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观点
陈淳：考古研究的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
在中国，考古学被认为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可以用来证经补史。梁启超的两重证据法体现了早期中国学界对考古学的认识和价值期望，至今仍被认为是中国考古学的特色。在欧美，考古学被认为是一门通过间接方法从物质文化来了解古代人类行为和思想的学科。由于考古学家的发现大部分是没有文字的物质材料，于是他们既无法像历史学家那样通过文字来重建历史，也无法像文化人类学家那样从研究对象直接观察人类的行为和思想。这一缺陷长期以来成为制约考古学家了解过去和对考古材料进行历史重建的最大挑战。
通过残缺不全的物质遗存来重建历史，考古学家就像其他自然科学家一样必须通过观察纷繁复杂的现象来了解世界。于是，考古学家在重建历史过程中自然面临一个严峻的问题，即他们通过自己的观察和研究向人们展示的过去是否是真实的历史？因此，这个问题不仅涉及到考古材料的积累和完备，还涉及到考古学家本人的认知能力和探究途径的正当与否。长期以来，人类认识世界大体存在两种对立的认知途径。一是经验主义（empiricism）的认识论，它强调感官的认知作用；二是理性主义（rationalism），它强调用逻辑推理来提供知识的可靠性。上世纪末兴起的相对主义（relativism）对科学研究中个人观念和社会影响提出了更加苛刻的批评。考古学的发展大致也体现了这样的过程，对科学认知过程的主观客观因素有明确的认识，反映了这门学科的日趋成熟。考察一下考古学认知过程的发展，可以帮助我们对自己的研究有更多的反思精神。
经验主义
20世纪 60年代之前的考古学基本上是一种经验主义的操作，这就是指凭直觉、常识和经验来对研究对象作想当然或貌似合理的解释。经验主义者认为，人类认识的对象是客观世界的具体事物或实体，因此主要依赖经验才能实现和完成这种认识。
经验主义者十分注重经验知识，这是指能够被人们亲身观察到，并做出描述的具体事实。这也常被看作是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础，认为经验事实是客观的，它们独立于人们的主观意识而存在。因此他们认为，只要人们不带成见地进行观察，那么由此提供的经验知识可以不受任何理论或先入之见而保持中立，绝对可靠。经验主义者这种将观察看作是单纯的生理反应过程，好像是摄像机镜头的物理成像，似乎过于简单和片面①。极端经验主义甚至认为一切知识都来自于经验，它只强调感性经验而否认理性思维。在这些人看来，理性认识是抽象和间接的认识，思想越抽象则越空虚，越不可靠，也越远离真理。所以他们反对抽象思维，否认研究对象存在普遍概念和普遍性的学术命题。
中国考古学的操作目前大多仍处于经验主义的层面，学者们强调材料的采集和观察，凭自己的经验和常识进行分析判断，然后得出一些初步的结论。我们有些学者十分鄙视理论，将理论看作是缺乏事实根据的空谈或主观想象的胡诌。这种经验主义的认识论与19世纪和20世纪初西方传统的治学方法十分吻合，即提倡研究的客观性。英国早期古墓发掘者威廉·格林威尔的名言就是：“只管收集事实，永远不要考虑理论②”。科学历史学之父里奥波德·冯·兰克认为，历史学的根本任务是要说明“真正发生过的事情”。如要了解历史真相，只有研究原始材料这一条路。兰克认为，收集基本材料和确立过去的事实是研究的第一要务，而对材料的阐释不过是个人的主观见解而已。这种客观主义是兰克学派的主要特征，他们主张治史者要持不偏不倚的态度，让材料自己说话，尽量避免将个人的意见夹杂其中。傅斯年将兰克学派的治学方法引入中国，他自称是中国的兰克学派，确立了以史料学为中心的治学方针，并提出“史学便是史料学”的口号③。傅斯年在中研院史语所设立考古学组，就是想“借几个不陈的工具，处治些新获见的材料④”。傅斯年当年设立的这一治学方针对中国考古学的影响很大，在建国后的考古研究中一直延续至今。
安特生
然而，人的经验观察并不等同于摄像机的机械成像，而是一种对感官反应的图像加以识别的过程。这种识别首先取决于观察者的理论素养、知识训练和实践经验。如果观察者的知识状况和专业背景不同，那么对于图像的识别方式也就有所不同，因此观察到的东西或结果也会大不相同。安特生造访龙骨山，发现洞穴堆积中有脉石英，便判断洞穴中可能存在古人类遗存，而天天经过这里的老乡却熟视无睹。医生观察胸片能够诊断疾病，而病人自己却看不出来。这就是观察现象时，专家与外行之间的区别。还有，经验观察看到的只是事物的表面现象，并非事物的本质以及不同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再之，对客观事实的观察和认识可以分为不同的层次或深度，因此研究不同现象和问题的理论和方法也是多层次的。
由此可见，即使我们想保持完全客观的经验观察，也渗透着主观判断和理论的因素，而对经验事实的本质进行了解和解释更加离不开理论的逻辑思辨。科学研究并不存在完全客观的研究方法，声称让材料自己说话的学者，其实在挑选和整理这些材料的过程中已经渗入了他的主观判断，只是他没有意识到这点而已。意大利学者埃米利奥·贝蒂对解释学的主客观问题曾有精彩的见解，他强调材料的客观性离不开解释者的主观性，但是解释者的主观性必须能够深入解释对象的外在性与客观性之中，否则解释者只不过是把自己的主观片面性投射到解释对象之上而已。
科学研究不能停留在表象，而是要揭示隐藏在纷繁复杂现象背后的奥秘或规律，通过认识事物的表象，深入到事物的本质和造就事物的因果关系。考古研究同样如此，我们不仅要研究考古材料的 what, when, where, who，而且也要探究造就这些材料和现象的 why和how。近代的科学方法是在西欧诞生的，被马克思誉为 “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真正始祖”的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提出，科学认识的目的是发现自然界的真理，他为人类科学认识世界提出了经验主义的归纳方法。归纳法建立在世界是物质的基础上，认为人类的一切知识和观念来自于感觉，感觉是完全可靠的，但是也需要用合理的方法来对感性材料加以整理消化，而归纳、分析、比较、观察和实验是研究的主要路径。归纳法是扩充性的认知过程，并根据具体观察或事实的综合而得出一般性的结论。当越来越可靠与精确的特定事实积累起来时，它们就能被分类和总结，达到一种不断扩充的有用“公理”的层次。
目前，我们的考古研究基本上都属于归纳法的范畴。比如，用类型学来进行分期分区、命名各类考古学文化和确立文化区系类型。还有，根据归纳和总结，我们可以推导出仰韶和龙山文化分属两个时代，分别以生产彩陶和黑陶为特点的结论。再有，从商代青铜器和墓葬的分化，我们可以得出当时存在国家和阶级分化的结论。这些操作无一不是建立在对出土材料分析、比较和归纳之上。
近代科学产生以来，特别是自牛顿时代以来，归纳法被看作是科学真正的基础。但是，科学研究的真正目的不是经验事实的罗列和归纳，而是要探究这些事实背后的原因。正如恩格斯所言：“单凭观察所得的经验，是决不能充分证明必然性的。”于是，人们意识到，科学研究的起点应该是问题而非现象。如果反复观察现象却没有发现和提出问题，那么即使有新的发现，也只不过是记叙新的事实而已。中国考古学一个最大不足，就是将无数考古发现当作材料和现象来处理，并没有将它们转变为层次有别的各种科学问题，或至多停留在与文献相关或探寻 when, what, who和 where的初浅认识上。结果，这门学科的发展仅表现在材料积累上，既难以获得历史的真知，也无法激发深入探究真知的后续动力。
中国考古学者信奉凭材料说话的宗旨，不愿去探讨材料以外的问题，使得这门学科的操作在某种程度上成了照章办事。我想用赫胥黎的一句话来指出这种认识的误区：“人们普遍有种错觉，以为科学研究者做结论和概括不应该超出观察到的事实……但是，大凡实际接触过科学研究的人都知道，不肯超越事实的人很少会有成就。”
理性主义
与经验主义相对的是理性主义。理性主义是指通过逻辑推理而非根据表象来获得真知。17世纪，法国哲学家笛卡尔强调超越人类的经验来解释主导自然法则的重要性，标志着科学探索对理性主义的重视。人们意识到，材料的客观性和感性认识固然在科学认知上十分重要，但是经验和直觉只能得到表象的看法，表象也可能具有蒙蔽性。因此完全致力于表象观察的经验知识是不可靠的，而且其认识客观世界的深度也比较有限。英国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休谟认为，归纳无法导出必然性的法则，所谓客观事物的观察只不过是“一堆印象”而已。19世纪法国哲学家孔德提出，科学应该超越经验主义，将知识建立在可以验证的、有系统的“实证 ”基础之上。他说， “如果没有某种科学理论作为先导并提供最后的阐释，那么任何现象的真实观察都是不可能的。”
实证主义（positivism）认为，科学的任务是要证明哪些主观直觉是可靠的，并强调科学解释必须在对不同现象的观察和对这些现象的归纳之间建立起某种规律。演绎法是实证主义最常用的方法，它强调对主导表象的潜因提出假设，然后通过实验或收集证据来予以检验，以了解事物的本质。比如，孟德尔对豌豆杂交形状变异所获得的对遗传规律的认识，以及门捷列夫对化学元素周期表的完善都可以作为用科学演绎法认识事物真相的最好案例。用演绎法来探究科学问题，需要进行科学的抽象，并通过理论来指导研究，并对结论做出阐释。演绎法探究的是现象的潜因，是透过表象看本质。由于从现象到本质，从事实到理论并不存在可靠和必然的逻辑通道，因此它实际上只能通过种种猜测，依靠“试错法”来解决。爱因斯坦认为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并且是知识进步的源泉。19世纪英国物理学家廷德尔（J. Tyndall）指出，“有了精确的实验和观察作为研究的依据，想象力便成为自然科学理论的设计师。”
宾福德
20世纪 60年代美国新考古学的兴起就是因为对经验主义方法的不满，新考古学或过程考古学家认为经验主义和归纳法研究的最大缺点是无法判断和解释结论的对和错，他们要求采用实证方来消除主观性，为考古材料提供客观和科学的阐释。而且，考古学的目标也不能满足于对历史事实的罗列和编年之上，它还应当探究社会文化变迁的动力和原因。为了要达到这种要求，考古学家必须采取自然科学的演绎法来检验自己的结论，以尽量防止偏见的产生，同时要求对考古学家本身的研究能力和诚实性作充分的审视。过程考古学在采取实证方法的同时，也强调研究一般性通则的重要性，明确求助于各种唯物主义决定论来探讨社会演变规律，其中以斯图尔特的环境决定论、怀特的技术决定论、以及博塞洛普的人口决定论最为流行。过程考古学还强调文化的系统论观点，提倡聚落形态和文化生态学为导向的人地关系研究，改变了文化历史考古学中通常求助于外来因素的传播论解释，将文化演变的动力看作是来自社会内部各种亚系统的互动。为了从物质遗存来解读人类行为，美国考古学家宾福德提出了“中程理论”的概念，这就是要从民族学、实验考古学和埋藏学等角度来了解器物的生命史，排除其废弃后自然和人为扰动对它产生的影响，以便更准确地从中提炼人类行为的信息。
过程考古学在考古研究中引入自然科学方法和提倡探索社会发展规律的理念，对考古研究摆脱经验主义和直觉方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然而，考古学研究的是历史和社会现象，这类研究客体还是和自然现象有很大的区别。过程考古学也过高估计了实证方法的作用，以为只要采取严谨的科学方法和步骤，就能克服经验主义和主观主义影响，获得客观和科学的结论。此外，导致社会文化发展的原因纷繁复杂，考古学并不一定能够得到具有像自然科学那样明确定义的通则。20世纪 80年代以来，后现代主义思潮对过程考古学认为通过实证方法就可以获得科学结论的“天真”想法提出了挑战，这种被称为“相对主义”的观点认为，即使实证研究也无法完全做到理性和客观。虽然，考古学会随材料的积累和技术方法的改进而减少主观性，但是，社会条件仍会影响学者认为哪些材料是重要的，以及如何来解释它们。这些社会影响包括民族意识、政治导向、经费资助以及权威学者的观点等。这些阐释总会有意或无意地支持社会主流的政治和经济利益，总会加强或捍卫与这些人相关的意识形态立场。
早在 20世纪 30年代，英国哲学家和考古学家罗宾·柯林伍德就从观念论或唯心论（idealism）角度审视主观因素对科学认知的影响。我们过去习惯于将唯物论与唯心论对立起来，似乎讨论主观因素对研究客体的影响是一种唯心史观的表现。但是，正是西方学者具有不断反思主观意识在认知过程中存在偏颇的传统，才促进了科学进步。比如，自然科学上哥白尼和伽利略颠覆地心说，后者则进一步发明望远镜来进行观察。检验和纠正主观感知的错误，代表了科学研究划时代的转变。
柯林伍德指出，人类习得概念在认知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探索过去不只取决于发现的材料，也取决于我们想解决什么问题。考古学家只关心那些他们习惯思考的东西，除此以外都没有意义。考古学家的认知离不开自己习得的分析概念，他们无法理解这些概念以外的现象。因此，对考古学家来说真正有意义的东西只是他们脑子里的想法。比如，只关注类型学和年代学概念的考古学家一般不会认为提炼其他信息有什么意义，也不大会意识到生态物的重要性。因此，考古学家复原的历史，只不过是将过去残留至今的材料在与过去有别的条件下用本人思想的再造。由于每个历史问题都来自于现实生活，我们研究历史是为了更清楚地了解我们今天所面对的情况，因此这种历史的探究所获得的知识只不过是学者将工作与自己感知结合而已⑤。
这种观念主义的影响在科学史上无处不在。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在了解和重建历史时受阶级立场、种族优越感、个人偏见、科学时尚、以及材料限制的例子比比皆是。比如，受时尚的生物进化论影响，19世纪美国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用进化论来研究印第安土著历史，强化了对印第安人的偏见，将他们看作是无法进化到文明的原始人类，难免灭绝的命运。甚至路易斯·摩尔根都认为印第安土著，包括印加人和阿兹特克人在内，都处于部落社会的层次。与当时流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和种族主义思潮相呼应，德国考古学家古斯塔夫·科西纳用考古证据来证明德意志民族的光荣历史，为纳粹政权的兴起提供思想上的基础。安特生在材料不足和当时盛行的传播论影响下，根据仰韶的彩陶提出了中国文化西来说的解释。而中国学者受成文编年史的影响，一度认为中国文明的中心在黄河流域，只是随着其他地区考古新材料的不断涌现，才改变了这种单中心的文明起源观。但是这种文献导向的影子，仍在当今的文明探源中挥之不去，反映了习得知识与既有传统思维对科学探索的制约。
在材料分析层面上，中国考古学的方法主要采用了类型学和地层学的分析概念，对 20世纪下半叶国际学界流行的功能论、过程论和后过程论等学术概念颇感陌生，甚至有人对这些方法感到抵触和难以理解。因此，深受历史学定位影响并擅长于类型学和年代学分析的考古学者，自然会认为确立文化分期和历史关系、用考古材料补充成文历史是最重要的研究目标，并不认为了解人类行为方式有什么必要。他们并不看重和探究这些材料所反映的人类适应和能动性方面的问题，是因为这些问题完全处在他们习得概念和经验范畴之外。这种主观意识和知识背景上的局限，成为目前制约这门学科发展的一个尚未被充分认识到的显著问题。我国学者很少坦承自己可能存在主观偏见、传统价值观和专业知识陈旧的偏颇，缺乏对自己研究能力的反思，也不太欢迎对立或不同的批评意见。从这点上来说，考古学受国学传统研究方法的影响很深。
讨论与结语
长期以来，中国考古学将原始材料的积累视为第一要务，使得这门学科的成就主要体现在材料积累，而不是对材料的信息解读上。这正是许多历史学家对考古学感到十分困惑和隔膜的原因。因为考古学家津津乐道的类型学和地层学只是整理材料的分析概念和方法，大量考古报告的器物罗列和描述并不能提供历史学家所能理解和利用的历史知识。19 世纪的法国哲学家、数学家、天文学家和物理学家庞加莱（J.H. Poncare）曾经说过：“科学由事实所构建，正如房子由石头筑成一样；但是一堆事实不是科学正如一堆石头不是一座房子一样⑥。”这正是中国考古研究目前需要克服的最大难题，一大堆出土材料如果要转化为历史学家能够利用的具体知识，那么考古学必须超越单纯的经验主义方法和想当然解释，采用科学推理和各种分析方法来提炼信息和了解事物和现象的潜因，为历史重建提供充实可靠的依据。
包括考古学在内的现代科学是在西欧发展起来的，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它们受传统国学的影响很大。虽然中国传统文化并没有对自己认识论的哲学思考，但是也存在分别强调客观性和主观性的两重性。这种认知传统一方面强调“无证不信”，反映了一种不自觉的客观主义特点。然而对不可直观的现象，则采用纯思辨的方式，即以“心知其意”来解释各种现象的潜因。在史学领域，张光直先生将中国学者这种治学方法形容为：一方面表现为特别重视客观史实的记载，另一方面又以史实的描述和选择来表明自己价值观的主观判断，也就是凭主观判断来解释历史。这种治学方法在考古研究中表现为特别重视材料的获取和考证，而不信任主观的理论，认为理论只不过是一种成见⑦。
现代科学思想将世界看作是一种自然和独立存在的客体，通过抽象思维和严密的逻辑和数学推理方法，能够将经验观察变成洞悉与解释真实世界的科学理论。但是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并没有这样的知识遗产。对于感官无法证实的事物，人们并不把确定某种见解看作是一个可用逻辑推理方法予以解决的问题。《丁文江》一书的作者费侠莉（C. Furth）总结了中国传统认识论常用的三种方法，一是以史为鉴，用过去的成功经验来证实自己观点的正确性；二是采用信仰调和，注意新旧合并，但不是做出选择；三是模仿，根据概念的感染力来进行梳理。她指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具有最纯的“理性”，这就是既不依赖实证主义的检验，又不依赖逻辑推理来分析事物的内在结构。因此，中国人认识自然的见解完全是通过冥想而得来的。还有，在早期西学东渐过程中，中国最感兴趣的还是西方的技术，重视的是应用学科而非基础理论。后来，人们才逐渐体会到科学的巨大力量不仅在于技术，而且在于科学推理的预见性和洞察力⑧。
将中西文化的认知传统加以比较可见，两者最大的区别在于中国的认知哲学是“求实”，而西方是讲究“求真”。换言之，中国人讲究实用或强调具体和个别的东西和事件，缺乏西方那种关注一般法则和普遍原理的理性主义探索。然而，经验总是限于已经过去和完成的事情，而科学探究的范围还包含着未来。显然，拘泥于经验主义的认识无法满足科学探索普遍性和规律性的要求，难以从根本上揭示自然和历史的奥秘。理性主义的缺位不仅使中国的自然科学无法发展，也严重制约了知识分子的头脑和视野。上世纪初，虽然五四运动为中国传统文化带来了一场科学和民主的洗礼，但是理性主义作为手段和目的都是缺位的。
中国传统文化并没有为接受西方科学思想提供什么基础和准备，于是考古学作为西学东渐的产物，在它引入的过程中因中国的社会背景和文化传统，使它在中国的发展与西方十分不同。与早期许多西方科学技术引入中国主要是看重它们的实用性一样，考古学也是被作为一种有助于史家寻找地下之材的不陈工具而受到青睐的，因此中国学界的价值期望还是它在史学上的“求实”和“致用”而非科学上的“求真”。于是，这门学科基本被作为一种掘地技术来加以引入和应用的，至于如何从无言的物质遗存来探究和重建历史则缺乏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考古学者除了求助于历史和依赖文献线索之外，只能采用凭借直觉和经验主义的途径。
正是因为这种理性主义的欠缺，在考古学引入中国的八十年后，我们虽然引进了不少物理化学的年代测定和分析测试技术，但是研究目标和主要学术概念却没有什么变化。由于物质文化的分期和分区仍被视为考古研究的核心目标，于是类型学方法和“考古学文化”概念，今天仍被一些学者作为中国的学术正统来坚持，并对欧美上世纪 60 年代兴起的新考古学心存疑虑。在学术圈内，尊崇师长的教诲胜过对科学真理的追求，将师承和习得的概念当作一种信念来坚持，影响到这门学科的持续发展和年轻一代创新精神的培养。瑞典化学家柏济利阿斯提醒我们，习惯于某种见解，经常会使我们深信它的正确性，习惯能掩饰这种见解的最大弱点，并会使我们丧失运用反驳它的论证的能力。
正是传统文化“求实”和“致用”的价值取向， 使得考古学在传入中国时只将它看作是一种工具和技术，是史学研究的帮手。而近几十年来的发展也凸显了这种价值取舍的偏颇，比如目前环境考古和聚落考古方法被中国学界所广泛采纳，浮选法也成为发掘过程中必备的操作程序。其实，这些方法都是上世纪中叶开始美国新考古学普遍采用的方法。然而在美国，这些研究方法是和文化生态学、系统论以及社会复杂化等理论概念和阐释模式一起发展起来的，用以探究文化适应以及社会变迁的内在规律。但是，在传入中国的过程中经过我们的取舍，浮选法、环境考古和聚落考古因其“致用”的功能而被推广，而与之相伴的被用来解决人地关系互动和研究社会变迁的理论概念和阐释模式却被漠视。结果，浮选法、环境考古和聚落考古因缺乏理论支撑而难免流于一种纯技术操作，成为器物类型学的点缀，无法对史前文化的变迁提供“真知”。因此，我们在考虑引入技术“致用”的同时，也要考虑基础理论研究在指导技术操作和进行历史重建方面的重要性。
张光直先生说过，20世纪中国人文学科不是世界的主流，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现代中国 出了不少优秀的历史学家，但是没有一个人被国际 学界尊为大师，也没有一个人在国际上成为有地位的历史理论家。这是因为在世界人文社会科学的舞台上，中国学者自己选择了边际化的地位，自甘被弃于主流之外⑨。究其根本原因，我们可能还需要从中国传统文化的知识层面上来进行反思。中国并非没有人才，也非资料不好，更非脑子不如别人，而是传统文化的认知方式束缚了我们的大脑，缺乏理性主义思维是难以培养出可以跻身诺贝尔奖的一流学者的。我们应当意识到，片面强调中国特色和出于实用主义的借鉴并非考古研究的康庄大道，单纯追求“致用”的价值取向难以产生具有普世价值的研究成果，无法在科学的国际舞台上发挥领导世界的作用。
中国考古学在培养学生的方法上必须有所变革，不应只传授学生田野发掘技术和分辨器物类型这类经验知识，更重要的是培养他们理性思维和分析问题的能力。爱因斯坦说，学校的目标是培养独立思考能力的人，而不是将获得专业知识放在首位。如果没有独立思考能力和有创造能力的人，社会的向上发展就不可能。
本文原刊于《南方文物》2010年第1期，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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