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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大伦关于“南方丝绸之路”的几点思考

摘要: 关于“南方丝绸之路”的几点思考2017-01-08高大伦丝绸之路考古关于“南方丝绸之路”的几点思考高大伦中国古代和西方的交通,在陆上,很早就已开通有一条自今西安出发,经甘肃河西走廊,出敦煌玉门和阳关,沿着新疆塔里木盆地边缘,抵西亚、地中海,甚至远达古罗马的路线,这就是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近十几年来,随着我国经济文化的飞速发展和对外交往的不断增多,中外交通史也渐成为学术界讨论的热点。有学者注意到,除了传统 ...

关于“南方丝绸之路”的几点思考

2017-01-08 高大伦 丝绸之路考古



关于“南方丝绸之路”的几点思考


高大伦

 

中国古代和西方的交通,在陆上,很早就已开通有一条自今西安出发,经甘肃河西走廊,出敦煌玉门和阳关,沿着新疆塔里木盆地边缘,抵西亚、地中海,甚至远达古罗马的路线,这就是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近十几年来,随着我国经济文化的飞速发展和对外交往的不断增多,中外交通史也渐成为学术界讨论的热点。有学者注意到,除了传统说法的“丝绸之路”外,还有一条从成都出发,经过云南,穿越缅甸,到达印度,然后与北方丝绸之路汇合的交通路线。为区别于前一条“丝绸之路”,根据方位的不同,学者们将前者称为“北方丝绸之路”,而后者则称为“南方丝绸之路”。研究“南方丝绸之路”的论著甚丰,总的来说,笔者也同意曾有这样一条交通道路,但是对这条道路的起点、开通时间和发挥的作用等,有一些不成熟的看法,略述如次,敬希方家指正。

 



1

关于“南方丝绸之路”的起点


大家都承认,“南方丝绸之路”沟通的是中国和印度这两个文明古国的联系,这条路的西端甚至延伸到了西亚和欧洲。我们认为,既然是两个文明古国的联系,在中国的汉唐盛世,其对外交流和影响,必然应该是以长安为中心和代表的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对外交流和影响。然而,许多研究“南方丝绸之路”的论著,却都是将成都作为这条国际交通路线的起点,其根据大略有如下几点:

(一)在汉王朝插手经营这条道路前,蜀商人早已将蜀地所产的丝、布、杖等贩运到了身毒,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时见到了蜀布、邛杖,经他打探其来源,听人说是由蜀商人贩运过去的。

(二)印度人知道了“丝”和“秦”,是由成都方向传过去的。公元前三、四世纪时,阿富汗一带就有“丝”,当时中原战乱频繁,北方丝道未开,只能是由成都经印度运过去的。

(三)官方经营西南这条交通路线也是以成都为出发点。

(四)成都在西汉时人口仅次于首都长安,加上物产富饶,商业贸易发达,完全具备了作为一条国际交通路线起点站的经济基础。

虽然言之凿凿,但仔细分析起来,这些论点和论据不无可商之处,试从以下几方面略作阐述。

第一、将一部分商人的籍贯和贩运路线作为一条交通路线的起始点的作法是不全面的。大家知道,在上古、中古时期,由于人烟稀少、环境险恶、路途遥远、文化封闭,商贾进行长途贩运的经商活动往往会受到许多自然和人为因素的限制。两个相距较远地方的商业和文化交流,往往要经过许多中间环节,一个地方的商品要运销另一个地方,常常靠两地之间的商人们像传接力棒似的一段一段往前传送,即使是在交通已十分发达的今天,相距较远的两个地方的商业贸易,也常常要经过许多中间环节的辗转贸易,才能将商品运到,何况在交通极不发达的古代呢?比如说在西北丝绸之路上,有的商人以大宛作为商品中转基地,有的可能又以敦煌为中转基地,汉朝或西方的商人只将物品运到大宛或敦煌,再由大宛或敦煌的商人将物品往前方运销。在敦煌或大宛以西,中国商人很少或没有,在这两地以东,又可能极少或没有西方商人。我们不能因此而说丝绸之路是以大宛或敦煌为起点或终点。同样的道理,据张骞所讲,蜀商人只是到了印度,他在大夏所见的蜀布、邛杖,是由大夏人至身毒贸易所得。如果仅仅以蜀商人所走路段来看,“南方丝绸之路”在张骞时仅仅开通了成都至印度一段,这与当时的实际情况显然相去甚远。

第二、成都是“南方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要据点,而非起点。从历史上看,川西平原从很早就受到中原文明的强烈影响,早在其绝对年代相当干二里头文化时期的四川广汉三星堆早蜀文化遗址中,就已融进了中原文化的因素。从此后一直到春秋战国,中原的影响不断加深,到战国中期,秦并巴蜀后,四川仅仅是秦的两个郡,已完全为中原文化所同化。秦为灭巴蜀,曾专门开修金牛道。金牛道开通后,蜀与秦交通大畅。秦统一六国后,以成都为据点,进一步向南拓展,连接四川和云南交通的“五尺道”就是由秦中央政府派常頞来四川主持其凿道工程的(见《史记·西南夷列传》)。在这条交通路线上的高县,于八十年代初曾出过秦半两钱范。自秦起,成都在“南方丝绸之路”上的地位和作用,与北方丝绸之路上的兰州(金城)相近。西汉中期,在张骞从西域返回长安以前,汉武帝为灭南越寻求近路,也曾经营西南夷,开通夜郎道、灵山道,已渐渐迫近云南。负责此事的司马相如、唐蒙都是汉武帝亲自选派。他们来四川后仍以成都为基地向南拓展(见《史记·平准书》)。当张骞从西域返回,禀告汉武帝,有一条由蜀经身毒通大月氏的近道时,急于除去心腹之患的汉武帝又派王然于、柏始昌、吕越等以成都为据点,探寻通身毒的道路。这一次中央王朝下了很大决心并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在较短的时间内就灭掉了四川西南和云南境内的许多部落,设了四个郡,这些地方正式纳入汉王朝版图,直接受制于中央政府。由这个过程可以看出:开通这条道路经历了从秦中期到西汉中晚期较漫长的时期,在这么长的时期内,都是由中央政府来决定道路的走向和派人主持修筑和探寻道路,从这条路的开通历史和开通动机来看,都应以长安作为“南方丝绸之路”的起点,只是由于自秦中期以后,秦蜀交通已畅通,主要工程在成都以南地区,故中央王朝将经营西南夷(包括开通道路)的基地(或据点)设在成都。可以设想,如果当时真是将这条道路开通,地理环境条件又允许的话,汉王朝一定会从长安派出使者和军队进发大月氏。

第三、从文化的传播与影响看,作为一条国际交通路线,两端系着两个有着悠久历史和强大吸引力的文明古国——中国和印度。两端延伸到当时两个世界最强的国家——罗马和中国。中国在汉朝是以长安为统治中心,长安是当时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城市。如果说成都对国外有大量的贸易的话,一定会有长安的影响。成都的经济文化是长安经济文化的延伸和地方表现。

还可将长安和成都两城市的地位和作用略作比较。早在公元前三、四世纪,地处关中、与后来的长安仅一水之隔的咸阳已是中国西部最大的城市,随着秦的政治势力扩张,地位扶摇直上。到战国末年,秦王宫中有“昆山之玉,隋和之宝,明月之珠,太阿之剑、纖离之马,翠凤之旗,灵鼍之鼓”(参见《史记·李斯列传》),都不产于秦,有的从千万里以外地方运来。当时的咸阳城中,六国特产随处可见,秦统一后,立刻成为天下财富汇集之所。有此良好的基础,汉代都城长安虽是以一个小乡为基础建设而成,却很快就建成一个规模宏大,成了当时无可争议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汉书·地理志》云“汉兴,立都长安,徙齐诸田,楚昭屈景及诸功臣家于长陵,后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赀富人及豪杰兼并之家于诸陵”。“是故五方杂厝,风俗不纯。其世家则好礼文,富人则商贾为利,豪杰则游侠通奸。……又郡国辐辏,浮食者多,民去本就末”。这是从风俗上描述长安,而商业贸易上的繁荣,则有张衡《西京赋》作了生动的描述:“郊甸之内,乡邑殷赈;五都货殖,既迁既引。商旅联槅,隐隐展展;冠带交错,方辕接轸。”至于殊方异物之聚合情形,则有《汉书·西域传下》中所说,孝武之世:“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于后宫,蒲梢、龙文、鱼目、汗血之马充于黄门,钜象、师子、猛犬、大雀之群食于外囿。殊方异物,四面而至。”正如早有学者指出的那样,“西汉盛时,长安不仅是国内最大的都会,并且在中外交通上也具有着特殊的意义,它成了一个四夷宾客会萃的所在,殊方异物聚合的场所”[1]。

至于西南的成都,从李冰治水兴建都江堰水利工程,为川西平原的农业旱涝保收创造了优越的条件。张若筑成都城,初步奠定了作为商业城市的基础。到汉中期以后,成为全国有名的“五都”之一。《史记·货殖列传》说:“巴蜀亦沃野,地饶卮、薑、丹沙、石、铜、铁、竹、木之器,南御滇僰,僰僮;西近邛笮,笮马旄牛。然四塞,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唯褒斜绾毂其口,以所多易所鲜。”据《汉书·地理志》的统计,到西汉末年,成都有户七万六千,人口户数居全国第二,仅比居全国第一的长安少一万二千户,确实能够称之为“西都”。

然而,与长安相比,成都毕竟只是一个地方性都会,和长安那种“五都货殖,既迁既引”、“设酒池肉林,以飨四夷之客”繁荣景象根本不能相提并论。汉代从域外运抵长安的一些奇珍异宝。如象牙、象、翡翠、犀牛等,都可能是由南方丝绸之路运来的,其目的地自然是长安。商品的交流往往是双向的。汉代四川的漆器曾远销至朝鲜等地,丝绸也销到了吐鲁番、长沙等地。反过来,长安的商品也一定远销至成都,并可能经成都往南销。作为汉王朝统治中心的长安,物产富饶,商品繁多,是当时其他任何城市无法比拟的。

第四、从西南方一些国家与中国的交往来看,他们循此路北上的目的地是长安(或洛阳)而非成都。明确的记载,如《后汉书·明帝纪》:“永平十七年(公元74年),西南夷哀牢、儋耳、僬侥等先后慕义贡献。”这里贡献的对象当然是北方的中央王朝。据《后汉书》纪、传可以知道,在东汉一代,还有:

永元九年(公元97年),永昌徼外蛮夷及禅国重译奉贡。

永初元年(公元107年),永昌徼外僬侥种夷贡献内属。缴外僬侥种夷陆类等三千余口举种内属,献象牙,水牛,封牛。

永宁元年(公元120年),永昌缴外掸国遣使贡献。掸国王雍由调复遣使诣阙朝贺。

永元六年,郡徼外敦忍乙王莫延慕义遣使译献犀牛、大象。

以上这些国家,都处于永昌郡西南域外,他们的朝贡路线,据考证都是到永昌,再经大理、西昌、成都,北上到汉政治、经济中心长安和洛阳[2],目的地是很明确的。

第五、至于说早在公元前四世纪印度在孔雀王朝的著作《政事论》和《摩奴法典》中都提到“秦”(支那)和“蜀地丝织品”两词一事,已有文章指出,这两部书的成书年代没有那么早,大约是在公元前二、三世纪至公元后二世纪这段时间纂成。如此,说公元前四世纪印度人就从南方丝绸之路知道了“秦”,尚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而所谓“蜀地丝织品”又是翻译理解上的失误[3]。因而说公元前三、四世纪印度人就与蜀地有了往来的这两个证据是不成立的。

综上所论,从“南方丝绸之路”的开通历史和动机,以及商品的交流和所发挥的作用等方面来看,它都应以长安作为起点,成都仅仅是一个据点,当然,是一个重要的据点。




2

关于“南方丝绸之路”的开通时间


在“南方丝绸之路”的研究中,基本上都将这条道路的开通时间定在张骞通西域以前,其根据主要是载于《史记·大宛列传》中的这样一段话;

臣在大夏时,见邛竹杖、蜀布。问曰,‘安得此?’大夏国人曰:‘吾贾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东南可数千里,其俗土著,大与大夏同,而卑湿暑热云。其民乘象以战,其国临水焉。’以骞度之,大夏去汉万二千里,居汉西南。今身毒国又居大夏东南数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远矣。今使大夏,从羌中,险,羌人恶之;少北,则为匈奴所得,从蜀宜轻,又无寇。

据以推断,早在张骞到西域前,南方的国际交通路线已被蜀人开通,还有一些旁证材料,如说成书于公元前四世纪的印度书籍中,已提到“秦”。本世纪三十年代在阿富汗出土过公元前三、四世纪的丝织品。因为当时北方战乱,丝绸之路未开,这些东西只可能是由“南方丝绸之路”传过去的,故其开通的绝对年代在公元前三、四世纪。理所当然,“南方丝绸之路”比北方丝绸之路的开通要早二、三百年。这里有个交通路线“开通”的认识标准问题。即在什么样情况下,才叫“开通”。我们认为,按北方丝绸之路的开通条件来看,是以张骞通西域后才正式开通,其标志是张骞等人先完成了全线道路的探寻。客观上,恰好又遇上匈奴被逐到大漠以北,河西走廊完全在汉政府控制下,西域诸国纷纷内附,丝路上的人为障碍尽除,所以张骞等人很快又率大批人马西进,以大宛为据点,继续向印度、大秦进发,丝路畅通无阻。《汉书·西域传》上说此时“始通”,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用此标准来看“南方丝绸之路”,张骞在大夏时并未见到蜀商人,只是听大夏人说有两种商品是蜀商人贩运至印度的(还有待于进一步证实),汉武帝听了张骞的奏报,说从四川有通大月氏近路,急于打通这条道路,可惜的是不但汉武帝未能打通,终西汉一朝,这条路也未打通。这并不是说汉王朝没有这个能力,客观上的形势是,公元前一二〇年前后,经过三次大的战役,匈奴已被打败,北方交通大畅,在这种情形下,再费耗财力、人力去打通往身毒道路已无现实的紧迫性。由四川到云南这一段,虽有许多小部落反抗,但均被强大的汉王朝打败。及至滇国,为昆明所闭,辄杀汉使者,终莫得通。滇国是西南方通印度、缅甸必经之路,滇未通,则无法打通。其后,元封二年,武帝平滇,可仍未打通往印度的通道。这就是《汉书·张骞传》上所说的“后复遣使,竟不得通”。我们认为,其原因是滇以西还有一个强大的未归附的部落哀牢夷。哀牢夷的历史,《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有记载,称其“处于绝域荒外,山川阻深,生人以来,未尝交通中国”。哀牢夷内属的时间,据《文献通考》卷三二九:“唐张柬之上表曰,姚州者,古哀牢之旧国,本不与中国交通,前汉唐蒙开夜郎、滇、笮、而哀牢不附,至光武始请内属。”这样,中国和缅甸、印度交通的最后一道屏障撤去,大概也是从这时起,“南方丝绸之路”才具备了象张骞通西域以后,北方丝绸之路意义上的正式开通。文献上的记载,也是此后,缅甸、印度商人和南亚物产才流入中国内地。中国的部分僧人也沿此入印求法。《后汉书·哀牢传》:“永平十二年,哀牢王都貌遣子率种人内属,……显宗以其地置哀牢、博南二县,割益州西部都尉所领六县合为永昌郡。”《华阳国志》说到永昌郡时,称该地有“闽仆、鸠僚、傈越、裸仆、身毒之民”。公元三世纪成书的《魏略》也说,大秦既以海北陆通,又循海南,而南与交趾七郡夷通,又有水道通益州永昌,故永昌出异物。据专家们研究,历史上永昌所产琥珀、蚌珠、翡翠来自缅甸、轲虫,琉璃产自印度。前面我们提到的掸国使者循这条路到中原朝贡,也是在公元一世纪以后。这些都是官方正式开通全线,直接交通的证据,与北方意义上的正式开通标准是一致的。照此标准,“南方丝绸之路”的正式开通实比北方要晚一、二百年。

即便如此,我们也并不是就否认在此以前,汉、蜀和身毒有民间的、间接的交往和了解的可能性,就象有的人所指出的那样,官方走不通,并不意味着民间就不通。但是据现有资料还只能说,这只是一种推测,即使通,也可能是一段一段的,转口的和间接的通,不能与其后的全线开通相提并论。而且,用南方这种间接的,一段一段的、转口的民间商业交通和北方的官方全线开通相比,因此说南方的开通比北方早,不是同一个标准,是有欠公允的。

不但正式的,直接的开通北方比南方早,即使那种间接相通,北方也可能早于南方。这是因为:

黄河流域文明起源甚早,早在距今4000多年前。地处北方丝路要冲的甘肃省境内的齐家文化就表现出较高的发达程度。到了西周,周人与西北方民族交往频繁,在周原遗址曾出有一高鼻深目的玉人头,颈部横截面刻有文字。从造型上看,非中原人,而与西域人相近。春秋时,秦穆公灭西戎十二国,拓地千里,据估算,秦势力已达甘肃河西地区。秦的强大并不局限于军事上,以前,人们多认为秦是一个农业片面发展、崇尚首功的国家。近几十年的考古发现,我们看到秦的生产力非常发达,商业、交通十分繁荣,是一个地域广大、经济繁荣、军事强盛的大国,其影响必定远远超出其领土范围。从西边而言,当应达河西以西地区了。

再看西北少数民族本身的迁徙和与中原交往的历史。在西周和春秋战国时,西北主要居住着羌、戎等少数民族。当其势力强大时,可以与周王室和稍后的秦、赵等紧邻并侵占领土、骚扰人民、掠夺财物;当其被打败时,常一退千里。这些民族虽远不及华夏人开化,但他们应比较了解东方有个强大的文明中心,而抢掠财物也反映出他们羡慕中国内地的物质文明。除了抢夺,自然还有友好贸易的时候,只要有利可图,他们自然也会将用各种方式得到的中原物产拿去给更西边的民族交换,这种交换应当早已开始。最能说明这种迁徙和交往历史的莫过于匈奴、大月氏、乌孙族。大月氏、乌孙本来居住在河西一带,与秦为邻,由于北边匈奴强大,被迫西迁,一直到了今阿富汗一带。据《汉书·西域传上》:“大月氏本行国也,随畜移徙,与匈奴同俗。控弦十余万,故强轻匈奴。本居敦煌、祁连间,至冒顿单于攻破月氏,而老上单于杀月氏,以其头为饮器,月氏乃远去,过大宛,西击大夏而臣之,都妫水北为王庭。其余小众不能去者,保南山羌,号小月氏。”同书《西域传下》又说:“始张骞言乌孙本与大月氏共在敦惶间”。大月氏西撤的时间,据《汉书·匈奴传》等记载,可以作个大致的推算,秦灭六国前后,始皇派蒙恬将数十万之众北来击胡,悉收河南地,因河为塞,修长城。这个时候,匈奴还夹在东胡和月氏之间,因不敌秦而北徙。后因蒙恬死,中原叛秦,匈奴得到喘息的机会,不但收复了被秦汉占领的土地,而且东击灭胡,西攻月氏,月支不敌,沿河西走廊西撤。由此可以判定,月支撤离河西走廊的时间在自秦统一到张骞出使西域前八、九十年之间。月氏本比匈奴强盛,而秦未重点防范,可以推测两国是较能友好相处的。相互之间必定从较早已有交往。从西域诸国的历史来看,不可能要晚到公元前三、四世纪才知道东方有一个高度发达的文明大国,更不必要从印度人那儿了解到“秦”。实际上,印度人恐怕也是从西域方向最先知道“秦”的。

从纺织品的生产来说,虽然最早的纺织品是在新石器时代钱三漾遗址中发现,但商周时期,中原无疑是丝织品的生产和消费中心。北方和西北方少数民族在和中原的交往过程中,也应当较早就知道和使用丝织品。尤其在西周末年,北方戎人东进,攻破西周王室所在地镐京,春秋早期,北方少数民族常常进犯中原,于是才有各诸侯提出“尊王攘夷”的口号。深入到华夏文明腹地的西北少数民族,理应较早接触和使用了丝织品。如果说阿富汗出土的丝织品,其时代在公元前三、四世纪的判断是可信的话,那这批丝织品从秦国贩运过去的可能性远远大于从蜀运过去的可能性。不错,战国时代,中原纷乱,可是,自秦霸西戎以后,秦以西地区一直是比较安宁的,秦的丝织品辗转运到阿富汗的条件还是基本具备的。

如果说以上多属推测的话,现在还可举出考古学上的若干证据,就是产于新疆和阗的软玉。新石器时代晚期以前,内地都无任何发现,而从商代晚期起却在内地大量出土。经矿物学的分析,商代玉器的玉料有青玉、白玉、青白玉、墨玉、黄玉等多种。玉料有的来自新疆,有的来自巡宁[4]。远在南方的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中出土的玉器的玉料,也有来自新疆的。据《中国文物报》报道,在八十年代中期,考古工作者还在甘肃武威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中发现了玉石器作坊,所出器形与中原同期器物相似,而玉料均为软玉。报道者推测可能来自西域的昆仑山北麓[5]。这一发现正好使中原与西域在上古的联系找到了一个中间点。商以后的中原地区出土和阗玉料,也应该是可以理解的。自商代起一直到汉代,和阗玉在内地使用的数量呈上升趋势。战国末年,李斯上秦王的有名的《谏逐客书》中明确提到秦接受的外国贡品中有“昆山之玉”,注家以为是和阗玉。李斯所言绝非夸饰之辞。战国以前,中原人已知道新疆、青海的一些风俗、物产不应奇怪。有人甚至提出,在丝绸之路开通前,早已存在一条由西域通往中原的玉石之路。数千里的距离,物质文化上的交流,在较早时期可能也是经过多次辗转才将物资运到目的地的。

种种迹象昭示,即使在官方开通以前民间的、间接的交往,北方丝路也早于“南方丝绸之路”。



3

“南方丝绸之路”的历史作用


“南方丝路”的历史作用,显然也有许多地方被夸大了。

虽然从长安西南方向可到达缅甸、印度,远达伊朗等西亚地区,张骞估计由这个方向到大月氏可抄近路。按汉里程算,从长安到大宛有一万多里,而从洛阳到永昌仅七千里,从理论上,确实是近路,但无情的事实却使张骞和汉武帝想抄近路到达大月氏的如意算盘落空,主要受到以下两方面因素的限制,使这条道路发挥的作用极其有限。

一是险恶的自然地理环境。从地图上看,从西南方到西亚比西北走路程要短。然而这条道路的自然地理环境却比北方险恶。从历史上的一些记载可窥见一斑。如《后汉书·西南夷列传》:“永平十二年,哀牢王柳貌子率种人内属,其称邑王者七十七人,……西南去洛阳七千里,显宗以其地置哀牢、博南二县,割益州郡西部都尉所领六县,合为永昌郡。始通博南山,度兰仓水,行者苦之。歌曰:‘汉德广,开不宾。度博南,越兰津。度兰仓,为它人’。”唐玄奘《大唐西域记》云:迦摩缕波国东,“山阜连接,无大国都,境接西南夷,故其人类蛮僚矣。详问土俗,可两月行,入蜀西南之境,然山川险阻,嶂气氛沴,毒蛇毒草,为害滋甚”。“加摩缕波国”即古滇越国。

今天我们从地图上看,从长安出发不久就要翻越南北界山秦岭,纵然从成都算起,仅大江大河就要经过岷江、金沙江、雅砻江、澜仓江、怒江、依洛瓦底江等,还有横断山脉等无数大山横亘。这些数不清的崇山峻岭,望不尽的莽莽林海,幽深的山谷和湍急汹涌的河流,都是交通上的巨大天然屏障。南方的高山不便于运输,河流更是马帮的主要障碍。而亚热带森林中的各种凶猛怪兽和各种瘴气,都令人望而却步。南方的自然地理环境使上古、中古时期难以形成大规模和较远距离的运输。相比之下,北方丝绸之路虽然有无际的大漠,但是沙漠中的绿洲和沙漠之舟骆驼,都为人们穿越沙漠提供了较好的条件。两相比较,北方丝路的自然环境条件优于“南方丝绸之路”。

另一个是社会政治条件。自进入阶级社会后,中原一直是统治中心,威胁中原文明的主要是北方、西北方的少数民族。历代统治者采取种种办法,或亲征,或修防御工事,或联合外族夹击,其目的都是为了减轻或消除北方的威胁。北方丝绸之路的开通,首先是出于政治,而不是商业动机。由于政治动机占主导地位,统治者为了开通和当其开通后保证道路的畅通而不惜花费巨大的财力物力,像西北的设都护府,筑亭障,大兴屯田,目的是多方面的,但保护交通道路的畅通也是其中之一。唯其畅通,才能够保证商人的安全和大规模商贸活动的开展。

 “西南丝路”上的社会政治条件却不如北方。西南夷从来没有对北方构成大的威胁,统治阶级也就没有花大力气治理西南方以保证“西南丝路”的畅通。统治者欲打通西南国际交通,动机是为了消灭北方的敌人,所以一旦北方威胁减轻或消除时,统治阶级再也无心经营西南。而南方复杂的地理环境造成了部落林立、各自为政,互相间战争不绝,对过往商贾也多猜忌。以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尚未打通,滇还敢多次杀汉使者,可以想像这将会给过往商贾带来多大的危险!在这样的社会政治条件下,商业贸易能达到什么样水平是不难想象的。

正是基于以上的客观条件,虽然早在汉代,从四川就可通印度,但汉至唐与印度的联系,却主要仍达到什么样水平是不难想象的。

正是基于以上的客观条件,虽然早在汉代,从四川就可通印度,但汉至唐与印度的联系。却主要仍是以西域作为通道,在史书上是有明确记载的。又以东方文化的西传和西方文化的东渐来看,有许多足以影响东、西方文化的东西都是由北方丝绸之路承担传送重任的。如:

佛教  早在西汉晚期已由印度传入新疆。东汉明帝时正式传入内地。从那时起直到唐代,有名的印度僧人来中国传道和中国僧人去印度取经,基本上都由北路进发。如鸠摩罗什、法显、玄奘等人就是其中的佼佼者。根据史籍记载,也确有些僧人取道西南去印度取经。但他们本属这一带的人,取经回来后又仍在西南活动,未对中国文化造成重大影响。即使西南地区,佛教的传入和影响也主要来自北方。

丝绸和冶铁技术  东方的丝绸输入西方以从北方丝路运输为大宗。大宛为重要的集散地,这是人所共知的。钢铁冶炼技术,现知最早的冶铸技术是西汉在西域打仗的逃兵和俘虏传给西域人,渐渐西传的。

四大发明及其它  纸和造纸术,在汉代已发明,在甘肃和新疆都发现有汉代的纸。西域人应是通过北方丝路了解纸和造纸术。此外,火药、指南针、印刷术都是由此路西传的。四大发明对西方世界的巨大影响,是全世界公认的。由西方传过来的一些物产,音乐、艺术,在丝绸之路上留下了无数的印迹,至今仍历历可数。

 “南方丝绸之路”,早期由中国向外输出的有竘酱、邛竹杖、蜀布等,由印度方向输入的则是孔雀、大象、象牙、犀牛和宝石。它仅仅是使对方的生活丰富了一些。唐以后主要以茶叶、盐的外运和宝石内输为主要贸易,这些都不足以给对方的文化带来根本性的改变。

生活在西南地区的各族人民,凭着他们勇敢的开拓精神和聪明才智,为通过西南与南亚、西亚的中西交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但是由于自然环境,人文地理和社会政治等方面的制约,这条道路所发挥的作用是远不能和北方丝绸之路相比的。毋庸置疑,它对加强西南各民族的联系,促进中外交流发挥过积极的作用,但它对东西文明所产生的影响却又十分有限。从文化的传播和影响来说,西方文化的东进,东方文明的西传,唐以前,主要是由北方丝绸之路来承担的,即便四川等西南地区所受到的西方文化影响,也主要是由北方丝绸之路传来的。唐以后则主要由海上丝路传来承担东西方文化互相传播的任务。


[1]参见白寿彝著:《中国交通史》,商务印书馆,一九三七年版。

[2]需要说明的是,东汉时期,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曾移至洛阳。但从整个较长的历史时期来看,仍可将长安视为从汉至唐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3]参见蒋忠新:《对于<川滇缅印古道初考>的一点意见》,《中国社会科学》一九八一年第六期。

[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编:《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页三二六,文物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

[5]梁晓英、刘茂德《武威新石器晚期玉石器作坊遗址》,《中国文物报》一九九三年五月三十日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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