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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梅村丝绸之路考古十五讲-吐火罗人的起源与迁徙

摘要: 作者:林海村  问题的提出  印欧人的起源和迁徙  双轮战车与吐火罗人南下楼兰  雅利安人迁徙与吐火罗人再下塔里木盆地  文字是人类社会走向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根据这个标尺,剑桥大学丹尼尔(C.Daniel)教授在1968年提出全世界最古老的、独立起源的古文明发祥地有六个,或称“六大文明”。其中,旧大陆有四个,包括美索不达米亚、埃及、中国、 ...

作者:林海村


  问题的提出
  印欧人的起源和迁徙
  双轮战车与吐火罗人南下楼兰
  雅利安人迁徙与吐火罗人再下塔里木盆地
  文字是人类社会走向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根据这个标尺,剑桥大学丹尼尔(C.Daniel)教授在1968年提出全世界最古老的、独立起源的古文明发祥地有六个,或称“六大文明”。其中,旧大陆有四个,包括美索不达米亚、埃及、中国、印度;新大陆有两个,墨西哥和秘鲁。〔1〕正如现代考古学所揭示的,中国文明和世界其他五大文明一样,有着自己独立的文化体系和起源。然而,中国文明的发展从未与世隔绝,很早就和旧大陆其他古文明发生交往。最能说明这个问题的一个实例,就是中国西部古民族——吐火罗人的起源与迁徙。
  注释
  〔1〕G.Daniel,The First Civilazation:The Archaeology of their Origins,London:Thames and Hudson,1968.
吐火罗人是最早定居天山南北的古民族之一。阿尔泰山与天山之间兴起的月氏人、塔里木盆地北部的龟兹人、焉耆人、塔里木盆地东部的楼兰人,皆为吐火罗系统民族。他们对西域文明乃至整个中国文明的发生、发展都起过相当重要的作用。西亚起源的小麦就是吐火罗人从西方引入中国的。具有千年文明史的楼兰文明、对中国佛教史发生重大影响的龟兹文明,也是吐火罗人创造的。
  新疆出土吐火罗语写卷表明,吐火罗人讲印欧语系的语言。尽管他们居住在印欧语系东方语支(Satem)分布区,但是吐火罗语却具有印欧语系西方语支(Centum)许多特点,与公元前1650—前1190年赫梯王国(今土耳其南部的安纳托里亚)流行的印欧古语密切相关。例如,两者都用-r-作为中间语态后缀。〔1〕所以吐火罗人有可能是最古老的印欧人部落之一,早在印欧语系东西语支分化以前,他们就从原始印欧人部落中分离出来了。
  吐火罗语的发现大大深化了人们对欧亚大陆古代民族分化迁徙的认识。就吐火罗人起源问题,国际学术界进行了一个多世纪的激烈讨论。然而,吐火罗人究竟何时与印欧语系西方语支的赫梯人、凯尔特人、希腊人分离?他们如何千里迢迢来到新疆塔里木盆地?迄今仍是一个谜。研究者对吐火罗人的起源众说纷纭,目前主要有以下三种解释:
  第一,近东起源说,英国语言学家亨宁(W.B.Henning)1978年提出。他认为塔里木盆地的吐火罗人就是公元前2300年出现在波斯西部扎伽罗斯山的游牧部族——古提人,阿卡德人称其为“古提姆”(Gutium),亚述人谓之“古提”(Guti)。公元前2180年灭亡阿卡德王朝,后来推翻巴比伦王朝,主宰巴比伦达百年之久。亨宁分析了《苏美尔王表》记载的古提王名,发现这些名字具有吐火罗语特征。公元前2082年古提王朝被苏美尔人推翻,从此在近东历史舞台上消失。这位英国语言学家推测古提人就在这个时候离开巴比伦,长途跋涉,向东迁徙到塔里木盆地。〔2〕俄国学者加姆克列利茨(T. V.Gamkrelidze)和伊凡诺夫(V.V.Ivanov)深受启发,也将印欧人故乡定在近东,并从语言学角度描述了吐火罗人的迁徙。〔3〕
  第二,西域本土起源说,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教授纳兰扬(A.K.Narain)1990年提出。他认为印欧语各族是在今天中国西部地区形成的,因为大月氏人自远古时代起就在黄河以西和中亚地区定居。〔4〕
  第三,南西伯利亚起源说,爱尔兰学者马劳瑞(J.P.Mallory)博士1989年提出。目前所知年代最早,分布最靠东方的印欧人考古文化,是南西伯利亚的阿凡纳羡沃文化,因此他推测吐火罗人的祖先可能是阿凡纳羡沃人。〔5〕
  上述研究主要基于比较语言学研究,而解决该问题的关键却是考古学证据。20世纪70年代,中国学者开始参与吐火罗人起源问题的研究,并且在考古、语言和人类学三个方面取得重要进展。考古发现已经确认,早在公元前2000年,印欧人在新疆的分布已达天山东麓的奇台,乃至塔里木盆地东部孔雀河流域。研究者相信这些年代最早的、分布最靠东方的印欧人考古文化,就是吐火罗人祖先的文化。
  吐火罗人是什么时候迁入新疆的?吐火罗文化源于新疆境内哪一类考古文化?就此,我们分析了公元前2000—前1500年间新疆境内分布的几种青铜时代文化,发现解读吐火罗人起源的关键是克尔木齐文化。这个文化源于里海—黑海北岸的颜那亚文化,后者的一个支系向东迁徙到阿尔泰山南麓,形成克尔木齐文化。克尔木齐文化后来进一步分化,其中一支南下楼兰,形成小河—古墓沟文化。塔里木盆地中部的新塔拉文化和尼雅北方青铜文化,则是吐火罗文化与中国西部土著文化——羌文化结合的产物。
  注释
  〔1〕H.Pedersen,“Hittite and Tocharian,”Language 9,1933,pp.13-34;A.Meil-let,“Le Tokharien,”Indo-germanisches Jahrbuch I,1914,pp.1-19;D.Q.Adams,“The Position of Tocharian among the other Indo-European Languages,” JAOS 104,1984,pp.395-402.
  〔2〕W.B.Henning,“The First Indo-Europeans in History,” Society and History,Es-says in Honor of Karl August Witfogel,ed.by G.L.Ulmen,The Hogue:Mouton Publishers,1978,pp.215-230.
  〔3〕T.V.Gamkrelidze and V.V.Ivanov,Indo-European and the Indo-Europeans,trans.by Johanna Nicholas,Berlin: Mouton De Gnoyter,1995.
  〔4〕A.K.Narain,“Indo-Europeans in Inner Asia,”D.Sinor (ed.),Cambridge His-tory of Early Inner Asia,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pp.152-176;
  445-449.
  〔5〕J.P.Mallory,In Search of the Indo-Europeans:Language,Archaeology and Myth,London:Thames and Hudson,1989.






  尽管学术界对印欧人起源地尚存争议,但是更多的证据支持德国学者金布塔斯(M.Gimbutas)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的Kurgan(石冢)理论。〔1〕她认为印欧人起源于南俄草原金石并用时代至早期青铜时代石冢文化,这是目前所知年代最古老的印欧人考古文化,亦称“竖穴墓文化”。根据发掘工作比较充分的颜那亚墓地,通称“颜那亚文化”(Yamnaya Culture)。
  颜那亚文化主要有四个地方类型,分别为黑海北岸古墩类型、伏尔加河上游赫瓦邻斯克类型、第涅伯河流域德涅伯·顿涅茨克类型和里海北岸萨摩拉类型,流行时代大约在公元前3600—前2200年。〔2〕其中,古墩类型的年代最早,颜那亚文化就是在这个类型的考古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耐人寻味的是,古墩类型、赫瓦邻斯克类型和南西伯利亚的阿凡纳羡沃文化都使用尖底陶器,德涅伯·顿涅茨克类型和西西伯利亚的辛塔什塔—彼德罗夫斯卡文化使用平底陶器,萨摩拉类型和阿尔泰山南麓的克尔木齐文化则兼有平底和尖底两种陶器,生动地反映了印欧人最初的分化和迁徙。
  早在公元前2200年,印欧人就开始向中亚迁徙,首先来到南西伯利亚的米努辛斯克盆地,形成“阿凡纳羡沃文化”,后者比颜那亚文化大约晚二三百年。〔3〕公元前1800年,阿凡纳羡沃文化被来自北方森林草原的奥库涅夫文化取代。奥库涅夫人属于蒙古人种,是目前所知阿尔泰语系民族最古老的部落之一。直到公元前1600年,安德罗诺沃文化兴起,印欧人才重新恢复了在南西伯利亚的统治。
  阿凡纳羡沃文化兴起的同时,另一支印欧人部落来到阿尔泰山南麓,形成“克尔木齐文化”。该文化是新疆境内年代最早的青铜时代文化之一,主要分布于阿尔泰山与天山之间。早在1963年这个文化就被发现,但在最初的报道中误以为是突厥人墓地,1981年始有较为全面的报道。〔4〕从清理发掘的全部32座墓葬看,这个墓地沿用时间较长,从早期青铜时代一直沿用到突厥时代。研究者对克尔木齐文化的定义相当混乱,有阿凡纳羡沃文化、卡拉苏克文化、克尔木齐文化等不同建议。我们说的“克尔木齐文化”仅指这里的早期青铜时代文化。
  克尔木齐文化的墓葬结构和阿凡纳羡沃文化非常相似,例如,用石板构筑方形坟院,坟院内建多座石棺墓(多达6座),墓上建石冢;既有单人葬,亦有乱骨丛葬,显然源于里海—黑海北岸的颜那亚文化。
  另一方面,克尔木齐文化还表现出强烈的自身特点,如在坟院外立墓地石人,随葬石俑、石制容器,陶器类型和纹饰亦与阿凡纳羡沃文化明显有别。所以克尔木齐文化应该是一个自成体系的单独文化,它和阿凡纳羡沃文化处于同一时代,但是不属于同一文化。
  克尔木齐文化的发现具有划时代意义,首次揭示了新疆古代文化与里海—黑海北岸颜那亚文化之间的联系。〔5〕公元前2000年或早期时候,克尔木齐文化在阿尔泰山、天山地区初步形成,分布范围北起阿尔泰山南麓的克尔木齐,南至巴里坤草原。
  既然克尔木齐陶器与阿凡纳羡沃陶器有明确的共存关系,两者必属同一时代,也就是公元前2200—前1900年之间。〔6〕克尔木齐的器物群可分两类:一类以尖底或圜底陶器为代表,另一类以平底陶器为代表。分述于下。
  第一类:以尖底陶器为代表的遗物,例如,克尔木齐M3的双联圜底石罐和圜底石罐、M16的尖底罐、M24的陶豆、M17:2的圜底石罐、青铜刀和铸造这类铜刀或铜铲的石范。克尔木齐的尖底陶器又分阿凡纳羡沃式和克尔木齐式两类,阿凡纳羡沃式陶器有M16的尖底罐、M24的陶豆;克尔木齐式陶器也有尖底罐,但纹饰不见于阿凡纳羡沃陶器,如M16的另一件尖底罐和奇台发现的尖底罐。M17的两件石范相当重要,一件用来铸造铜刀,类型和M16出土的铜刀完全相同,无疑属同一时代;另一件是铸造铜铲的合范,在塔城附近安德罗诺沃古墓中发现过这类铜铲。〔7〕安德罗诺沃文化进入新疆和南西伯利亚后,吸收了当地许多文化因素。从M17出土石范看,这种安德罗诺沃铜铲实际上源于克尔木齐文化。
  第二类:以平底陶器为代表的遗物,如克尔木齐M7和M16的平底罐、M16的平底牛头把石杯、M7的石簇和M21的小石俑等。这类器物不见于阿凡纳羡沃文化,显然是克尔木齐文化特有之物。
  克尔木齐基地最重要的发现,莫过于那些青铜时代的墓地石人,前文列举的六座墓中有四座(M3、M16、M17和M24)发现墓地石人。从墓葬形制分析,另外两座不带石人的墓葬可能和罗布泊地区小河—古墓沟文化一样用木雕人像,所以未能保存下来。据调查,青铜时代的墓地石人在阿尔泰山南麓广为分布。例如,布尔津县有乌求布拉克石人、阿克扎尔森塔斯石人等十几尊石人,富蕴县有苏普特石人、巴斯克阿克喀仁石人和奶牛场石人,青河县有查干郭楞石人和萨木特石人。石人高度在1.3—2.34米不等。〔8〕青铜时代的墓地石人在天山东部亦有发现。例如,哈密市有八大石人,伊吾县有科托果勒沟石人,巴里坤县有石人子乡石人。新疆青铜时代墓地石人以前一概作为突厥石人,〔9〕但是它们实际上属于青铜时代。〔10〕因此,中亚草原石人的历史至少要从克尔木齐文化写起。
  克尔木齐式尖底陶器在奇台县西地乡西坎尔孜遗址亦有发现。由于它和阿凡纳羡沃陶器相似,许多学者以前都以为是阿凡纳羡沃陶器。其实,这件陶器只是器形和阿凡纳羡沃陶器相似,而纹饰根本不见于阿凡纳羡沃文化。在奇台县西地乡某遗址(或墓地)发现了克尔木齐式石俑,〔11〕而阿凡纳羡沃文化并无石俑。由此可知,克尔木齐文化向南一直分布到天山东部。
  此外,西坎尔孜遗址还发现过一口冶炼青铜的石坩埚,口径19厘米,通高38.5厘米,下为圆形长柄。有学者以为是祭祀用具。〔12〕这口坩埚竟然与河南安阳出土的晚商陶坩埚如出一辙,俗称“将军盔”。两者唯一的不同是材料,安阳坩埚用陶土烧造,而西坎尔孜坩埚用石头雕琢。克尔木齐文化的一大特征就是用石料雕琢容器,例如,M3的双联圜底石罐和圜底石罐、M16的牛头把石杯以及M17的铸造铜器的石范等。据此,西坎尔孜石坩埚无疑属于克尔木齐文化。中国内地最早的坩埚是1986—1989年在辽宁凌源牛河梁红山文化后期遗址发现的坩埚残片,年代不晚于公元前2000年。〔13〕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遗址二期地层发现过坩埚残片,时代约在公元前1900年左右。〔14〕如果我们的判断不误,西坎尔孜坩埚将是中国境内目前发现的最古老的完整坩埚。
  据俄国冶金史专家车尔尼克(E.N.Chernykh)研究,欧亚大陆的冶金术可分七区三个发展时期,萨彦—阿尔泰山属于第7区,在第二个发展时期第二阶段开始出现冶金业。公元前3000年末至前2000年初,环里海—黑海地区冶金术走向衰退,在欧亚草原西部被洞室墓文化取代。中亚冶金术走上独自发展的道路,开始利用草原东部萨彦—阿尔泰的原生矿。在西亚冶金术影响下,青铜铸造技术有了较大变化,采用封闭式合范〔15〕,克尔木齐文化M17出土石范即属于这种封闭式石制合范,类似的石范亦见于黄河流域早期青铜时代遗址——二里头文化东下冯遗址。〔16〕
  黄河流域的冶金术起步较晚,一开始就采用先进的铸造技术,没有经历过自然铜锻造阶段,所以许多研究者相信中国的冶金术起源于西亚,经欧亚草原传入黄河流域。克尔木齐文化石制坩埚的发现,为探讨这个问题提供了重要线索。
  注释
  〔1〕M.Gimbutas,“The Beginning of the Branze Age in Europe and the Indo-Europeans 3500-2500 BC,”JIES 1,1973,pp.163-214;M.Gimbutas,“The Kurgan Wave 2 (c.3400-3200 BC)into Europe and the Following Transformation of Culture,” JIES 8,1980,pp.273-315.
  〔2〕J.P.Mallory,In Search of the Indo-Europeans:Language,Archaeology and Myth,London:Thames and Hudson,1989,pp.208-209.
  〔3〕夏鼐、王仲殊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页2—3;吉谢列夫著、莫润先译:《南西伯利亚古代史》上册,乌鲁木齐: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1985年,页12—34。
  〔4〕正式报告至今仍未发表,我们见到的材料只有两份发掘简报和各种图录中零星的文物照片,参见李征:《阿尔泰地区石人墓调查简报》,《文物》1962年7—8期合刊;易漫白、王明哲:《新疆克尔木齐古墓发掘简报》,《文物》1981年第1期,页22—32;王林山、王博:《中国阿尔泰山草原文物》,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6年。
  〔5〕颜那亚文化参见J.P. Mallory,In Search of the Indo-Europeans:Language,Archaeology and Myth,London:Thames and Hudson,1989,pp.177,209,212,220;阿凡纳羡沃文化参见林沄译,马克西缅科夫著:《关于米奴辛斯克青铜时代分期问题的现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考古学参考资料》6,北京:文物出版社,1983年,页81—103;吉谢列夫著,莫润先译:《南西伯利亚古代史》上册,乌鲁木齐: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1985年,页203;辛塔什塔—彼德罗夫斯卡文化参见王海城:《中国马车的起源》,《欧亚学刊》第3辑,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页1—75。
  〔6〕关于阿凡纳羡沃文化的年代,参见马克西缅科夫著、林沄译:《关于米奴辛斯克青铜时代分期问题的现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考古学参考资料》6,北京:文物出版社,1983年,页81—103。
  〔7〕李肖:《新疆塔城市考古的新发现》,《西域研究》1991年第1期;图版见新疆文物局、新疆考古文物研究所和新疆博物馆等单位合编:《新疆文物古迹大观》,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9年,页350。
  〔8〕王林山、王博:《中国阿尔泰山草原文物》,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6年,页34—38和页82—83。
  〔9〕刘国瑞、祁小山:《哈密古代文明》,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7年,页52—53。
  〔10〕王林山、王博,前揭书,页34—38和页82—83。
  〔11〕薛宗正:《新疆奇台发现的石器时代遗址与古墓》,《考古学集刊》第2辑,北京:文物出版社,1983年;张海峰等编:《庭州文物集萃》,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3年,页14和页39。
  〔12〕新疆文物局、新疆考古文物研究所和新疆博物馆等单位合编:《新疆文物古迹大观》,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9年,页298。
  〔13〕韩汝玢:《近年来冶金考古的一些进展》,《中国冶金史论文集》,北京:北京科技大学,1994年,页6。
  〔1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偃师二里头:1959年—1978年考古发掘报告》,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页81。
  〔15〕E.N.Chernykh,Ancient metallurgy in the USSR,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藤川繁彦编:《中央コーラッァの考古学》,东京:同成社,1999年。
  〔16〕林梅村:《青铜时代的造车工具与中国战车的起源》,收入《古道西风——考古新发现所见中外文化交流》,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插图11。











  现代考古学和动物遗传学的研究表明,家马是古代印欧人首先在黑海—里海北岸培育成功的,但是对世界文明史产生巨大影响的马拉战车究竟是哪一个民族的发明,却一直存在争议。然而,中亚西部草原辛塔什塔—彼德罗夫斯卡文化的发现,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重要线索。〔1〕这个文化的历史相当悠久,欧美各实验室测定的碳14资料集中在公元前2200—前1900年。俄国考古学家马松(V.M.Masson)认为这个年代偏早,并根据陶器和铜器类型谨慎地将其定在公元前1800—前1700年。尽管碳14数据有一定偏差,但是这项技术如今已相当成熟,不会偏差那么远。所以马松的建议并没有被人们普遍接受。辛塔什塔—彼德罗夫斯卡文化延续时间较长,可分为三个发展阶段。
  早期为形成期,多种文化因素相互融合,在乌拉尔山以西颜那亚文化强烈影响下,最终创造出独具特色的辛塔什塔—彼德罗夫斯卡文化。有防御措施的椭圆形居址首次出现,独特的葬仪初步形成,铜矿冶炼进一步发展,经济形态是牧牛业与农业相结合的混合型经济。辛塔什塔—彼德罗夫斯卡类型的圆城在小亚的安纳托里亚、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外高加索亦均有发现,此外,辛塔什塔人的葬俗、铜器和陶器与上述城址及遗物有许多相似之处,或说明它们之间有渊源关系。〔2〕值得注意的是,圆形城垣和塔里木盆地早期城市的建筑风格完全一致,如克里雅河流域的圆沙古城、孔雀河流域的营盘古城等。此类圆城向东一直分布到内蒙古西部额济纳河流域。无论如何,中亚原始城市的发现将为我们研究西域城邦诸国的起源带来重要启示。
  中期为该文化发展的鼎盛阶段,亦称辛塔什塔期。出现多处具有强大防御功能的居址,布局严谨,有完善的供水和排水设施,采用多重防御墙。大型墓地以辛塔什塔墓地为代表,墓葬排列有序。大型墓葬位于石冢中部,通常是两座竖穴并排,地表有大型土木和日晒土坯混合构筑的地面建筑。墓葬分为多层,殉牲习俗盛行,往往随葬家马和马车。一些墓室顶部发现火烧痕迹,说明死者下葬时举行过某种点火仪式。原始国家初步形成,出现第一次向西扩张浪潮,势力可达伏尔加河流域。
  晚期为衰落期,辛塔什塔东部以彼德罗夫卡墓地为代表的文化因素西侵,构成该文化的彼德罗夫卡期。城址防御功能衰退,原有宗教意义减弱。埋葬礼仪变得简单,石冢下通常只有一座墓葬,复杂的地面建筑消失,殉牲数量减少,殉马习俗不复流行。铜矿开采和青铜工具制造有了长足发展,不仅满足本地需要,而且长途贩运到欧亚草原许多地方。公元前1600年,辛塔什塔—彼德罗夫卡文化被新兴的安德罗诺沃文化所取代。〔3〕
  辛塔什塔—彼德罗夫斯卡文化对中亚文明的重大贡献是:首次将马车引进中亚草原。正式发掘的殉葬马车墓已达14座,一般将马车置于竖穴木椁内,两轮放在预先挖好的墓底沟槽中。即便按照马松断定的年代(前1800—前1700),辛塔什塔—彼德罗夫斯卡马车仍不失为中亚乃至东亚最早的双轮马车。
  辛塔什塔—彼德罗夫斯卡文化是中亚草原最强大的青铜文化之一,近年新疆境内不断发现该文化遗物。在巩留和哈密两地发现了辛塔什塔—彼德罗夫斯卡式青铜斧,在哈密地区天山北路文化古墓还发现了辛塔什塔式实木车轮。〔4〕上述发现使我们相信,辛塔什塔人一度向东方扩张,因而在天山东部留下的文化遗物。而克尔木齐人从天山北麓南下罗布泊,显然与辛塔什塔人向东方的扩张活动密切相关。
  20世纪30年代,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的瑞典考古学家伯格曼(Folke Bergmann)在新疆罗布泊地区小河流域发现一处早期青铜时代墓地,因维族向导奥尔德克首次发现而称“奥尔德克墓地”,今称“小河五号墓地”。
  小河五号墓地坐落在一座小山包上,墓地放置许多牛头、公羊角,墓内随葬公牛角和公羊角,有的墓多达26个,木棺用整张牛皮或羊皮覆盖,表明墓主人生前以畜牧业为生。墓地中心一座女性墓上构筑了原木结构的“享堂”,充分显示了女性在当时社会中的重要地位。其余墓葬与克尔木齐墓地一样,分族而葬。每个家族墓群之间用木栏杆隔开,墓前立有与人等高的木雕人像,墓内随葬木俑,其功能分别相当于克尔木齐墓地的石板坟院、墓地石人和随葬石俑。
  历史有惊人的相似之处,犍陀罗艺术在中亚本来是一种石刻艺术,传入新疆后却变成一种木雕或泥塑艺术。究其原因,主要因为新疆缺乏适合雕刻人像的优质石材。小河墓地中心有一个高达1.43米的大型生殖崇拜木雕,相当引人注目,使人联想起克尔木齐墓地那些性质不明的石条,不知是否为生殖崇拜对象?
  由于塔里木盆地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小河墓地的古尸和服饰得以完好地保存下来,墓主人头戴尖顶毡帽,样式和奇台采集的克尔木齐式石俑头上戴的尖帽完全相同。尽管小河墓地未见陶器,但是古墓沟人的尖底草篓与阿凡纳羡沃和克尔木齐的尖底陶器非常相似,而古墓沟人随葬的石俑或木俑,再次表明它们与克尔木齐文化的渊源关系。
  20世纪80年代初,罗布泊以西70公里孔雀河北岸古墓沟墓地的发现,进一步揭开了楼兰远古文化的面貌。1979年,新疆考古研究所考古队在孔雀河下游北岸第二台地沙丘上发现这个古代墓地,今称“古墓沟文化”。目前一共发掘了42座墓,墓葬形制可分两类:一类与小河墓地相同,另一类墓以木棺为中心环列7圈木桩,非常壮观。据碳14资料,第一类墓的年代大约在公元前1800—前1700年,第二类墓有打破第一类墓的现象,说明小河墓地不晚于公元前1800年。古墓沟墓地延续时间较长,从公元前1800年直迄公元前1700年。第二类墓的主人皆为男性,说明当时男性已取代女性,开始在社会中扮演重要角色。古墓沟墓地随葬品组合主要为石俑或木俑、平纹毛织物、木器、零星铜器,但是不见陶器。〔5〕正如发掘者王炳华指出的,古墓沟墓地无疑属于青铜时代,因为这片墓地中数以百计的木桩都有青铜斧砍凿痕迹。
  从伯格曼在罗布泊采集的人类学材料,人们开始了解到古代楼兰人属于印欧人种群。〔6〕中国人类学家韩康信研究了古墓沟出土的人头骨,发现它们与南西伯利亚、哈萨克斯坦、伏尔加河下游以及咸海沿岸青铜时代人类学材料存在许多共性,尤其与欧洲人种北欧类型(Nordic)相似,属于原始欧罗巴人种。古墓沟地的发现相当重要,再次证明罗布泊地区的古楼兰人是欧亚大陆迄今所知时代最早、分布最靠东方的欧洲人种群。〔7〕
  小河—古墓沟墓地普遍随葬小麦,这是中国境内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小麦标本之一,这种西亚作物传入中国无疑归功于吐火罗人。然而,塔里木盆地毕竟不是印度河或美索不达米亚那样的古文明发源地,吐火罗人在塔里木盆地定居后,一时难以形成影响周围世界的大文明。
  据以上讨论,小河—古墓沟文化源于阿尔泰山与天山之间的克尔木齐文化。那么,他们为什么要从天山北麓南下楼兰呢?有迹象表明,这次民族迁徙与阿尔泰语系民族在南西伯利亚的兴起以及辛塔什塔人向东方扩张活动直接相关。
  公元前1800年,奥库涅夫文化为代表的阿尔泰语系部落迅速崛起,结束了阿凡纳羡沃文化为代表的印欧人部落在南西伯利亚的统治。同时,辛塔什塔—彼德罗夫斯卡文化为代表的印欧人部落在西西伯利亚发展到鼎盛时期,并积极从事对外扩张活动。阿凡纳羡沃人既不能在南西伯利亚继续生存,亦无法在西西伯利亚找到避难所,只能在相对薄弱的吐火罗人领地寻求谋生之地。这就是克尔木齐墓地为什么出现阿凡纳羡沃陶器的重要原因。
  克尔木齐人分布地域的自然资源毕竟有限,养活不了日益增长的吐火罗人。同时,西方辛塔什塔—彼德罗夫斯卡人不断发动战争,掠夺阿尔泰山、天山地区。这些事件迫使克尔木齐人,可能还包括一部分加盟该部落的阿凡纳羡沃人一道南下楼兰。古墓沟墓地的人头骨具有阿凡纳羡沃人特征,有助于说明这一点。
  另一方面,汉藏语系的羌人正在河西走廊悄然兴起,东有齐家文化,西有四坝文化,这两个文化的创造者皆属于蒙古人种的羌人集团。四坝文化尤为强大,向西一直扩张到新疆哈密盆地,今称“天山北路文化”。该文化是1988年在哈密附近首次发现的,主要材料出自雅林苏满矿区和林场办事处附近一处青铜时代墓地。70年代末在哈密五堡发现的青铜时代墓地亦属于这个文化,迄今已发掘了700多座墓葬。根据陶器类型及其与周边地区青铜时代文化比较,天山北路文化绝大多数古墓可断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少数墓葬则早至公元前1800—前1600年。墓葬形制可分竖穴土坑墓和竖穴土坯墓两类,葬式以侧身屈肢为主;随葬陶器多为彩陶,青铜器以小型工具和装饰品为主,也有锛、镜、镞和形体较大的弧背刀、短剑等。其他遗物还有金耳环、银簪、骨牌、石杵、石珠、海贝、羊骨、权杖头和一个残破的实木车轮。〔8〕
  据分析,天山北路陶器群可以分成甲、乙两组。其中,甲组与四坝文化中期陶器接近,年代可定在公元前1800—前1600年,而乙组可能与新疆北部阿尔泰山地草原青铜时代的文化相关。〔9〕这个分析无疑是正确的。需要补充的是,天山北路文化的外来因素至少有两个,一个是中亚草原奥库涅夫文化,如弧背铜刀、空首凿、铜锥等;另一个是辛塔什塔—彼德罗夫斯卡文化,如青铜短剑、日晒土坯、实木车轮和权杖头等。从出土情况看,这个实木车轮似为报废后,又在五堡墓地一座古墓当作棺盖使用的。〔10〕它的形制与中亚草原发现的实木车轮非常相似,引起海内外研究者的广泛关注。正如前文指出的,这个残破的车轮可能属于战车业发达的辛塔什塔—彼德罗夫斯卡文化,是辛塔什塔人劫掠天山地区时报废而丢弃在哈密的。
  伯格曼和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在罗布泊地区发现过石制权杖头。众所周知,权杖头起源于近东,埃及(前3200)和美索不达米亚(前3000)遗址大量出土这种表示权力的标志物。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收藏了许多苏美尔文化的权杖头,有的刻有楔形文字,说明是献给神的。埃及、以色列和中东的博物馆收藏了许多权杖头,分别用斑岩、石灰岩或青铜制成。
  权杖头传入中亚草原后,成了辛塔什塔—彼德罗夫斯卡文化的典型器物。权杖头在甘肃西部四坝文化墓地亦有发现,可分玉石和青铜两类。塔里木盆地的尼雅北方青铜文化遗址发现了玉石制作的权杖头,这是继楼兰小麦之后又一个近东文明影响塔里木盆地古文化的实例。不过,尼雅权杖头并非直接来自近东,这个文化一个重要来源是天山北路文化,近年在焉耆和哈密等地发现的权杖头就属于这个文化。正由于四坝文化为代表的甘青地区汉藏语系羌人的崛起,有力地阻挡了印欧人的大举东进。否则,中国文明将像印度河古文明或美索不达米亚古文明一样,毁于印欧人的大举入侵。
  注释
  〔1〕辛塔什塔—彼德罗夫斯卡文化是20世纪80年代末发现、90年代初确认的一种青铜时代早期文化。1972—1974年,苏联考古学家基宁(V.F.Gening)在哈萨克斯坦北部车尔雅宾斯克附近辛塔什塔河畔首次发现该文化而定名为“辛塔什塔文化”,后与文化内涵相同的彼德罗夫斯卡文化并称“辛塔什塔—彼德罗夫斯卡文化”。分布地域主要在俄罗斯南乌拉尔山东部,哈萨克斯坦北部车尔雅宾斯克以南,托博勒河与伊辛河之间草原地带,南北长400公里,东西宽150—200公里。《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没有提到这个文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写的《中亚文明史》把它当作公元前8世纪西西伯利亚分布的一种青铜时代文化。参见丹尼、马松:《中亚文明史》第1卷,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2年,页256—258。
  〔2〕S.A.Grigoryev,“The Sintashta Culture and Some Questions of Indo-Europeans Ori-gins,”An online article cited in:http://www.sci.urc.ac.ru/news/1998_2/2-11-1.pdf.
  〔3〕王海城:《中国马车的起源》,《欧亚学刊》第3辑,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页1—75。
  〔4〕梅建军、刘国瑞、常喜恩:《新疆东部地区出土早期铜器的初步分析和研究》,《西域研究》2002年第2期,页1—10。
  〔5〕王炳华:《孔雀河古墓沟发掘及其初步研究》,《新疆社会科学》1983年第1期;收入《新疆文物考古新收获(1979—1989)》,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页92—102。
  〔6〕C.H.Hjrtsjo und A.Walander,“Das Schudel und Skelettgut der Archaologischen Untersunchngen in Ostturkistan,”in:Reports from the Scientific Expedition to the North-Western Province of China,vol.7,Archaeology 3,Stockholm,1942.
  〔7〕韩康信:《新疆孔雀河古墓沟墓地人骨研究》,《考古学报》1986年第3期,页361—384。
  〔8〕梅建军、刘国瑞、常喜恩:《新疆东部地区出土早期铜器的初步分析和研究》,《西域研究》2002年第2期,页1—10。
  〔9〕李水城:《从考古发现看公元前二千纪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与交流》,《新疆文物》1999年第1期,页60—61。
  〔10〕王毅民、刘国瑞等编:《哈密文物志》,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页145。











  公元前1500年,欧亚大陆面临一场更大规模的印欧人迁徙浪潮,史称“雅利安人迁徙”。和以前入侵小亚、讲赫梯语的印欧人不同,他们讲雅利安语,故称“雅利安人”。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和印度河文明在公元前1500—前1400年相继毁于雅利安人大举入侵,旧大陆的四大古文明当中,只有中国文明幸免于难。
  公元前1450年,雅利安人驾马御车从中亚草原南下,首先控制了本来属于胡瑞安人的美索不达米亚北部,随后兼并叙利亚和伊朗山地,定都瓦世疏坎尼(Washshukanni),建立了近东历史上第一个雅利安国家——米坦尼王国。米坦尼王国强盛时一度控制亚述,不仅对埃及产生军事威胁,而且与北方的赫梯王国战事频繁。公元前1450年,埃及法老图特摩斯进军幼发拉底河大获成功,米坦尼王不得不称臣纳贡,才使埃及法老停止军事进攻。雅利安人统治米坦尼的历史长达140年,公元前1360年灭于亚述。
  米坦尼遗址最重要的发现,莫过于公元前1380年赫梯和米坦尼两国订立的协约,今称“米坦尼协约”(Mitanni Treaties)。这份协约的最后罗列了一系列胡瑞安宗教的神名,接着记录了一组雅利安神,计有mi-it-ra(光明之神)、in-da-ra(雷神)、a-ru-na(水神兼司法神)和na-sa-at-ti-ya(双马神)。米坦尼雅利安神的发现对研究印欧人原始宗教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不仅可以和古代印度、波斯宗教文献记录的诸神直接进行语言学比较,而且有助于探索吐火罗人的宗教渊源。
  我们在《吐火罗神祇考》一文中,首次论证了吐火罗语的“神”字(五nakte)相当于米坦尼雅利安语的“双马神”(na-sa-at-ti-ya)以及印度雅利安语“双马神”(nāsatya),并指出吐火罗人崇祀的双马神就是中部天山康家石门子岩画、巴里坤草原八墙子岩画以及内蒙古阴山岩画上的双马神图像。〔1〕
  耐人寻味的是,叙利亚青铜时代晚期乌加里特遗址也发现了印欧人早期宗教的双马神。这个遗址曾发现一尊阿舍罗赫(Asherah)女神的象牙雕像,年代约在公元前1300年,现藏巴黎卢浮宫博物馆。阿舍罗赫是古老的迦南宗教中的爱情、丰育和战争女神,雷神巴勒的妻子。现代地名“巴勒斯坦”即源于后者。值得注意的是,这尊阿舍罗赫女神像上居然有雅利安宗教的双马神。乌加里特王国与米坦尼王国相邻,所以迦南人与雅利安人有着广泛的文化交流。例如,在乌加里克青铜时代晚期遗址发现过米坦尼式滚筒印章,亦称“叙利亚—米坦尼类型滚筒印章”。这尊阿舍罗赫女神与双马神象牙雕像,则为米坦尼雅利安文化如何影响近东文明提供了新的实例。
  公元前1500—前600年,雅利安人从里海—黑海北岸分批南下,在伊朗高原相继建立米坦尼、米底、波斯三大雅利安王朝。另一支雅利安人远征印度河流域,开创了印度文明史上的雅利安时代。而中亚草原兴起的安德罗诺沃文化,则是留在故乡的雅利安文化。阿尔泰山和天山地区近年不断发现安德罗诺沃文化遗物,证明了雅利安人的到来。正由于雅利安人迁徙浪潮,迫使另一批吐火罗人从阿尔泰山、天山南下塔里木盆地,形成“新塔拉文化”和“尼雅北方青铜文化”等绿洲文明。中日尼雅联合考察队在尼雅北方遗址采集到安德罗诺沃陶器,有助于证明这一点。
  吐火罗人南下天山之后,不可避免地与羌人直接交锋,不久便发生融合。两者相互融合的一个实例在天山南麓和硕县新塔拉遗址和曲惠遗址相继发现,今称“新塔拉文化”。这个文化和尼雅北方青铜文化有许多相似之处。为便于比较,我们把这两个文化的器物群制成一图。
  新塔拉文化遗物亦分两类,一类以筒形杯、带把石杯、玉斧等为代表,与克尔木齐文化一脉相承;另一类以双耳罐、彩陶残片、空首铜斧、粟粒等为代表,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天山北路文化。所以新塔拉文化实际是吐火罗文化与羌文化融合的产物。从时间上看,新塔拉文化比克尔木齐文化和天山北路文化晚二三百年,碳14年代集中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尤为重要的是,新塔拉遗址上层堆积发现了土坯城墙,或以为是城堡遗迹。土坯在天山北路墓地也有发现,只是用来建造墓室。就目前所知,中亚地区用土坯筑城始于辛塔什塔—彼得罗夫斯卡文化。限于资料,目前尚不清楚新塔拉文化与辛塔什塔—彼德罗夫斯卡文化是否存在文化交流。无论如何,塔里木盆地的绿洲文明至少要从公元前1500年写起。〔2〕
  20世纪80年代末,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发现一处青铜时代文化遗址,南距民丰绿洲约200公里。地表遍布陶片,新疆石油勘探队用推土机挖出许多文物,包括权杖头、玉石珠、青铜刀和陶器残片等。事后,他们派专车将文物送到乌鲁木齐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3〕中日联合尼雅考察队根据这条线索于1993年和1996年两次派人实地考察,查明这里有两处遗址,相距两三公里,文化内涵相同,今称“尼雅北方青铜文化”。地表采集到大批遗物,包括各类陶器、马鞍形石磨盘、弧背青铜小刀、骨珠、料珠等,但是不见铁器。〔4〕
  尼雅北方遗址的陶器也分两类:第一类以筒形陶杯、平底罐为代表,源于克尔木齐文化为代表的吐火罗文化;第二类以双耳罐、腹耳罐、弧背青铜刀为代表,源于天山北路文化为代表的羌文化。发掘者注意到第二类陶器的纹饰和小河—古墓沟文化尖底草篓的纹饰非常相似,其实,与尼雅北方文化最相似的是新塔拉文化。这两个遗址都出筒形杯、平底罐、双耳罐等相同器物,陶器纹饰亦有相似之处,可能属于同一个文化。〔5〕
  综合全文的讨论,我们似乎可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一、新疆境内年代最早的青铜时代文化是分布于阿尔泰山与天山之间的克尔木齐文化,由于它和阿凡纳羡沃文化有明确的共存关系,时代应在公元前2200—前1900年。该文化源于里海—黑海北岸的颜那亚文化,后来称霸西域的月氏人很可能是留守阿尔泰山的克尔木齐人的后裔;随着中亚草原游牧化,最终发展成吐火罗系统的游牧部落。
  二、南西伯利亚奥库涅夫文化兴起以及西西伯利亚辛塔什塔—彼德罗夫斯卡文化的扩张,迫使一部分克尔木齐人南下楼兰,形成小河—古墓沟文化。
  三、公元前1500年,雅利安人新一轮迁徙浪潮,迫使另一批克尔木齐人南下塔里木盆地。他们与四坝文化为代表的羌人以及进入塔里木盆地的雅利安人相互融合,最终发展为吐火罗系统农业部落,早期代表性文化有新塔拉文化和尼雅北方青铜文化。
  四、匈奴兴起以前,月氏人一度为西域霸主,吐火罗语在这个时期得以推广,成为天山南北的通行用语。塔里木盆地的吐火罗化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月氏人。
  注释
  〔1〕林梅村:《吐火罗神祇考》,《国学研究》第5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收入《古道西风——考古新发现所见中外文化交流》,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页3—32。
  〔2〕新疆考古研究所:《新疆和硕新塔拉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8年第5期;张平、王博:《和硕县新塔拉和曲惠遗址调查》,《考古与文物》1989年第2期,页23—25。
  〔3〕于志勇、阿和买提:《民丰县北石油物探发现文物介绍》,《新疆文物》1998年第3期,图版肆。
  〔4〕张铁男、于志勇:《1993年尼雅遗址北方考古调查》,《中日共同尼雅遗迹学术调查报告书》第1卷,中村印刷株式会社,1996年,页73—79;岳峰、于志勇:《北方地区遗址的调查》,《中日共同尼雅遗迹学术调查报告书》第2卷,东京:中村印刷株式会社,1999年,页35—41。
  〔5〕于志勇、阿和买提:《民丰县北石油物探发现文物介绍》,《新疆文物》1998年第3期,图版肆;岳峰、于志勇:《北方地区遗址的调查》,《中日共同尼雅遗迹学术调查报告书》第2卷,东京:中村印刷株式会社,1999年,页39,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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