城、里坊都有了深入认识;80年代对隋唐洛阳城宫城区进行过钻探,2008年对宫城区进行了发掘,他重点对明堂、天堂的发掘情况进行了介绍,通过发掘对宫城中心区有了一定认识。

  接着,韩建华副研究员对宋代洛阳城的考古发现进行了介绍,北宋西京考古发掘始于上世纪50年代,伴随着隋唐洛阳城的考古发掘工作而展开,发掘对象主要集中在三方面:一是城墙的发掘,城墙主要是在唐代城墙两侧增补,或者重新增筑;二是城门、衙署门的发掘,主要有五凤楼(应天门)、右掖门、宣仁门和东城宋代衙署庭院正门;三是重要殿址的发掘,主要包括中轴线上北宋殿址的钻探与发掘、大内西部部分殿址的发掘。

  其后,韩建华副研究员从结构与布局方面对唐宋洛阳城进行了对比,在都城规模及结构方面,延续性体现在轴线未变和郭城、皇城、宫城的组合未变,变迁性体现在宫城缩小、皇城扩大、布局呈回字形和城门名称的变化。在宫殿建筑基址的平面布局及结构方面,唐代单体建筑呈长方形,复合建筑严格对称,这种复合建筑在敦煌壁画中也有出现,而宋代宫殿是一种复合型建筑,由工字形殿、千步廊、天井组成。在里坊的结构及变迁方面,近年来对白居易故居、南市温柔坊和恭安坊做过一些工作,获得了关于唐代里坊的一些资料,另外对宁人坊的勘探发掘表明其平面呈南北长方形,四面开门,坊门位于坊墙正中,由墩台和门道构成,为单门道结构,在南坊门和西坊门均发现晚期叠压在坊墙和坊门上的遗迹,这种破坏坊墙、侵街的现象开始于晚唐时期,与文献记载相符,虽然坊墙被破坏了,坊作为一种行政管理区的概念仍然存在。

  在出土遗物方面,主要有瓦当、建筑构件、建筑装饰及宋代生活用品,隋唐多莲花瓦当,可能与佛教有关,宋代瓦当形制发生了变化,多龙纹、兽面纹、牡丹纹瓦当;隋唐多莲花砖,纹饰有莲花、宝相花等,宋代出现了异型砖,纹饰出现了牡丹纹等。至于生活用品,隋唐洛阳城出土很多三彩器物和白瓷器物,而宋代三彩在器形和装饰上更加多样,但基本上已经瓷化,且以黄绿彩为主。

  最后,韩建华副研究员总结说,洛阳城在唐宋时期是延续中有转变,自己是在用考古材料来检验唐宋变革理论,注重史实的重构,以往的唐宋变革研究注重坊市制度崩溃的经济背景,缺少对政治空间(宫城和皇城)的关注,通过考古材料的个案研究介入唐宋变革的讨论是以后应该关注的。

  其后,与会学者和同学分别从不同角度提出自己的看法并展开讨论。

  霍巍教授指出,总的来看,里坊制的崩溃是唐宋之间都市结构的最大变化,但在唐宋洛阳城里大的空间结构改变并不是很明显,这应该如何解释。韩建华副研究员回答说,最近包伟民先生在关于唐宋变革的历史维度里对唐宋变革作了一个反思,他指出我们目前所见的《清明上河图》中画的北宋晚期汴京的繁荣景象,到底与当时的现实有多少差距,当时画这幅画是出于什么目的,这些都值得我们思考;另外都城里坊的变化,主要通过文献的梳理,北宋东京在城里驻有兵营,日本有学者提出北宋东京东西两个区间的不同,一部分是民居区,一部分是兵营,居民区经济可能会繁荣一些。但是在洛阳,北宋真宗以后政治性减弱,文化气息比较浓厚,坊墙是在晚唐开始被破坏,但坊作为管理的概念还是存在的。

  王子奇博士提出里和坊从秦汉往后有一个统一的问题,从隋唐往后看有一个分离的问题,应如何考虑这一问题;北宋真宗时期汴梁城还存在坊,而洛阳城从晚唐开始就有坊制的破坏,这是一个个案还是整个洛阳城普遍存在的现象,北宋前期坊制是仍然得到加强还是继续破坏。徐龙国研究员也提出里坊变化的问题。韩建华副研究员回答说,有很多学者讨论里和坊的概念,但现在仍讨论不清楚,日本妹尾达彦先生提出了“坊墙制”,“坊墙制”出现于北魏迁洛后,目的是便于管理没有一定约束力的游牧民族,到唐晚期破坏的是这种有形的墙,但管理的系统和方式仍然延续。刘涛副研究员紧接着提出城内叫坊、城外叫里的问题,韩建华副研究员回应说这一问题很复杂,从墓志材料来看,城内城外都有叫里和坊的。王子奇博士指出,成一农先生在《里坊制及相关问题研究》一文中,通过墓志分析提出唐代墓志在谈到一个人籍贯的时候往往称里,谈到一个人宅于某地的时候往往称坊,唐人对里和坊可能有互用的情况。之后各位学者针对里的由来和变化展开了讨论。

  王煜副教授提出有观点认为里坊制可能是受了北方少数民族王帐和在王帐周边各部落帐的影响,在平城形成了这一套制度,我们应如何评价这种观点;另外我们一般将隋唐长安城作为中古城市的典范,隋唐长安城轴线居中,而轴线居中在其他传统汉民族城址中其实较为少见,轴线居中是否可以作为一种典范,这种“典范”是在传统上就特别典型,还是在建成后才被认定为典型?这或许涉及到城市政治核心居与城市中心到底是历自来传统,还是外来影响的问题。韩建华副研究员回答说,里坊制与王帐的关系只能作为一说,南迁的北方少数民族首领采用的应该是胡汉结合的方式。徐龙国研究员认为这可能是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后结合了北朝的制度,关于轴线问题,他认为应该结合当地的地形地貌来看。刘涛副研究员指出汉魏洛阳城的轴线针对于外郭城来说是居中的,中轴线的观念应该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随后各位学者针对城址轴线的问题又展开了讨论。

  在场的同学也就唐长安城的宫城不在高地,太极殿落在北边较低的地方,这与传统的宫城从高从险布局不同提出疑问。徐龙国研究员认为唐长安城宫城的地势是南高北低,但受“九五至尊”观念的影响,太极殿的位置只能选在那个地方,但从后面大明宫的修建来看,仍然是在高地。韩建华副研究员指出,太极殿的位置是地上线和天上线交叉的那个点,大兴城的建设先是选太极殿的位置,然后再确定宫城的位置,之后再确定外郭城,最终从实用的角度老驴又建了大明宫。

王子奇博士报告

  此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王子奇博士以“横切面与长时段——宋元地方城址研究的再思考”为题作了报告。首先,他引用徐苹芳先生和杭侃先生的观点,指出宋元明地方城址是中国古代城市考古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接着,他说明自己思考的出发点是宋元明地方城镇的类型,并对既往研究做了详细梳理,徐苹芳先生总结宋元明地方城镇时依其布局分为方形十字街式、方形(或长方形)丁字街式、方长形纵街横巷式和不规则形四个类型;杭侃先生对中原北方地区的宋元地方城址进行过考古调查和研究,按照街道布局,将这些城址划分为十字街和丁字街两大类;李逸友先生将辽代城市划分为都城、府州县城、投下军州、奉陵邑和边防城五种不同类型,同时他认为府州县城存在一定的等级制度,有大、中、小三等;林秀贞先生对东北地区的金代城址类型进行过研究,将其分为路府州县城、军事城镇和山城三个类型,前两类都可以再分为三个等级;李逸友先生将内蒙地区的元代城址分为都城、投下城和路府州县城三个类型,并初步总结了这些城址反映的“城市制度”;杭侃先生曾集中对三峡工程淹没区的忠州、涪州、丰都等城址进行了考古调查,并结合其他考古调查和发掘资料,将三峡地区的城址分为山地城、平地城和抗蒙元山城三类,其布局各有特点。

  随后王子奇博士提出了自己的三点思考:一是城镇的“类型学”与系统研究。通过分析类型学的本意和作用,他提出类型学在城镇研究中如何应用的问题。在已有城址研究中,进行“类型”研究的典范是宿白先生关于隋唐城址的研究,宿先生根据城址的规模和布局,将隋唐城址分为京城、都城、占地十六坊的大型府州城、占地四坊的一般府州城和占地一坊的小型州城与县城五个类型,这一整体框架到今天仍然基本成立。宋元时期的城址的宏观研究,显然受到了宿白先生的影响,最典型的研究思路大概是两种,一种是参照宿先生分析隋唐城址的思路,将辽金、蒙元城址按照一定规模进行分析,划分出若干等级,进而总结出一套“城市制度”;另一种是侧重于城市布局,尤其是街道布局,如徐苹芳先生依城址平面布局将宋元明城址划分的四个类型,杭侃先生的研究可以视为徐苹芳研究思路的一种扩充。同时,也有研究者注意到了城址在长时段使用过程中的复杂情况,一种是选址或性质的不同,一种是城址修建情况的不同。因此,进一步研究要考虑的问题是宋元明时期的地方城址,是否还要进一步进行类型学研究;如果需要,应该如何进行下去。

  二是宋元地方城镇研究的新动向,唐宋以来的城市多为古今重叠型,新城规划受旧城约束,不能完全表现出来,而各时期新建的城则少受羁绊,往往可以充分地体现新的规划思想和时代特征,从分析这些新城入手,就成为研究古代城市规划变迁的有效途径。他以杭侃先生与自己所做的宋代北方地区新建城址研究、刘未先生对蒙元创建城市的研究为例进行了说明,这类重视某一个时期的新(创)建城址的研究,是宋元城址研究的一个新的动向,即所谓的“横切面”,这样有助于避免不同时代特别是前代城市的干扰,也可以进一步考察城址的规模和等级问题。

  三是城址个案研究的长时段考察,即对非古今重叠型城址时代和沿革的再探索。他以集宁路古城为例进行了分析,对其不同时期公布的资料和研究进行了梳理,指出草原地带“古今重叠”城址的特征,同时有必要重新思考“古今重叠型”城址的定义,之后他又以德宁路遗址和塔虎城为例进行了说明。此后,王子奇博士以河北定兴县城为例,介绍了古今重叠型城址内部建置的动态考察,通过对其历史沿革、相关研究和城内建制的梳理,他认为尽管定兴城街道格局自金代始建以来没有大的改易,城内的建置却在历史演进中做出了相应的调整:元代初年三皇庙迁至城外,又在大德六年迁回城内旧址,这和元代三皇庙的祭祀制度调整有关;明初县署自城东南迁至西北,城隍庙迁至元代县署旧址重建,三皇庙逐步废弃,则和明初的一系列国家制度建设和改革有关,这是一个集中调整的时期。这提示我们在进行城址个案的研究过程中,不仅要关注其街道格局的变化,更要重视城内建置的改易及背后的原因。最后,王子奇博士提出,对于荒野型城址,特别是在宋元城址中占有很大比例的辽金元城址,通过考古工作来考察其时代和沿革是非常重要的;对于古今重叠型城址,注意其内部建置的动态考察,则可能在以往注重城址平面格局复原的基础上更进一步。

  随后,与会学者分别从不同角度提出自己的看法并展开讨论。

  霍巍教授指出,在历史时期考古发现中,墓葬遗存或石窟寺遗址的形态一般较为固定,而城址由于人的活动会出现很多情况,再加之功能和地理环境的制约,又会出现一些变数,如何对城址进行研究,王子奇博士给了我们一个深入严密的思考。同时霍巍教授以大昭寺为例,指出历史上大昭寺历经修缮,如果我们直接将其作为唐代的大昭寺进行类型划分,就很可能得出错误的结论。

  王煜副教授认为王子奇博士对宋元地方城市研究方法的思考对于今后历史时期的考古学研究具有很大意义,目前历史时期考古的青年学界普遍形成一股对研究方法反思的思潮,其中谈得最多的是对类型学的反思,如人大的沙龙就专门有一期叫“类型之外”来讨论这个问题,在对墓葬、器物、美术、宗教考古研究的领域中也都专门组织过类似的主题讨论。这并不是大家对历史时期考古研究中类型学方法的放弃,类型学研究在历史时期考古研究中依然有它的适用领域和重要地位,也有它的历史贡献和现在、将来的发展,而是新一代研究者对方法的多元化、目的性的追求。学术研究应根据问题、材料、目的来主动选择适合的方法,也有责任在具体的研究中发展原有的方法、引进其他学科的方法和探索新的方法。王子奇博士的报告给我们许多启示。

董华锋副教授提问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董华锋副教授提出宋元时期城址中寺庙布局是否有规律、受哪些因素影响的问题。王子奇博士回应说,以前有学者认为辽金时期的寺院可能更多的分布在城的西北部,但目前还看不到寺庙布局的统一规律。董华锋副教授补充说,自己关注这一问题的原因主要是成都地区陆续发现了很多南北朝时期的佛教遗存,有些是寺院遗址,有些是窖藏,但很奇怪的是这些遗存只出现在今天成都城一环路的西北角,与之相关的文献是说成都西北角这一时期人口较多,这些引发了自己的思考。

  钱云博士认为北宋新建城集中在北方地区,且靠近当时的边境地区,提出其中可能存在一些特殊现象,不一定能作为代表进行研究的问题。王子奇博士回应说,自己也有过这样的思考,宋代南方、北方的城市应该有区别,南方地区的城普遍是宋代城的扩建。

张薇薇博士报告

  本期沙龙最后一场专题报告来自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的张薇薇博士,她的报告题目为“江南市镇的考古学观察——以上海朱家角镇为例”。她首先对江南市镇的考古学研究情况作了介绍,对研究的必要性、研究对象的属性和研究的主要内容作了说明。随后她以上海古镇朱家角镇为例进行了案例分析,她先介绍了朱家角的地理位置和历史沿革,由此引申出“朱家村”出现的时间和原因、朱家角市镇如何形成、市镇核心区的变迁、功能区的确立等问题。南宋到元代淀山湖大量内缩,为朱家村的出现提供了一个地理上的可能性,此外据历史地理学者研究,历史时期淀山湖在江南的漕运中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枢纽作用,这样就容易理解为什么在元代出现了朱家村这样一个聚落,同时在元代也修了圆津禅院、慈门寺这样一些大型寺庙。关于朱家角市镇如何形成的问题,张薇薇博士先对朱家角镇现今状况进行了介绍,同时结合文献记载进行了分析:正德七年的《松江府志》中对于朱家角没有任何记载,但在万历二十五年的《青浦县志》中则记载其“贸易花布,为今巨镇”,文献中也记载了万历年间放生桥的修建、慈门寺及圆津禅院大规模的修缮,这说明万历年间朱家村由原来的村落跃升为以棉布为主要产业的市镇。主要原因是万历元年青浦县治由青龙镇移到唐行镇,这时朱家角可能已经作为唐行镇的一个副中心。

朱家角镇产业更替导致水运线路变迁

  朱家角镇分为西市、中市和东市,中市是核心区,现存有元代和晚清的遗迹,但未发现明代和清代早期的遗迹,从《嘉庆珠里小志》的记载来看,康熙之前的中市荒凉冷落,同时中市的城隍庙也是乾隆时期搬迁来的,而且现存规模并不小,这似乎说明乾隆之前中市的这一块区域没有大型的建筑群。由此张薇薇博士探讨了朱家角镇核心区变迁的问题,从文献记载来看,《嘉庆珠里小志》记载“康熙时,珠里商贾贸易骈阗,东市明记场、茶场、酒肆为京洛标客居停之所”,这似乎表明朱家角镇在明代崛起的核心区是在东市;从东市的现存遗迹,并结合对《嘉庆珠里小志》的考证来看,在报安桥一带明代新建的建筑密度是整个镇内最大的,文献中的证据似乎表明明代万历以后镇域的核心区是在东市,这是它最早形成的一个核心区。中市与东市空间格局的差异或反映了东市的格局是在市镇发展初期自发形成的商贸形态,而中市则是核心区转移后在旧有格局基础上妥协、集聚而成。结合《嘉庆珠里小志》的记载来看,张薇薇博士认为核心区的转变是由于镇内产业的更替,朱家角一南一北有两条河道,传统的棉业主要经南漕港运往松江府,而东市的报安桥一带是与南漕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东市是南漕港的分支;清代中叶由于洋纱洋布的侵入,传统棉业逐渐衰落,米业成为朱家角的主要产业,而运送目的地是上海,因此对北漕港的诉求更大,水运线路的变迁,最终导致核心区的变迁。而现在东市的河和房之间还有两米宽的空地,这可能与当时棉业运输有关。

  西市的状况是“不列市肆”,西市现存的三座桥中,福星桥和中和桥修建的规格明显是镇内规格最高的;西市巷弄数量较多,很多在入口处有精美装饰;西市现存的还有席氏住宅,从文献记载来看是明代万历年间席氏兄弟二人的别业,两人属于徽商,住宅从建筑风格来看也属于明代,从其南北六进,坐北朝南,最后一进紧邻西市市河的背水布局来看,西市并不具有商贸的功能。综合这几方面现状的考虑,可以断定西市实际上从明到清一直属于士族居住的园林、宅邸区。

  最后,张薇薇博士从朱家角镇提出了以下思考:一是市镇功能对市镇格局的影响,导致不同市镇类型的出现;二是“市河”的内涵与定位,市河不一定承担商贸功能,更多的是面向镇内居民的生活诉求;三是市镇功能区的确认与划分,在市镇中应该存在一个园林宅邸区,且临近交易区;四是对“因寺成镇”的类型再思考,市镇出现的契机是因为寺庙还是寺庙所在地的交通,这值得进一步思考。

  之后,与会学者分别从不同角度提出自己的看法并展开讨论。

  刘涛副研究员提出研究依据的材料和倭寇、明末战争对朱家角镇影响的问题。张薇薇博士回答说,研究的材料主要依据文献和田野调查资料,具体到文献,除了明清的方志,还有其他河渠志类的材料,在古今重叠型城址中,更多地是依据现状,比如格局的差异、建筑的尺度、现存的遗迹点等,目前只能基于一些现有的条件来做研究;嘉靖时期的倭寇的确是一个问题,但明代晚期至清代前期朱家角镇还是在发展的,它发展的核心在东市,可能外来的战争对它的影响在镇里体现得不是特别明显。

  罗二虎老师认为张薇薇博士对朱家角镇的考古学观察开阔了我们的视野,对一些自然形成的小城镇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同时他提出东市更像是码头,中市更像是商贸区,贸易可能是在中心区完成,而转运可能是在码头完成。张薇薇博士回应说,东市是一个完成对外贸易的主要场所,而中市是完成对内贸易的主要场所,一个很明显的原因是从现在的格局来看,中市明显不是一个亲水的格局,它的房屋是背对着水,表明它对河道没有很强烈的功能诉求。

  钱云博士对核心区的转移提出疑问,从中市存在元代和清代建筑,缺少明代建筑的情况,提出中市可能本身就是一个集市,中途因为某种原因而衰落。张薇薇博士回答说,中市元代圆津禅院格局还是可以确定,它有一个典型的特征是没有统一的中轴线,这符合南方山林寺庙的一种格局,而这类寺庙的选址通常是人烟较少的地方,因此元代时中市或许并非集市。

  王子奇博士指出,目前做经济史、历史地理、建筑史、城市史研究的学者都关注江南市镇的研究,其中最薄弱的部分是考古方面。徐苹芳先生认为宋以后市镇的兴起也应该是考古学家所关注的。另外在江南市镇其他领域的研究中也存在一些问题,要把不同时期市镇的格局搞清楚,还需要考古学家的参与,这对市镇的保护开发具有重要意义。张薇薇博士也提到,目前朱家角镇的保护规划中,明代的核心区东市是在保护区之外的,城镇保护的核心是能够保留不同历史时期的遗存,而目前的保护规划是以现状为主导,缺乏历史性的梳理,从这个角度来说,目前朱家角镇的保护规划是不合理的。

  徐龙国研究员认为张薇薇博士把经济、航运都考虑进去的研究对我们是有启发意义的,同时也提出应关注调查发现的器物,比如瓷片、砖瓦、建筑构件等,这些实物能更具有说服力,当然能否实行也要看实际情况。

罗二虎教授总结发言

  临近尾声,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罗二虎教授进行了总结发言,他首先说明自己对古代城市关注不多,通过五位学者的发言,自己也收获很大。然后他指出,五位汇报者都有长期的学术积累,而且他们的研究都是基于对学术动态非常了解的情况下进行的,这一点很重要;五位学者的发言给了我们很多方法论上的指导,比如说对类型学的思考,在考古学的发展史上,类型学也是在不断完善发展的。最后,罗二虎教授谈了自己的两点感受,一是历史时期考古学受狭义的历史学影响很大,但两者还是有一个学科定位的差异,我们首先还是应该把考古学的资料独立地进行分析,避免文献带来的先入为主的思维模式,但在历史时期考古学研究中,如果不利用文献资料,就会散失很多信息;二是随着考古学的发展,除了关注重要问题外,还应该关注一些其他问题,以都城研究为例,除了政治制度之外,还可以关注文献中记载较少的社会生活方面,历史时期文献资料虽然丰富,但文献不能替代考古所直接接触的材料。

沙龙现场

  最终,在历经八个半小时的精彩讲演与充分讨论后,本期沙龙在全场师生们的热烈掌声中圆满结束。让我们一同期待下一期沙龙的精彩内容。

  (审阅:王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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