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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吐鲁番探险队在中国西域搜集的佛教艺术品

摘要: 从1902年到1914年, 在阿尔伯特·格伦威德尔和冯·勒柯克的先后率领下,德国探险队沿中国新疆丝绸之路北线进行过四次考察。12年间,共计423箱珍稀文物被运回德国。1914年4月,当最后一批木箱运抵柏林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大战结束了持续多年的海外探险,大部分文物交由柏林人类学博物馆收藏,包括早期佛教壁画、考古出土的各种器物、古建筑构件以及纸 ...


从1902年到1914年, 在阿尔伯特·格伦威德尔和冯·勒柯克的先后率领下,德国探险队沿中国新疆丝绸之路北线进行过四次考察。12年间,共计423箱珍稀文物被运回德国。1914年4月,当最后一批木箱运抵柏林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大战结束了持续多年的海外探险,大部分文物交由柏林人类学博物馆收藏,包括早期佛教壁画、考古出土的各种器物、古建筑构件以及纸本和绢本的古代绘画碎片……统称为“吐鲁番藏品”。除博物馆,德国国家图书馆和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吐鲁番研究室也分到了部分写经、手稿和纺织品。

  需要说明的是,“吐鲁番藏品”中的大部分并非来自吐鲁番,而来自相距遥远的新疆库车(古龟兹国所在地),其中又以今天库车县城西70公里外克孜尔石窟壁画最为重要。目前,位于柏林西郊的亚洲艺术博物馆正在举办名为“格伦威德尔的足迹——修复后的中国新疆石窟壁画展”的特展,主题就是克孜尔第8窟(又名“十六佩剑者窟”)壁画的复原和研究。壁画中,16位年轻的龟兹贵族身穿华服,腰佩长剑,分左右两列,侍立于佛前,衣着和相貌很像欧洲中世纪的骑士。100多年前,这幅壁画被德国人从克孜尔石窟中剥走运到柏林后,甫一面世就拨动了欧洲人的心弦。

  20世纪初,在库车周边,除克孜尔石窟外,德国人还发掘过其他古代佛教史迹,如苏巴什佛寺遗址、库木吐喇、森木塞姆、克孜尔尕哈等石窟寺。龟兹一度流行小乘佛教,僧人为了避世和静修,把石窟多开凿在远离尘嚣的山谷,不同的石窟彼此间也相距遥远,即便以今天便捷的交通条件,旅行者前去也并非十分容易。回想百余年前,德国人的探险一定更加艰难。

  不幸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这幅精美的艺术珍品毁于炮火,今人在博物馆只能得见当年探险队队长格伦威德尔留下的摹本。

  起初,面对不远万里来到德国的大批中国文物,人类学博物馆有些不知所措,完全没有能力将它们陈列和展出,博物馆内没有适合保存壁画的库房,更不用说陈列的展厅。1907年第三次探险结束后,又有大批木箱运达柏林,博物馆为接收文物不得不临时闭馆。幸好政府已经有了建立一个新的亚洲艺术博物馆的计划。新馆被规划在柏林市郊的达利姆,主要收藏来自中国新疆、体现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艺术珍品。

  1905年和1909年,人类学博物馆举办过两次新疆文物临时展览,但大部分文物仍留在木箱中。在相关大学和研究所的配合下,博物馆逐渐打开木箱,提取、整理、编号、入档,工作繁琐而且费时。壁画的整理最为复杂:因为先被切割成小块分别揭取,在运输中原先那些精美完整的大幅壁画早已支离破碎,对碎片做辩识、定位和缀合难度很大。巴图斯是唯一参加过全部四次探险的德国人,石窟中切割剥离壁画是他的主要工作,因此回国后,他成为博物馆内修复、整理壁画的首席技师。他先用酒精清洁壁画表面,然后将壁画固定在厚厚的石膏上,最后套上沉重的铁制镜框加以保护。因为只得到馆内工作人员不多的协助,巴图斯的工作进展缓慢,他坚持工作直到1941年去世。

  第四次探险结束后,勒柯克回到德国。一年前由他主持编纂的彩色图册《高昌》受到了广泛的好评。对未来的工作,他雄心勃勃,准备在壁画的修复和研究上有所建树,他甚至开始着手设计一个新疆文物常展。可惜,紧随而至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让勒柯克的愿望化为泡影。更不幸的是,大战结束后,经济萧条不期而至,德国的博物馆事业因经费拮据难以为继。于是政府要求各博物馆盘点家底,将“多余”的文物出售以维持研究和保管。勒柯克也奉命选出一批壁画对外拍卖。这些被卖掉的壁画大多被美国人买走,今天纽约大都会和华盛顿的弗利尔等博物馆都有所见。1922年,已经就任馆长的勒柯克正是通过出售壁画才筹措到足够资金,用以出版著名图册《新疆佛教美术》的前两卷。而全部七卷的出版直到1933年才最后完成。

  1924年,坐落在柏林闹市的人类学博物馆的原址扩建终于被提上议事日程。1927年旧馆改造完成,首先启用了30个展厅用以陈列来自南亚、东亚和中亚的艺术品。1928年新开幕的13个展厅全部用作“吐鲁番藏品”的陈列。勒柯克亲自设计展览,挑选文物,指导安装。展厅里复原了色彩华美的克孜尔孔雀洞(第76窟),还展示了森木塞姆石窟那美丽的穹顶。展览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今天我们只能通过老照片了解当年的展况,即便用现代的眼光,那华丽的展厅也足让人印象深刻。不过这样的风光仅仅持续了10年。战争的阴云又日渐迫近,古老的龟兹文物即将陷入无法预知的危险之中。

1943年11月—1945年1月期间,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柏林民俗学博物馆遭受了盟军轰炸机的袭击不下七次,博物馆的主建筑,其地点,现正位于柏林墙附近,被炸成了一片瓦砾场。其实,早在柏林民俗博物馆被袭之前,为防止这批文物遭到战争破坏,那些比较容易移动的收集品就已被搬出了博物馆,并被放入认为是比较安全的地堡和矿井中,甚至有一些被沉入护城河中。但是令人非常可惜的是文物的撤退工作刚开始不久,柏林被攻陷了,文物的搬运工作也随之停止了。据估计,丝路收集品中的大约有60%在博物馆遭受轰炸前被搬出保护起来,那些大型的壁画,因为已经用水泥牢牢地固定在了墙上,根本无法取下来,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所能做的只能是把他们用铁皮罩子或沙袋严严实实的遮盖起来,以期能起到保护作用,但这一切纯属徒劳。就这样,勒考克和巴图斯从中国切割下来又历经千辛万苦带到这儿的28幅壁画,其中大部分是从伯孜克里克带来的公元9世纪的杰作,全部化为灰烬。德国中亚文物收集品在二战期间最少损失达40%。即使在柏林民俗学博物馆搬运转移中也有所散轶。据彼得·霍普科克讲:苏联红军在攻陷柏林后,曾在护城河中打捞出五箱文物,并在动物园一个地堡中搜出至少有10箱中亚文物,这些文物一并被运往苏联,从此杳无音信,并且再也没有出现过。这是德国收集品损失最严重的一次,以至于具体数目根本无法精确计算,后人只有根据以后的情况,做出大概的估计。

其实,这也不是德国收集品的最早流散。1928—1933年间,德国民俗学博物馆就邀请精通回鹘文的土耳其学者阿合买提·阿拉特(Resid Rahmeti)拉特(Resid Rahmeti)对考察队所获回鹘文献进行整理研究工作,他由此而获得了一批吐鲁番出土的汉文、回鹘文文献资料。后来,他将以汉文为主的文献资料卖给同样在柏林从事德国收集品汉文研究的日本学者山口常顺,而将以回鹘文为主的文献资料带回了土耳其,不久即入藏伊斯坦布尔大学图书馆。后该批资料经该馆馆员奥斯曼·谢特卡亚(Osman Serkaya)与日本回鹘文专家百济康义曾经编纂成《伊斯坦布尔大学所藏中亚出土残卷目录初稿》。

日本学者山口常顺从土尔其学者阿合买提·阿拉特处购得的一百多件(片)吐鲁番出土文献,连同他在德国研究时所得德国的一些吐鲁番收集品,入藏于日本四天王寺,寺址在日本大阪。由此我们得知,德国吐鲁吐鲁番收集品,除德国吐鲁以外,有一部分已流散到前苏联、日本、土尔其,并且,其具体数目已经很难再搞清楚。

二战结束以后,德国在美苏大国意志的主宰下,被分裂成了东西两部分。由于原柏林民俗学博物馆为防止馆藏吐鲁番文献文物被毁于战火,将文物转移多处分藏,所以,除了战火毁坏和苏联拿去的部分以外,二战后,文物也被分藏在了东西德。就这样东藏西藏,德国的西域文物究竟流失了多少,毁坏了多少,目前还留存多少,一切都成为历史之谜,就是这幅飞天壁画现在是否存在或收藏在哪里也不得而知,我们仅能从德国阿尔伯特·冯·勒柯于1926年出版的《中亚佛教古代后期》第五卷插图中以饱眼福,实在令人扼腕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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