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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梅村丝绸之路考古十五讲-汉朝与西方三大帝国的交往

摘要: 作者:林海村  张骞通西域  黎 靬  安 息  大 秦第一节 张骞通西域作者:林海村  张骞是西汉著名外交使节,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亚地理探险家,汉中成固人。今陕西成固县西4公里黎何村西有一汉墓,相传即张骞墓。这座墓的范围南北170米,东西80多米;墓地中心是一巨大的方形土丘,南北长20.60米,东西宽16米,高2.3米;墓前有汉代石虎一对以及清乾 ...

作者:林海村


  张骞通西域
  黎 靬
  安 息
  大 秦

第一节 张骞通西域

作者:林海村






  张骞是西汉著名外交使节,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亚地理探险家,汉中成固人。今陕西成固县西4公里黎何村西有一汉墓,相传即张骞墓。这座墓的范围南北170米,东西80多米;墓地中心是一巨大的方形土丘,南北长20.60米,东西宽16米,高2.3米;墓前有汉代石虎一对以及清乾隆、光绪年间所立墓碑数通。〔1〕
  张骞早年事迹,史无明载。他应招时的身份是“郎”,也就是宫廷侍从。出使西域成功之后,荣升“太中大夫”,后来封为“博望侯”。张骞的宦海生涯不太顺利,随李广出征匈奴时兵败,犯下死罪;将功折罪,赎为庶人。不久,汉武帝派他第二次出使西域,再获成功,官拜“大行”,列入九卿。张骞似乎无缘享受高官厚禄,从西域回来仅一年多(前114)便与世长辞。〔2〕司马迁对张骞出使西域给予极高评价,誉为“张骞凿空”。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提出“丝绸之路”一词,他把丝绸之路的开通定在公元前114年,就是以张骞出使西域为开端。
  第一次出使西域
  丝绸之路以张骞通西域为开端,他采用的东西交通路线就是最早的丝绸之路。汉武帝建元三年(前138),张骞率领百余人的庞大使团从长安出发,取道陇西,踏上通往遥远的中亚阿姆河的征程。河西走廊和塔里木盆地当时在北方草原匈奴人控制下,张骞一行被匈奴人扣留。匈奴王给他提供了优厚的生活条件,许配胡女予他为妻,但是张骞念念不忘自己肩负的使命,一直保留着汉朝使者身份的凭证符节。在匈奴人监禁下,张骞过了13年的囚徒生活,终于找到机会从匈奴逃脱,西行数十日来到费尔干纳盆地的大宛国。
  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取道天山南麓,也就是后来的丝绸之路中道。《史记·大宛列传》提到罗布泊西岸的楼兰和塔里木盆地北部库车东边的仑头(今新疆轮台),但是没提到喀什噶尔河的疏勒。故知张骞是从楼兰,途经今天库车、阿克苏、温宿等地,在别迭里山口越天山到纳伦河,然后南行费尔干纳盆地的大宛国。问题是,张骞被匈奴人扣在什么地方?他从匈奴逃脱后,一帆风顺到了大宛,可见他是从匈奴控制下的塔里木盆地逃脱的。此外,张骞以日而不是月计算他从匈奴到大宛的时间,亦表明张骞被囚地点距离大宛不远,很可能在匈奴控制西域的中心——僮仆都尉,也即今天新疆的轮台县。大宛王早就听说汉帝国的广阔富饶,但是苦于匈奴人的阻碍,无法和汉朝通使。张骞的到来令他大喜过望。当他得知张骞要出使大月氏后,便派翻译和向导护送张骞取道康居到大月氏。
  康居是锡尔河北岸一个斯基泰部落,锡尔河南岸的粟特人在康居统治下,所以汉代文献称粟特人为“康居人”。粟特人起源于乌兹别克斯坦的泽拉夫善河流域,以艾萨克马尔干城为中心。公元前329年,亚历山大远征粟特、大夏和北印度,但在锡尔河流域遭到粟特人顽强地抵抗。亚历山大征服粟特后,娶粟特公主Roxane(禄珊妮)为妻,安史之乱的风云人物安禄山也叫这个名字。康居王对张骞相当友好,派人护送他到阿姆河北岸大月氏王庭。
  大月氏当时由前王夫人(一说太子)当政,他们已征服阿姆河南岸富饶的大夏国(Bactria)。大夏王黑黎欧克里(Heliocles,前145—前130)统治时,大夏不断发生内乱,大部分国土被安息王国侵占,只剩下大夏本土和粟特的南半部。在匈奴和乌孙打击下,大月氏人从伊犁河迁入中亚,首先占有河中地区,迫使当地斯基泰人南迁安息和大夏。大约公元前140—前130年间,大月氏征服了大夏,但是“都妫水北为王庭”。张骞出访大夏时(前128),大月氏人仍在阿姆河北岸“臣畜大夏”。
  张骞归国不久,大月氏王便跨过阿姆河灭亡大夏,占领了它的全部国土。此后,西方史料称大月氏人为“吐火罗人”,并把他们居住的地方通称作“吐火罗斯坦”,不过中国史家长期以来仍采用传统称谓“大月氏”。张骞称大夏国都为“蓝氏城”,其名来自希腊语Alexandria(亚历山大城)。据法国和美国考古队20世纪20—50年代的调查和发掘,大夏古都在阿富汗北境马扎里沙里夫城西23公里的沃济拉巴德附近。
  据欧美考古队调查,蓝氏城总面积达550公顷,分上下两城。上城在北,占地面积约150公顷,平面呈椭圆形,四周有城墙和护城沟;下城在南,面积约400公顷。这座古城沿用时间很长,从公元前1000年下半叶直至公元13世纪。古城内废墟的堆积分几个时期,公元前3—前2世纪的堆积属于大夏国都蓝氏城,希腊人称为“巴克特拉城”(Bactra)。〔3〕大月氏人已在大夏安居乐业,不愿再和匈奴厮杀。张骞在大夏住了一年多,未能说服大月氏与汉共攻匈奴,只得带着遗憾回国。
  为了避开匈奴,张骞选择昆仑山北麓丝绸之路南道,打算从瓦罕走廊、塔什库尔干、于阗(今新疆和田)、扜弥(今新疆克里雅),再经青海羌人部落返回长安,不幸在青海羌人地区又落入匈奴之手。一年多后,匈奴单于去世,张骞趁匈奴大乱,携胡妻和胡仆堂邑父逃回长安。汉代天山以南有婼羌,昆仑山有葱茈、黄牛以及西夜无雷,依耐、蒲犁等羌人所建小国。公元前138年,张骞从大月氏(阿富汗西北)归国,“并南山,欲从羌中归”。“从羌中险,羌人恶之,少北,则为匈奴所得。会伊稚斜逐单于,匈奴国内乱,(张)骞乃与堂邑氏奴甘父逃归。”〔4〕南山即今新疆昆仑山,可见西汉时羌人已经广布于新疆昆仑山至葱岭(今帕米尔高原)一带。
  尽管张骞没能说服大月氏和汉朝共同攻打匈奴,但他的中亚之行有许多意外收获。中国人终于了解到帕米尔以西还有另一个文明世界。张骞详细介绍了帕米尔以西的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等中亚国家的风土人情。他在大夏时还了解到汉帝国南边是身毒国(今印度)。身毒国和四川、云南已有民间贸易往来,四川的“蜀布”和“邛竹杖”运到身毒后,又转运到大夏。张骞对中亚诸国的描述非常详细,司马迁的《史记·大宛列传》和班固的《汉书·西域传》就是根据张骞的报告撰写的。
  第二次出使西域
  张骞未能说服大月氏与汉结盟,又向汉武帝献计派使团和伊犁河流域的乌孙联盟,得到汉武帝的支持。乌孙本来也是敦煌、祁连间的一个游牧部落,但是和月氏有世仇。匈奴击败月氏王后,月氏人逃到伊犁河流域。后来,乌孙寻机报仇,联合匈奴共攻月氏,迫使月氏人西迁阿姆河流域,而乌孙此后就在伊犁河流域定居。
  汉武帝元鼎元年(前116),张骞率领一个由三百人组成的使团出访伊犁河流域的乌孙。此前霍去病和卫青率领汉军大败匈奴军队,匈奴人逃亡蒙古草原以北地区。天山南北通往西域之路已不存在匈奴的威胁。所以张骞出访乌孙取道天山北麓,也即丝绸之路北道。这条路从长安出发,经敦煌和楼兰,向北到吐鲁番盆地,然后沿天山北麓西行,经伊犁河谷、昭苏草原,最后抵达乌孙国首都——赤谷城。这座古城目前尚不知所在,但乌孙王墓在伊犁河流域发现。这是一种大型土墩墓,从新疆昭苏草原一直分布到伊塞克湖沿岸。
  张骞受到乌孙王热情欢迎,但是乌孙王惧怕匈奴,不敢和汉朝联盟,只派使者随张骞回长安答谢汉武帝。张骞本人第二次出使,最远只到乌孙,但是张骞的副使分别访问了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条支、奄蔡、身毒、于阗、扜弥等西方国家。张骞第一次出访西域时了解到中亚诸国“其地无漆、丝”。所以他第二次出使带给西域诸王的礼品中特地带上了中国特有的丝绸。据《汉书·西域传》记载,张骞这次出使所带礼品包括“牛羊以万数,齑金币帛直数千巨万,多持节副使,道可便遣之旁国”。丝绸就这样被大批运往中亚和西亚各国,这也是经丝绸之路西传、有案可稽的第一批中国丝绸。
  1842年,在东欧克里米亚半岛刻赤遗址发现了许多中国文物,包括一种平纹地暗花的汉代丝绸,也就是汉文史籍所谓“绮”。魏晋之后,绮不见于文献,并非因为绮的制作技术在汉代以后失传了,而是改名为绫罗绸缎的“绫”。张骞副使出访了北高加索库班河流域的奄蔡,唐代文献称“阿兰”,在今北高加索库班河流域。奄蔡之西就是克里米亚。张骞副使和奄蔡回访中国的使节,两次丝绸带入奄蔡人所居高加索北部,所以克里米亚出土汉代丝绸,正是张骞时代传入欧亚草原的。
  由于骑兵力量不足,汉初几个皇帝都对匈奴的入侵无能为力,只得向匈奴供奉数以万计的金银和名贵的丝绸,甚至把公主送给匈奴王以求“和亲”。张骞从中亚引进优良的马饲料苜蓿和优良马种大宛马,这对加强中国骑兵的作战能力无疑将起到革命性的作用。汉武帝因得到大宛马,兴奋不已,并题诗《西极天马歌》一首,抒发他得到中亚良马的心情。其诗曰:“天马来兮从西极,经万里兮归有德。承灵威兮障外国,涉流沙兮四夷服。”西汉时期中亚良马初传中国,数目不多,对改良中国骑兵的作用还不太明显。东汉时期中原骑兵已拥有中亚良马繁殖出的大批后代。东汉将军窦宪在燕然山(今杭爱山)、伊吾卢(今哈密)和金微山(今阿尔泰山)三战北匈奴,迫使匈奴人远徙西方。这里应有张骞引进优良马种,改良中原战马之功。汉代文学家竭力讴歌大宛马,而汉代艺术家更是精心塑造大宛马的形象。比较秦、汉和唐三代艺术家对马的不同表现手法,可知大宛马的基本形态。
  秦兵马俑的秦马体格较小,形态似驴骡,属于蒙古马系统的河曲马。虽然汉唐良马都属于中亚马,但是马种不同。唐代壁画和唐三彩俑表现的唐马,马体高,马头小,颈细长;汉代艺术的中亚马体型高大,马头宽博,当即“大宛马”。1969年,甘肃武威雷台西晋墓出土大批铜兵马仪仗俑和一匹蹄踏飞燕的铜奔马,堪称“天马”形象的杰出代表作之一。〔5〕
  注释
  〔1〕从石雕风格看,张骞墓前的石雕似为东汉遗存。
  〔2〕《史记·大宛列传》。
  〔3〕D.Schlumberger,“La Prospecion archeologique de Bactres,”Syria XXVI,1949,173-190;R.S.Young,“The South Wall of Balkh-Bactra,”American Journal of Archaeology,vol.59—64,1955,pp.267-276.
  〔4〕《史记·大宛列传》。
  〔5〕此墓原定为东汉墓,但是近年研究表明当为魏晋墓(吴荣曾:《五铢钱与墓葬断代》,收入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编:《温故知新——面向中国考古学的未来·秦汉宋元明考古》,北京: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2002年,页1—4)。
  

















  公元前323年,希腊雄主亚历山大猝死巴比伦,横跨欧、亚、非的希腊大帝国随即土崩瓦解,并被亚历山大的部将瓜分。埃及总督托勒密在埃及建立新王朝(前323—前30)。托勒密王朝上层统治者是希腊人,下层百姓则是埃及土著居民。美国影片《埃及艳后》的女主人公克丽奥佩特拉就是托勒密王朝的末代君主。其实,这位埃及王后并非埃及人,而是希腊人。托勒密王国定都亚历山大城(Alexanderia),汉代称“黎靬”。世界七大奇迹之一“亚历山大灯塔”(Pharos of Alexandria)就建在亚历山大城,公元前290年竣工。它以白色大理石建造而成,共分为三层:最低的一层为四角柱,高55.9米,第二层为八角柱,高18.30米,而最高一层为圆柱,高7.30米,顶端立有海神波塞冬 (Poseidon)雕像。整座灯塔高达117米,相当于一幢四十层的现代建筑物。一位阿拉伯旅行家在游记中写道:“灯塔是建筑在三层台阶之上,在它的顶端,白天用一面镜子反射日光,晚上用火光引导船只。”亚历山大灯塔在14世纪毁于大地震,我们只能从希腊陶器或玻璃器上,一睹亚历山大灯塔的风采。
  公元前116年,张骞派副使从乌孙出访印度、西亚和埃及。“其后岁余,骞所遣使通大夏之属者皆颇与其人俱来,于是西北国始通于汉矣。”《史记·大宛列传》又说:“汉始筑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国。因益发使抵安息、奄蔡、黎靬、条枝、身毒国。”埃及亚历山大里亚城素以商业发达而著称,该城商人的足迹遍及世界。黎靬商人到中国各地经商,并在中西交通孔道河西走廊形成聚落,则是在情理之中。张骞副使出访亚历山大里亚城,将黎靬使者带回长安;安息使者访华时,将黎靬人带到长安。这些交往促进了长安城与亚历山大城之间的文化交流。〔1〕
  就在这个时期,沙罗毗斯神像、希腊双面神像、费昂斯玻璃项链等埃及亚历山大城的产品纷纷传入丝绸之路南道的于阗。
  20世纪初,日本大谷探险队在新疆和田采集到一个红陶俑,据说出自和田附近的约特干遗址,现藏首尔国立中央博物馆。这个小陶俑居然是一个埃及沙罗毗斯神的坐像,很可能是模仿托勒密商人传入于阗的沙罗毗斯铜像复制的。此外,约特干遗址还出土一件希腊双面神(Janus)陶塑像,近年在和田山普拉汉墓内还发现埃及出产的“费昂斯”玻璃项链,与埃及本土发现的同类玻璃珠完全相同,估计也是埃及商人传入的。
  随着中国与埃及托勒密王国贸易往来的发展,许多亚历山大城的埃及商人客居西域乃至中原地区。《崔氏易林》多次提到定居中原的黑色皮肤西域人。该书卷九《恒》说:“蜗螺生子,深目黑丑,似类其母;虽或相就,众人莫取。”同书卷十《蛊》说:“三斑六黑,同室共食,日月长息,我家有德。”据杨希枚考证,《崔氏易林》的作者崔篆与王莽是同时代人,出身经学世家,久居长安城。崔篆笔下的黑皮肤西域人可能指客居长安的黎靬人。
  20世纪初,河南一座汉墓中发现了一件亚历山大城生产的模制玻璃瓶。据罗斯托夫编《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介绍,“早在希腊化时代,亚历山大里亚生产的玻璃器就被输往印度,并从印度输入中国。多伦多皇家安大略博物馆(Royal Ontario Museum)就搜集到一只精美的亚历山大城生产的玻璃瓶。这个玻璃瓶是在中国(河南省一座古墓中)发现的,无疑属于希腊化时代。这个玻璃瓶刻有若干圆形装饰图案(其中一个图案是雅典娜头像)采用模制法制成,而非吹制法。此种玻璃制作技法表明它的年代不会晚于公元前2世纪。”〔2〕模制玻璃是埃及希腊化时代特有的产品,往往在玻璃器上制作宙斯、阿西娜、双面神(Janus)等希腊神话人物头像。公元前1世纪,腓尼基人发明的玻璃吹制技术被古罗马人发扬光大,玻璃制品成为当时最重要的日常用品。公元前1世纪,地中海东岸发明吹制玻璃技术后,模制玻璃逐渐被淘汰。〔3〕因此,罗斯托夫认为河南汉墓随葬的埃及模制玻璃器的年代,当不晚于公元前2世纪。
  《汉书·地理志》还提到河西地区有骊靬县,所谓“骊靬”就是《史记·大宛列传》和《汉书·西域传》中的所谓“黎靬”。顾名思义,这个地方是外国侨民黎靬人聚居地。公元前30年,罗马皇帝屋大维占领埃及,埃及托勒密王国从此沦为罗马帝国东方行省,所以《魏略·西戎传》说“大秦国,一号犂靬”。有些研究者将骊靬与大秦完全等同,是不正确的。实际上,骊靬或黎靬指埃及托勒密王国,而大秦则指欧洲的罗马共和国以及后来的罗马帝国。罗马帝国兼并托勒密王国之前,两者不可混为一谈。〔4〕《汉书·张骞传》颜师古注:“嫠靬即大秦国。张掖郦靬县,盖取此国为名。”这个说法基本上是正确的。关于张骞副使是否抵达埃及的亚历山大城?汉代骊靬县是否真有外国移民?不少人深表怀疑。居延汉简的发现为揭开这个不解之谜提供了重要线索。
  居延汉简著录了一些汉代流寓中国的黑皮肤西域人,大约46枚汉简提到了黑皮肤的西域人,散居于河西走廊。〔5〕居延发现的一件过所文书(编号334.33)读作:“骊靬万岁里公乘儿仓年卅,长七尺二寸,黑色,剑一,已入,牛车一辆。”〔6〕骊靬万岁里的黑皮肤的西域人疑即来自埃及亚历山大里亚城的非洲人,也就是汉代文献所谓“黎靬”或“骊靬”人。除了骊靬县外,居延汉简还提到张掖郡的居延、乐得、昭武三县乃至中原河南县也有黑皮肤的西域人杂居。居延汉简(157.24)曰:“正月癸酉,河南都尉忠丞下郡大守诸侯相,承书从事,下当用者。实,字子功,年五十六,大状,黑色,长须。建昭二年(公元前37年)八月庚辰,亡过。客居长安当利里者,洛阳上商里范义。壬午,实买所乘车马,更乘梓牡马、白蜀车、漆布并涂载布。”〔7〕这枚汉简是河南都尉忠为黑皮肤的西域商人实某出具的通行证件,证明他乘坐的马车及贩运的布匹都是从客居长安的洛阳人范义手中合法购买的,请居延边塞戍卒予以放行。
  近年新出敦煌悬泉汉简披露了更多的河西骊靬史料。最早提到骊靬的悬泉简为两枚神爵二年(前60)户籍简,可知公元前60年亚历山大城的埃及商人已在此地形成聚落,汉朝为其置骊靬县。〔8〕直到魏晋时期,河西走廊仍有骊靬人活动。《魏名臣奏》记雍州刺史张既表文云:“张掖番合、骊靬二县吏民及郡杂胡弃恶诣兴,兴皆安恤,使尽力田。”〔9〕《晋书·张祚传》还提到张祚“遣其将和昊率众伐骊靬戎于南山,大败而还”。骊靬杂胡和骊靬戎就是西汉以来从埃及亚历山大里亚城移居河西走廊的埃及侨民。
  注释
  〔1〕杨希枚:《论汉简及其他汉文献所载的黑色人》,《先秦文化史论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页978—979。
  〔2〕M.Rostovtzeff,The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Roman Empire,vol.2,Oxford: the Clarendon Press,1957,p.576.
  〔3〕艾伦·麦克法兰·格里·马丁著,管可秾译:《玻璃的世界》,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
  〔4〕余太山:《两汉魏晋南北朝与西域关系史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页13。
  〔5〕张春树:《居延汉简中所见汉代人的身型与肤色》,《庆祝李济先生七十岁论文集》下册,台北,1967年,页1033—1045。
  〔6〕谢桂华等编:《居延汉简释文合校》下册,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年,页524。
  〔7〕谢桂华等,《居延汉简释文合校》,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年,页258—259。
  〔8〕张德芳:《汉简确证:汉代骊靬城与罗马战俘无关》,收入《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页222—229。
  〔9〕《三国志·魏书·毋丘俭传》裴松之注引。
  

第三节 安息

作者:林海村
















  安息在今天伊朗,西方史籍称“帕提亚”,而中国史书则按帕提亚王族姓氏称为“安息”,并将安息人冠以汉姓“安氏”。东汉末年来华传教的安世高、安玄皆为安息人。
  公元前246至公元227年间,帕提亚人称雄西亚,建立了东到大夏,西至幼发拉底河的庞大帝国。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曾派副使出访安息。据《史记·大宛列传》,“初,汉使至安息,安息王令将二万骑迎于东界。东界去王都数千里。行比至,过数十城,人民相属甚多。汉使还,而后发使随汉使来观汉广大,以大鸟卵及黎靬善眩人献于汉。及宛西小国獾潜、大益,宛东姑师、扜弥、苏薤之属,皆随汉使献见天子”。随着丝绸之路国际贸易的发展,帕提亚物产不断传入中国。
  近年在新疆且末县扎滚鲁克汉代墓葬中发现一件完整的木箜篌,年代约在公元1世纪前后,属于鄯善王国时期。〔1〕据《隋书·音乐志》记载,箜篌为西亚胡乐,“今曲项琵琶,竖头箜篌之徒,并出自西域。非华夏旧器”。其实,箜篌起源于北非埃及,最早出现在公元前3000—前2000年间法老墓,埃及人称作harp(哈卜)。公元前2004—前1595年,箜篌从埃及传入巴比伦,美国芝加哥大学考古队在巴比伦遗址发现一个演奏箜篌的乐师浮雕泥版,与且末出土箜篌几乎完全相同。
  两河流域的古文明后为亚述人继承,亚述人把这种古乐器改称Cank(箜篌)。苏联考古学家马松在乌兹别克斯坦的铁尔梅兹城以北18公里埃尔塔姆(Airtam)遗址发现一座公元1—2世纪的佛教寺院遗址。这所佛寺石柱头浮雕上雕刻了一个演奏箜篌、琵琶和皮鼓的乐队,上面的女乐师衣着打扮,与波斯王宫浮雕上帕提亚女子相同。这个发现说明公元1—2世纪箜篌已从帕提亚传入中亚。
  据《汉书·郊祀志上》记载,汉武帝年间,箜篌从西域传入中原。汉武帝的“嬖臣李延年以好音见……益召歌儿,作二十五弦及空侯瑟自此起”。〔2〕箜篌有卧箜篌、竖箜篌、凤首箜篌等多种类型,汉代传入中国的是竖箜篌。《旧唐书·音乐志》亦载:“竖箜篌,胡乐也。汉灵帝好之。体曲而长,二十有二弦,置抱怀中,用两手齐奏,俗谓之‘臂箜篌’。”且末汉墓出土的木箜篌,正是汉代传入长安的那种竖箜篌,为研究西亚古乐器如何沿丝绸之路传入中国提供了重要实物证据。汉语“箜篌”之名与亚述语Cank读音相近,表明汉代箜篌直接来自称雄西亚的帕提亚帝国。
  尼雅墓葬和孔雀河三角洲中期墓葬中都出土有较完整的复合弓,这类复合弓与早期欧亚草原流行的斯基泰蛇形弓代表两种不同的系统,类似的复合弓在幼发拉底河贝格霍兹(Bashouz)古墓可以见到,〔3〕而且在著名的图拉真石柱(Traian's Column)表现罗马与帕提亚军队作战图像中,帕提亚士兵手中手持的复合弓正与尼雅东汉墓出土帕提亚式复合弓如出一辙,这类复合弓在塔里木盆地相当流行,显然是西域诸国与帕提亚帝国文化交流的结果。鄯善地区晚期墓葬中也可见沿着丝绸之路传来的帕提亚文化因素,且末扎兖鲁克第三期墓葬中出土有一件玻璃杯,原来学者多认为这属于萨珊玻璃器,年代断在公元3—6世纪。〔4〕
  然而,且末扎兖鲁克第三期古墓随葬品不见任何萨珊波斯文物,这个说法颇多疑问。蜂窝纹是亚述和埃兰艺术的典型纹饰之一,大英博物馆藏帕提亚银钵上就装饰有蜂窝纹。帕提亚艺术后来为萨珊波斯工匠所传承,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收藏了一件萨珊波斯玻璃杯上也装饰有蜂窝纹,年代定在公元5—7世纪。比较而言,且末出土蜂窝纹玻璃钵,器形高瘦,形态早于萨珊波斯那种矮胖形蜂窝纹玻璃杯。尽管罗马皇帝图拉真在公元116—117年间从帕提亚人手中夺取了叙利亚,但是叙利亚工匠此后制作的玻璃器仍保留了一些帕提亚艺术风格。例如,1973年,朝鲜新罗古墓天马冢发现的叙利亚玻璃钵就装饰有帕提亚风格的蜂窝纹,年代在公元5世纪末至6世纪初。
  1971年,在河北满城发掘出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及其妻子窦绾的墓葬。刘胜是汉景帝刘启之子,汉武帝刘彻的异母兄长。景帝前元三年(前154)封为中山王,死于武帝元鼎四年(前113)。刘胜和窦绾墓出土文物品类繁多,数量惊人,一共出土金、银、铜、铁、玉、石、陶、漆各类文物10000余件,精品就达4000多件,尤以金缕玉衣、长信宫灯、错金博山炉等最为珍贵。我们感兴趣的是满城汉墓随葬的一个帕提亚艺术风格的有翼神兽。有翼神兽起源于亚述艺术,后为波斯人传承。著名的阿姆河宝藏汇集了许多古波斯艺术品,其中包括一个制作精美的有翼神兽黄金艺术品。帕提亚人推翻塞琉古王朝后,复兴波斯文化,大英博物馆藏有翼神兽就是帕提亚人的杰作。满城汉墓随葬的有翼神兽,与古波斯和帕提亚艺术的有翼神兽一脉相承,为汉帝国与帕提亚王朝文化交流提供了实物证据。
  20世纪初,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在楼兰LB.Ⅱ佛寺遗址发现许多希腊罗马艺术风格的木雕构件,包括一件有翼神兽形象的木雕,残高70厘米,上下边缘皆有凸榫,残存狮身形象,腰细并呈弓起状,腰前斜插一支翅膀的羽毛,后腿保留,尾巴呈S状弯曲,右腿前部仍可见口齿。贝格曼对其进行了复原。斯坦因在LB.Ⅱ遗址也发现木雕狮子,他在报告中申明,他发现的几件木雕的局部,包括口鼻、身体、腿部、羽毛、牙齿,与赫定收集品非常相似,而且缘部均有凸榫残留,尺寸相合。〔5〕
  斯文赫定在楼兰LB.Ⅱ遗址还发现了一件花瓶木雕,四边雕出方框,中间刻一个花瓶,从瓶中向两边对称地各伸出一条花枝,花瓶底部排列八片叶子,颈部装饰一条菱形纹带。值得注意的是,有翼神兽和花瓶木雕都有边框,尺寸相同,它们之间无疑彼此存在联系。根据大英博物馆收藏的一件格里芬守护花瓶浮雕石板,揭示了这种有翼狮子与花瓶组合的艺术渊源。在这件石板中,两只带翼狮子相向而立,足成蹄状,分趾,嘴微张,露齿,翼挺起,尾巴上扬成S形,狮子中间雕刻花瓶,外形与LB遗址出土木雕花瓶相似,向两端传出花枝。据此,我们对LB遗址出土的木雕进行了复原。显然,帕提亚石板是有翼狮子与花瓶组合题材的源头。〔6〕
  1995年,中日尼雅联合考察队在新疆民丰县以北沙漠腹地的尼雅遗址发现一处古代墓地,其中8号墓出土了“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关于这座墓的年代,学界颇多争议,有学者认为在魏晋前凉时期。实际上,这座墓是汉末精绝王公贵族墓。据考证,这块织锦上的动物和禽鸟图案皆为外来禽兽,除有翼神兽外,还有非洲的狮子、越南的鹦鹉和西亚的鸵鸟。〔7〕
  有证据表明,汉代有翼神兽是在帕提亚艺术影响下产生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不仅为帕提亚有翼神兽影响汉代艺术提供了证据,而且为帕提亚鸵鸟影响汉代艺术提供了新材料。中国不产鸵鸟,这种体型巨大的禽鸟生活在非洲和西亚。张骞通西域后,西方使者将鸵鸟蛋和鸵鸟作为贡品送到中国,汉代称“大鸟”或“安息雀”。安息国派使臣“随汉使来观汉广大,以大鸟卵及黎靬善眩人献于汉”(《史记·大宛列传》)。永元十三年(101),“安息王满屈复献师子及条支大鸟,时谓之安息雀”(《后汉书·西域传》)。在中国古书中,鸵鸟最初称“大爵”或“大鸟”。郭义恭《广志》曰:“大爵,颈及(长),膺(鹰)身,蹄似骆驼,色苍。举头高八九尺,张翅丈余。食大麦。”〔8〕
  除豢养活鸵鸟外,汉武帝还在太液池造石鸵鸟。《汉书·郊祀志下》记载,太液“池中有蓬莱、方丈、瀛州、壶梁、象海中神山、鳖、鱼之属。其南有玉堂、璧门、大鸟之属。”颜师古注:“立大鸟象也。”《三辅黄图》卷四引《汉书》又载:“建章宫北治大池,名曰太液池。中起三山,以象瀛洲、蓬莱、方丈,刻金石为鱼、龙、奇禽异兽之属。”
  注释
  〔1〕关于箜篌研究最新综述参看马健:《公元前8—前3世纪的萨彦—阿尔泰——中亚东部草原早期铁器时代文化交流》,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硕士论文,2004年,页32。
  〔2〕东汉应劭《风俗通》、《后汉书·五行志》也有记述。
  〔3〕F.Bergman Archaeological Researches in Sinkiang especially the Lop-Nor Region.. Archaeology.Reports from the Scientific Expedition to the North-Western Provinces of China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Dr.Sven Hedin:The Sino-Swedish Expedition 7.1.Stockholm:Bokforlags Aktiebolaget Thule,1939,122.
  〔4〕安家瑶:《北周李贤墓出土的玻璃碗——萨珊玻璃器的发现与研究》,《考古》 1986年第2期,页173—181。
  〔5〕For LB.Ⅱ.0011—0013,0021,cf.M.A.Stein,Serindia,1921,p.442.
  〔6〕陈晓露:《楼兰佛寺考》,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本科学位论文,2005年。
  〔7〕李零:《“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上的文字和动物图案》,《文物天地》1996年第6期,页26—30。
  〔8〕《汉书·西域传》颜师古注引。

第四节 大秦

作者:林海村






















  张骞通西域不久,中国丝绸就传入欧洲,并很快风靡整个罗马帝国,汉代称“大秦”。〔1〕罗马城甚至出现了专门出售丝绸的多斯克斯市场(Vicus Tuscus)。〔2〕从欧洲古代人物造型艺术可知,古希腊和古罗马人特别追求人体之美。欧洲人以亚麻和羊毛为纺织纤维,在纺织技术不甚发达的古代,这两种纺织原料织不出轻便合体,能够表现人体美的服装。长沙马王堆出土素纱禅衣,衣长128厘米,通袖长195厘米,袖口宽29厘米,腰宽48厘米,下摆宽49厘米,重48克,薄如蝉翼,生动反映了汉帝国的织造工艺技术。
  公元1世纪以前,中国史家都不知道欧洲。据《后汉书·西域传》记载,东汉时任西域都护的班超在东汉和帝永元九年(97),“遣甘英使大秦,抵条支”,访问了称雄西亚的安息王国。大秦就是罗马帝国(前27—476)。条支位于波斯湾沿岸,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的入海处。甘英出访安息后,中国人才知西方还有一个文明古国——罗马帝国,但是中国史家从不称其为“罗马”,而是称作“大秦”。甘英本来是要出访大秦,但他在波斯湾踌躇不前,中途而返。尽管甘英未能到达罗马帝国,但是他向丝绸之路商人和西方诸国通报了中国的广大富饶,招徕了大批西方使臣和商贾出访中国。中国史家从他们口中了解到安息以西罗马帝国的风华物貌,同时罗马人也通过这个渠道了解到中国。
  据罗马地理学家马林《地理学导论》记载,东汉初年,有一个名叫梅斯的马其顿巨商从事东方贸易。他大约在公元99年左右委托代理人组成商队,由罗马帝国的马其顿行省和东方行省推罗城人组成。他们可能从地中海东岸的推罗城启程,经安息首府和椟城,安息东境亚里和木鹿城,然后进入贵霜帝国境内,经大夏故都蓝氏城,从塔什库尔干进入中国,沿丝绸之路南道于阗、墨山国、楼兰、敦煌等地,最后于公元100年抵达洛阳。在洛阳宫廷受到汉和帝接见,并被赐予“金印紫绶”。这件事被东汉宫廷史官记录在册,并编入范晔的《后汉书·和帝本纪》。
  公元1—2世纪,罗马商人在丝绸之路频繁活动,把大批罗马玻璃器带到塔里木盆地乃至东汉首都洛阳。1979年,苏联和阿富汗联合考古队在阿富汗西北发现大月氏王陵,从中发掘出两件罗马玻璃器,其中一件是搅胎玻璃瓶。从墓中出土的罗马钱币看,这位大月氏王的下葬年代约在公元30年。
  1987年,在洛阳东郊的一座公元2世纪东汉墓葬中出土了一只相当完整的长颈玻璃瓶。此瓶呈黄绿色,半透明,器表通体缠绕着白色条饰,其口径4厘米,腹径7.5厘米,高13.6厘米。这只玻璃瓶造型优美,属于典型的罗马搅胎吹制玻璃器。
  公元前1世纪,地中海东岸的工匠发明了玻璃吹制技术,制造出了美丽的球形玻璃器皿。〔3〕洛阳出土罗马搅胎玻璃器,显然与罗马商人在洛阳的活动密切相关。罗马人的搅胎玻璃技术是从亚历山大城的希腊工匠那里传承的,埃及发现过一件公元前1世纪用搅胎技术制作的香水瓶,相当精美。罗马工匠还用这项技术制作玻璃珠,在罗马本土、埃及、伊朗和丝绸之路沿线城市到处可发现。
  罗马人制作的搅胎玻璃珠也沿丝绸之路传入中国。新疆考古工作者在和田山普拉汉代墓地和尼雅东汉墓均发现了罗马搅胎玻璃珠。1980年在新疆的楼兰古城中找到的一串料珠中,有三颗属于搅胎玻璃珠,年代在公元1—2世纪。〔4〕
  在楼兰城郊外东汉墓内,还发现两件罗马搅胎玻璃饰件和两颗玻璃珠,类似的搅胎玻璃饰件在红海著名罗马古港口——贝勒尼斯遗址也有发现。从出土情况看,这两个搅胎玻璃饰件和玻璃珠位于楼兰墓主人的耳部,那么它们很可能就是东汉诗人辛延年的《羽林郎》提到的“大秦珠”。诗中说:“昔有霍家奴,姓冯名子都。依倚将军势,调笑酒家胡。胡姬年十五,春日独当垆。长据连理带,广袖合欢襦。头上蓝田玉,耳后大秦珠。两鬟何窈窕,一世良所无。”关于流入中国的罗马玻璃珠,早在20世纪前期就有所发现。斯坦因在新疆和田采集的彩色镶嵌玻璃珠就是典型的西方产品,在罗马帝国境内相当流行。〔5〕这类罗马玻璃珠在和田山普拉汉代墓葬和尼雅东汉墓屡有发现,俗称“蜻蜓眼玻璃珠”。
  罗马工匠生产的玻璃珠的品种繁多,例如,和田山普拉汉墓发现一件罗马火坛形玻璃饰件。同类玻璃饰件在红海之滨古罗马贸易港——贝勒尼斯遗址也有发现。中日尼雅联合考察队在尼雅东汉墓中,还发现一种罗马生产的金箔玻璃。罗马玻璃珠品种如此繁多,我们还无法确切知道长安胡姬佩戴的究竟是哪一种大秦珠。
  汉代文人提到长安郊外的皇家园囿上林苑内有珊瑚树。司马相如《上林赋》说上林苑“玫瑰碧林,珊瑚丛生,碧玉旁唐”;班固《两都赋》提到长安宫廷内“珊瑚碧树,周阿而生”。珊瑚是海洋生物,产自我国东南沿海海域、红海和地中海。上林苑的珊瑚来源不一,有些来自中国东南沿海。例如,上林苑有颗巨大的珊瑚树,高一丈二尺,据说是南越王觐献。〔6〕据考证,汉语“珊瑚”译自古波斯语sanga(石头),〔7〕那么珊瑚最初可能从西方传入中原。波斯不产珊瑚,珊瑚应来自西方的大秦国。
  从大秦传来的物品还有琥珀,汉代称“虎魄”。在西方,琥珀主要产于波罗的海沿岸,如俄罗斯加里宁格勒、波兰、立陶宛、丹麦、德国等地,通称“波罗的海琥珀”。阿拉伯人的祖先——腓尼基人最早开展琥珀贸易,英语am-ber(琥珀)一词就来自阿拉伯语。不过,汉语“琥珀”的词源与之不同,美国汉学家谢弗认为可能来自叙利亚语harpax(琥珀)。〔8〕《汉书·西域传》说罽宾和大秦产“珊瑚、虎魄”。那么这两种大秦宝物就应该是从犍陀罗传入中国的。欧洲琥珀很早就随西方蜻蜓眼玻璃珠一道传入中国。例如,内蒙古鄂尔多斯桃红巴拉春秋墓和毛庆沟战国5号墓发现过琥珀项链,年代在公元前5—前4世纪。
  伊朗与中国之间的犍陀罗(今巴基斯坦北部和阿富汗南部),自古以来就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孔道,汉代称“罽宾”,后称“犍陀罗”。据《汉书·西域传》,罽宾国出产“珠玑、珊瑚、虎魄(琥珀)、璧流离”凡四种宝物。佛教兴起后,罽宾四宝被列入佛家七宝,《大般若经》就将“金、银、琉璃、砗磲、玛瑙、虎珀、珊瑚、赤珠”列为七宝。〔9〕随着罗马东方贸易的开展和佛教的传播,琥珀从丝绸之路传入中亚和中国。英国考古学家马歇尔(J.Marshall)在塔克西拉遗址发掘出七件琥珀,年代在公元1—3世纪。〔10〕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的尼雅遗址、〔11〕青海西宁以及甘肃敦煌汉墓不断发现琥珀。〔12〕这些都是从罽宾传入中国的大秦琥珀。
  鲜卑取代匈奴进入西域地区后,内蒙古鲜卑墓开始出现琥珀。例如,通辽市的科左中旗六家子鲜卑墓的出土遗物有陶器、金银器、铜器、铁器、琥珀器和玉石器等。〔13〕此外,在伊敏河的鲜卑墓内还发现琥珀“项饰(孟根楚鲁 M1):弧形,两端成环状,中间穿两琥珀珠”。〔14〕
  2004年,青海西宁市发现了一个汉代墓葬群,据初步调查,年代在西汉末期到东汉早期。每一个墓里一般都有两三个陶器、还有铜器、琥珀、玛瑙、漆器等珍贵文物。〔15〕琥珀在鲜卑墓大量出现,似与鲜卑人取代匈奴,与东汉王朝争夺西域有关。
  罗马商人带到中国的物品还有小亚生产的缂毛织物。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两次(1906年和1914年)到楼兰探险,他在楼兰城郊外LC墓地发现过一个希腊艺术风格的彩色缂毛织物残片。据他研究,这个人头像是希腊使者神赫尔墨斯(Hermes),相当于罗马神话的商业神墨丘利(Mercury)。在希腊神话中,赫尔墨斯是众神的使者,手持信物(Caduceus),引导人间亡灵到阴间。斯坦因将此墓年代定在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1世纪。〔16〕不知为什么,他没有彻底清理墓中遗物。1980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楼兰考古队在同一座墓中发掘出汉武帝后期五铢钱、汉代漆器以及写有佉卢文的丝绸残片。据碳14年代测定,这座墓距今1880±50年,相当于东汉。〔17〕
  在近年新发现的西域艺术品中,还有一件罗马艺术风格的毛织物,1995年在尉犁县孔雀河南岸营盘古城附近一座古墓(15号)中发现。这座墓的形制和随葬品与楼兰LC东汉墓相似,发掘者将年代定在东汉晚期。〔18〕据《汉书·西域传》记载,孔雀河上游在汉代属于墨山国领地,东汉末被焉耆国兼并,那么这件具有希腊罗马艺术风格的长袍属于汉代墨山国之物。从纺织技术看,楼兰和营盘出土毛织物属于毲织物。这种毲织工艺的发祥地在小亚吉兰,汉代文献把毛织物称作“罽”,就与波斯语地名gilim(吉兰)有关。
  据新疆博物馆武敏研究,新疆出土外来毛织品的产地相当复杂,分别产自中亚、西亚以及地中海沿岸不同地区,〔19〕楼兰和营盘出土罗马毛织物为研究罗马商人在丝绸之路上的活动提供了重要证据。
  注释
  〔1〕在中国史书中,大秦指三个不同的西方国家;公元前30年以前指“黎靬”(埃及托勒密王朝),公元前30—395年之间指“罗马帝国”,而公元395年罗马帝国分裂后,往往指“东罗马帝国”。
  〔2〕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
  〔3〕宿白:《中国古代金银器和玻璃器》,《中国文物报》,1992年5月3日;徐苹芳:《考古学上所见中国境内丝绸之路》,《燕京学报》新一期,1997年,页291—334。
  〔4〕新疆楼兰考古队:《楼兰古城址调查与试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7期,页1—39。夏鼐先生凭借黑白图版,误把这三颗搅胎玻璃珠当作肉红蚀花石髓珠。
  〔5〕奥雷尔·斯坦因:《西域考古图记》,第1卷,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页55和74;图版见该书第4卷图版Ⅳ。
  〔6〕《酉阳杂俎》卷十。
  〔7〕谢弗著,吴玉贵译:《唐代的外来文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页523。
  〔8〕同上书,页524。
  〔9〕佛书对七宝的解释众说不一。20世纪80年代,在对辽宁朝阳南北双塔进行维修加固过程中,发现了地宫和天宫,出土了用金、银、玛瑙、珊瑚、珍珠、琥珀、琉璃等“七宝物”制成的珍贵佛教文物,证明《般若经》的说法是正确的。
  〔10〕马歇尔著,秦立彦译:《塔克西拉》,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
  〔11〕赵丰、于志勇主编:《沙漠王子遗宝》,杭州:中国丝绸博物馆,乌鲁木齐: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2000年,页95。
  〔12〕吕雪莉、刘晓强:《西宁发现具有较高价值的汉代墓葬群》,新华网青海频道西宁2004年9月29日电(http://unn.people.com.cn/GB/14788/21767/2893859.html);敦煌发现了一个琥珀独角刻兽,据说出自敦煌杨家桥一座汉代墓葬。这枚琥珀独角刻兽出土时含在死者口中(http://www.carolamber.com.cn/legend/guaishou.htm)。
  〔13〕张柏忠:《内蒙古科左中旗六家子鲜卑墓群》,《考古》1989年第5期。
  〔14〕程道宏:《伊敏河地区的鲜卑墓》,《内蒙古文物考古》第2期,页21—22,图5—4。
  〔15〕参见新华社记者的报道《考古人员在西宁发现具有较高价值的汉代墓葬群》网络版(http://tech.163.com/04/1026/21/13LCFSMI0009rt.html)。
  〔16〕M.A.Stein,Innermost Asia(Oxford,1928),vol.1,pp.233-235.
  〔17〕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楼兰考古队:《楼兰城郊古墓群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7期,页23—29。
  〔18〕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尉犁县营盘15号墓发掘简报》,《新疆文物》1998年第2期,页1—11转20。
  〔19〕武敏:《新疆近年出土毛织品研究》,《西域研究》,1994年第1期,页1—13;武敏:《从出土文物看唐以前新疆纺织业的发展》,《西域研究》,1996年第2期,页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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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林梅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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