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固原博物馆藏北魏石造像概况　　　　宁夏固原博物馆馆藏北魏石造像共7件，均保存完整。这些石造像是固原北魏时期社会经济文化繁荣发达的象征，同时，也是研究中国石窟艺术、民族宗教历史的宝贵实物资料。　　　　图一 北魏 建明二年（531）石造像碑（正面）　　　　北魏建明二年（531）石造像碑，1981年固原县（今彭阳县）新集乡出土。用石英岩雕成。顶部 ...

固原博物馆藏北魏石造像概况

　　

　　宁夏固原博物馆馆藏北魏石造像共7件，均保存完整。这些石造像是固原北魏时期社会经济文化繁荣发达的象征，同时，也是研究中国石窟艺术、民族宗教历史的宝贵实物资料。

　　

　　图一 北魏 建明二年（531）石造像碑（正面）

　　

　　北魏建明二年（531）石造像碑，1981年固原县（今彭阳县）新集乡出土。用石英岩雕成。顶部为弧形，正面分上下两层。上层雕刻一拱形龛，龛内雕刻释迦、多宝并坐说法相。两佛身着褒衣博带式袈裟，结跏趺坐于长榻上，衣纹下垂着地。佛榻后雕有四个听法弟子半身像。下层竖雕一长方形龛，中间为大势至菩萨像，头戴花冠，束髻，颈饰项圈，肩披帔帛，帔帛在胸前交结后，下垂至小腿部，然后上卷搭于两肩，下着羊肠大裙，跣足立于低圆台上，右手上举，掌心向外。左手持桃形物。背有舟形火焰纹。衣纹阴线刻，造像双目微合，低眉微笑，神态安详，洒脱自然。菩萨两边分三层雕刻，由下至上，下层为二菩萨立像，中、上层各为比丘，皆面朝外。

　　

　　图一 北魏 建明二年（531）石造像碑 （背面）

　　

　　造像碑左侧至背面阴刻“使持节假镇西将军镇军将军西征都督泾州□□戎县开国子金神庆敬造石像二区，建明二年二月十七日”铭文。此造像碑内容丰富，佛像分布集中，造型逼真，衣纹深刻，具有独特的地域性特征，且纪年明确，保存完好，为研究同一时期的佛造像提供了原始依据。

　　

　　图二 北魏 佛、飞天石造像

　　

　　北魏佛、飞天石造像，1981年固原县（今彭阳县）新集乡出土。红沙岩石质。主尊佛高肉髻，面相长圆，细长颈，两肩窄溜，身着双领下垂式袈裟，内着僧祇支，有舟形背光。主尊佛两侧为二菩萨、二飞天，右侧有二小坐佛。人物造型较为简洁，主尊佛面部表情已看不清，两菩萨均身着世俗服装，身体呈“S”形，体态轻盈，动作柔美，明显受到内地传统绘画手法的影响。

　　

　　图三 北魏 菩萨石造像

　　

　　北魏菩萨石造像，1981年出土于固原县（今彭阳县）新集乡。红沙岩石质，整体为舟形。中雕一站立菩萨。通体火焰纹背光，椭圆头光。菩萨头戴高冠，面相长方。身着圆领通肩袈裟，下摆宽大，两端在两臂部从外向里搭绕两周后自然下垂，衣褶较密。双手掌心相合举胸前，跣足站立于实心台座之上。造像颈部断裂，此为修复后造型。

　　

　　图四 北魏 供养菩萨石造像

　　

　　北魏供养菩萨石造像，1981年出土于固原县（今彭阳县）新集乡。红沙岩石质。整体为舟形，通雕一站立菩萨。菩萨头戴高花蔓冠，面相长方；身着通肩大衣，下摆宽大，衣褶较密，肩披帔帛，两端在两臂部从外向里搭绕两周后，下垂至大衣两侧；双手托物上举胸前；跣足站立于实心台座。外有背光。

　　

　　图五 北魏 菩萨石造像

　　

　　北魏菩萨石造像，1981年出土于固原县（今彭阳县）新集乡。红沙岩石质，整体为舟形。中雕一站立菩萨，头戴高花蔓冠，面相长圆；身着通肩袈裟，下摆宽大，两端在两臂部从外向里搭绕自然下垂至腹前，衣褶较密；双手托物前举，跣足站立于实心台座。

　　

　　图六 北魏 石佛造像

　　

　　北魏石佛造像，1981年出土于固原县（今彭阳县）新集乡。红沙岩石质，整体为舟形，保存完整。中雕一坐佛，高发髻，面部模糊，盘腿中坐；身着通肩袈裟，自然下垂，覆盖于四肢之上。

　　

　　图七 北魏 佛、弟子石造佛塔

　　

　　北魏佛、弟子石造佛塔，1996年隆德县神林乡出土。红沙岩石质。整体为梯形，四面开龛造像，其中相对两龛平顶，左右上角分别雕有莲花装饰，另相对两龛均为火焰纹拱形龛。四龛造像均为一佛二弟子，中佛高发髻，结跏趺坐，弟子站立两侧。其中两佛龛佛作说法印，另两佛龛佛施禅定印。佛面相清秀，高肉髻，衣纹清晰，线条舒展下垂。

　　

　　

固原博物馆藏北魏石造像的艺术风格

　　

　　佛造像是以艺术形象和艺术手段为其信仰宗旨所服务的宗教艺术，向人们宣扬佛教思想与佛教理论，其外在形式是艺术的。古代的佛教徒和艺术匠师在进行佛像创作时，总是按照一定的审美思想和理念制作出具有美感和独特气魄的造像，使朝拜者与敬奉者在受到情绪感染的同时，从中领悟到佛造像丰富的造型特征，从而传播佛教思想。固原博物馆藏北魏石造像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1.朴拙真稚

　　美学上“朴”的特点为平淡、自然、简单，而“真”则是一种对万物之美真切朴实的表达。朴素单纯的时代特征融合造像技艺上的稚拙，使得固原博物馆藏北魏石造像体现着质朴的美感。

　　固原与陇东、陕北同属黄土高原，这一带的石刻造像，在衣纹雕刻的技法方面有一新的表现形式，即采用密集平行线阴刻。这种技法用刀力度大，直硬、刻线深，较粗糙，其效果是让衣褶密集堆积，显得有厚度，这与嘉峪关魏晋墓及酒泉丁家闸5号墓中的人物形象非常相似，都具有北方民族敦厚淳朴的特征。固原博物馆藏北魏石造像、陕西耀县药王山保存的石造像、陇东禅佛寺所存石塔残件上的雕像、陕西宜君县花石岩的造像衣纹均采用了密集平行式阴线刻，这一技法被称为“黄土高原”风格。2.动静相生

　　造像整体形象朴拙、肃穆，通过对佛像的面部表情的生动刻画，则无意间在静态中注入了动态，达到了寓静于动、静中有动、动静相生的艺术效果。因此，这些馆藏石造像在经历了一千多年的历史沧桑之后，我们似乎仍能从中窥见当时宗教人物的内心世界。3.秩序井然

　　固原博物馆藏北魏石造像在整体构思上突出秩序感，讲究雕刻内容的“满”，即龛面上很少留有空白，整体布局满而不乱、秩序井然。例如图一所示石造像，为了更准确地凸显人物之间的关系和叙事的条理，采用了把画面分成上下部分的结构形式，既增加了画面的美感，同时可容纳更丰富的内容。造像内容复杂，但结构分明，层次清晰，满而不乱，和而有序；突出平衡感，讲究左右对称；突出布局的整齐统一，符合传统的审美观念。而图三、图四、图五所示供养菩萨石造像整体为圆弧舟形，突出“圆势”之美，体现出了中国传统审美中“圆”的骨架结构。

　　

　　

固原博物馆藏北魏石造像

艺术风格的形成因素

　　

　　固原博物馆藏北魏石造像在继承本土文化因素的同时，雕像形式和雕刻手法还受到西域及外来文化因素的影响，兼收并蓄，造就了这些石造像独特的整体风貌。1.印度犍陀罗艺术的影响

　　随着佛教的东传，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印度犍陀罗艺术逐渐在中国的西域和内地传播开来，对丝路上的佛教文化影响深远。作为丝路重镇的固原，其宗教文化也毫无疑问地染上了浓厚的外来色彩。犍陀罗是北印度犍陀罗地方的佛教艺术，是受罗马艺术风格与希腊艺术形式以及印度传统宗教题材影响而形成的一种佛教雕刻艺术，人体雕塑具有写实倾向，强调立体感，形象逼真。人物双肩较宽、体型粗矮，却非常敦厚结实，着通肩大衣，自双肩而下呈U形或V形，是犍陀罗风格的显著特征。固原博物馆藏北魏石造像明显保留着印度犍陀罗风格的痕迹，如图三、图四、图五、图六所示石造像，主尊佛皆着通肩大衣，面容方圆丰硕，身材粗短，体型敦厚；图三、图四所示石造像供养菩萨，主尊佛细眼弯眉、鼻梁高挺、嘴唇微上翘，似含笑而不露，入凝神而不痴，具有极强的写实性，这些皆为明显的犍陀罗艺术风格。2.中原传统审美观念的影响

　　中原传统的审美观念对固原博物馆藏北魏石造像影响深远，主要体现在衣着方面。阮荣春指出，中国早期佛衣主要有三种，即右袒式、通肩式及“褒衣博带”式，前两种从印度传来，后一种则是汉化的结果。费泳延续了这一说法，称“褒衣博带式”佛衣是继“半披式”“垂领式”之后，汉地兴起的又一佛衣样式。宿白先生在《中国石窟寺研究》中指出，云冈“褒衣博带式”佛像装束的最早实例是第十一窟上方太和十三年（489）铭释迦多宝龛。从早期研究者的探究中可以发现，“褒衣博带式”佛衣是中国佛教造像艺术中的独创，流行于北魏中晚期及以后，可以说是北魏佛教造像艺术史上的标志性成就。

　　固原博物馆藏北魏石佛造像中，图一所示石雕上部佛龛内释迦佛、多宝佛身着“褒衣博带式”袈裟，衣纹下垂及地。图二所示北魏飞天、佛造像，主尊佛面相清秀，身着双领下垂式袈裟，内着僧祇支；两侧菩萨均着世俗服装，体态柔美；二飞天着交领大袖儒裙，造型轻盈。图七所示主尊佛面部清秀，衣纹清晰，线条舒展下垂。“褒衣博带式”佛衣与“秀骨清像”的主尊佛形貌相结合，共同促成了佛教造像艺术由西域性特征向华夏民族艺术审美方向的转化。“褒衣博带式”这一形象是佛教依靠自身审美的独特性及华夏民族艺术与文化审美的特点相促相融的结果，告别了印度最初渐衰的佛教艺术，为佛教艺术注入了新的活力。

　　可以说，固原博物馆藏北魏石造像是丝绸之路、佛教艺术的产物，是古代西北各族人民的智慧和血汗的结晶，更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

　　

本文刊登于《文物天地》2020年第11期。

编辑：王龙霄

审核：耿 坤

监制：朱 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