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一、诸夏龙文化的形成在我国的古代文献中，常可看到有关诸夏 崇龙的记载。诸夏之近世祖先是鲧和禹。《说文》云：“鲧，鱼也。”《左传·昭公十七年》说鲧曾“化为黄熊。”《山海经·海内经》注引《归藏·启筮篇》云：“鲧死，三岁不腐；剖之以吴刀，化为黄龙。”鲧，称为崇伯鲧，是嵩山地区族团首领，其祖神是鱼龙与熊龙。大禹之母是修己，“修己”的意思 ...

一、诸夏龙文化的形成

在我国的古代文献中，常可看到有关诸夏[1] 崇龙的记载。诸夏之近世祖先是鲧和禹。《说文》云：“鲧，鱼也。”《左传·昭公十七年》说鲧曾“化为黄熊。”《山海经·海内经》注引《归藏·启筮篇》云：“鲧死，三岁不腐；剖之以吴刀，化为黄龙。”鲧，称为崇伯鲧，是嵩山地区族团首领，其祖神是鱼龙与熊龙。大禹之母是修己，“修己”的意思就是一条长蛇。《列子·黄帝篇》称夏后氏为“蛇身人面”，大概就是以鲧曾“化为黄龙”这一说法为依据的。《竹书纪年》、《山海经》都说大禹治水时，江中有“黄龙负舟”，说明大禹之得天下是有龙相助的。《尚书·大传》载夏禹在受禅时，“八风修通，庆云业聚，蟠龙奋迅于其藏，蛟鱼踊跃于其渊，龟鳖咸出其穴，迁虞而事夏。”意思是说夏代的元祖禹，在受禅于虞舜之位时，以“蟠龙”为首的部族，都无不踊跃，以拥戴夏禹。《史记·封禅书》又云：“夏得木德，青龙止于郊。”更说明夏以“青龙”为瑞，以标示其德。根据文献记载可知，夏代器物的造型和装饰图案，也常刻画龙的形状，《礼记·明堂位》就载夏后氏用龙勺为食，以二龙相交的图案来象征其王权。说明夏代崇龙思想是很浓厚的，且极为盛行。

“龙”何以成为王权的象征，这可能与“龙”字本身的原始意义有关。《诗·小雅·蓼萧》：“既见君子，为龙为光。”《毛传》：“龙，宠也。”《郑笺》：“‘为龙为光’言天子恩泽光耀被及己也。”龙和宠是同源词。由是可证，龙的原始含义是“伟大而光荣”。[2]

诸夏民族将夏禹尊奉为他们诸部族的共同元祖，而且将夏禹“神圣”化为龙。虽然《列子》、《竹书纪年》、《山海经》、《尚书》、《易经》等多出自春秋、战国之际，有的甚至更晚，难免神话历史化或历史神话化之嫌，但它至少可反映出这样一个事实，即诸夏部族的崇龙意识是由来已久的，而且崇龙意识又与对夏禹的崇拜密不可分。况且《山海经》、《易经》等文献的萌芽期还是相当早的。

关于龙的文字记载在《山海经》中是相当多的，如书中所记有龙神的山就有335座。[3] 《易经》里的龙神也是俯拾皆是。《山海经》，按西汉刘歆以来的正统说法，都认为是大禹、伯益所记。[4] 最初见于记录大概已迟至战国时代。而《易经》的萌芽期可能早至殷商时代。也就是说，我国有关龙的文字记载大概距今约三千年。

如所周知，禹生活的时代约在公元前21世纪左右，距今有4000多年的历史，从考古发现看，龙崇拜在诸夏中的形成当为时更早。

1987年5月，考古工作者于河南濮阳市西南西水坡，发现一处仰韶文化早期遗址，内有用蚌壳摆成的三组蚌龙图案。第一组是墓葬（编号M45），墓主人居中，头南脚北，东西两边分别埋有用蚌壳摆成的龙形图和虎形图。第二组为龙、虎、鹿。第三组为奔虎和人骑龙。龙虎图案所用蚌壳大小不等，形态各异，真体形象栩栩如生。此遗址经放射性碳素测定，距今大约有6000多年，早于传说中的皇帝与颛顼时代，故濮阳蚌龙被誉为“中华第一龙”。[5]

河南濮阳西水坡天下第一龙

在年代上比之更早的龙在近年又有新发现，如1994年6月至1995年5月于辽宁阜新县色拉乡查海村原始社会聚落遗址中发现的巨型龙形堆塑。该龙形堆塑系用红褐色大小不等的石块堆砌而成。龙头、龙身石块堆摆厚而密，而尾部石块则较轻松，给人以巨龙腾飞之感。龙头朝西南，龙尾朝东北。其时代距今约有7000或8000多年。年代比之晚一些的与龙有关的文物在辽宁西部、内蒙古东南部的大凌河和辽河流域都有发现，其时代一般都在7000多年前至3000多年前之间。著名者有内蒙古敖汉旗小山遗址发现的刻有龙纹的陶尊、以及内蒙古翁牛特旗三星他拉村红山文化遗址中发现的大型玉龙（距今约5000年）和敖汉旗大甸子遗址龙形纹饰的陶器（距今约3400年）。[6]

龙纹陶片，阜新查海，距今8000年

蜷体玉龙，赤峰红山文化

玉猪龙，朝阳牛梁河，新石器时代

龙凤玉佩，朝阳牛梁河，新石器时代

1993年底在湖北黄梅还发现了一条5000多年前用河卵石塑成的龙。龙头形为牛头并作冠状，龙口大张，长舌吐出并向上卷至头部；腹下两足为爪状；龙身呈波浪形，尾上卷。龙背上有一不规则状鳍。[7]

此外，在河南偃师二里头夏文化中发现有螭龙图案，内蒙古赤峰下家店下层文化中有龙形纹饰，山西襄汾陶寺龙山出土有彩绘龙纹陶盘，河南安阳殷虚妇好墓也出土有龙首人玉饰，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濮阳蚌龙以未加工的天然蚌壳为原材料，采用仰、俯、叠、压等技法摆塑而成，与我国传说中的龙的形貌基本一致：马头、鹿角、蛇身、鹰爪、鱼尾。[8] 肢体、爪部清晰，形象分明，神态生动，摇首摆尾，其造型和商周青铜器、汉唐古器物上的龙的造型一脉相传，与宋墓出土的青龙图案极为神似，基本具备中国龙的外貌特征，是中国后世龙造型的鼻祖。[9] 黄梅卵石龙与濮阳蚌龙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仅有头部略有差别。而红山文化中的龙图象则明显与之有别，它们独具特点，自成体系：最初的龙为滚圆、修长的身躯，呈蛇形。后来演变为猪头蛇身，双耳高耸，獠牙突出，身体卷曲如环，开口很小。然后是头部、双耳变小，身体渐细，开口增大。最后演变为吻部细长前伸，双耳隐去，身形细长如蛇，眼睛由圆形环目变为梭形细长目，猪的特征逐步消失，而越来越具龙的形象。[10] 这种差异的存在，不难看出，以濮阳蚌龙和黄梅石龙为代表的中原文化的龙图象与中国传统龙的形象更为接近，当与中国封建文化中的龙有直接的渊源继承关系。

这里特别需要强调的一点是，尽管东北龙与中原龙在造型上差异不小，但并不妨碍它们证明同样一个事实——早在炎黄时代之前，东北地区的先民与中原地区的先民一样，都有过崇拜龙的信仰，显示出中华民族各地文化差异性与一致性的共存。

遗憾的是，在中原地区尚未发现比濮阳蚌龙年代更早的龙。濮阳蚌龙的塑造已相当成熟，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原始社会时期与商周以后龙的形貌最接近的龙，是原始社会时期最成熟、形象最逼真的龙，表明当时中原地区人们的想象力与创造力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准。推而论之，在此之前，中原地区龙崇拜的产生与发展已经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期间至少有二三千年的历史。其造像的演变，也必然要经历类似于东北红山文化龙崇拜的发展过程，最早的形态亦应是蛇。[11] 所以笔者认为，龙崇拜的最初形成地还应该是中原而非大凌河和辽河流域。

二、诸夏龙文化向周邻的辐射

龙崇拜这一文化现象在诸夏中一经形成，即不断地向外传播，大凌河和辽河流域龙崇拜遗物的发现即可视为龙文化向北传播的一个例证；同样地，黄梅石龙的出现亦应与龙文化的南传密切相关。黄梅石龙与濮阳蚌龙在形貌上是非常接近的，但有一点差别极应引起重视，即时代较早的濮阳蚌龙早已是马头蛇身了，而黄梅石龙却仍是牛头蛇身。大凌河和辽河流域的猪龙文化在3400年前就开始衰落了，黄梅的牛头蛇身龙也未为后世所继承，只有濮阳系统的马头蛇身龙被广泛接受。

诸夏与诸羌早期杂居共处，活动于我国的西北高原地区，所以，古代典籍中，每每有“禹生于西羌”之说。[12] 《诗·商颂》有诗言：“自彼抵羌，莫敢不来王。”看来，至少从商代开始，中原文化就应该对羌族已有所影响了。应该指出，自夏至商，中原的龙文化已很兴盛，但在诸羌中，还无法看到有关龙文化的痕迹。如，青海卡约文化中发现的陶器纹饰种类不少，有云雷纹、鱼纹、蛙纹等多种，却没有龙纹的装饰，很多瓶、罐、壶等陶器的造型，有多种禽兽虫鱼的形状，独无类似龙的造型者。[13] 卡约文化为周初活动于河、湟之间羌人一支系的遗存，说明那个时代河、湟间的羌人，尚无夏文化中龙的意识。

汉代瓦当四角龙

春秋战国时期，秦日益强盛，羌人被迫离开青、甘高原向西、向南的山岳间流徙，在迁徙过程中，与诸夏文化有了越来越多的接触，逐渐形成了龙的意识与崇龙思想。可以从诸羌“文化行囊”中的《九隆神话》看到，它本来是诸羌原始的“感生”型神话，后逐渐演变为“龙”神话的发展，是在诸羌南徙的漫长岁月中完成的。大致到秦汉时代，诸羌龙文化就已相当兴盛了，史籍称哀牢夷“种人皆刻画其身，象龙文。衣皆着尾。”[14] 既是对哀牢夷，也是对诸羌文化中龙崇拜现象的真实写照。

诸羌的南徙，是沿着岷山山脉以西的山道行进的，在越过岷江、大渡河、雅砻江后，到达了金沙江流域。其“文化行囊”中的借自诸夏的龙文化，又在这一地区生根开花。具有洱海区域文化特色《九隆神话》就是在洱海区域农耕文化中的“水神”与诸羌文化中的“龙”结合后形成的。《九隆神话》见录于《华阳国志》、《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引录自2世纪成书的应邵《风俗通》（今本《风俗通》已佚其文）。庶几乎可以说明，东汉时期洱海地区的社会意识中，就已有了崇龙思想。[15]

在东南地区，百越族崇龙思想亦相当浓厚。《史记·越世家》载：“越王句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祀。”夏后氏崇龙，百越族直接继承了这一传统。《淮南子·泰族篇》许慎注：“越人以箴刺皮为龙文，所以为尊荣也。”《汉书·地理传》应邵注：“[越人]常在水中，故断其发，文其身，以象龙子。故不见伤害也。”《说苑·奉使篇》说，越人“处海垂之际，屏外蕃以为居，而蛟龙又与我争焉。是以剪发文身，烂然成章，以像龙子者，将避水神也。”说明百越族自认为是龙的后代，文身象龙子，即可得龙神护佑。古代百越族分布甚广，遍及华南两广地区。百越族中有的曾立国称王，如南越、闽越，等。他们有的后来与汉族融合，有的发展为其它少数民族，如南方的壮族、侗族、傣族、布依族、黎族、水族等。

在北方地区，匈奴人对龙的崇奉也频见于史书。《史记·匈奴列传》称：“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夏后氏崇龙，作为夏后氏苗裔的匈奴自然地继承了这一传统。《匈奴列传》说“[匈奴酋长于]五月大会龙城，祭其先、天地、鬼神。”《索引》引崔浩云：“西方胡皆事龙神，故名大会处为龙城。”《后汉书·南匈奴列传》载：“匈奴俗，岁有三龙祠，常以正月、五月、九月戊日祭天神。”后来匈奴分为南北二部，南匈奴在龙祠祭祀时，兼祀汉帝。

龙纹金捍腰，通辽陈国公主墓，辽代

在古代新疆的焉耆，生活着一种成为“龙部落”或“龙家”的部族。《魏书·焉耆传》载：“焉耆国，在车师南，都员渠城，白山南七十里，汉时旧国也……其王姓龙，名鸠尸卑那。”原来，焉耆王室都姓龙，故当其国臣民随诸王迁徙内地，因以被称为龙部落或龙家。他们在安史之乱后，散落于甘（今甘肃张掖）、肃（今甘肃酒泉）、伊（今新疆哈密）诸州，各有首领。后归附于唐，受沙州归义军政权所辖。[16]

新疆出土龙纹金带扣

今天，在我国五十六个民族中，除汉族外，尚有为数众多的少数民族都有崇奉龙的意识，如壮族、彝族、白族、哈尼族、苗族、瑶族、黎族、仫佬族、京族、傣族、傈僳族、纳西族、阿昌族、怒族、德昂族、独龙族、基诺族、布依族、侗族、水族、畲族、高山族、蒙古族、满族、朝鲜族、赫哲族、达斡尔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回族、藏族、锡伯族、土族、裕固族、门巴族、羌族、拉祜族等等，占了中国少数民族种类和人口的大多数。

三、中国龙与印度龙的关系

诸夏龙崇拜不仅传遍中国各地，而且还传到了印度。

印度佛经中对“那伽”，即龙的记载俯拾皆是。龙树《大智度论》云：“那伽，秦言龙也。”中国称“龙”，梵语称为“那伽”。《海龙王经·诸佛品》云：“龙王诣灵鹫山，闻佛说法，信心欢喜，欲请佛至大海龙宫供养，佛许之。”僧伽跋陀罗译《善见律毗婆沙》卷2详细描述了高僧末阐提与罽宾国恶龙阿罗婆楼斗法的故事：

尔时，罽宾国中有龙王，名阿罗婆楼。国中种禾稻，始欲结秀，而龙王注大洪雨，禾稻没死，流入海中。尔时大德末阐提比丘等五人，从波咤利弗国飞腾虚空，至雪山边阿罗婆楼池中下，即于水上行住坐卧。龙王眷属童子入白龙王言：“不知何人，身着赤衣，居在水上，侵犯我等。”龙王闻已，即大嗔忿。从宫中出，见大德末阐提，龙王忿心转更增盛。于虚空中作诸神力，种种非一，令末阐提比丘恐怖。复作暴风、疾雨、雷电、霹雳，山岩崩倒，树木摧折，犹如虚空崩败，龙王眷属童子，复集一切诸龙童子，身出烟竟，起大猛火，雨大砾石，欲令大德末阐提恐怖。既不恐怖而便骂言：“秃头人！君为是谁？身着赤衣。”如是骂詈，大德颜色不异。龙王复更作骂言：“捉取打杀！”语已，更唤兵众，现种种神变，犹不能伏。大德末阐提以神通力蔽龙王神力，向龙王说：“若汝能令诸天世人一切悉来恐怖，我者一毛不动。汝今更取须弥山王及诸小山掷置我上，亦不能至。”大德作是语已，龙王思念：“我作神力，便已疲倦，无所至到。”心含忿怒，而便停住。是时大德知龙王心，以甘露法味教化示之，令其欢喜归伏。龙王受甘露法已，即受三归五戒。與其眷屬八萬四千俱受五戒。[17]

从这一记载可以看出，龙王阿罗婆楼原居于罽宾国（今克什米尔），威力无比巨大，有致暴风骤雨、雷电霹雳的神通力，可使山崩地裂，树木摧折。因其毁坏农田，荼毒生灵，佛教大德末阐提比丘遂起而慑之，通过与龙王的斗法以护佑众生。由于龙王之神通力远在其下，不得不屈从，并率众皈依佛教，受三归五戒，成为佛教的护法神之一。显而易见，这里的龙王与中国传统概念中的“龙”，亦即叶公好龙中的“龙”是大相径庭的。

阿富汗黄金之丘发现的龙王

瓜州榆林窟第38号窟八龙王图

类似的故事又见于义净译《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药事》卷9，文称佛曾与无稻芉龙王斗法。其故事情节跌宕起伏、曲折生动，非常引人入胜。[18] 诸如此类记载，在佛教经典中甚多，兹不能一一标举。

稽考史乘与各种文献，可以看到，印度龙和中国龙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印度人的观念中本来是没有龙的。印度龙是在中印文化交流，特别是在中印佛教文化交流初期由中国传去的；中国龙种到印度后，和印度本土传统相结合，形成了印度龙种。

在印度，与龙有关的考古材料，最早者为公元前1世纪西印度阿旃陀石窟第10号窟的壁画《龙王及其家族》以及和纪元前后阿旃陀石窟第9号窟的《龙族向菩提树礼拜》，晚于中国辽宁阜新查海巨型龙形堆塑5000~6000年，比濮阳蚌龙晚4000年，比内蒙古三星他拉玉雕龙也晚出3000年以上。印度龙之见诸文字记载，更是迟至公元2至3世纪之间，可见于龙树著《大智度论》中，比中国的文字记载要晚1000年上下。

这里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印度佛经中的龙王，与诸夏龙文化中的龙完全是两码事。“龙王”一词来源于印度，梵语作Nāga，音译“那伽”。意思是蛇，所谓龙王者实际上就是蛇王。[19] 有人之所以常把Nāga与龙混淆，是由于忽视了Nāga一词在历史上的演变情况而造成的。在印度史诗《罗摩衍那》中，常可见到Nāga一词，但明显和龙没有一点关系，通过书中内容就完全可以看得出来。如文中有言：

我从来没有看到什么人，能够飞越大海天堑；除非是金翅鸟和飞神，还有哈奴曼。罗波那保卫着楞伽城，谁也无法把它进攻；天神、檀那婆、夜叉没法去，乾闼婆、龙王、罗刹也不行。[20]

这里的“龙王”(Nāga)，与天神、檀那婆、夜叉、乾闼婆、罗刹一样，都无“飞越大海”之神通，足以证明《罗摩衍那》中的Nāga和大海是没有多少关联的。同一史诗还称：

你（指罗刹王——引者）杀死了成群的夜叉……檀那婆的主子莫那，害怕你……把亲生的女儿送给你作你的妻……你走到阴间，把那些龙王战胜……婆楼那的那些儿子们……都屈服于你。[21]

可见，在印度人的原始观念中，“龙王”（Nāga）既不司水，也不辖海，职掌在于阴间和地狱之各种事务。

在时代略晚于《罗摩衍那》的《摩奴法典》中，也常出现Nāga一词，也被译作“龙王”。与《罗摩衍那》所载一致，这里的Nāga同住于地狱之中，诚如法国学者迭朗善（Loiseleur Deslongchamps）在该书法译本中所解释的那样：

Nāgas是人面、蛇尾、蛇长颈的半神，以跋修基（Vāsouki）为王，住地狱中。[22]

除了古文献的记载外，印度至今还存在着可说明这一问题的活证据。今印度东部有那伽兰（Nāgaland）邦，即“蛇地”之意。当地居民至今仍然非常崇拜蛇。

中国龙是多种动物复合的图腾物，印度龙虽然不是图腾，但印度僧人也力图赋予其多种动物的特征，如《大方等大集经》卷58《须弥藏品》即称：

善住龙王为一切象龙王，此难陀龙王婆难陀龙王为一切蛇龙主，次阿耨达龙王为一切马龙主，此婆楼那龙王为一切鱼龙主，此摩那苏婆帝龙王为一切虾蟆龙主。[23]

象、蛇、鱼、虾均为大地上的水陆生灵，由此可看到印度龙仍保留有“地神”的一些特征。

地位的改变是印度龙和中国龙在质上的最大区别。中国龙是图腾性质的，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但印度龙却从未如此荣耀过。在印度佛教创建及发展的初期，印度人的崇拜物主要是金翅鸟。按印度神话，毗湿奴是骑在金翅鸟的身上飞行的，因此金翅鸟就成为毗湿奴本身的象征。除金翅鸟外，印度的古代雕刻中还常见有其它动物，孔雀王朝时代于波罗奈城外鹿野苑建立的石柱上刻有四只蹲踞雄狮的半身像。而属于同一时代的拉姆普瓦石柱上刻的却是一头精美而健壮的瘤牛。其它如象、马，也是孔雀王朝石柱柱头上常见的动物。这四种动物在佛教中被称作“四神”。

在印度教神话中，受崇拜的是金翅鸟，蛇仅仅处于一般神怪的地位；而在佛教创建及发展的初期，金翅鸟仍然是人们崇拜的对象，狮、象、马、瘤牛也以“四神”的地位而受到敬拜。蛇，以及所谓的“龙”，其地位在佛教中虽有所提高，但也未达到至高无上的地位。例如，在印度流传的金翅鸟擒走龙女的神话题材中，一些龙女被刻画为酒神祭司之类的形象；在南印度阿马拉瓦提的圆浮雕中，龙神的形象常常是绕佛钵行礼的礼拜者。没有一个形象是至高无上的。至于佛经中常见的“天龙八部”，其中的“龙”，也不过是很普通的护法神而已。[24]

四、结论

通过上文的论述，可以得出如下几条结论：

1．龙起源于诸夏，形成时代大约在9000年左右；

2．濮阳蚌龙的时代虽比阜新查海龙为晚，但它与中国传统文化中龙的形象更为接近，当与中国封建文化中的龙有直接的渊源继承关系；

3．诸夏龙文化流风原被，直接影响到周边地区，对中华各族龙崇拜意识的形成起到了关键作用；

4．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龙种传到印度后，和印度本土文化传统相结合，渐次形成了与中国龙不同的印度龙种。

总之，龙文化如同汉语言文字、儒家文化、道家文化一样，在中华民族的形成以及历史文化的发展史上，一直起着纽带作用，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容忽视的内容，同时它也是联系中国与南亚，尤其是印度之间宗教文化关系的一条纽带。

注释：

[1] 诸夏，本文特指繁衍生息于中原地区及其周边的夏后氏诸部落，与古代汉族的自称——“华夏”意近，但外延要小一些。

[2] 布谷：《笔记二则——“龙”的原始义：伟大而光荣也》，《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1995年第1期，第1~2页。

[3] 许顺湛：《龙文化与中华民族》，《寻根》2000年第1期，第27页。

[4] 袁珂校注：《山海经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1页。

[5] 杨育彬：《河南文物考古四十年》，《史学月刊》1989年第4期，第2页。

[6] 张永江：《论红山文化的几个问题》，《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1990年第1期，第23~24页。

[7] 陈树祥:《黄梅发现新石器时代卵石摆塑巨龙》，《中国文物报》1994年8月22日第1版。

[8] 华惠伦等主编：《龙》，上海：上海科技出版社，1990年，第40页。

[9] 2000年贵州省关岭县发现的长达3米的古脊椎动物化石，因形近传说中的龙而被误称为“新中国龙化石”，引起了诸多误解。龙是传说中的神物，何来化石？

[10] 孙守道、郭大顺：《论辽河流域的原始文明与龙的起源》，《文物》1984年第6期，第16页。

[11] 吉成名：《龙崇拜起源新论》，《民俗研究》2000年第1期，第79页。

[12]《史记·六国年表》、《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后汉书·戴良传》、《新语·述事篇》等。

[13] 俞伟超：《关于“卡约文化”和“唐汪文化”的新认识》，《中亚学刊》第1辑，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5页（修改稿收入氏著：《先秦两汉考古学论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195页）。

[14] [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卷86《南蛮西南夷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848页。

[15] 赵橹：《论白族龙文化》，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30~34页。

[16] 陆庆夫：《从焉耆龙王到河西龙家——龙部落迁徙考》，《敦煌研究》1997年第2期，第169~178页。

[17]《大正藏》第24卷，No. 1462，第685页上~中栏。

[18]《大正藏》卷24，No. 1448，第40页中～下栏。

[19] 季羡林：《〈西游记〉里面的印度成分》，《中印文化关系论文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第172页。

[20] 季羡林译《罗摩衍那·战斗篇》（下），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第3页。

[21] 季羡林译《罗摩衍那·战斗篇》（下），第45、46页。

[22] 马香雪汉译：《摩奴法典》，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13页注7。

[23]《大正藏》第13卷，No. 397，第389页上栏。

[24] 胡同庆：《略论印度龙与中国龙的关系》，《新疆社会科学》1986年第5期，第108页。

　　编按：本文原刊《东方研究》2002-2003年卷，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3年，第75—88页，引用请参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