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1997年初，浙江省宁波市考古研究所在公园路唐宋子城遗址考古发掘中出土了古代波斯釉陶残片。波斯陶的发现在宁波市尚属首次，在国内也比较少见，以前仅扬州、福州有陆续出土。这次发现的波斯陶，填补了宁波市迄今为止无古代波斯地区陶瓷出土的空白，为证明宁波与海外诸国文化交流又提供了一个确切的实物依据，对研究宁波海外交通史具有一定的意义。本文拟 ...

　　1997年初，浙江省宁波市考古研究所在公园路唐宋子城遗址考古发掘中出土了古代波斯釉陶残片。波斯陶的发现在宁波市尚属首次，在国内也比较少见，以前仅扬州、福州有陆续出土。这次发现的波斯陶，填补了宁波市迄今为止无古代波斯地区陶瓷出土的空白，为证明宁波与海外诸国文化交流又提供了一个确切的实物依据，对研究宁波海外交通史具有一定的意义。本文拟对波斯陶出土情况、波斯陶外貌以及唐代明州(宁波)与西亚波斯地区交往的概况作一粗浅的介绍和探讨。

　　

　　唐宋子城地处现宁波市中心。它南起鼓楼，北接中山公园;东到军分区驻地，西近呼童街。在清理子城西城墙(lT巧探方，距地表1。4米)和西城墙附近房基遗迹(T115探方，距地表1。6米)时，陆续出土绿釉陶片9块，与其伴出的有玉壁底、大环底碗及罐等唐代越窑青瓷器。

　　据史料记载，明州州治于唐长庆元年(821)自郸县小溪镇迁至三江口，在现中山公园一带建子城，形成明州政治、文化、经济中心。州治迁建标志明州港口城市形成。当时波斯、阿拉伯商人云集明州城，不少长期寓居城内，以经营珠宝为业。城内还建有接待来往商客的波斯馆，波斯人聚居的街巷也称波斯巷(今东门口旗杆巷一带)。为了寻找具有代表性的实物证据，考古工作者曾在东门口东渡路罗城遗址、市舶司遗址及码头遗址发掘中多次寻找，但未能如愿以偿。这次公园路子城遗址出土的绿釉陶片，从其釉色、胎质看，与伴出的越窑青瓷器物或其它窑口器物有显著区别，然同扬州三元路等地出土的波斯陶无论釉色、胎质及装饰基本相似。川由此可证实这些绿釉陶片是来自波斯地区的实用器物废弃后的遗存。波斯陶的最终发现为研究古代宁波与西亚波斯地区交往提供了切实可靠的实物依据。

　　与波斯陶伴出的大多为越窑青瓷器，根据器型特征及所处地层分析，其时代属唐晚期。伊拉克撤马拉地区也曾发现类似波斯陶同我国唐代青瓷共出现象，这些为断定波斯陶遗存时间提供依据。可以认为公园路子城遗址出土的波斯陶遗存时间应在公元9世纪左右。

　　出土的波斯陶片中值得提及的有这样1块宽5厘米，高4厘米的器腹残片，中间堆贴弧形联珠纹。从纹饰上看，同英国不列颠文学研究所在伊朗塔黑里考古发掘中出土的绿釉联珠纹壶极为相似，[2]为3耳，小口，广腹，肩饰3道平行线划纹和3组用泥条堆贴成的弧形联珠纹，几道弧形联珠纹之间填饰圆点纹。英国不列颠文学研究所把这种联珠纹壶的年代确定为公元850年前后，相当于我国唐大中年间。这与公园路出土的同波斯陶伴出的越窑青瓷器时代相符。因而公园路出土的波斯陶片与伊朗塔黑里陶壶在年代上可相互印证。

　　二

　　古代波斯素以制陶著称。宁波公园路出土的波斯陶，胎体厚重，器壁厚达1。5厘米，胎质疏松，吸水率高，胎色多呈淡黄色。内外均施釉。外施的绿釉，色调不均匀，即使同一块碎片上的色调亦有差别。釉色多不透明，带乳浊感，且有细开片。釉层厚度多在0.2一0.5毫米之间，最厚可达1毫米。内壁施灰褐色釉，釉层比绿釉薄。出土的波斯陶多施有纹饰，可辨的有联珠纹、阳弦纹、阴弦纹。装饰使用旋削、刻划、堆贴等手法，其中堆贴联珠纹较有特色，系用泥条盘筑器腹一周，然后用手指按挎形成圆弧状联珠纹。

　　关于波斯陶烧造年代，国外较为流行的看法认为是宋代，根据我国出土古波斯陶器报道，迄今已发现3处，即扬州、福州和宁波。然而福州五代刘华墓中出土的波斯陶瓶，口有力地证明了其烧造年代应早于宋代，扬州及宁波的波斯陶均出于唐代文化层内，更进一步证明至少在唐代中晚期波斯陶器已在我国流行，因此其烧造年代决不会迟至宋代，应上溯到唐中期。

　　从波斯陶的胎料和烧造工艺看，与我国同时期同类型的产品有较大差别，说明它们是波斯地区人民的一种独特创造，也是研究各国古代陶瓷工艺发展史的重要资料。然而从波斯陶器的品质和人们消费要求分析，当时我国瓷器尤其是宁绍地区所出产的有“似冰类玉”，“色似荷叶”，“千峰翠色”之称的越窑青瓷器，品质优于波斯陶器，因此，我们认为波斯陶器仅仅是波斯商人的日常生活用器，而非贸易商品。

　　三

　　封建社会发展到唐代，全国又出现统一局面，农业、手工业都有较大发展，商业经济日趋活跃，对外交往也得到了迅速发展。初盛时全国经济重心在黄河流域，即以长安、格阳二京为中心的关中平原和关东地区。来华胡商糜集于二京和其它中心都市，主要通道则是丝绸之路。西域商人翻越葱岭后分三道东进，跨天山南北至敦煌，抵长安、洛阳。安史之乱后，连年征战，使北方经济遭受极大破坏，昔日繁华的二京化为废墟。此后战火连锦不断，经济满目疮庚，每况愈下。与此互逆的南方经济迅速发展，商业兴盛繁荣。勃弃拍勺草市点缀大江南北，商业重心特别是外贸重心向南倾斜，最后取代中原。大路外销商品由江南承担，如丝绸业，当初以“河北为最，河南次之”，现吴越跃居首位。吴续越罗不仅产量高”，“衣食半天下”、中原也“荤越而衣”，且质量最佳。出口瓷器均产于江南，考古资料证明，浙江、长沙为当时两大出口基地。地处东南沿海的明州(宁波)具有畅通的水路，广阔的腹地，天然的航道等有利条件。许多来浙江的船舶，由于杭州湾和长江口的浅滩和涌潮影响，不得不在明州卸货，然后再通过浙东运河运往杭州、长江流域及北部沿海各地。长江下游的水产品、农产品、山货及丝绸、陶瓷等手工业制品多从明州汇集出海。自迁州治至三江口，意味着明州港正式建成。由于三江口交通便利，航道畅通，具备了发展成“海上丝绸之路”港口城市的客观条件。自晚唐始，明州三江口成为既是各国友好使者出人口岸，也是商船停靠，货物中转的海港，当时“海外杂国贾泊交至”，呈现一片活跃景象，使明州港成为我国古代著名的四大贸易港口之一。

　　自唐代开始，特别是晚唐时期，宁绍地区的越窑青瓷器、丝织品被列为主要外销商品。唐代是中国制瓷业的一个突飞猛进时期，当时越窑青瓷又为全国之冠，主要产区就在明州上林乡等地。对越窑青瓷品质的赞誉见之于不少文人诗词中，如皮日休的(茶欧诗)、陆龟蒙的(秘色越器诗)等等，都形象地描绘了越窑青瓷质地晶莹，“似冰”“类玉”，色如“荷叶”，“千峰翠色”。由于越窑青瓷器品质高雅，深受国内外人民的喜爱。

　　明州生产丝绸有悠久的历史，早在70叹)年前就有原始纺织业。河姆渡遗址中发现的织机零件和双股麻线，说明七千年前四明地区的先民们对蚕丝业己有一定认识。春秋时期，今天的宁波、绍兴一带属越国辖区，蚕丝业生产已有一定规模。唐代明州州治四周广兴养蚕业，为明州发展丝绸业提供原料基地，官府在明州城内专门设置纺丝局(今开明街和南大路交合处的纺丝巷)。据文献记载，唐宋时明州生产的纺织品有丝、棉、画绢、续、麻布、葛布、土绢等。制瓷业、纺织业的高度发达为明州港的繁荣发展提供了坚实可靠的物质条件。越窑青瓷器、丝织品以及内地各类外销商品汇集明州港，远销东南亚、中东、非洲、欧洲等地，逐渐形成了一条在对外贸易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海上丝绸之路”。

　　考古资料证明，明州在晚唐时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同波斯地区直接进行贸易互往。公园路子城遗址出土的波斯陶为我们提供了可靠的物质证据。到宋代更趋频繁，波斯商人带着商品远涉重洋来到明州互市、定居。同时把他们信仰的宗教传到明州，并于宋咸平年间在舶务边的狮子桥以北，建造了“清真寺”(俗称回回堂)。南宋宝庆年间，官府把波斯人定居的街巷命名为波斯巷，建波斯馆。明州人民对那些留居明州，为明州经济文化繁荣具有一定作用的蕃商深怀敬意，今宁波西门外就有一处专门埋葬番商客的墓地。这些充分反映了我国与波斯地区人民友好往来的密切关系。

　　波斯(即今伊朗)位于亚洲西部，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对于中西交通和贸易起着枢纽作用，称得上是东西方世界的接触点。到公元前7世纪，米提亚帝国(前625一550)在伊朗西北部崛起后，这个波斯在政治上、文化上都已经成为西亚的中心实体，代表西亚的名称。它在中东的地位，无论在文化、政治、经济等各方面，自古代至中世纪都极为重要，而且通过东西方两个世界的陆路和水路的沟通，大量贸易商品运抵波斯地区，促使了它的富裕，加上东西南北四面八方传来的文化，为这个地区的昌盛文化奠定了基础，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波斯文化。

　　波斯濒临波斯湾，沿岸有希拉夫港和控制波斯湾人口的霍尔木兹岛，以及至今仍然很重要的沙特阿拉伯河口的巴士拉等著名港口，这些港口自古以来都作为东西方贸易基地而繁荣一时。波斯人有着非常悠久的航海传统，在古代东西方海上交通和贸易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史记》称安息:“最为大国，有市民、商贾用车及船行旁国，或数千里”;闭安息指伊朗的古帕提亚王朝，当时帕提亚国势强盛，海运发达。到萨桑王朝时期(226一642)，波斯人的航海贸易更加活跃，远洋帆船成群结队，络绎不绝穿梭于东西方之间，而且进人东南海域，远抵中国沿海进行贸易活动。古代波斯商人浪迹天涯，商业据点遍布海外。唐宋时期来华的海外蕃客众多，足迹遍布全国，明州等沿海港口城市更是辐转之地，其中波斯人无论在人数还是势力都居各国商人之首，以至“波斯”一词竟成了唐代蕃客的代名词。波斯商人在明州汇集大量越窑及其它窑系瓷器、丝织品等商品从明州港出口，经广州绕马来半岛，过印度洋运抵波斯湾沿岸的希拉夫港、霍尔木兹岛、巴士拉港等，再由这些港口转运西亚各地。从国外考古资料看，越窑青瓷器遗迹几乎遍及西亚各地，伊朗的萨马腊、内沙布尔、希拉夫遗址发现大量越窑瓷器。另外在雷伊、粒内布等地也有发现。这些青瓷器，不论造型、釉色，很大一部分与宁波海运码头遗址附近准备外运的出土瓷器相一致。阁从这里可窥探明州与波斯地区交往的深度和广度。

　　中外交流就双方而言，最初同时最主要的动机是为了交换商品。伴随经济、政治往来，文化、宗教、艺术也得到相互传播、交融。中国许多先进文化、技术传至国外，尤其是西亚仿制唐器成风，伊朗的内沙布尔、雷伊、萨马腊都发现了仿烧的陶瓷器。与此同步进行的国外经济文化在中国打下深深烙印。明州作为我国东南门户首先摄取外来文化诸多有益因素，许多器物留下了外来文化痕迹，尤其是波斯文化。这些外来文化最直接形象地反映在瓷器的造型和装饰上。

　　狮子是异地动物，它的故乡在非洲、中亚、西亚和美洲。我国工匠艺人雕琢狮子自然要在西方狮子传人中国后。在我国的历史文献中，最早出现狮子的记载是《汉书·西域传赞》，文中记述了狮子是汉武帝派张赛通西域之后作为“殊方异物”传人中国的。唐以前，狮子虽然不断传入中国，但进献的数量毕竟有限，加上路途遥远艰辛，猛兽运输极为困难，能如期到达中国的寥寥无几。然而这种异兽却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兴趣，许多艺术之匠为其造象，但难得有能亲眼目睹真实狮子者。因此，文人和雕刻艺匠们只能凭口传书载来塑造狮子的形象。这样塑造出来的狮子形象和真狮就必然存在很大差异。到唐代，由于丝绸之道的安宁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西域商人来往不绝，西域国家向唐代皇家赠狮子的更多。据《新·旧唐书)记载:康居国在唐玄宗开元七年、波斯在开元十年、朱国在开元十五年、吐火罗在唐高宗显庆二年都遣使送狮子到长安。随着真实狮子源源涌人中原和有着西域狮子形象的工艺美术品也同时通过陆路、海路流人中国，促进了唐代狮子艺术的繁荣和发展，也促使狮子艺术风格的多样化。明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门户，且有不少西域商人，尤其是波斯商人长期留居，内中不乏画家和工匠，他们与明州画家工匠进行狮子艺术交流，塑造出写实、灵活的狮子形象。宁波和义路出土的越窑青瓷座狮，困体现了中外文化交流的成果。这件青瓷狮子高18厘米，侧面宽10厘米，正面宽8厘米，呈三角形蹲伏状，有方形底座，系用堆贴手法制作。座狮腹部内收，头部微扬，眼凸鼻张，威猛雄健，虎视耽耽，神态静而待发。狮胸挂铃挡，尾巴成巴掌状，似是一头被驯服的狮子。

　　河南三门峡唐墓出土的越窑青瓷扁壶，叨器型上扁下圆，口小，腹部圆鼓。其造型是

　　借鉴西亚游牧民族随身携带的饮料器而来。波斯萨珊式灵鸟、灵兽图案及波斯流行的忍冬纹、折枝花纹、云鸟纹、葡萄纹等也时常见于唐代器物的装饰。唐镜曾流行翼马、孔雀、狮子、海兽、葡萄等西亚纹饰。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不断深人，在商品经济这种粘合剂的作用下，外来文化因素与南方本土文化融合在一起，形成独特的文化内涵。

　　四

　　从器物外来因素分析，唐吸取外来文化的对象主要是西亚、南亚诸民族。众所周知，西亚两河流域和南亚次大陆是两个同中国并列的世界文明发祥地，其文明历史甚至比中国更悠久，由于它们的地理环境、民族特征和历史遭遇不同，早已形成高度文明并具有独特风格的民族文化。民族文化一旦形成便具有排它性。到中唐海道繁盛后，民间交往迅速扩大，西亚、南亚文化才真正开始同与之同等发达的唐文化相遇。由于各民族的自身特征，都力求同化对方以保持自身文化的生存和独立性，同时又在能保持独立性的前提下相互吸取，以图发展，弘扬自身文化。这样明州和西亚的波斯便成为两地文化交流、融合的前沿，起着桥梁和枢纽作用。

　　带有西亚文化气息的越窑青瓷器，除部分销往其它地区外，主要返销西亚。从商业角度观察是投其所好，但从文化传播看，实际是文化反馈。当含有中国传统文化因素的窑瓷销往西亚后，受根深蒂固的西亚传统文化影响，一时未能被当地居民接受，不易推广，反馈回来，越窑工匠们改变传统烧造和装饰，依西亚文化背景下的审美观，化之以当地居民所喜爱的造型和装饰。越窑青瓷的反馈有利于向外发展中国瓷文化，它所包含的外来因素又是以中国固有的文化模式和思维方式来取舍的，实际上又是中外文化的融合过程，在融合中得到提高。同时反馈有利于传播中国文化，使之通过易受当地居民欢迎的这一载体传到亚洲各地。

　　

　　文章作者：傅亦民，宁波市考古研究所研究人员，原载《海交史研究》 2000年第2期

　　

　　注释：

　　〔1〕周长源:《扬州出土古代波斯釉陶器)，《考古》，1985年第2期。

　　〔2〕、〔3〕陈存洗:福州刘华墓出土的孔雀蓝釉瓶的来源问题，《福建文博》，1984年第1期。

　　〔4}（史记)卷123，(大宛列传)。

　　〔5〕、〔6)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宁波和义路遗址发掘报告》，《东方博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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