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观点

晋、楚青铜艺术的交流 ——以东周青铜器“龙身凤”纹样为例

摘要:   “晋”  “楚”晋、楚青铜文化的交流具有多元性,本文以龙身凤纹样为例,  探讨晋、楚青铜文化交流的方式:  晋、楚龙身凤纹自成体系,  风格演变具有相似性;  龙身凤纹样最早兴起于三晋地区,  楚地龙身凤纹受三晋影响并有所创新,  秦地发现的龙身凤纹样应属于楚式风格。晋、楚是春秋大国,晋系、楚系青铜器影响深远,青铜器所反映的 ...

  “晋”

  “楚”

晋、楚青铜文化的交流具有多元性,

本文以龙身凤纹样为例,

  探讨晋、楚青铜文化交流的方式:

  晋、楚龙身凤纹自成体系,

  风格演变具有相似性;

  龙身凤纹样最早兴起于三晋地区,

  楚地龙身凤纹受三晋影响并有所创新,

  秦地发现的龙身凤纹样应属于楚式风格。


晋、楚是春秋大国,晋系、楚系青铜器影响深远,青铜器所反映的晋、楚之间的文化交流为诸多学者所关注。

张昌平先生认为,“春秋晚期,楚文化基本特征与中原文化进一步分化,楚系青铜器个性特征也更为突出。但是,晋、楚青铜器中的一些铸造工艺、装饰纹样有颇多相似之处,还在不同时期具有同步的演变方向”;路国权先生以铜匜为例,阐释了青铜文化“南北二系”演进过程,春秋初期北方和南方的“统一性”较强,都保持着周文化的传统(A型都占主体),春秋中期和春秋晚期,由楚发展起来的B型在南方渐次取代西周以来传统的A型,战国早期开始,南、北方又开始走向新的更大范围的“统一”(B型都占主体)。

从上述结论来看,晋、楚青铜文化交流具有阶段性、复杂性等特征。本文所探讨的“龙身凤”纹样,提供了研究晋、楚青铜文化交流的新视角。

“龙身凤”纹的特征是鸟(凤)首与龙身结合,部分有翅膀或尾羽。商和西周时期主要是作为青铜器鋬上部立体装饰,林巳奈夫称之为“羊角牺首与凤凰”,牺首之下有凤凰,认为是“戴着面具的凤凰”;平面纹饰在莒县西大庄M1铜轭首发现一例,年代为两周之际或稍晚。

东周“龙身凤”纹样在形制上需要和凤鸟纹、龙纹相区别:

“龙身凤”纹与凤鸟纹的区别在于体躯,凤纹体躯为“写实”的鸟形。两周之际至春秋中期,“写实”凤鸟纹个别型式在三晋两周地区依然有发现,但已渐趋消亡。三门峡M2001:90虢季方壶(图一:1),盖缘饰顾首凤鸟纹(图一:2),上下腹部各饰二组以细雷纹作地纹的前垂冠凸目凤鸟纹,在上腹部者昂首相对(图一:3),在下腹部者回首相背(图一:4)。韩城梁带村M27:1001凤鸟纹铜壶,腹上部各饰两组大冠凤鸟纹、下腹各饰两组回首凤鸟纹(图一:5)。

图一 三晋两周地区“写实”凤鸟纹

1—4.三门峡M2001:90 虢季方壶;

5.梁带村M27:1001 凤鸟纹铜壶

“龙身凤”纹与龙纹的区别在于口、喙部,龙纹口部呈“S”形,龙身凤纹一般是鸟首形勾喙或“C”形喙。新郑李家楼莲鹤方壶,壶身龙纹、凤鸟纹和“龙身凤”纹装饰共存(图二),龙身凤勾喙、龙身。李夏廷先生对侯马铸铜遗址ⅡT81H126:58饕餮衔龙纹陶钟鼓模进行了复原(图三:1),并对饕餮及所衔龙、凤纹进行分解(图三:2—4),此凤纹即“龙身凤”纹(图三:4)。

图二 新郑莲鹤方壶壶身纹饰

图三 侯马铸铜遗址ⅡT81H126:58饕餮衔龙纹陶钟鼓模复原及解析

“龙身凤”纹样主要流行区域为三晋两周地区和楚地,秦地有少量发现。

三晋两周地区“龙身凤”纹,根据形制可以分成四式:

Ⅰ式 勾喙或“C”形喙,龙身装饰简单。

新郑李家楼莲鹤方壶,壶身下部饰龙身凤纹(图二),勾喙,龙身细长,有两环勾形爪。侯马上马墓地M13蟠龙纹方壶,壶的腹壁为凸起的龙纹、龙身凤纹、蟠蛇纹、蛙纹组成,龙身凤勾喙、一足,侧有小翅(图四:3)。辉县琉璃阁甲墓夔凤纹鉴(图四:1),腹中部有一条龙纹和龙身凤纹装饰的纹带,龙身凤纹与方壶纹饰相似,均饰鳞纹(图四:2)。

Ⅱ式 “C”形喙,装饰繁缛,饰云雷纹、几何纹等。

侯马铸铜遗址ⅡT81H126:58饕餮衔龙纹陶钟鼓模中龙身凤纹(图三:4),与龙相勾连。侯马铸铜遗址还发现有凤鸟纹陶范(图四:6),美国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藏智君子鉴(图四:4),鉴颈部及下腹部纹饰为凤鸟纹(图四:5),两者凤鸟纹形制相似,智君子鉴应产自侯马。太原金胜村M251龙凤纹罍,龙身凤纹位于罍下腹部,造型相似。

图四 三晋两周地区Ⅰ、Ⅱ式龙身凤纹

1、2.辉县琉璃阁甲墓夔凤纹铜鉴;

3.侯马上马M13蟠龙纹方壶“龙身凤”纹;

4、5.智君子鉴;6.侯马铸铜遗址凤鸟纹陶范

Ⅲ式 “C”形喙,纹饰简洁。

2003年,侯马白店H15:215龙凤纹模(图五:1),龙凤纹身饰云纹与线纹。H15:157龙凤纹模(图五:2),龙凤纹相勾连,形成一个纹饰单元,龙凤纹外饰涡纹等几何纹。

上海博物馆藏交龙纹壶(图五:3),腹下的第三周纹饰是勾喙的凤首龙身与龙交互缠成图案单元(图五:4),第二周纹饰与第三周纹饰相同而稍简略,中间均填以雷纹。从纹饰形制来看,这件器物极有可能是侯马作坊生产的。

Ⅳ式 “V”形喙,躯体较丰满,翼、爪较肥壮。

辉县固围村第1号墓1:168铜輨饰,饰错金银龙凤交逐纹(图五:5),凤“V”形尖喙、有花冠,上身饰鳞状羽纹,身躯及足为龙形。

图五 三晋两周地区Ⅲ、Ⅳ式龙身凤

1.侯马白店H15:215龙凤纹模;

2.侯马白店H15:157龙凤纹模;

3—4.上海博物馆藏交龙纹壶;

5.辉县固围村第1号墓铜輨饰

三晋龙身凤纹的演变,体躯装饰经历了简单—繁缛—简化的过程,喙部从勾喙—“C”形喙—“V”形喙。

新郑李家楼莲鹤方壶的年代为春秋中期;侯马上马M13的年代为春秋中期偏晚;琉璃阁诸大墓的年代主要属春秋晚期;智君子鉴一般认为作器者是晋卿智伯,执政时间为公元前474—前453年,是晋国具有时代标尺意义的青铜器之一,年代为春秋晚期偏晚;太原金胜村M251的年代存在争议,以战国早期偏早阶段(公元前453—前433年前后)较为合理;侯马白店H15的年代为战国早期后段或战国早中期之际;辉县固围村第1号墓的年代为战国晚期。

因此,三晋Ⅰ式龙身凤纹年代为春秋中期至春秋晚期偏早,Ⅱ式的年代为春秋晚期偏晚至战国早期偏早,Ⅲ式的年代为战国早期偏晚至战国中期,Ⅳ式的年代为战国晚期。


  

楚地龙身凤纹易与“侧行龙纹”相混淆。淅川和尚岭M2:66青铜器座(图六:1),整体呈穹隆形,穹隆方座四面花纹相同,下层左右两区饰两个相背的侧行龙纹,框内上层左右两区所饰与“侧行龙纹”不同,纹饰口部为“勾喙”,“侧行龙纹”口部呈“S”形,鸟首勾喙、龙身特征的即为龙身凤纹(图六:2)。

楚地发现的龙身凤纹,根据形制可分为四式:

Ⅰ式 勾喙,体躯细长。

淅川和尚岭M2:66青铜器座,框内上层饰一对“龙身凤”纹(图六:2)。随州东风油库墓葬M3龙纹器盖(图六:4),盖面内外分别饰有龙纹、凤纹、蛇纹和几何形纹饰,其中外周布局是一组对首龙纹,间以一组背首凤纹(图六:3),背首凤纹尾部再接一蛇纹。

Ⅱ 勾喙,尾羽装饰繁缛。

曾侯乙墓铜盥缶(图六:5),主体纹饰为凤鸟纹(图六:6)。

Ⅲ “C”形喙,尾羽装饰繁缛。

随州擂鼓墩二号墓铜方壶,盖鼎及器腹饰凤鸟纹(图六:7),鸟首高冠、张口,有前后两足。

Ⅳ式 “V”形喙,尾羽简化。

包山M2:432—3方形凤纹镜(图六:8),桥钮,周围铸镂空四凤,凤身铸羽地纹。

图六 楚铜器龙身凤纹

1—2.淅川和尚岭M2:66 青铜器座;

3—4.随州东风油库M3 龙纹器盖;

5—6.曾侯乙墓铜盥缶;

7.随州擂鼓墩二号墓铜方壶;

8.包山M2:432-3凤纹镜

楚地龙身凤纹的演变,其尾羽装饰经历了简单—繁缛—简化,鸟首形制则为勾喙—“C”形喙—“V”形喙。

淅川和尚岭M2的年代有春秋晚期、战国早期二说,但和尚岭M2铜器座的年代应略早;随州东风油库路M3的年代为春秋晚期偏晚阶段;曾侯乙墓的年代为战国早期;随州擂鼓墩二号墓的年代略晚于曾侯乙墓,年代为战国中期偏早阶段;包山二号墓的年代为战国中期晚段。

因此,楚地Ⅰ式龙身凤纹的年代为春秋晚期,Ⅱ式的年代为战国早期,Ⅲ式的年代为战国中期,Ⅳ式的年代为战国中期晚段或战国晚期。

漆器、丝织品上也发现有“龙身凤”纹:曾侯乙墓XⅨ马甲片,甲片上描绘有鸟首龙身(图七:4)。江陵马山一号楚墓N22锦袍袍面(图七:1),上有舞凤纹绣样,每单元上下两组各为一立凤、一龙身凤,其中一凤足亦被简化(图七:2、3)。其演变规律与铜器相同,由“C”形喙向“V”形喙转变。

图七 楚漆器、丝织品龙身凤纹

1-3.江陵马山一号楚墓N22锦袍袍面;

4.曾侯乙墓ⅩⅨ马甲片

楚地还有一类凤纹,即“兽身凤”纹,仅发现于楚地,与龙身凤纹在体躯上有明显区别,其特征是“凤首、兽身”。在平面上看一般是两足,实际应是四足;曾侯乙墓Ⅳ马甲片,可见表现兽身四足的形象(图八:2),与龙身凤纹(凤)鸟首部相似。


图八 楚漆器、铜器兽身凤纹

1-6.曾侯乙墓Ⅳ马甲片;

7-9.淮阴高庄战国墓刻纹铜器

“兽身凤”纹,根据形制可分为两式:

Ⅰ式 勾喙,兽身。

淅川徐家岭M9:21龙凤纹铜鼎(图九:1),腹部上、下各饰一周以网格纹为地的兽身凤纹(图九:2),凤首有冠,周围有云气纹;郧县乔家院M5:6铜鼎(图九:4),器腹部凸弦纹上下各饰一周兽身凤纹(图九:3),凤为“C”字环勾形爪。淅川和尚岭M2:32龙凤纹鼎(图九:5),腹部上下各饰一周以圆点纹为地的兽身凤纹,凤首头上有角(图九:6),凤首相对;长沙楚墓M89铜鼎(图九:8),盖面四周饰兽身凤纹十只(图九:7),外伏牛形小钮。

图九 楚铜器兽身凤纹

1、2.淅川徐家岭M9:21铜鼎;

3—4.郧县乔家院M5:6铜鼎

5—6.淅川和尚岭M2:32铜鼎;

7—8.长沙楚墓M89铜鼎

淮阴高庄战国墓刻纹铜器,发现有三例鸟首兽身形象(图八:7-9),其一为一头双身形象。曾侯乙墓Ⅳ长条形马额位置甲片描绘有兽身凤、蛇、蛙等图案(图八:1),其中兽身凤角形、形态各异(图八:2-6)。

Ⅱ式 “C”形喙,兽身。

长沙子弹库楚墓帛书十月月神(图十),其造型亦为鸟首兽身形象,李学勤描述为“形如大鸟,首白色反顾,顶有歧冠,体后有兽尾。两足劲健,一前一后,作奔走状”。

图十 子弹库楚帛书兽身凤纹样

兽身凤的喙部,亦由勾喙向“C”形喙转变,与龙身凤纹演变相同。和尚岭M2、徐家岭M9、郧县乔家院M5、长沙楚墓M89等的年代均为战国早期;长沙子弹库楚帛书的年代为战国中晚期之交。兽身凤纹样的兴起应是受龙身凤纹样的影响。

秦地发现两件龙身凤纹样器物:

凤翔铁沟遗址采集的夔凤纹瓦当(图十一:1),环勾形双爪,身躯呈“C”字流线形,翅和尾羽较短。咸阳长陵车站窖藏凤纹铜管饰82XYCLJC7:77(图十一:2),凤身躯相互交盘,雄凤头顶有冠,身饰圆圈纹,雌凤头顶无冠。

  图十一 秦龙身凤纹

1.凤翔铁沟夔凤纹瓦当;

2.咸阳长陵车站窖藏凤纹铜管饰

秦国发现的龙身凤纹数量少、不成序列。凤翔铁沟遗址夔凤纹瓦当的年代为战国早期;这一时期,晋和楚龙身凤纹形制略有区别,三晋地区龙身凤喙部为“C”形,楚地在战国早期均为勾喙形,从这一点来看,凤翔铁钩遗址夔凤纹瓦当应受楚文化的影响。长陵车站82XYCLJC7的年代上限为秦二世元年,器物多残,其性质很有可能与铸铜作坊工艺流程有关,除三件凤鸟形饰件外,伴出有东方六国货币,其来源具有多元性;另外,从咸阳长陵车站窖藏铜管饰凤纹形制来看,更接近于楚文化;这件铜管很有可能是楚地产品。

龙身凤纹样具有两种属性:作为纹样及其所装饰载体本身,具有“物”的属性;作为“符号”,属于“概念”的范畴。

作为纹样本身来看,三晋两周地区和楚地龙身凤纹各具特色,自成体系。晋龙身凤,龙躯干上饰有细密的圆形和三角形的雷纹,这是晋国青铜器纹饰的主要特征;楚地龙身凤、兽身凤一般较纤细,体躯素面,其所装饰的器物为铜浴缶、箍口鼎等,箍口鼎属于楚式鼎,铜浴缶也被认为是东周时期楚系铜礼器组合的基本器种之一;秦国发现的龙身凤纹属于楚式风格。

作为“符号”或“概念”来看,三晋两周地区和楚地龙身凤纹样有密切的交流、互动关系:两地纹样风格演变有相似性,纹饰从简单到繁缛再到简单,喙部特征从勾喙—“C”形喙—“V”形喙。

另外,春秋早期均未发现此类型纹样,新郑李家楼莲鹤方壶、侯马上马M13铜壶等较早装饰龙身凤纹样,年代为春秋中期;楚地龙身凤出现年代最早见于淅川和尚岭M2铜器座等,年代为春秋晚期;而且,楚地龙身凤纹样的发展、演变过程滞后于三晋两周地区。

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楚地龙身凤纹样的产生应是受三晋两周地区的影响,发展、演变过程与三晋两周地区有密切的交流、互动关系,但也有创新(兽身凤纹样为楚地所特有)。

除东周龙身凤纹样,还有“翼龙”装饰、铜器“图像纹”等,均最早在三晋地区流行,并影响其它地区,由此可见三晋在青铜文化方面的创新和影响,以及晋文化的重要性。苏秉琦先生曾指出,晋“是北方大国,周王东迁洛阳实际也是投奔晋国,一直到秦始皇统一,晋一直在东方国家中占首位,晋也罢,三家分晋也罢,并未改变这种基本格局,依然是夏商周晋秦。秦统一者,主要是统一了晋,其他是第二位的”。


图文 | 耿庆刚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原文刊于《绵瓞集——侯马盟书发现55周年暨张颔先生100年诞辰纪念文集》

责编 | 静 静

初审 | 尹燕飞

终审 | 马煜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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