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孔德翊老师赐稿

原文载《宁夏师范学院学报》2020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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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夏陵申遗背景与策略探析

孔德翊 马立群

（宁夏文物保护中心 宁夏 银川750001）

摘 要：近年来，随着西夏陵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的不断推进，西夏陵申遗进入了关键阶段。随着世界文化遗产申报工作客观形势的变化，全面准确的阐述西夏陵遗产的价值是一个紧迫而现实的问题。西夏陵在陵址的选择、布局以及陪葬等诸多方面，将国家统治中心、王权秩序、君臣关系等思想文化因素结合到一起，形成了自身独具特色的一面。

关键词：西夏陵 遗产 价值

上世纪70年代以来，为有效保护全人类的文化和自然遗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致通过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公约》的出台明确了世界文化遗产的诠释和评判提供了基础。到1976年，《世界遗产名录》正式建立。按照相关程序，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遗产将极大的提升其知名度，成为世界名胜。1985年，我国正式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开始了遗产保护和遗产申报工作。到上世纪90年代，我国的世界遗产申报工作从官方到民间越来越受到重视和关注，逐步形成申报世界遗产的热潮。截至目前，全球范围内的世界遗产数量已达到1121处，一批价值突出、特色鲜明的遗产进入《世界遗产名录》。2019年7月10日，在第43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中，我国的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一期）和中国良渚古城遗址通过审议，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样使得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55处，位居世界第一。

按照《世界遗产公约》第 1 条和第 2 条定义，世界遗产分为自然遗产、文化遗产、自然与文化复合遗产。在我国众多的世界遗产中，尤以世界文化遗产为主，世界文化遗产数量达到41项，约占我国世界遗产总数的75%。按照《<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2017版（中文版））规程和申遗工作相关要求，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首先须进入缔约国的《预备名单》，该名单涵盖了缔约国准备在今后五到十年要申报的遗产项目。也就是说要想申报世界遗产，只有进入《预备名单》后才有资格申报世界遗产。2012年10月，国家文物局印发了《关于印发更新的<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的通知》，共公布了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45个项目，“西夏陵”项目位列其中。

一、西夏陵申遗新形势

西夏陵是西夏(1038-1227 年）历代统治者的陵墓群，位于今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西郊约 35 公里的贺兰山东麓，是目前西夏历史时期留存至今的规模最大、等级最高、保存最完整的历史文化遗存。西夏陵约建于公元 11—13 世纪，陵区西傍贺兰山、东临银川平原及黄河，地势西高东低，环境开阔。陵区现存9座帝陵陵园、271座陪葬墓、1 处大型建筑群遗址和十余座砖瓦窑址，分布范围约 50 平方公里。^[1](p1) 2015年11月，国家文物局、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办了“西夏陵突出普遍价值学术研讨会”，国内专家学者以西夏陵突出普遍价值、西夏文化在中华文明史上的地位、西夏陵考古发掘和研究、西夏陵与中国帝王陵关系、西夏陵的保护和展示为主题展开研讨交流，为西夏陵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突出普遍价值提供了学术支撑。2017年12月，西夏陵被列入第三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2018年9月西夏陵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预审文本报送至世界遗产中心等待评审。至此，西夏陵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进入关键时期。然而，随着目前世界遗产申报的难度越来越大，西夏陵申遗依然面临着严峻的客观形势。

世界遗产申报规则和申报数量变化。2002年，世界遗产委员会通过了《布达佩斯世界遗产宣言》，提出旨在构建一个具有代表性、平衡性和可信性的《世界遗产名录》，保持《世界遗产名录》内文化和自然遗产的合理平衡，但是在遗产总数等方面没有规定相关的限制性内容。随着世界遗产数量和影响不断增加，世界遗产的不平衡性问题逐步加剧，为解决《世界遗产名录》中世界遗产不平衡的问题， 2016年世界遗产委员会决定在 2018 年2月1日（含2月1日）之前采用新的规则，主要内容为每年最多审议每个缔约国提交的两项完整申报，其中至少有一项涉及自然遗产或文化景观，同时规定每年审查的申报数目不超过 45 个，包括往届会议审议决定重报（Defer）和补报 (Refer) 的项目，扩展项目、跨境和系列申报项目。自 2018 年2月2日起，将执行新的“限额制”，每年最多审议每个缔约国提交的一项完整申报，每年审查的世界遗产申报数目不超过 35 个。^[2](p13)这样，世界遗产从申报类型、数量、优先顺序都出现了相关限制。新的申报规则的实施，总体数量上的变化从宏观上来说给中国世界遗产申报工作带来了较大的挑战，这就意味着今后世界遗产申报工作将更加严格。

世界遗产结构和理念的变化。实现世界遗产更加均衡、可信和可持续的发展已成为国际共识。截至目前，世界遗产项目总数达 1121 项,其中文化遗产 869 项、自然遗产 213 项、混合遗产 39 项。^[3]从这一数据来看，世界文化遗产、自然遗产与混合遗产之间的结构比例相差悬殊，世界文化遗产数量远远高于自然遗产与混合遗产。因此，在世界遗产申报过程中，为解决遗产结构不均衡问题，在遗产申保策略上开始鼓励和支持自然遗产和混合遗产的申报，而限制文化遗产申报。在这种背景下，新的世界遗产申报理念逐步被接纳，尤其是更加重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有机互动，更加贴近人类及环境发展的本质，贴近世界遗产保护的根本目标，即实现世界遗产保护与自然和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文化景观”的概念正是在顺应这一发展潮流的情况下应运而生。“文化景观”包含了人类与其所在的自然环境之间互动的多种表现，2005年正式进入《实施<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一直沿用至今，已经成为世界遗产的重要种类。文化景观类型的遗产在世界范围内受到广泛关注，它强化了自然和文化之间联系，适应了世界遗产和人类社会共同发展趋势。因此在世界遗产申报实践中，文化景观类的遗产申报成功的数量不断增加，所占比例逐步上升。2005年至今，我国文化景观类遗产增长速度明显加快，2019年国家文物局将浙江省“海宁海塘·潮文化景观”、山东省“济南泉·城文化景观”列入预备名单，就是世界遗产新理念影响的体现。

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变化，一大批真实性、完整性和价值突出的遗产相继入选，申遗热度将持续，竞争更加激烈。2012年10月，国家文物局印发了《关于印发更新的<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的通知》，此次共公布了包含西夏陵在内的45个项目进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发布至今已经达7年之久，在此期间，随着学术研究和考古工作的不断推进，全国范围内开始涌现了一批真实性、完整性较高，突出普遍价值较强的项目，也开始申请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如2017年1月，国家文物局同意将景德镇御窑厂窑址列入预备名单，之后2019年3月，湖北省牵头的“万里茶道”被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同年4月，国家文物局同意将陕西省的西汉帝陵、唐帝陵和石峁遗址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随着新的项目被加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中的数量不断增加，已经超过了2012年的45项。在2012年发布的《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中的申报项目，到2019年已有7项相继成功申报为世界文化遗产，1项即古泉州（刺桐）史迹被确定为2020年中国申报项目，2012年发布的预备名单中只剩下37个项目，西夏陵遗产在这些项目中准备较为充分，有着相对的优势。但随着2017年以来新的项目不断加入和扩充，一些体量较大、价值突出遗产项目相继进入预备名单，使整个预备名单中的遗产数量和类型不断丰富和扩大，这就加大了西夏陵在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中的竞争激烈程度。

二、西夏陵申遗的重中之重

西夏陵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重中之重，就是全面准确的阐述遗产的价值内涵，得到国内外普遍认可。在中国文化中，陵墓不仅是一个人生命终结后的归宿地，也标志着人的生命由“此岸”进入另外一个神圣世界。帝陵是礼仪和制度的集中体现，统治者的任何举措都有其实在的现实政治意义，诚如韦伯所说“人是悬挂在自己所编制的意义之网中的动物”。西夏王陵在选址、布局，陪葬品和建筑技艺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向世人传递着一定的意义。

王陵与统治中心。西夏王陵的形成与西夏政权发展息息相关，从其建造到形成，与当时的社会政治发展关系密切。从这一点来说，西夏王陵的选址意味着国家统治重心开始偏移。唐末五代时期，夏州拓跋割据政权的中心主要在以夏州为核心的陕北地区。随着形势变化，党项政权开始西进，于宋初攻取灵州，将灵州改名西平府，形成以灵州为中心的统治格局。1023年，李德明又将都城继续西迁兴州，升为兴庆府。至此，西夏国都再无变迁，国家统治中心确定。在西夏国家重心向西发展过程中，帝陵选址显得尤为重要。通常来讲，帝王埋葬地的选择意味着国家重心所在。世居夏州的李继迁家族，及得灵州之后, 举族西迁灵州，继而定都兴庆府，将灵州地区逐步提升为陵区，意味着灵州地区逐步取代夏州地区的地位，成为西夏政权的统治中心。在西夏初期，李继迁就对灵州有一番深刻认识，他认为“西平北控河朔，南引庆凉，据诸路上游, 扼西陲要害。若缮城浚豪，练兵积粟， 一旦纵横西出，关中莫知所备。且其人习华风, 尚礼好学, 我将藉此为进取之资, 成霸王之业, 岂平夏偏隅可限哉!”看似这番定都灵州的论调重在强调灵州地区重要地理位置，实则取决于灵州地区特殊人文环境。从西夏地理环境来看，贺兰山将西夏疆域从中部隔开，贺兰山一直往西到甘肃河西至青海一带，远离中央王朝，受中原文化影响较小；贺兰山北面内蒙古和陕北高原地区，长期为胡族生活地区，中原文化影响依然有限；只有中部的灵州地区，自唐朝建立以来，其地位得到强烈提升，唐肃宗在此即位，进一步提升了灵州地区的影响力。

西夏统治者胡族出身，加之世居边野。在唐末五代门第观念盛行的时代，加上传统的“华夷观念”影响下，若要统治一域，不仅需要地域认同，还需要身份认同，这样才有可能成为同呼吸、共命运的同一集团，才易在内心上产生认同感。于是，西夏统治者通过将陵区选择在灵州地区，旨在党项先祖与灵州地区的亲近关系，试图通过地缘关系的亲近来表明政治立场的一致性，从而达到争取和笼络灵州地区的作用。此外，胡人出身的党项统治者，在“华尊夷卑”的“华夷观”影响下，在政权扩张过程中对其统治存在芥蒂。西夏统治者也意识到自身门第出身问题，所以在不同场合刻意的附会和塑造自己帝胄出身。史料记载西夏统治者多次正式宣称，“臣祖宗本后魏帝，赫连之旧国、拓拔之遗业也。远祖思恭，当唐季率兵拯难，受封赐姓。” ^{[4]（p13996）}除自称北魏拓跋氏之后外，还在对外政治交往中采用李唐皇姓，通过与前朝皇帝攀亲方式淡化自己出身问题，再借助陵区选址地灵州地区的特殊地位，与灵州地区士族大户交往，提高自身威望，达到了拉拢灵州地区势力的目的。正是出于这种目的，灵州地区逐步取代夏州地区成为西夏政权的中心。

王陵与王权秩序。帝王陵在中国古代不仅是王权秩序的象征，也是现实政治的物化形式。西夏陵也是如此，是西夏政权在封建化过程中现实政治的自我表达，西夏陵以文化礼仪和建筑元素组合向各个阶层表达了自身的王权秩序，并以“王陵”的形式将它物化和表达。《宋史·夏国传》记载，西夏“夏之境土，方二万余里，其设官之制，多与宋同。朝贺之仪，杂用唐、宋，而乐之器与曲则唐也。”不论唐制还是宋礼，都是围绕皇权、以皇权为核心来构建统治秩序。皇帝在整个国家统治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国家礼仪制度核心也依然是维护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威，维护统治秩序。然而，在西夏陵实际建造过程中，部分礼制元素被自我调整，似乎在构建一种陵与墓主人身份相协调的礼制状态。

在陵区规模上。西夏陵陵区规模规模较唐宋帝陵大为缩小，以陵城筑墙为例，唐乾陵南北墙基长1450米，东墙基长1582米，西墙基长1438米北宋皇陵的陵城平面呈正方形，墙垣边长一般在240米左右；^[5]（p53）西夏３号陵园陵城南北181米，东西163米。与此同时，西夏陵的神道较之唐宋帝陵也加以缩短，西夏陵园月城内御道两侧各排放２—３列石像生，改变了唐宋陵石像生列于阙台（乳台） 到南神门间漫长的御道两侧且一字排开的做法，将石像生移进月城，大大缩短了神道长度。^[1]（p1）其次，西夏陵内部建筑献殿、地宫、陵塔表现出南北一线偏置不对称性。陵城内自南而北营建的献殿、墓道封土和陵塔，从内部结构的主要建筑来说, 献殿未在中轴线上而偏西，墓道未在中轴线上而呈西北一东南走向；陵台不在南北神门的中轴线上，而在陵城（ 司马院）北半部偏西或陵城中部偏西处。西夏陵园中墓室及夯土实心陵台（陵塔）也偏居于陵城西北方。陵园陵城内的主要建筑偏于陵园中轴线西侧， 陵台（陵塔）既不在陵园的中心或中轴线上， 也不在墓室的正上方（墓室一般位于陵塔前10米左右）， 而是偏居于陵城内西北处墓室的正后方。^{[6]（p535）}综上两方面因素，明显与唐宋时期帝陵制度明显不相一致。西夏统治者在建造如此宏大的国家级标志性建筑时，在礼仪制度方面的选择上肯定颇为用心。西夏统治者在西夏国内以皇帝自居，雄踞一方，而在建陵时却一反常态，违背传统帝陵礼制，使得西夏陵规模和礼制与自身身份不相一致。关于上述两点差异，与西夏国力和西夏国家习俗有关，许多学者基于党项族崇尚西方的习俗，提出了合理的解释。^{[7]（p153）}但仔细探究，作为长期深受唐、宋文化影响的党项政权，对中原王朝礼仪制度烂若披掌，纵然受到党项习俗的影响，但在关乎皇权礼制面前，不得不考虑自身与宋、辽三方构成的天下秩序中的地位和身份。

一般而言，中国古代帝王在修建帝陵时，都试图通过帝陵建筑的空间设计、平面位置、立体形态、建筑元素等等来实现其政权的正统建设，以便维护其社会制度与统治秩序。帝王陵墓通过自身所处的坐标和三维形态及大小来体现空间占有者权力的大小。在这一形态中，空间设计、平面位置、立体形态、建筑元素等诸多要素的变化背后都暗含着深刻的政治意图。西夏统治者在其国内自称皇帝，但并未得到宋、辽所认可。北宋建立后，多次封赐党项首领，从名誉到官职的赏赐上始终以内臣的身份封赐西夏，臣属关系是北宋处理与西夏关系基本原则。宋廷给西夏的诏书中提到“朕临制四海,廓地万里,西夏之土,世以为胙。”^{[4]（p13999）}由此可以看出，北宋将西夏统治下疆域看作自己统治下的一部分，将“西夏之土”只是交给党项政权管理，所以封赐党项首领为夏国王、夏国主，而未赐封或者承认党项首领为夏国皇帝。辽、夏关系依然如此，西夏臣属于辽是辽夏关系存在基础。宋、辽达成“澶渊之盟”后，西夏与宋、辽之间的臣属关系更加确定，西夏对外称帝必定加剧与宋、辽之间矛盾，破坏宋、辽“澶渊之盟”达成的天下秩序格局，势必遭到宋、辽双方的反对和打击。因此，西夏只能接受称臣于宋、辽的现实。基于此，西夏统治者在自己陵墓修建过程中，就需要面对称臣的现实，不能明显的僭越君臣有别的礼制，因此在陵寝制度方面采取一系列调整的措施，在陵园规模和礼仪制度上进行了规避，使礼仪制度与自身身份相符，以免引起与宋、辽之间的纠纷和冲突。

王陵与君臣关系。通常来讲，陪葬帝陵的权利变得与政治动机、荣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有效地实现对官僚体系乃至上层社会的控制。“陪陵”制度在唐代兴盛一时，尤以唐太宗昭陵最为突出。太宗皇帝在《赐功臣陪陵地诏》中论及君臣关系时，认为“君臣一体，克成中和之治”。^{[8]（p346）}在这一思想影响下，昭陵陪葬的“功臣密戚”达167座。^①帝陵的陪葬关系反映出现实政治统治的权力结构组成，“功臣密戚”成为国家统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皇权的依靠。从本质上来讲，“陪陵”制度就是将朝堂之上的君臣关系以象征方式转化于死后的墓葬之中，以此来表达现实政治中君臣权力和尊荣的分享。

显然，西夏陵在这一方面受唐代“陪陵”制度影响，每个陵主墓区都存在着大量的陪葬墓。初步统计，一、二号陵有65座陪葬墓，三号、四号陵有62座陪葬墓，五号、六号陵有108座陪葬墓，七号、八号、九号陵已知陪葬墓18座。^[1]（p1）陪葬墓分布在陵区东部和南部，从现有资料来看，陪葬墓墓主人多为王公大臣。陪葬的方位也比较符合陪葬贵族的身份。《论衡.四讳篇》载：“夫西方，长老之地，尊者之位也。尊长在西，卑幼在东。”居南和居东，都是以西夏陵主人为尊，是君臣有别的等级秩序的物化。西夏显然吸收这一制度，在西夏陵布局中依然体现出这一制度。

王陵见证了东亚文明发展和互动。西夏陵是西夏文明的见证，也是公元11— 13 世纪东亚大陆各种文明互动的实物见证。宋、辽、西夏并立的时期，处于中国历史上的分裂时期，东亚大陆上出现了宋、辽、西夏政权并立的局面。西夏作为雄踞西北的割据政权，通过一系列战争，打败了甘州回鹘和凉州吐蕃诸部，控制了河西走廊地区，建立了东临黄河，西至甘肃玉门关，南到关中屏障六盘山，北抵内蒙古南部。这一地区是我国古代汉族与游牧民族、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碰撞、交汇地区，是汉族、党项、回鹘、吐蕃、女真、契丹、蒙古等多民族频繁进退、角逐和融合之地。而西夏政权在这里建立长达近三百年的政权，与西夏充分吸取了汉族、吐蕃、回鹘等诸多民族及丝绸之路上流传来科技与文化关系密切,促进了多种文明交流。

西夏陵见证、维护和发展了中华文明的多元性。众所周知，宋代经济、文化的繁荣和发展水平达到一个新阶段，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赞 “华夏民族之文化, 历数千载之演进, 造极于赵宋之世。”这种状态与宋夏关系缓和，宋、辽、西夏并立有着一定关系。西夏政权建立后，结束了唐末五代以来西北地区分裂割据的局面，实现西北地区的局部统一，出现了与宋、辽政权并立的局面。从整个东亚大陆的地理位置来看，西夏处于北宋的西北面，辽处于北宋的北面及东北面，虽然宋、辽和宋、夏之间存在过不同程度的战争，但总体上以和平交往为主。面对西夏政权威胁，宋廷通过货币、实物和互市的方式达成和平协议。这样对北宋政权来说，西夏政权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无序的游牧民族对北宋西北方面构成威胁的问题，若无西夏政权的存在, 北宋在西北方面将面临诸多无序西北少数民族力量的冲击。与此同时，西夏作为草原游牧民族和中原农耕民族的中间地带，对草原游牧民族南下有着缓冲和阻挡作用，对这一时期农业文明发展起到了保护作用，促进了中华文明的多元性发展。

三、结语

西夏陵是西夏历史的见证，承载着诸多的价值内涵。全面、准确、客观真实的阐述西夏陵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工作内容。西夏陵的选址、布局，陪葬品和建筑技艺等，都向世人传递着一定的意义。王陵与统治中心、王权秩序、君臣关系结合到一起，见证了公元11至13世纪东亚文明发展和互动，促进中华文明的多元性发展。

作者简介：孔德翊,宁夏文物保护中心，副研究馆员；马立群,宁夏文物保护中心，副研究馆员。

参考文献及注释

[1]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西夏陵区管理处.西夏三号陵地面遗址发掘报告[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

[2] Convention Concerning the Protection of the World Cultural and Natural Heritage［EB/OL］.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网 http:/ /whc．unesco．org/．

[3]吕舟.2019 年新列入世界遗产名录项目的评论[N].中国文物报,2019 年7月26日(05版.

[4] 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

[5]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唐乾陵勘查记[J]．文物，1960,(4).

[6]余军.西夏王陵对唐宋陵寝制度的继承与嬗变---以西夏王陵三号陵园为切入点[J]．宋史研究论丛，2015.

[7]许成，杜玉冰.西夏陵[M]. 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

[8] 宋敏求.唐大诏令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①昭陵陪葬墓数目，据1987—1989年，宋德闻等遥感定位结果为188座，但至尚未确定准确数目。因此，本文这里的统计仍然沿用1972年昭陵文物管理所的调查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