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28日下午就我国考古最新发现及其意义为题举行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当今中国正经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进行着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创新。我们的实践创新必须建立在历史发展规律之上，必须行进在历史正确方向之上。要高度重视考古工作，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提供坚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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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历史的重要性与必要性

　　 国家层面为何如此重视历史？我们又为什么要学习历史？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是世界古代历史中唯一没有中断过的文明，确定有文字记录的历史也逾数千年。强调：“在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伟大的民族精神和优秀传统文化，这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长盛不衰的文化基因，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要结合新的实际发扬光大。”从社会与文化层面来说，历史决定着一个国家与民族的兴衰，是一个民族宝贵的精神力量。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写道：“我们不但要在个人的今昔之间筑通桥梁，而且社会的世代之间也得筑通桥梁，不然就没有了文化，也没有了我们现在所能享受的生活”。在一个很长的时空维度下，历史是我们每个人的历史，每个人与他们祖先的故事。个人的历史、族群的历史、民族的历史，造就了今天国家的历史、人类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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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对于历史的重要性

　　 中国考古学诞生之前，人们经常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中国文化传统悠久，一般的学术及其特殊的分支古物研究经历了如此漫长的历史，但对古代的研究从未超出阅读书本和对古物猎奇的范围呢？李济先生认为这是因为长期以来历史学者脑、体劳动分离所致。1919年之前，人们的历史知识，大多来自史料典籍，但先秦历史研究中，由于史料记载有限，且谬误较多，致使研究长期以来存在一些困局。1919年“五四运动”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觉醒，“田野方法”作为一种治学手段在中国学者的思想中开始产生影响。自20世纪夏县西阴村、安阳殷墟等多次科学发掘以来，经过近百年的发展，考古学资料极大地开拓了历史研究者的眼光，使研究者得以通过触摸文化遗物、遗迹来深入研究我国古代史。

　　 考古学传入中国以来，以地层学、类型学为基本方法，考古学家们“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资料”（这一口号由傅斯年在1927年提出），不同地区、年代的考古发现，几乎再现了我国自旧石器至今的历史年代框架。安阳殷墟遗址出土的甲骨文确定了商王世系；西周青铜器的出土与金文的研究，将西周十二王的世系与《史记》所载完全对应；一些典型墓葬的发现，如妇好墓，使得人们可以了解当时具体人物的身份、地位与生活，鲜活地扩充了我们从史料中得到的有限信息。

　　 中外考古、历史界的学者们对我国考古的重要性都有清晰的认识。张光直先生曾说中国考古学对于改写世界史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杰西卡·罗森教授认为在欧亚大陆东半，中国是“文明气旋搅动天下的风暴眼”。李零先生曾讲过：“我们做中国考古学，其实也是在做世界考古学。用中国眼光看世界，用世界眼光看中国，一定前途无量。”但传统考古学的研究方法与资料获取手段，已经越来越不能满足整个社会对于考古学的要求。要建立新时期的考古学，不能仅以地层发掘、器物分类作为考古学的最终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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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科技对于考古学的重要意义

　　 近年来，国家对历史学、考古学日益重视。2020年更是提出要建立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科技考古的蓬勃发展、多学科融合解决考古学问题的新方法，为实现这一目标提供了可行之法。基于我国历史特色之上的考古学，最大的作用便是重现我国辉煌灿烂的古代文明。在这一特色之上，使用什么样的研究风格，是考古学中的方法部分，亦是科技力量最能发挥作用的部分。

　　 碳十四、热释光、光释光等技术的引入，使得人们可以更为精确的认知考古出土器物的年代；多种同位素的研究，除了助力器物年代研究，也为不同材质文物的原料产地提供了线索；材料科学与考古学的融合，更使我们得以深入认识古代的科技水平。这些科学技术，在研究文物本体的基础上，其研究成果更加深了人们对古代社会经济、社会生产、社会组织、物料流通、气候变迁等方面的认知。

　　 围绕国家在新时代对考古学提出的要求，结合我国科研工作实际，当下的考古工作应当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在多学科融合的背景下，做好如下工作：

　　 ①考古出土文物原真信息（利用计算机技术、高清晰照相、高光谱、多光谱等技术）的记录、保存与释读，这些信息，包括宏观与微观信息。在实际操作中可以使用现代检测手段如显微镜、扫描电镜、X光照相与各种光谱信息灯对文物信息进行深度提取。文物相关信息一方面包括文物的器型、纹饰、铭文以及残留物、纺织品以及古代工艺痕迹等文物的本体信息，另一方面则是文物的外部环境，如埋藏环境与保存环境等信息，这两大类资料是价值评估、挖掘的基础。据此所进行的文物材料或材质与工艺研究亦是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国古代材料发展研究的基础。

　　 ②出土文物材质、工艺、劣化机理研究，以及基于此的保护修复技术研究、保护材料筛选与研发，皆是文物材料寿命得以延长的科技手段（材料科学等相关学科的基础研究，包括金属材料、陶瓷材料、纺织材料、建筑材料等）。

　　 ③文物的深层研究。这主要包含文物的材料来源与制作工艺两大层面。对文物材料来源的研究可使用铅同位素或高放射铅等技术进行材料的溯源，同时还可利用泥芯等材料进行生产地的追溯。这些研究一方面可以认知古代的物料流通，在物料的原产地与器物的制作地、使用地之间建立物质流通桥梁；另一方面，借助物料的流通，可以更加清晰的认知古代不同文明、地域之间的关系，从而更为清晰的认识当时的社会图景。使用高科技手段，如凝固技术、材料科学等手段进行器物制作工艺的研究。金属器物的铸造工艺、连接工艺的研究，可以从微观到宏观的视角认知古代文明中的科技含量。对不同时期同类型、同组器物的标准化研究，则可精准的量化当时的生产技术，在更深层次上认识当时的社会生产与经济水平。

　　 以上均涉及对现代科技的应用。建设中国风格的考古学，一定是考古学与现代科技及传统文化的深度融合，正如在疫情防治中“中医所发挥的作用”。相信现代科技的融入，加之我国本就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数千年来从未间断的文字、文化与文明，必将使得我国传统考古学焕发新的活力，在认识我国、甚至世界史前史中发挥重要作用。

　　 高校作为国家科研、育人的重镇，我们可以也应当在人才培养方面做出自己的努力与贡献。坐落于陕西西安的西北工业大学充分发挥自然学科的优势，积极将现代科技与考古学、历史学等社会科学深度融合，为解决考古学问题提供新的方法。2017年，我校与陕西省文物局联合，在发挥材料科学等优势学科的基础上成立了文化遗产研究院。

　　 西北工业大学开展文化遗产与文物研究工作，一是基于西工大的特色，将优势学科与文化遗产相融合，用于厘清出土文物的材料、工艺、劣化机理，进而开展保护修复技术研究、保护材料筛选与研发，以使文物寿命得以延长，为文化遗产保护事业添砖加瓦。二是西工大人的责任心使然，长期以来在党和国家的关怀下，一代代西工大人在航海航空航天等领域做出了巨大成就，今天我们也要为国家的文化事业发展，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传播做贡献。

　　 西北工业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成立以来，与国内、省内考古单位、高校深度合作，在文物现场保护、信息提取、材料研究等诸多方面取得了进展，建立了国家文物局壁画保护基地、陕西省科技厅国核基地等重点平台，逾千平方米的文物保护实验室更是文理兼备，为响应国家号召、建设新文科做出了应有的努力。三年来，研究院承担国家级、省部级项目十余项并发表高水平文章多篇；同时亦发挥自己的人才技术优势，积极探索与丝绸沿线国家的多种合作模式，开展在全球视野下的文化与技术的交流研究，成为我国文物研究领域在丝路沿线诸多国家的文化、文明传播者，为研究古代文化遗产、古代文明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展望未来，在考古学、历史学被提上国家重要议程的新时期，我们的考古工作应在传统考古学与科技考古两方面协同作用，一是做好利用考古资料重构我国科技、文明与文化历史；另一方面应加强后备人才的培养，在解决若干考古学重要问题的同时，为国家培养一批文理兼备、学贯中西、具有全球视野的考古学青年人才。让考古事业后继有人、人才辈出。

　　 现代科技与传统考古学两者协同作用、互为补充，加之后续源源不断的新生力量加入到考古学的队伍之中，必将促进我国考古学的迅速发展。现代技术将在文物与遗址的勘探、发掘、提取、保护、研究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技术引入与融合的过程中，也将促进考古学学科的发展，助力人才的培养，并最终在中国特色历史文明的基础上，创立自己的研究风格，为建设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添砖加瓦。

　　（作者单位：西北工业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

编辑：张小筑

审核：李 政

本文刊于《中国文物报》

2021年1月29日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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