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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马可·波罗的足迹走访伊朗(之二)

摘要: “丝绸之路”之名于1877年由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提出,时至今日,关于这一领域的研究已发展成为国际显学。中国的丝绸之路研究根植于晚清的西北史地学,当时便有京师大学堂和北京大学早期教员的身影。百余年来,北大学者持续活跃在丝绸之路研究领域,为学术的繁荣做出了突出贡献。北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曾于2018年主办“丝路研究与北大人”专题展览,回望 ...

       

         “丝绸之路”之名于1877年由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提出,时至今日,关于这一领域的研究已发展成为国际显学。中国的丝绸之路研究根植于晚清的西北史地学,当时便有京师大学堂和北京大学早期教员的身影。百余年来,北大学者持续活跃在丝绸之路研究领域,为学术的繁荣做出了突出贡献。北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曾于2018年主办“丝路研究与北大人”专题展览,回望北大学人薪火相传的卓越成绩。


        近三十年,北大的丝绸之路研究团队空前庞大,群星灿烂。在历史、考古、语言多学科配合的基础上,学者们积极开展实地考察、调研和发掘,取得显着成就,新疆、蒙古,中亚、印度、伊朗……都留下了学人探索的足迹。值此疫情期间,我们设立“丝路现场”这一栏目,推出北大及相关学人在丝绸之路沿线所做考察的纪要、随感、实录,带领读者实地感受欧亚大陆古代文明的厚重与博大。





沿着马可•波罗的足迹走访伊朗(之二)


王一丹 撰      党宝海  荣新江  补



前  言

        2016年9月29日—10月2日,北京大学国际汉学家研修基地马可•波罗研究项目成员荣新江、党宝海、王一丹、马晓林等四人,应邀参加伊朗德黑兰大学历史系举办的第四届“波斯湾:历史、文明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The 4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Persian Gulf: History, Civilization and Culture, 2017,10,1-2)。会后的10月2—8日,对马可•波罗经行过的伊朗西北大不里士、朱尔法、马拉盖等地进行了为期7天的学术考察,项目成员求芝蓉也加入考察队,负责摄影工作。伊朗西北部是马可•波罗东来时在伊朗境内最早踏足的地方,《马可•波罗行纪》中对这片地区有过细致的描述。我们此行的目的,就是沿着马可•波罗的经行路线,对行记中的相关记述作实地调查。

        通过德黑兰大学历史系乌苏吉教授(Prof. Muḥammad Bāqir Vuṣūqī)的协调安排,伊朗塔巴塔巴依大学伊朗学基金会(Bunyād-i īrān-shināsī, Dānishgāh-i ‘Alāma Ṭabāṭabāyī)旅游文化中心专职导游、毕业于考古学专业的哈米德•拉马丹扎德博士(Dr. Ḥāmid Ramażānzāda)担任我们这次考察的全程陪同。由于考察目的地多处于高山或荒野中,公共交通工具无法前往,我们只得租赁了一辆小型面包车,司机是经验丰富、精力充沛的阿里礼萨•尤素福内贾德(‘Alīriżā Yūsuf-nizhād)先生,人称“阿里大哥”。

        10月2日傍晚,德黑兰大学的波斯湾研讨会宣布闭幕,考察小组随即登车启程,考察活动正式开始。沿2号高速公路(德黑兰—大不里士高速路)车行约两小时后,于深夜23: 00左右抵达加兹温(Qazvīn),顺道探访了两处古迹:一是伊朗恺加王朝(1779-1921)时期的遗存、有大道朝南直通德黑兰的老城门“德黑兰门”(Darvāza-yi Tihrān,图1),一是“侯赛因王子圣祠”(Imāmzāda-yi Shāhzāda Ḥusayn)。加兹温距德黑兰140公里,是伊朗北部、西部和里海西南沿岸各地前往德黑兰的必经之地,地理位置极为重要,也是个文人辈出的历史文化名城,马可•波罗研究项目组的部分成员曾于2012年初到访这里,考察过城内外的古迹 ,因此加兹温这次并不在考察之列。之所以连夜赶路投宿于此,是为了便于第二天一早前往此行的第一个考察目标——阿拉木特古堡(Qal‘a-yi Alamūt)。


    

图1:加兹温“德黑兰门”          图2:阿拉木特山


1. 阿拉木特

        10月3日早晨9: 00,考察小组驱车前往阿拉木特。阿拉木特古堡是马可•波罗所记旭烈兀率蒙古大军“围之三年而不能克”的山老及其杀手阿萨辛(一译哈昔新)们据守的山中要塞。《马可•波罗行纪》第43节记载:

        在基督降生后的1262年,让整个东方臣服于自己的大汗的兄弟旭烈兀,前说的(Z)所有(LT)东方鞑靼的五(LT)大王旭烈兀,他知道所有这些恶劣的(Z)罪恶之事,山老和他的哈昔新(L)邪恶的(Z)勾当,他的习惯,还因为山老还洗劫所有过路的人(VB),他告诉自己他要驱除所有这些邪恶之人(LT),将他们消灭(V)。于是他挑了几个将领,派他们去攻打(Z)山老(Z)和很多人所在的园子和(LT)堡垒,他们包围了城堡,包围的(V)非常紧,没人能逃出(VB),整整三年没攻下来,因为城堡很坚固,因此猛攻并不能攻破(VA)。如果他们有足够的食物,他们将永远攻不下来,但最终(Z)在三年之末,城堡里(VA)再没有食物了,因想要食物(VA),他们被攻下了,叫阿老丁的山中(L)老人和他的人都被杀死,所有的哈昔新(VA),那地方的一切都被东方鞑靼的旭烈兀大王的人破坏,完全被蹂埽↙T)。他把那城堡夷平,以这种方式让可恶的山老终结(V)。


        阿拉木特古堡位于横亘伊朗西北部的厄尔布尔士山脉(Rishta-kūh-i Alburz)之中,距加兹温约一百公里,有一条名为“阿拉木特路”(Jāda-yi Alamūt)的盘山公路可通。汽车一路向东,在连绵不绝的群山中忽上忽下,颠簸前行,像大海中随波浪起伏摇摆的小船,把每个人都颠得几乎呕吐。行驶近三小时,途经Rajāyī Dasht、Mu‘alim Kilāya等山中村镇,终于在近午时分抵达阿拉木特山脚。阿拉木特山(Kūh-i Alamūt)是一座巨大的石山,远望犹如天外飞来的奇峰,拔地而起,山崖正面如刀削般陡峭,根本无法攀援(图2),必须从山后坡度较缓的一侧上山。见到这座久闻大名的高山就在眼前,大家精神为之一振,马上开始攀登。山路峻峭艰险,虽有石阶,却极易滑倒,需十分谨慎小心,大约40分钟后,抵达半山腰的下城堡(Qal‘a-yi Pāyīn),门楣上写着一行阿拉伯语大字“安拉之国度”(al-Mulk Allāh)。继续往上攀行约半小时,抵达上城堡(Qal‘a-yi Bālā),随后胜利登顶。古堡遗址包括大门、清真寺、大厅、馕坑、马厩、储藏室、水渠、瞭望台等,内部结构复杂,遗迹斑斑可考(图3、4)。站在山顶眺望四周,一面是村庄,另三面群山环绕,的确是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完全印证了马可•波罗的描述并非耸人听闻。“阿拉木特”(Alamūt)意为“鹰巢”,既喻其地势高峻,同时也指此处是鹰隼集结之地。我们考察完毕下山时,果然望见空中不时有山鹰在盘旋。


    

图3:阿拉木特城堡遗址          图4:俯视阿拉木特古堡遗迹


          回到山下,在小村庄Rūstā-yi Gāzur Khān简单用餐之后,我们沿原路返回加兹温。途中经过一个十分美丽的小湖——伊凡湖(Daryācha-yi Ivān),这是伊朗难得一见的淡水湖,湖水来自湖底的泉眼,清澈如镜,芦苇丛在微风中摇曳生姿,湖边的度假小屋在阳光下熠熠生辉——这充满生机的一切,与我们刚刚考察过的阿拉木特山像是两个世界。

          我们在夕阳下继续赶路,再次翻越巍峨的厄尔布尔士群山,日落时分回到加兹温,马晓林由此处乘出租车返回德黑兰,赶乘当晚的航班回国。考察小组其他成员按原计划北行,继续沿2号高速公路前往大不里士。


2. 大不里士

        从加兹温到大不里士约400公里。在连续驱车近5小时后,我们于10月4日凌晨00: 40到达伊朗东阿塞拜疆省首府、伊朗西北第一大城市——大不里士(Tabrīz)。马可•波罗曾如此赞美这座他称为桃里寺(Tauris)的伊利汗国(īlkhāniyān, 1256-1353)都城:

        这是一座伟大、非常华贵的城市。它地处亚美尼亚和波斯之间,因为它位于靠近报达的名叫伊剌克(Yrac)的大区,它也叫这个名字[伊剌克]。在那个大区下还有很多其他城市和村庄,非常富裕。不过,桃里寺是那个地区所有城市中最美丽、最好、最华贵的城市……它是一个巨大的商业城市,来往的商人们可以在那里获利甚丰……这座城市被很多美丽、令人愉悦的园林所环绕,园中满是各种优良的水果和各种各样的好东西,水源充足。

        正如马可•波罗所述,作为伊利汗国的都城,大不里士是一座令来往商旅倍加称赞的繁荣都市,在第七任伊利汗合赞(1295-1304在位)时,大不里士更是大力发展城市建设,在城市西郊一个名叫苫卜(Shanb或Shām)的地方兴建了一座以合赞的名字命名的新城“合赞尼牙”(Ghāzāniya),据史书记载,新城中宫殿壮丽,设施完备,还有一个大花园,可惜的是,后来几次大地震,以及战争等人为破坏,使得合赞尼牙今日已无迹可寻,只有地图上留下的地名Shanb-i Ghāzān(合赞的苫卜),提醒着人们这里曾一度是伊利汗王城之所在。

        大不里士另一处著名的伊利汗时期古迹,是合赞汗的宰相、御医和史臣拉施特(1247-1318)在城市东北郊兴建的“拉施特镇”(Rab‘-i Rashīdī),这是一个堪与合赞尼牙媲美的建筑群,据《拉施特镇捐赠书》(Vaqf-nāma-yi Rab‘-i Rashīdī)记载,拉施特在这里兴建了一系列公共设施及文化机构,如学校、图书馆、医院、药店、制药厂、天文台、造纸厂、抄本房、清真寺、道堂、驿站、孤儿院等,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艺术家和工匠,这里的医院有多达50名来自印度、中国、埃及、叙利亚和突厥斯坦的医生,图书馆收藏有近6万卷各种语言文字的图书,被视为当时最先进的文化交流场所。不过,当我们来到拉施特小镇时,看到这里大门(南门)紧锁,铁门上悬挂着东阿塞拜疆省文化遗产保护组织所书“拉施特镇及大不里士城堡建筑群”(Majmū‘a-yi Rab‘-i Rashīdī va Qal‘a-yi Tabrīz)牌匾,透过铁门向里张望,只见到一些类似城堡遗址的土堆和三个指示牌。我们多方打听,终于找到位于僻巷深处的一个西门,这里有一位管理人员及一个门卫,我们在说明来意后,获准进入参观。“小镇”占地面积大约有13公顷,四周有围墙,空旷的墙内已没有多少可供凭吊的建筑,在靠近大门的一隅散放着几十块墓顶石和石柱,都是从大不里士附近收集来的,属13-15世纪;另外还有几个大土墩,但都不是拉施特镇最初的建筑遗存,而属于萨法维王朝(Ṣafaviyān, 1501-1736)时期。萨法维时期,伊朗与其西部强邻奥斯曼帝国长期对峙,地处伊朗西北的大不里士曾几度被奥斯曼军队攻占,奥斯曼人撤离时对这座城市大肆掳掠,拉施特镇也未能幸免,原本收藏的各种奇珍异宝、包括大量古籍抄本都被洗劫一空,建筑也被夷为平地。目前镇中所见城堡、炮台等遗迹(图5),均是萨法维王朝的阿巴斯大帝(Shāh ‘Abbās-i Buzurg,1571-1629)收复大不里士后,为抵抗奥斯曼帝国所建。据介绍,伊朗文化遗产组织正在设法对拉施特镇的建筑进行修复和重建,依据《拉施特镇捐赠书》等历史文献的描述,还原拉施特镇昔日的风貌。


    

图5:拉施特镇现状          图6:阿里沙城堡门楼


        大不里士目前硕果仅存的伊利汗时期建筑,只有位于市中心大巴扎南侧的阿里沙城堡门楼(Arg-i ‘Alīshāh)。阿里沙全名塔术丁•阿里沙•吉朗尼(Tāj al-Dīn ‘Alīshāh-i Gīlānī,卒于1324),是完者都(1304-1316在位)和不赛因(1317-1335在位)两朝宰相(vazīr)。他于1311年开始在此兴建了学校,后来又兴建了大清真寺(Masjid-i Jāmi‘-i ‘Alīshāh)和一个道堂(Khānqāh),这个建筑群最著名的部分是清真寺南侧30米高的门楼(图6),经过历代战争和地震,清真寺和学校都已毁坏无存,只有坚固的门楼屹立未倒,后来被改造利用,建成大不里士城堡。城堡现在也已了无踪影,遗留下来的仍旧只有这座矗立了700年的门楼。

        来到大不里士,就不能不看博物馆,这里的阿塞拜疆博物馆(Mūza-yi āzarbāyjān,图7)以馆藏丰富而著称。三层的展馆里,一楼和二楼收藏着伊朗阿塞拜疆地区各个历史时期的出土文物和文化遗存,三楼则是一个阿塞拜疆艺术家的雕塑作品展。二楼展厅集中展出了伊利汗时期大不里士的文物,其中有几件琉璃、陶瓷器皿是“合赞的苫卜”和拉施特镇的出土文物。博物馆还收藏了一批原藏于阿尔达比勒市(Ardabīl)的谢赫萨菲(Shaykh Ṣafī)圣陵中的元青花瓷器(图8),瓷器底部均刻印的“赠与沙•萨菲圣陵,沙•阿巴斯赠”字样。据波斯语史书《阿巴斯史》(Tārīkh-i ‘Abbāsī)记载,伊朗萨法维王朝的阿巴斯大帝曾向其祖先萨菲的圣陵捐赠了1162件瓷器,其中包括来自中国的青花瓷和青瓷。在展厅大楼外的院子里,还有一批从阿塞拜疆各地收集来的墓碑、棺顶石和石人像。参观结束时,我们在博物馆书店购入一批历史、考古、艺术、钱币、陶瓷、语言、诗歌等领域的专业图书。


    

图7:阿塞拜疆博物馆          图8:阿塞拜疆博物馆中收藏的中国瓷器


        博物馆旁,坐落着为纪念12世纪阿塞拜疆诗人合罕尼(Khāqānī Shīrvānī,又译哈冈尼,1126-1186)而建的花园(Būstān-i Khāqānī),矗立于花园入口处的诗人雕像,体现了被誉为“诗歌王国”的伊朗人对诗人的喜爱。穿过合罕尼花园,是一处伊朗土库曼人建立的白羊王朝(āq Qūyūnlū,1378-1502)时期留下的古迹——蓝色清真寺(Masjid-i Kabūd,图9)。清真寺得名于建筑上装饰的蓝色琉璃砖,由于地震,墙面的琉璃大多已脱落,目前有一位名叫Muṣliḥī的伊朗考古学家正在从事修复工作,他向我们仔细介绍了修复的用料和技术。


    

 图9:蓝色清真寺          图10:阿拉斯(Aras)河畔的铁桥(Pul-i āhanī)


        傍晚,我们结束一天的考察,登上大不里士城北山顶,俯瞰全城,在大不里士的万家灯火中,再次想起马可•波罗记载的繁华都市桃里寺,心里别有一番体会。


3. 朱尔法(焦勒法)

        2016年10月5日一早,我们告别大不里士,沿朱尔法公路(Jāda-yi Julfā),前往伊朗北部的边境城市朱尔法(Julfā,又译焦勒法),车程约两小时。

到达朱尔法,我们径直前往伊朗与阿塞拜疆共和国的边界,考察一座位于阿拉斯(Aras)河畔的铁桥(Pul-i āhanī,图10)。从阿塞拜疆共和国进入伊朗,只有两处通道,其中之一就是这座铁桥,因此,马可•波罗当初很可能就是经由此处踏上伊朗土地的。河对岸为阿塞拜疆共和国的纳希切万省(Nakhjavān),伊、阿两国在沿岸各自设有边界哨所(burj-i nigahbānī)。阿拉斯河发源于土耳其境内,长一千多公里,自西向东流经穆甘草原汇入阿塞拜疆共和国境内的库拉河(Rūd-i Kūra),最终流入里海,是伊朗、阿塞拜疆共和国、亚美尼亚共和国三国的界河。河水晶莹碧绿,河边草木生意盎然,而沿河两岸相隔不远的山脉看起来却毫无生命迹象,酷似火星地貌,两者形成强烈反差。从铁桥沿河向东行驶约一小时,经Shahr-i Siyah-rūd和Nūrduz等小城,到达伊朗与亚美尼亚的边境口岸,可以望见对岸的亚美尼亚城市Miqrī。《马可•波罗行纪》中曾分别提到大亚美尼亚、小亚美尼亚,朱尔法这一带应当属于他所说的大亚美尼亚地区。  

        沿阿拉斯河往东,抵达一个名叫Kurdasht的浴堂建筑遗存。这里群山环抱,可以望见山上仍有堡垒。萨法维王朝时一位王子在此驻守,兴建了浴室、清真寺、广场、花园、八角凉亭、坎儿井等设施。圆顶的浴室至今尚存(图11)。Kurdasht以盛产优质石榴著称。成书于萨法维王朝的波斯语史书《阿巴斯装点江山史》(Tārīkh-i ‘ālam-ārāy-i ‘Abbāsī)曾写道:“Kūrdasht位于阿拉斯河南岸,这里果园成片,盛产水果,尤其是甜石榴……人们将其贩运到阿塞拜疆各地,以及细尔汪(Shīrvān)、阿兰(Arrān)、谷儿只斯坦(Gurjistān)等地。”我们到来时,正是石榴成熟的季节,石榴园的果树上,一个个饱满的大红石榴挂满枝头,果实累累。路边有两个妇女正在摆卖自家果树摘下的石榴和无花果,看见我们这些远方来的中国人,热情邀我们品尝。亲口尝到山野石榴,想象着马可•波罗经过这一带时或许也曾尝过,我们一路的劳顿似乎一扫而空。

 图11:Kurdasht浴堂建筑遗存

        沿着阿拉斯河,我们由东折返朱尔法市中心,特意前去参观了朱尔法边防站(Pāyāna-yi Marzī-yi Julfā)和海关(Gumruk-i Julfā)。这是除前述铁桥之外,从北边的阿塞拜疆共和国纳希切万地区(Nakhjavān)进入伊朗的另一处通道。只见时有行人手持证件通过,我们只能远望,无法靠近和进入。海关边的大街,是专门开辟的自由贸易区,商店林立。

        在朱尔法,我们有一个最重要的考察目的地,这就是位于朱尔法西北深山中的Saint Stephanos修道院,属于亚美尼亚教派,这可能是马可•波罗特别讲到的桃里寺边境上的那所圣巴萨摩(St. Barsauma)修道院(图12、13)。这里环境优雅,僧侣虔诚,马可似不应不来造访。此处目前已无教徒,文物部门正做修复,2008年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收集一些石刻于此。寺院环境十分宁静,宜于隐修,周边赤山绿水,让人心旷神怡。

        关于位于桃里寺边境的圣巴萨摩修道院,《马可•波罗行记》说:

        在桃里寺的边境上,有一个[僧侣]信仰非常虔诚的修道院,名叫圣巴萨摩修道院。那里有一位修道院长和很多僧人,他们的着装与喀麦里派僧(Carmelites)相同。僧人们不许无所事事、散漫懒惰,他们常制作羊毛腰带,当举行宗教仪式(Celebrate the Offices)时,他们会把腰带放到圣巴萨摩的祭坛上。僧人们在各地化缘时(就像圣灵兄弟会那样),他们把毛织的腰带送给朋友和贵人,由于腰带有助于消除人们体内可能出现的疼痛,所有人都因此而虔诚地希望得到它。

        巴萨摩,意为“斋戒之子”,是Samosata人,基督教亚洲教会的大教长。因持基督一性论的“异端”思想,受到正统派的指责,死于458年。他是雅各布比派和亚美尼亚教会的圣徒,有数座修道院以他的名字命名,最著名的位于Malatia 。


    

图12:Saint Stephanos修道院          图13:Saint Stephanos修道院

        

        离开修道院,时近黄昏,我们重新回到阿拉斯河边大道,在半路的一处专为过往旅人歇脚所建的“火者纳扎里驿站”(Kāravān-sarāy-i Khwāja Naẓarī,图14)停车,实地考察了这座仿古驿站。喝过司机阿里大哥为我们冲泡的下午茶,我们随即告别阿拉斯河,登车向南,马不停蹄地赶往近两百公里外的马拉盖(Marāgha)。


    

图14:火者纳扎里驿站          图15:卡法里拱顶墓室(Gunbad-i Ghafārī)


4. 马拉盖

        马拉盖位于伊朗最大的咸水湖乌鲁米耶湖(Urūmiya)东部,其北部是伊朗西北第一高峰萨罕德山(Kūh-i Sahand),苏非恰依河(Rūd-i Ṣūfīchāy)流经全城。这里是旭烈兀建国时选定的都城,是伊利汗王朝的第一座都城。相较于饱受战乱、古迹破坏严重的大不里士,这里的古迹大多保存完好,有很多历史遗存。因此,考察小组在10月6日对马拉盖的考察收获甚丰。

        马拉盖城里有多个历史悠久的拱顶。建于伊利汗时期的是卡法里拱顶墓室(Gunbad-i Ghafārī,图15),一座四方形砖砌建筑,其上装饰着几何图案、彩色琉璃以及Rayḥān体书法,看起来很美观。伊斯兰历725年间(约公元1324-25年),马拉盖当时的总长官、异密赡思丁•哈剌•孙豁儿(Amīr Shams al-Dīn Qarā Sunqur al-Charksī Manṣūrī)为取悦伊利汗不赛因(Abū Sa‘īd Bahādur Khān)建造了这座拱顶,其后却被不赛因所杀,下葬于拱顶墓室中。后有一位名叫尼扎木丁•卡法里(Niẓām al-Dīn Aḥmad b. Ḥusayn Ghafārī)的朝觐者途经马拉盖,定居于此,在拱顶四周建立房舍作为捐赠,因此得名。

        此外的几座拱顶墓室均属更早的塞尔柱时期(Dawra-yi Suljūqī)。一为蓝顶墓室(Gunbad-i Kabūd,图16),传说是旭烈兀母亲的陵墓。在这座旭烈兀定都的城市,人们乐于将古迹附会于开国之君身上,不足为奇。正门上的碑铭显示墓室建造于伊斯兰历593年(公元1196-97年),是一座十边形建筑,表层由蓝色琉璃与红砖拼接而成,被认为是塞尔柱晚期最美的建筑之一。旁边另有一座红砖砌成的圆塔(Burj-i Mudavar),建造于伊斯兰历563年(公元1167-68年)。不远处的红顶墓室(Gunbad-i Surkh),是塞尔柱时期最古老的建筑,建于伊斯兰历542年(公元1147-48年),室内墙上碑文除了库法体的《古兰经》经文外,还记录了墓室的保护人、阿塞拜疆地方长官‘Abd al-‘Azīz b. Maḥmūd b. Sa‘d及其建造者“建筑师穆辛”(Muḥsin al-Mi‘mār)的名字。红顶墓室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是塞尔柱时期最早采用了砖与琉璃拼接技巧的建筑。

                                      图16:塞尔柱时期蓝顶墓室(Gunbad-i Kabūd)


        马拉盖博物馆(Mūza-yi Marāgha)又称伊利汗博物馆(Mūza-yi īlkhānī),成立于1985年,从1996年起辟为专门展出伊利汗时期文物的博物馆,汇聚了大批从伊朗全国各地采集而来的伊利汗王朝文物,包括陶器、瓷器、琉璃器、玻璃器、铁器和手抄本,以及历任伊利汗在位时铸造的钱币。博物馆庭院中还有一个14世纪马拉盖诗人欧哈迪(Awḥadī Marāghayī,卒于1337)的纪念陵园(图17),他是不赛因时期著名苏非,有《贾姆照世杯叙事诗》(Maṣnavī-yi Jām-i Jam)等诗作传世。1974-1978年,伊朗文物部门以诗人麻扎(mazār,墓地)为基础建了一座富于现代感的方形拱门,以示纪念。

        我们在城内穿街走巷,终于在位于市中心伊玛目大街教堂巷(Kūcha-yi Kalīsā)的胡同里,找到了最有历史感的聂斯脱里教大总管玛•雅巴拉哈三世(Mar Yahbh-Allaha III)建造的施洗约翰教堂(Kalīsā-yi Huvāns,图18)。实际上这条街道原名亚美尼亚大街(Khiyābān-i Armanistān),由此可知这一带本是亚美尼亚人聚居区域。教堂残破不堪,内部空间颇大,但没有任何装饰和桌椅,一些工人在做维修工作。教堂外的地面上,留有几方古老的墓碑。入口处墙里镶嵌的亚美尼亚文铭刻,以及重修的门楼顶上的十字架,让我们感受到一点穆斯林世界中的异域格调。


    

图17:诗人欧哈迪(Awḥadī Marāghayī,卒于1337)的纪念陵园        图18:马拉盖市中心的亚美尼亚教堂


        马拉盖最著名的古迹无疑是马拉盖天文台(Raṣad-khāna-yi Marāgha,图19)。天文台位于城西郊山丘上。旭烈兀定都马拉盖一年之后,于伊斯兰历657年(公元1258-59年)命波斯大学者纳西鲁丁•图昔(Naṣīr al-Dīn Ṭūsī)设计建造天文台。这座历时12年之久建立起来的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天文台,可惜后来损坏殆尽,目前遗留下来的,只有残存的观测台基址,以及一些圆形、方形的砖砌地基和围墙(图20),研究者根据有关文献的记述大致判断出这里曾拥有的图书馆,以及制造观测仪器的作坊的位置。现在来访者看到的球形建筑,是巴列维国王时期从德国运来的一座观测台外壳。马拉盖天文台是当时伊斯兰世界的科技中心,聚集了来自各个国家和民族的天文学家、哲学家、数学家等学者,著名的《伊利汗天文历表》(Zīj-i īlkhānī)就是在此编订完成。马拉盖天文台对后世伊斯兰天文学有重要影响,帖木儿时期在撒马尔罕建立的兀鲁别天文台(Raṣad-khāna-yi Ulūgh Bayk)就是仿照马拉盖天文台建造的。值得一提的还有天文台山腰处的几个洞窟,看起来形似佛教洞窟(图21、22),其性质和用途还有待研究。


    

图19:马拉盖天文台遗址        图20:马拉盖天文台遗址内景      


    

图21:马拉盖天文台洞窟外部        图22:马拉盖天文台洞窟内部


        马拉盖城南小村瓦尔缀(Rūstā-yi Varjūy)有一座太阳神庙洞窟(Ghār-i Ma‘bad-i Mihrī),是伊朗全国仅存的四座太阳神庙之一,属前伊斯兰时期遗迹,是马拉盖历史最悠久的古迹。神庙开凿于石山之下,有众多互相连通的洞窟,有些洞窟甚至位于当地居民的住房下。伊利汗时期这里被改作苏非神密教团的道堂(khāngāh),洞壁上刻有以优美的三一体(khaṭ-i ṣulṣ)书写的《古兰经》经文。萨法维王朝末期,当地一位名叫毛拉玛苏木(Mulā Ma‘ṣūm)的神学家葬于此地,此后又称作毛拉玛苏木圣墓。

        经过一天紧张的考察,正好是晚餐时间。考察小组来到马拉盖城北部的穆拉迪扬冰窖餐厅(Ristūrān-i Sunatī-yi Yakhchāl-i Murādiyān)。这里原本是恺加王朝时期的一座大冰窖,专门用于储藏冰块。古代没有制冷设备,伊朗人利用深挖的地窖,将冬天的冰块大量储藏起来,保存到夏天使用。现代人有了冰箱以后,这种传统的冰窖失去了原来用途,被改造成传统餐厅,让人们在品味传统饮食之余,体验伊朗的传统民俗。

        一天尽览伊利汗国多元文化与科技成就,感慨系之。


5.“苏莱曼宝座”遗址

        10月7日清晨,出发继续往南,前往位于伊朗西阿塞拜疆省东南部高地的“苏莱曼宝座”(Takht-i Sulaymān)遗址。沿途多为山地,既有农田,也时见草场,还有流金河(Zarīna Rūd)蜿蜒流淌,颇似我国内蒙古某些农牧结合区的地貌。导游拉马丹扎德博士告诉我们,这一带主要是库尔德人居住区,库尔德男子的传统服装是灯笼裤,女子则穿彩色衣裙。一路下来,我们学会了如何分辨库尔德人。

        经过一上午的长途跋涉,我们于中午抵达目的地。首先开始攀登“苏莱曼监狱”(Zindān-i Sulaymān,图23)。这是个因火山岩堆积而自然形成的锥形高山,山上有个几十米深的火山口,探头往洞口望,幽暗深邃,令人生畏。正因这地方犹如囚牢般险峻,民间把它称为“苏莱曼监狱”,亦即伊斯兰教先知苏莱曼囚禁妖魔的所在。


    

图23:苏莱曼监狱         图24:“苏莱曼宝座”建筑群


        我们考察的重点“苏莱曼宝座”(Takht-i Sulaymān,图24),是一个古代建筑群遗址,这里周边地区大约在公元前一千年已有人居住。环绕遗址的厚泥砖墙大概建成于帕提亚王朝或萨珊王朝。萨珊王朝时这里称作Shīz,是琐罗亚斯德教的三大圣火祭祀中心之一。伊斯兰时期,这里以先知苏莱曼之名命名为苏莱曼宝座,到了蒙古时期,又成为伊利汗国的夏宫。2004年,这里被列入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苏莱曼宝座”遗址的中央,有一个天蓝色的湖泊,称为苏莱曼湖,这个美丽的湖泊拥有自流泉水,是历代统治者在此选址居住的重要原因。湖面呈不规则的椭圆形,长约120米,宽约80米,湖水最深处达112米,湖边的水深在40-50米之间,恒定水温是21度,排水量则保持在每秒45升。这些神奇的特点使苏莱曼湖被视为圣湖,在神学、神话学、宗教学和考古学等方面都拥有重要意义。

        “苏莱曼宝座”建筑群为一个周长1120米的围墙所环绕,墙最高处可达18米,宽度在3.5至4米之间,墙上原有38座塔楼,北门和西南门属于萨珊时期,其中一个大门上有7块大石,分别代表琐罗亚斯德教七灵神。建筑群中属于萨珊时期的,最重要的有āẓar Gushnasp圣火坛,这是萨珊王朝专归国王和武士阶层使用的祭火坛;此外还有水神ānāhītā的祭坛、立柱大厅(图25)、长围廊,以及具有典型萨珊风格的拱券门廊。位于西边的两个八角形建筑则是萨珊和伊利汗风格的混合体,原本是萨珊时期建筑,蒙古人来了以后对其进行了改建。属于伊利汗时期的建筑有四柱厅(议事厅)、清真寺、浴室等,当然最重要的当属位于建筑群西部的狩猎宫(Kākh-i Shikār),它是伊利汗国第二位君主阿八哈(ābāqā,1265-1282在位)所建,并为后来历代伊利汗沿用。总体来看,整个苏莱曼宝座建筑遗址占地约12公顷,其宏伟壮观令人惊叹。其中许多建筑虽经后世改造,但萨珊规模和制度仍清晰可见,十分难得。

                                                                  图25:“苏莱曼宝座”立柱大厅


        当我们走出“苏莱曼宝座”大门时,已是日落时分。夕阳下的湖水波光闪耀,湖边的建筑则在暮色中更显雄伟肃穆。我们怀着有些不舍的情绪登车启程,继续向南赶路。当晚9点半,抵达这次考察的最后一个歇息地——赞詹市(Zanjān)。


6. 孙丹尼牙(素丹尼耶)

        10月8日清晨,启程前往赞詹南部的孙丹尼牙(Sulṭāniya)。这座现在看来貌不惊人的小城,是伊利汗国第8任君主完者都(ūljāytū,1304-1316在位)时兴建的新都,也是伊利汗国最后的都城。“孙丹尼牙”的意思就是“算端(伊斯兰君主)之城”,它位于伊朗境内两大山脉——厄尔布尔士山脉和扎格罗斯山脉——的交界处,四周是宜耕宜牧的坡地平原。驶近小城,远远就望见一座巍峨的蓝色穹顶在阳光下熠熠生辉,这就是完者都为自己所建的皇宫和陵墓——孙丹尼牙拱顶(Gunbad-i Sulṭāniya,图26)。孙丹尼牙拱顶位于完者都皇宫内,至今仍能看到残存的宫墙,是一个长314米、宽296米、有16个塔楼的长方形宫城。孙丹尼牙拱顶建成于1313年,外观八角形,高48.5米,有两层穹隆形拱顶,是世界建筑史上最早使用双层穹隆的建筑,穹顶最大直径达25.5米,是仅次于意大利佛罗伦萨的圣玛丽亚教堂和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圣索非亚清真寺的第三大穹顶建筑。孙丹尼牙是伊朗第七个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遗产名录的古迹。拱顶在20世纪中叶开始进行修复,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后修复工作陷于停顿,近年又重新开始修复。经过修复的完者都的陵墓高伟雄壮,内部修复的脚手架记录着已经几十年的劳绩,是一部很好的世界文化遗产教材。


    

图26:孙丹尼牙拱顶        图27:Dāsh Kasan石窟寺两侧山崖上的巨型石龙


        在距孙丹尼牙几十公里开外的一座山下,有一个名叫Dāsh Kasan的石寺遗址。距离虽不远,但路况不好,全是碎石或沙土路,车子一路颠簸而行。一个多小时后才到Dāsh Kasan。它看起来像是一座尚未完工的寺庙,最令人瞩目的是两侧山崖上各刻有一条巨型石龙(图27)。高大的洞窟性质不明,但两边的龙则无疑应是出自伊利汗国时期的中国工匠之手。

        离开孙丹尼牙前,我们顺路考察了位于城区的苏非长老察拉比•乌合鲁陵墓(Maqbara-yi Chalabī ūqlū,图28)。此人为苏非派大诗人鲁米(Rūmī,又称莫拉维Mawlavī)之孙,在孙丹尼牙收徒授道,后葬于此,有许多学生和门徒。


图28:察拉比•乌合鲁陵墓


        中午12点半,我们结束了全部考察,启程赶赴德黑兰。沿着10月2日走过的2号高速公路(德黑兰—大不里士高速路),经过加兹温,直奔德黑兰。当晚 20:10,抵达霍梅尼国际机场,22:30,乘坐预定的航班起飞,告别德黑兰。考察圆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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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一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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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荣新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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