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国际考古合作，尤其是在外国的考古合作，在我国是个相对较晚的方向。1949年以后，我国考古学家由于政治的需要，曾经关心苏联和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的考古工作，但是国际合作实际只有一次。90年代以后，我国政府进一步开放，西方国家和日本考古学家来到我国，开展合作考古，带来了我国紧缺的经费以及新的理念和方法。到了世纪之交，我国经济腾飞，我国考古机构开始走出国门，带着经费和技术到周边国家开展合作考古工作。2012年以后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外国考古工作迅猛发展。在开展外国考古的过程中，我国考古学家带去了调查、发掘和保护并举的理念以及田野工作经验和钻探技术。但是我国考古学科未能提供有效的支撑，尚未培养急需的外国考古人才。这些外国考古项目还缺乏稳定的经费来源，无法长期运行。这些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前言

　　2017年3月2日，我国考古界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成立了外国考古研究中心。近20年来，我国的一些大学和文物考古机构陆续走出国门，到世界各国开展考古工作，已成燎原之势。不过，我国学者走出国门不久，仍然缺乏经验和人才。外国考古研究中心的成立，可以“整合各方力量，发挥协同作用，”可谓恰逢其时。借此之机，本文梳理我国开展外国考古的历程，总结经验，发现问题，为以后外国考古的发展建言献策。

　　关注外国考古

　　由于外交工作的需要，从50年代到80年代，我国考古工作者还翻译介绍了其它一些国家的考古文献。他们主要关注的是社会主义阵营和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其中包括朝鲜、蒙古、越南、柬埔寨、巴基斯坦、印度、阿尔巴尼亚、 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埃及、秘鲁、墨西哥。有些学者如夏鼐、安志敏、王仲殊和余明谦还访问过苏联、伊朗、阿尔巴尼亚、 保加利亚和越南。我国考古工作者偶尔也关注希腊、澳大利亚、西欧、美国、和日本的考古工作。虽然处于冷战时期，但是我国考古工作者没有与世界隔绝，仍然从事一些学术访问和文献翻译。

　　迎进来考古

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我国逐渐摆脱意识形态的束缚，学术环境逐步宽松。封锁了几十年的国门逐渐打开，一直关心我国考古的日本和西方学者纷纷来我国考察，收集资料，讨论学术合作；而我国学者出国访问日本和西方国家的机会逐步增加，交流我国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受此影响，我国考古学在外国迅速发展，成果和人才培养稳步增长。与此同时，区系类型学逐渐成为我国考古学界的指导思想，我国考古学家集中精力研究各个区域的文化序列和我国文明的起源问题。可惜的是，在80年代和90年代，我国学者对于外国考古的关心大幅度下降。

　　或许是中朝合作考古项目留下的阴影，中国文物考古主管部门在此后的60、70和80年代一直抵制国际合作。1978年中美建交以后，哈佛大学的张光直教授就极力推动中美之间的学术合作，当时哈佛大学和四川大学已经谈妥一个合作项目，但是因为考古界领导层的反对而流产。进入90年代以后，由于我国我国政府进一步改革开放，外国考古学家才开始进入中国开展考古工作。

　　最先发展起来的是中美合作项目。1990年，张光直教授为了寻找商文明，发起了商丘考古项目。为此，哈佛大学皮保德博物馆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开始了长达10年之久的合作，在商丘寻找最早的商城。1992年，美国埃德沃考古学研究基金会与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考察和试掘了江西万年、乐平、分宜等地的洞穴遗址，1993年和1995年发掘了万年县的仙人洞遗址，推动了稻作农业和陶器起源的研究。2004和2005年，为了进一步揭开稻作农业起源的面纱，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与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道县发掘了玉蟾岩遗址。1995年以后，芝加哥自然历史博物馆、耶鲁大学和山东大学合作在山东省日照市两城镇开展区域调查和发掘。1997年，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科技考古实验室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合作，在安阳市境内的洹河流域开展区域调查，并因此发现了洹北商城。1999年，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和匹兹堡大学组成的中美赤峰联合考古队在赤峰地区的锡伯河、半支箭河、西路嘎河和阴河做了区域考古调查。同年，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北京大学考古系和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组成联合考古队，开始在四川省和重庆市调查古代盐业遗址，并发掘了忠县的中坝遗址。这些项目不仅为我国带来了紧缺的经费和新技术，而且推动了我国考古学在美国的发展，哈佛大学、匹兹堡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和耶鲁大学纷纷培养我国考古学方向的研究生。

　　与此同时，一些欧洲国家也来到中国做合作项目。1993-2005年，法国国家科研中心中亚考古研究所与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在新疆克里雅河下游做了连续的考古调查与发掘，因此发现了丹丹乌里克、喀拉墩和圆沙古城以及一些佛寺壁画和毛织品。 2000-2002年，巴黎高等研究实践学院与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合作，发掘了河南南阳龚营遗址。 借着这些项目的东风，法国、德国和英国的一些大学也开始培养我国考古学方向的研究生。

　　随后日本学者也逐渐进入我国开展合作项目。1995年以后，日本佛教大学与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了新疆尼雅遗址，发现了一座佛寺和一处墓地。2002年双方又调查发掘了丹丹乌里克佛寺。1995-1996年，日本的东京共立女子大学、滋贺县立大学、茨城大学与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固原博物馆和北京大学组成的“中日原州古墓考古队”，合作发掘了固原的唐代史道洛墓、北魏田弘墓。 1998年，日本奈良国立文化财研究所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合作合作发掘西汉长安城遗址。2003-2005年，日本秋田县埋藏文化财中心与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发掘武威磨咀子墓地。 与此同时，一些学术机构如千叶大学、九州大学、京都大学开始培养我国考古学方向的研究生。

　　“走出去”考古

　　与此相反，我国文物考古机构开始走出去，由周边国家开始，逐渐走到了遥远的伊朗和中美洲。2012年以后，随着我国政府推行“一带一路”战略，走出去的机构和发掘项目都越来越多，迄今已经在13个国家开展了22个项目（附表）。需要说明的是，我国学者参与的外国考古项目，如200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到德国发掘美伦艾克遗址，2017年武汉大学到吴哥城洞里萨特（Prasat Tonle Snguot）遗址的发掘， 2017年中山大学到伊朗锡斯坦萨迪格（Tepe Sadegh）遗址发掘，都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下面分区域来叙述：

　　东亚和北亚：在东亚和北亚，我国考古机构在俄罗斯、蒙古和朝鲜开始了合作考古项目。

　　俄罗斯：我国在俄罗斯的合作考古项目开始较早。2001年，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俄罗斯科学院远东分院远东民族历史考古民族研究所一道，在哈巴罗夫斯克市郊发掘了一处遗址，获得了了新石器时代早期（13000-9000BP）的30余件人工石器和陶器。200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派人赴海森崴，参加了库纳列依斯克城址的发掘，并考察了靺鞨时期的墓地和渤海时期的城址。2004年，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与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考古与民族研究所组成考古队，发掘了靺鞨文化的特罗伊茨基墓地。发掘出土的人骨资料在长春市和新西伯利亚市的实验室做DNA分析。 时隔7年，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俄罗斯科学院远东分院远东民族历史考古民族研究所合作发掘了渤海时期的克拉斯基诺城址。

　　上述项目虽然为四家单位发起，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均历时一年即行终止。这种情况在南京大学的俄罗斯项目得到了改观。2014年，南京大学与俄罗斯联邦阿尔泰国立大学签订考古研究合作协议，共同调查发掘俄罗斯阿尔泰（包括阿尔泰共和国和阿勒泰边疆区）的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遗址，目的在于研究额尔齐斯河沿岸的人群迁徙、冶金技术、农业和家畜传播。从2015到2017年，联合考古队先后发掘了耶鲁尼诺文化（青铜时代中期）的聚落卡勒望湖-I 和萨加雷文化（青铜时代晚期）的聚落苏联路-I，都得到了大量的陶片、兽骨、铜渣、铜器和铜锭。2017年7月，双方利用合作平台举办了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