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葛承雍本文节选自《胡汉中国与外来文明（交流卷）：绵亘万里长》（葛承雍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转自“三联书店三联书情”。　　学术界往往爱将秦汉与隋唐类比，特别是“汉唐”作为同一循环的连称，频频使用于历史文化的学术著述中。因为汉与唐同为中国古代具有代表性的统一王朝，如果说汉朝是杂糅春秋战国时代产生的各种要素，继秦 ...

　　葛承雍

本文节选自《胡汉中国与外来文明（交流卷）：绵亘万里长》（葛承雍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转自“三联书店三联书情”。

　　学术界往往爱将秦汉与隋唐类比，特别是“汉唐”作为同一循环的连称，频频使用于历史文化的学术著述中。因为汉与唐同为中国古代具有代表性的统一王朝，如果说汉朝是杂糅春秋战国时代产生的各种要素，继秦帝国之后将各种矛盾化解在统一基础上建立的王朝，那么唐朝则是融合南北朝时代产生的各种要素，在隋帝国统一南北基础上建立的又一个王朝，所以汉唐确有许多相似之处。

　　但从立足于当时“超级大国”的世界性来观察，就会发现汉与唐在本质上是差别很大的王朝。其差别是：汉是以汉民族为中心的朝代，由境外迁入的人口很少，混杂周边其他民族血液的人口也较少；而唐则是南北朝“五胡融华”后大幅度民族更新的朝代，仅北方境外部族内迁移民就至少在二百万以上，唐人血管中流淌着其他民族的血液。汉代经常遭到匈奴的侵扰，但匈奴掠夺后还会回到草原上生活；唐朝也不断受到突厥等边族的抢掠，可是周边邻族纷纷内附迁徙中原聚居。汉朝还没有强大的威慑力和文明魅力，建立对周边诸国的宗主权、仲裁权，其史书记载的“天下国家”有着较具体的意义；而唐朝以强盛的综合国力，不仅建立了皇帝与“天可汗”的双重崇高地位，而且有足够的魅力吸引各国首领前来贡拜。汉朝国力富足是以官方积聚为代表，《汉书·食货志》载：“京师之钱累百钜万，贯朽而不可校 ;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唐朝国力强盛则是民间普遍充足，《新唐书·食货志》记载玄宗时 :“海内富实，米斗之价钱十三，青、齐间斗才三钱，绢一匹钱二百。”汉代管理西域设“都护”“长史”，统领督察诸国，范围最远到达葱岭 ;唐代统治西域也设有安西四镇和都护府，安西都护府稳定地设在龟兹王城近百年之久，范围越过葱岭以西到达吐火罗和波斯以东。

　　

　　以上这些差别不仅是由于汉唐两个时代的国际关系不同，也是由于汉人与唐人对周边各族的民族意识不同。天可汗唐太宗曾宣称“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并在不同场合宣扬“四海一家”“混汉一戎夏”的思想，打破了传统的歧视偏见和民族界限。这也正是我们要用“世界性”来表述唐朝的关键，因为“世界性”不仅指要开放实际的国境边界，也指要摧毁心理上观念和民族间的壁垒。从世界整体结构来看，各民族的互相影响和各国间的自由交流，既可以使一些中心强国自身综合实力得到增长，也可以推动邻近国家社会文化各方面的发展。超级“帝国”唐朝在亚洲正是起了这样的巨大作用。

　　让我们对唐帝国的世界性做一具体的分析。

　　笔者认为，唐朝广阔的疆土，使它在战略上必须重视民族关系和国际格局的变化，不仅要建立防守反击的边界体系，还要以综合国力参与境外角逐，甚至争夺亚洲霸主地位。作为当时的一个“超级大国”，唐朝非常注意中外交流，密切国与国之间的联系。除与中亚的康国、安国、石国、曹国等维持朝贡关系外，新罗使节到 唐长安 89次，阿拉伯大食使节进入长安约有 39次，拂菻（拜占庭）使节有 7次，师子国（斯里兰卡）使节有 3次，日本遣唐使有14次，林邑 24次，真腊 11次，至于史书记载次数不详的朝鲜（高丽、百济）、婆罗门（印度）、泥婆罗（尼泊尔）、骠国（缅甸）、波斯以及西亚、北非诸国，遣使来朝也非常普遍，因此唐人的视野比之前任何一个时期都更为开阔。唐朝法令规定：“凡蕃客至，鸿胪讯其国山川、风土，为图奏之，副上于职方，殊俗入朝者，图其容状、衣服以闻”，并要求外国使者说明道路远近、国王姓名等。对外国使节的往来迎送也有明确规定 :“诸蕃使往来道路，公私不得养雇本蕃人及畜同色奴婢，亦不得充传马子及援夫等”，不允许唐朝地方政府和私人雇用外国使臣携带的随从以及侍候奴婢，这样既保证外国使节的旅途往来人力，又防止向外国泄露唐境内重要情况。

　　唐政府也频繁地派出使臣出访周边各国，并划拨政府专项费用给予支持。武后圣历三年（700）诏令 :“东至高丽国，南至真腊国，西至波斯吐蕃及坚昆都督府，北至契丹、突厥、靺鞨，并为入蕃，以外为绝域，其使应给料，各依式。 ”开元四年（716），唐朝廷又规定 :“靺鞨、新罗、吐蕃先无里数，每遣使给赐，宜准七千里以上给付也。 ”唐朝出使北天竺（印度北部）的王玄策，出使日本的郭务悰，出使吐蕃的李道宗等，都是著名的外交家。

　　唐长安设有外交机构鸿胪寺和专门接待外国宾客的礼宾院，不仅负责一切接待事宜，而且在使节入唐后负责资粮供给。《唐会要》卷一〇〇记载证圣元年（695）敕令 :“蕃国使入朝，其粮料各分等第给，南天竺、北天竺、波斯、大食等国使宜给六个月粮。尸利佛誓、真腊、诃陵等国使，给五个月粮。林邑国使，给三个月图2北朝时期东罗马金币，1973年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地 191号唐墓出土粮。”对西南海路来访的使节，唐朝还供给海程粮。正是这种大国优惠政策，使唐朝出现了“万国来朝”的盛况，远交近访频繁不断。

　　唐朝的世界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允许参政做官

　　唐王朝从中央政府到地方州县，都有外国人或异族人担任官职，如京畿道委任的 715人次刺史中，异族有 76人次，占十分之一强，尚不包括早已同化者。安国人安附国其父朏汗曾任维州刺史、左武卫将军，后迁升为右监门卫大将军，封定襄郡公。安附国本人为左领军府左郎将，后授上柱国，封驺虞县开国男。他的两个儿子分任右钤卫将军和鲁州刺史，一家三代在唐朝做官。康国商人康谦在唐玄宗时被授予安南都护，后又为试鸿胪卿，专知山南东路驿。高丽人高仙芝在唐官至开府仪同三司、武威太守、河西节度使，为唐开拓西域立过大功。另一高丽人王毛仲，也官至辅国大将军、左武卫大将军，进封霍国公，曾是唐玄宗时皇家禁军的首领。日本的阿倍仲麻吕留居中国 50年，改汉名为晁衡，曾任左补阙、左散骑常侍、安南都护、镇南节度使、光禄大夫兼御史中丞等职。龟兹人白孝德，因累立战功，官至安西北庭行营节度、鄜坊邠宁节度使，历检校刑部尚书，封昌化郡公。波斯人后代李元谅曾为华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潼关防御、镇国军节度使，检校工部尚书。越南人姜公辅，在唐德宗时担任翰林学士，曾一度担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官居宰相。新罗人金允夫、金立之等也都在长安宿卫任官，金云卿曾任兖州司马、淄州长史等。唐朝大胆起用外族和外国人入仕任官，采取“兼容并包”的用人政策，无疑是其国际性眼光的表现。

　　| 重用藩将统军

　　唐朝前期开疆拓土和后期平叛定难，大都通过提拔与重用各民族“蕃将”。《新唐书·诸夷蕃将传》列入许多著名人物，出土的“蕃将”墓志也很多，如阿史那社尔、阿史那忠、执失思力、哥舒翰、白元光等为突厥人，契苾何力、契苾明、仆固怀恩、浑瑊、李光进、李光颜等为铁勒人，泉男生、泉献诚、王毛仲、高仙芝、王思礼、李正己及其子孙李纳、李师古、李师道等为高丽人，黑齿常之为百济人，突地稽、李谨行、李多祚、李怀光等为靺鞨人，论弓仁、论惟贞祖孙为吐蕃人，尉迟胜、尉迟敬穗、尉迟青、尉迟伏阇信等为于阗人。来自昭武九姓诸国的更多，如安金藏、安禄山、史思明、康日知、李抱玉、李抱真、白孝德、何进滔、何弘敬等。此外，还有出身党项、沙陀、契丹等民族的蕃将。这些在唐朝任职的武将，有的入朝听命中央调遣，有的为边疆都督、都护或节度使，担任一方军事长官。唐玄宗时以外族将领32人代替汉将，更是将他们作为支撑帝国大厦的重要柱石，肩负着内护京师、外备征御的重任。东突厥汗国的阿史那社尔等，铁勒的薛咄摩支等，契丹的李楷固等，百济的沙吒忠义等，都担任过朝廷禁军高级将领，连西域诸国和新罗、渤海等入侍质子也都配授禁军诸卫郎将。如蕃王子弟婆罗门（北印度）翟昙金刚、龟兹王子白孝顺，吐火罗（今阿富汗）王那都利第仆罗、于阗王尉迟胜等都在长安朝廷留充侍卫，官至大将军等。许多蕃将及其后裔被唐王朝“处之环卫，委以腹心”，不仅赐姓封王，赐婚尚主，而且陪葬帝陵，官爵世袭。唐代的军事活动，动员了很多外来民族的“降户”或“归化人”，在蕃将率领下防守反击，这是唐朝“羁縻”政策为其国际战略服务的特征。

　　| 法律地位平等

　　按《唐六典》记载，盛唐时有 70多个国家与唐王朝经常往来，外国人在唐朝居住者众多，难免有违法犯罪现象。唐朝对外国侨民在中国领土上所发生的法律纠纷，有专门的法律规定：“诸化外人，同类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异类相犯者，以法律论。 ”《唐律疏议》解释，化外人，即谓“蕃夷之国，别立君长者，各有风俗，制法不同。其有同类自相犯者，须问本国之制，依其俗法断之。异类相犯者，若高丽之与百济相犯之类，皆以国家法律，论定刑名”。这就明确表明，凡是外国人，同一国家侨民之间的案件，唐朝政府尊重当事人所在国的法律制度和风俗习惯，根据他们的俗法断案，享有一定的自治权；而对于来自不同国家的侨民在唐境内发生的纠纷案件，则按唐朝法律断案，在法律地位上与汉人完全平等，没有特别的治外法权。这种涉外立法，分别体现了当代立法的属人主义和属地主义的原则，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 保护通商贸易

　　贞观元年（627），唐朝开放关禁:“使公私往来，道路无壅，彩宝交易，中外匪殊。”贞观四年，西域各国派遣商使入唐，由于“听其商贾往来，与边民交市”，此后，沿丝绸之路而来的西域、波斯、大食等国商旅源源不断进入河西与长安，海上商船也长久不息地到达中国。唐王朝对通商贸易非常重视，采取措施保护利用，不仅在西域驻扎军队保护商旅安全，而且收取较低的商税。开元七年（719），唐朝规定:“诏焉耆、龟兹、疏勒、于阗征西域贾，各食其征；由北道者轮台征之”。这是指关税，而商税一般为2%—3%，可能实行每千文征收过税二十、住税三十的制度。S.1344 号《唐户部格残卷》记载垂拱元年（685）敕：“诸蕃商胡，若有驰逐，任于内地兴易。”开元二十五年，又在《关市令》中规定各国蕃客往来中国，根据其装重，在第一道入关口检查后，其余关口再不必重复检查。至于外国商人在边境互市，要由互市官司检验，交易时官司要先与外商核定物价，检查商品，然后交易。中唐时期，唐政府对海上贸易也采取轻税保护政策，太和八年（834），唐文宗下诏对“南海舶”，“接以恩仁，使其感悦”，“其岭南、福建及扬州蕃客，宜委观察节度使常加存问，除舶脚、收市、进奏外，任其往来流通，自为交易，不得重加率税”。大批外国商人经由陆路海道来到长安、洛阳、广州、泉州、扬州等地，运来香料、药材和珠宝，带走丝绸、陶瓷等物品。刘展反叛，入扬州大肆抢掠，“杀商胡波斯数千人”，可知胡商聚市人数不少。

　　在长安的许多胡商以经商致富而闻名，如敦煌文书记载“: 长安县人史婆陀家兴贩，资财巨富，身有勋官骁骑尉，其园池屋宇、衣服器玩、家僮侍妾比侯王。”史婆陀就是世居长安的粟特人。正因为唐王朝对外商持优惠政策加以保护，有时甚至给予特殊照顾，鼓励交易，每年冬季都要给“蕃客”供应三个月柴炭取暖，所以胡商乐不思蜀，“安居不欲归”。长安有胡商以十万贯买武则天青泥珠，有商胡以一千万买宝骨，西市成为外商的聚居区，他们不仅有自己的店肆铺邸，还举质取利放高利贷。唐文宗时曾责令汉人偿还“蕃客本钱”，不得停滞交易，使外商遭受损失，“方务抚安，须除旧弊，免令受屈”。对于外商的遗产处理，唐廷也是尽力保护，按规定外商死后，官府照管其资产；如满三月无妻子诣官府认领，则没入官库。这都说明唐政府对来华贸易的外商是采取一些保护性措施的。当时除不得在边境诸州进行冶炼钢铁，开采矿业以及弓箭兵器等贸易外，其余物资都可以通过正常贸易进出口。但为了防止外商走私关塞偷渡，扰乱国际贸易秩序，杜绝利用秘密婚姻等不正当手段进行贸易，朝廷于开元二十五年、建中元年和开成元年多次诏令：诸丝绫罗锦、珍珠、银铜铁与奴婢买卖等，“不得与诸蕃互市，又准令式，中国人不合私与外国人交通买卖婚娶往来，又举取蕃客钱以产业奴婢为质者，重请禁之”。但政府的禁令只是防范走私，并不阻止中外贸易。

　　| 允许通婚联姻

　　异国或异族通婚是打破“华夷之辨”的一个重要表现。贞观二年（628）六月，唐廷敕令 :“诸蕃使人，所娶得汉妇女为妾者，并不得将还蕃。 ”唐律令格式中也有类似规定 :“诸蕃人所娶得汉妇女为妻妾，并不得将还蕃内。 ”这仅仅是指外族男子不能将汉族妻妾带走，并不禁止外族与汉族的通婚，相反，唐律允许外国人入朝常住者，娶妻妾共为婚姻。从出土的唐代墓志可以看出，昭武九姓粟特人安氏、曹氏、何氏、石氏、康氏等与汉族刘氏、韩氏、高氏、罗氏等异族联姻非常普遍。特别是散居内地者更容易胡汉联姻，如从河西走廊到关洛、太原等地区分布着一连串的粟特移民聚落，长安、蓝田、户县、周至等京畿地区胡汉杂居，通婚嫁娶自属常理。虽然唐朝律令中严格限制偷渡入境者私自与境内妇女结婚，但境外诸族内迁则可以结婚联姻同化。至于胡汉联姻之外的异族通婚，更是比比皆是，如突厥、粟特、契丹、沙陀等，一直到唐末之后，沙陀建立的后唐、后晋、后汉三朝君主的后妃仍有一些出自安氏、米氏、何氏、曹氏等。《资治通鉴》卷二三二记载唐德宗贞元三年（787）时，“胡客留长安久者，或四十余年，皆有妻子，买田宅，举质取利，安居不欲归”。为了减轻政府供给负担，朝廷下令将检括的四千多胡人遣返回国，不愿归者则入籍为唐人予以安置，结果无一人归返，全部加入神策禁军。这些人事实上已变为长安居民的一部分，其胡汉联姻已不止一代。即使建中元年 (780)唐朝曾一度禁止中原汉人与域外人通婚，但也是针对当时京城侨民通婚过多、仰靠政府供给衣食过重而采取的权宜之计。所以，向达先生说 :“有唐一代对于汉女之适异族，律并无禁。”《东城老父传》记载元和年间“北胡与京师杂处，娶妻生子，长安少年皆有胡心矣”。据史书统计，唐高祖 19女中有 7位嫁给胡族，太宗 21女中有 8位尚异族驸马，玄宗 30女中有 5位嫁给胡族大臣。大臣中如裴行俭、张说、唐俭、于休烈、史孝章等人皆是胡汉联姻。还有许多“杂胡”通婚于汉人的事例，如武周时游击将军孙阿贵夫人竹须摩提，乃印度女子等等。

　　| 衣食住行混杂

　　唐人大规模穿戴外国异族服饰，并成为当时社会的流行风尚，这是其他朝代比较少见的现象。刘肃《大唐新语》卷十记载 :“武德、贞观之代，宫人骑马者，依《周礼》旧仪多着羃罗，虽发自戎夷，而全身障蔽。永徽之后，皆用帷帽、施裙，到颈为浅露。”高宗显庆年间虽下诏禁用帷帽，“神龙之末，羃罗始绝”，但“开元初，宫人马上始着胡帽，靓妆露面，士庶咸效之。天宝中，士流之妻，或衣丈夫服，靴衫鞭帽，内外一贯矣”。京城长安里“胡着汉帽，汉着胡帽”，非常普遍，胡汉风俗融会的结果竟使司法参军无法捕捉“胡贼”。所以史书称开元以来“太常乐尚胡曲，贵人御馔尽供胡食，士女皆竞衣胡服”，当时从贵族到士庶皆以穿胡服为时尚，来自波斯、印度妇女的步摇、巾帔等佩饰也流行一时。中唐以后，长安又流行“回鹘衣装回鹘马，就中偏称小腰身”。唐人还仿效过吐蕃赭面、堆髻的“时世妆”：“妍媸黑白失本态，妆成尽似含悲啼。 ”可以说，唐长安是一个兼容外来服饰文化的中心。

　　至于“胡食”，在长安也比比皆是。东市和长兴坊有专门的毕罗店，日本僧人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记载长安：“开成六年正月六日，立春，命赐胡饼寺粥。时行胡饼，俗家皆然。”白居易的《寄胡饼与杨万州》更是众口传知 :“胡麻饼样学京师，面脆油香新出炉。”长安里坊“酒家胡”开设的酒店颇有特色，“胡姬”更是有名。

　　唐人住宅内，从王珙家西域、波斯传来的“自雨亭子”，以及玄宗宫内的自雨亭凉殿，都与《旧唐书·拂菻国传》里记载的一样：“盛暑之节，人厌嚣热，乃引水潜流，上遍于屋宇”。

　　街衢上女子骑马是一般民众都能够见到的景致，连贵族妇女亦挥鞭走马。近年来，西安地区考古出土胡装女子骑马俑和胡人三彩俑等文物不胜枚举，正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的“胡化”状况。

　　| 允许外国僧侣传教

　　

　　唐朝对宗教传播并不严厉限制，外国诸宗教的僧侣都可以进入唐境，特别是对佛教僧侣开放最大。唐高祖武德九年（626），中天竺高僧波罗颇迦罗密多罗，到长安大兴善寺译经传法。高宗时，天竺僧人慧智父子世居长安慈恩寺传经。开元四年（716），中天竺僧人善无畏携带梵本经从吐蕃来到长安，开元七年（719）南天竺僧人金刚智也携弟子北天竺人不空（智藏）由海道经广州、洛阳到达长安，此三人前后寓居长安达四五十年之久，历经玄宗、肃宗、代宗三朝，号称“开元三大士”。众多外国高僧汇集长安，翻译佛典，传播佛法，如唐中宗时义净在长安大荐 福寺设翻经院，参加译经的有吐火罗沙门达摩来磨，中印度沙门拔弩，罽宾沙门达磨难陀，东印度居士伊舍罗、瞿昙金刚，迦湿弥罗国王子阿顺等。据佛教史书记载，唐代外国僧侣来华非常普遍，有些只知僧名不知国籍。

　　仅次于佛教的是史称“三夷教”的祆教、景教、摩尼教，唐朝对这三个外来宗教僧侣，早期颇为宽容优待，故三教一度在长安等地广为流行。贞观五年（631），“有传法穆护何禄将祆教诣阙闻奏，敕令长安崇化坊立祆寺，号大秦寺，又名波斯寺”。同年，唐太宗还允许大秦国景教上德阿罗本携带经典入长安传教，贞观十二年下诏于义宁坊造大秦寺一所，度僧 21人。武后延载元年（694），摩尼教高僧波斯人拂多诞持《二宗经》到达两京，进行宣教传经。据林悟殊考证，长安有 6所祆祠供西域移民作为宗教活动场所，而景教高僧更是进入皇宫宣讲，吸引了许多贵族，景僧伊斯甚至成为唐代名将郭子仪的副手。会昌五年（845）灭佛时，“勒大秦穆护祆三千余人还俗，不杂中华之风”。可见“三夷教”人数不是寥寥无几。现在西安碑林所留存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用古叙利亚文记载了119个景教僧侣，说明唐代景教在中国内地二百多年的传教历程。撰于唐咸通十五年 (874)的苏谅妻马氏墓志，用波斯婆罗钵文和汉文合刻，记载了波斯祆教徒长安受到的宽容。唐朝还允许摩尼教于 768年在长安及外地建寺传教，统称大云光明寺，其僧大多是粟特人或波斯人，在长安摩尼师的人数也不少。三夷教是西域移民和外国侨民的精神支柱，也是利用宗教联络团结外来人的中心，唐政府允许三教僧侣入华留居传教，正反映了长安国际性都市的性质。

　　以上所举仅仅是唐帝国世界性表现最显著的几个方面，但足以说明唐朝是当之无愧的世界中心国家，特别是唐长安不只是单纯的帝国首都，也是东亚的文明中心和国际化都市，从而成为外国人云集聚居的魅力之都。值得骄傲的是，唐帝国之所以能吸引邻近民族和各国人士蜂拥而至，不单是它具有开放性，更重要的是它具有文明世界的优越性，即物质生活的富裕、典章制度的完善、中央朝廷的权威、军事实力的强大、宗教理性的宽容、文学艺术的发达、科学技术的领先，甚至包括服饰发型的新潮。没有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走在世界前列的优越性，没有巨大活力的“盛唐气象”，单凭所谓的“开放性”仍不能形成国际化的特性，也不可能吸引和影响周边邻族和东亚诸国。

　　

　　诚然，主流之外有支流，清流之外有浊流，大唐帝国对外的政策并非没有局限性。在当时辽阔版图的封建大国中，民族不可能完全平等，尤其是在漠北各族的侵扰、吐蕃贵族的扩张、中亚绿洲诸国的争夺以及内徙胡人的反叛情况下，唐王朝要维持国家的安全稳定也确有不少强硬的措施，再加上唐王朝“以夷制夷”的手段和军将、官吏对异族的防范苛求，都使唐帝国的世界性形象大打折扣。安史之乱以后，唐人对外国异族有一种厌恶和防范情绪，胡人被视为乱华的重要因素，排斥外来文化的倾向随之产生，甚至传统的“华夷之分”思想又有强烈回潮。但这只是唐朝走向衰落时一部分朝廷官员狭隘保守的错觉，大唐帝国已没有强盛时的世界性形象，但民间社会仍是“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竞纷泊”（元稹《法曲》）。我们也没必要将唐王朝近三百年的历史理想化，只是在世界历史上以及与中国其他朝代相比起来，唐帝国的世界性显得非常宽容和突出，在这种意义上说“条条道路通长安”反映了唐朝世界性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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