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范祖锜(以下简称范)：尊敬的汪先生，您是我国著名的民族考古学家。40多年来，您在考古学领域纠正古人之陈说，或冲破今人之误区，灼见屡出，新论迭生，成果丰赡，建树卓越。您的《云南考古》《沧源崖画的发现和研究》《铜鼓与南方民族》《民族考古学论集》《西南民族与历史文化》《文化人类学调查》等著作以及译著《事物的起源》，对中国民族考古学的学科建 ...

范祖锜(以下简称范)：尊敬的汪先生，您是我国著名的民族考古学家。40多年来，您在考古学领域纠正古人之陈说，或冲破今人之误区，灼见屡出，新论迭生，成果丰赡，建树卓越。您的《云南考古》《沧源崖画的发现和研究》《铜鼓与南方民族》《民族考古学论集》《西南民族与历史文化》《文化人类学调查》等著作以及译著《事物的起源》，对中国民族考古学的学科建设和事业开拓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学术上要取得成就，最根本的是学者本人必须具有百折不挠、锲而不舍的艰苦精神，具有坚实深厚的学术功底，此外也有不少前辈学者还得益于独自的家学渊源。不知先生在这方面情况如何？

汪宁生父母

汪宁生（以下简称汪）：我1930年出生于江苏省南京市，家父寿龄公供职于国民政府经济部商标局，为一般职员，与学术相距甚远。我的少年时代适逢抗日军兴。家父随机关西迁，我随母亲回转原籍（江苏省灌云县板浦镇）故家。祖母吴太夫人率全家为避日寇辗转逃难于灌云县农村各地，备尝颠沛流离之苦。母亲许夫人（讳毓英）深知学问之重要，逃难途中仍亲自督课，令我习字读书。回转日寇占领下的县城，家人不愿让子弟入敌伪小学，我遂入私塾读书，塾师授古文，以《论语》《孟子》《古文观止》为教材，并开设英语等课程。今能沉潜中国古籍并稍涉猎英文书籍，实肇端于此。各位授业塾师之启蒙恩泽至今不敢忘却。抗战8年之中，由于生活困苦和缺医少药，妹沪生、弟建生夭折，全家10余人自祖母以下先后亡故7人。日本侵略战争给国家民族和个人家庭带来的灾难，在我心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汪宁生与母亲

范：如此说来，先生的前辈虽不治学，却知书达理，让你虽处于战乱中仍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下度过少年时代，为今后的治学之路初步奠定了根基。江南为我国传统文化积淀深厚之地，诗礼绵延，俊彦辈出。然而，先生故乡一非少数民族地区，二与少数民族相距甚远。先生如何走上“民族考古”之路？

汪：抗战胜利后，我在江苏丹阳高中部读书，1949年毕业，先在无锡农村工作，后在华东水利学院（今河海大学）任职员。1954年被选调报考高等学校，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北大远绍清儒考证之学，近接“五四”后以科学方法整理国学之传统。北大历史系尤为中国古史及考古史学界著名学者集中之地，专职教授有向达、邓广铭、张政烺、商鸿逵、齐思和、苏秉琦、阎文儒等名家，兼课教授有夏鼐、唐兰、聂崇歧等耆宿。大学5年，在诸位先生的教诲熏陶下，稍窥读书门径，略知治学之乐。1959年大学毕业，留校任助教。担任苏秉琦先生“秦汉考古”课辅导工作一学期后，突令考“隋唐史”研究生，有愤于个人于工作及专业毫无选择之自由，乃以“交白卷”方式表示无声抗议，时成为北大一大新闻。领导训斥、群众批判之后，分配至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工作。

1960年5月，我作为中央民族学院的教师，奉派参加由全国人大统一领导的云南民族调查组。这是我接触民族研究之始。此时，总感到学非所用，以不能从事考古工作为遗憾。虽然身在民族调查组，但研究考古学和中国古史的夙愿始终未曾泯灭，兴趣仍浓，时常翻阅有关书刊聊以自娱。有一次看到顾颉刚先生抗战时期在昆明写成的《浪口村随笔》（不久就改名为《史林杂识》，由中华书局正式出版），心胸突然开朗起来。顾先生用藏族白族招赘习俗，证明古代赘婿实与奴隶无异；用傣族苗族丢包习俗，说明内地抛绣球择婿之风的由来；考证“披发左衽”，以蒙藏人民服饰作为实例；解释《老子》中“刍狗”一词，以喇嘛庙中酥油偶像作为比喻；主张“傻瓜”一词得名于“瓜州之戎”；“吹牛”“拍马”为西北方言；以黄河、柳江上所见的连舟搭桥解释古代的“造舟为梁”；以四川湖南民间住宅的天窗说明古代“中霤之制”等等。我才知道原来边疆少数民族保存的文化习俗，甚至残留于内地偏僻地区民俗学资料，到了顾先生手中都有用处，他能随手拈来，用以考证古代的问题。自己现在长年生活在少数民族之中，接触的“奇风异俗”更多，为什么不能用以研究考古学和中国古史问题呢？而且研究任何学问，贵在发现新的材料。记得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上读过傅斯年先生一篇文章，大意是说一种学问若能扩张他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扩张便退步；还以打油诗一首，要求研究者“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考古资料多是残缺的零碎的，中国古史上有些长期聚讼的疑难问题也多由于“文献不足征”。假如能适当地运用民族学资料于考古学或古史领域，无异为这些学科扩张大量研究资料。

汪宁生与师友

有了这番认识，我对民族调查便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不仅不再厌烦，而是乐此不疲。每当到一个民族之中，除完成领导布置的任务外，自己总要“种一点自留地”，搜集一些可能对研究考古学有用的资料。

用民族学资料研究考古学问题，道理明确，不等于就能顺利进行，真是“说时容易做时难”。经常是调查以后回到昆明提起笔来想写点什么，会发现有些问题当时没有询问，不知详情，无法下笔，后悔不及。最后只能就事论事，做一些简单的描述，即使联系考古学问题也是浮光掠影，未能深入，因为所获材料有限。现在看自己最早写的东西，总是不免脸红。原来民族调查有自己一套方法，调查时应按科学程序办事，而我们民族调查组成员来自四面八方的不同专业，并未受到这方面严格训练。以我自己来说，在大学一年级上过《原始社会史》这门课，知道一些人类学普通知识，而对如何进行民族调查可说毫无所知。

范：民族学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虽然是19世纪的事，但它有着久远的历史渊源，有自己的学科体系、学科规范、学科方法。20世纪50年代，我们对这方面的认识确是颇有偏差。

汪：当时民族学（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一起被划为“资产阶级伪科学”，中外民族学家人类学家成为批判的对象。而“无产阶级的民族学”究竟是什么样子呢？我们应如何进行调查呢？从无人作过指导。调查出发之前领导谆谆告诫的是“随时注意改造思想，结合中心工作，为政治服务，不要违反纪律”之类，要我们多读马列的书。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几乎是当时调查工作者的“圣经”，当时是人手一册的。但仅靠那本书就能顺利进行调查么？记得当时也曾看过一份油印的调查提纲，不知是哪位专家或领导人拟定的，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几个大问题列出调查项目。后来几千万字的调查资料，大多数按此格式而写，并非偶然，因为这是统一布置的结果。

按照这样的要求完成任务，写出一份调查报告，一点也不困难，因为没有人检查你的调查成果是否真实，是否真能“结合中心工作”。而要真能得到一些对研究考古学有用的东西，既无前人经验可以借鉴，又无现成的格式可以照搬，靠这样的野外调查是无法进行的。

汪宁生考查沧源岩画

生性好奇，既然过去的“资产阶级民族学家”也做过调查，写过书，那他们是如何进行调查的呢？适逢1963年和1964年上半年回到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当时几乎集中了中国民族研究领域的权威和著名学者――潘光旦、吴文藻、费孝通、林耀华、傅乐焕、闻宥、马学良等等，得以不时请教，获益良多。更重要的是这段时间给我一个难得的读书机会，靠着中小学打下的英文基础借助字典，泛阅了国外人类学和民族学的名著原文，等于自学一年民族学基础课，补学了基础知识，特别是调查方法的基础知识。

这里要说明的是,虽然“资产阶级的”人类学和民族学遭受批判，这方面的书籍并未在中国大地上消失。当时如北大图书馆或北图收藏的这方面图书还能借阅。中央民族学院图书馆清规戒律较多，而且藏书较少。但上面说的一些老先生家中藏书还有保存，至少“文革”前是如此。这里要特别感谢林耀华、傅乐焕、宋蜀华等先生，慷慨帮助，我常从他们书架上借走想看的书。傅乐焕先生还赠送我一本德人利普斯著的《事物的起源》，后来我把它翻译出版。林耀华先生借我的英国皇家人类学会编《人类学的询问和记录》一书，对我学会调查方法帮助尤大。读了这本书我才知道调查工作原来大有学问，我才知道剖析一个社会应该调查哪些方面，调查某一方面时又应询问哪些问题，原来前人早就准备好全面的具体的调查提纲；而且对如何选择报告人和训练翻译、如何询问、如何记录，都有一套方法，前人早就总结出许多有用的经验。即文字记录也决不是仅靠一个书记本，而是应该根据情况使用不同的记录形式（谱牒、日记、表格……）。这本书一直放在身边，成为调查旅途中的伴侣，直到20世纪80年代从国外找到更新的版本才把它还给林先生。

说到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大陆上还可以看到西方人类学民族学书刊，很多外国人表示不能相信。例如，美国人类学家顾定国先生在访问我时开始曾对此将信将疑，后来他才把这一点写入他的《中国人类学逸史》之中（见胡鸿保译本，第228页－229页）。当然在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中国人能在市面上买到的民族学书籍只有从前苏联翻译过来的充满政治术语、材料陈旧的几种，被称为“资产阶级的”民族学书刊在公私藏书架上网结尘封，少人过问。但任何有价值的东西总不会完全从世界上消失，而且任何时候偷吃禁果的人总是有的。

看了大批书刊之后，再回到田野之中，感到值得调查的问题实在太多，调查也变得容易起来，过去自己的调查简直是胡闹，浪费时间。掌握了正确的方法后，对过去调查过的问题重加调查，也会发现许多新的材料。

汪宁生与学界同道交谈

范：先生步入民族考古学领域，始于民族调查。应当说，民族调查是民族考古学的基本方法、基础训练和入门之途，在本学科的建设占有重要的地位。

汪：的确如此。就整体而言，中国考古学尚处于初建阶段。要使这门学科得到发展，必须多作田野调查，多作专题研究，没有什么捷径好走。有些先生不做多少专题研究，只进行概念争论，写大块文章，无助于学科的建设。至于那些未曾从事民族调查者也把自己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的一般考古工作称为“民族考古”或“民族考古学”，这是对民族考古学的误解。民族调查是民族考古学必不可少的田野工作。我可以自豪地认为自己毕生都在田野工作中度过。从20世纪60年代初一直到90年代，除了“文革”初期遭难那几年之外，几乎没有哪一年没有做田野工作。有时一年至少有半年是在少数民族地区度过的。

范：20世纪60、70年代，国家贫穷落后，科学工作者的田野考察面临十分困难的局面，其间的甘苦坎坷恐非常人能揣度。今非昔比，二者殊异，愿听其详。

汪：在民族考古中，考古调查和发掘是一项艰苦工作，但比较起来民族调查似乎更为艰苦，特别是在我做田野工作的时代。现在一些年轻人下去调查，出必专车，住必宾馆，餐有美食，日有补助，当年我们调查时的交通和生活条件，绝非他们所能想像。

先说交通。以云南为例，大概仅有部分县城可通汽车，从县城去乡村一般是无车可坐的，全凭双腿。由于老百姓家中缺少衣被，要深入基层必须自带行李，因此背着背包走路可说是当时调查者的常规交通方式。在有条件的地方能雇一条牛驮着行李，或随着马帮同行，给点零钱把行李加在马驮之上，就会有幸福之感。而若骑马，当时会被视为“老爷作风”，回单位必遭批判；而且西南地区尽是山路，时有堕骑之危；加之这里少数民族习惯是马背上并不置鞍，只放一条垫子或毯子，马的脊骨与你的尻骨相摩擦，远不如走路安心。随着马帮走路，食宿都交给“马锅头”安排，途中和他们一起在露天吃“罗锅饭”，晚上和他们一起住“马店”，听他们讲故事、说粗话，谈各地风土人情，一切不用自己操心，对调查者来说是轻松惬意之事。若不然，县里派一位翻译或干部相伴而行，途中有人谈话，不会有迷路之虞，在当时也算是一种“优待”。我最怕是一人独行，又要问路，又要自己解决食宿问题，一路都处于紧张状态；若遇险恶山路，无人援手，时有生命危险。有一次从巧家到会泽，便险遭不测。

（范注：汪先生《西南访古卅五年》中收录1960年9月8日日记载其事：“8月30日搭货车去巧家，会见原副县长龙士林，了解彝族迁徙事，毫无所获。当时迄无客车与外地交通，想再找货车回会泽已不可得，留下又无事可干，不得已于4日晨循金沙江边山路步行。不意屡历险境，至今思之犹觉心悸。路宽不过丈余，上有沙石，且向外倾斜，稍一滑足便下坠江中。欲手攀崖壁，岩石久经风雨侵蚀应手而落。越走越怕，几至无法举步。险恶处手足并用爬行而过；或坐于路上两腿下悬，双手撑地而过。曾想爬上山顶另觅佳路，爬数十步即遇峭壁，退回原路时下望大江，更觉心惊胆战，深悔冒失。自思这样死去殊为不值，只有屏定呼吸，看准落脚点，确有把握再移步。如此行走两日，4日晚宿双河，5日抵蒙姑，宿小旅社，心跳极快，疲劳已极仍难入睡。蒙姑……为偏僻小镇，由于交通不便，完全保持原来面貌，风俗醇厚。白天去茶馆喝茶，众人见我狼狈不堪，精神委顿，前来问讯……有人请我晚上去家中吃饭，有人劝我多留几天慢慢想办法。还有人说：抗战期间一位外籍水利工程师为了勘测金沙江通航事，就在此路坠入江中。这使我毛骨悚然。”）

范：先生的经历惊心动魄，前辈学者在民族调查中克服千难万险，甚至作出了重大牺牲。中央民族学院一位同学就是在调查途中跌入怒江峡谷，长眠在少数民族地区的青山绿水间。

汪宁生在涉藏地区

汪：前述巧家县为偏僻县城，自无班车与外界交通，而一些不算偏僻的地区也是如此，例如有一次从下关到永胜整整花了4天时间。现在从下关到永胜乘班车数小时可达，而当时竟走4天时间。乘过汽车、马车、拖拉机、渡船几种交通工具，加上“11号车”（这是当时我们对走路的俗称），才到达目的地。即使有车可坐，不要认为是什么舒服之事。人各一座的公共汽车当时是奢侈之物，仅从省城出发的班车才保证有之。偏僻地区即使所谓“定期班车”实际上也不过是“解放牌”卡车一辆，并无座位。乘客纷拥而上，各以自己行李放在四周背靠车板而坐，这便是舒服的“软席”。若未带行李，只有席地而坐。

（范注：汪先生《西南访古卅五年》中收录1960年6月15日日记载其事：“由西昌到盐源，150公里竟走一天，夜深始达。此间客运仍用卡车，旅客以行李堆放四周为座位。司机之旁仅有之座，必须是当地重要官员或与司机有特殊关系人士才能占有。说及这一众所向往之座位，一位旅客大摆“龙门阵”：解放初期木里藏族土司去京开会，经盐源去西昌，也只能乘这样卡车。为示优待，安排他坐于司机之旁，彼问明司机之职、身份，竟曰：我如何能与此类人并排同坐，何不在司机头上再安一座优待我？这样才合规则。众旅客大笑。”）

范：交通状况差自不待言，一路颠簸到目的地或驿站恐怕也难寻较好的解旅途劳顿的居所和可口的饭菜。

汪：作民族调查应该尽量接近调查对象，这是不言而喻的事。但不同国家、不同时代的调查者，包括居住、饮食在内的条件大不一样。像国外有些人类学家那样携带帐篷吊床、睡袋甚至汽车房屋一套装备，可以住在调查者附近而又有自己的空间，对当时我们来说，简直是“天方夜谭”。我们当时一般只能在小学、区乡政府，更多是老百姓的家中，打开自己的行李，使自己晚上有个安身之地。若在老百姓家中住宿，给你单独一个房间，或在火塘之旁与主人家的老人并榻，是很幸运的事。经常是与主人全家不分男女合住一室，床铺紧接。这并非出于怠慢，而是他们草屋之内不分隔房间，云南很多少数民族原来居住条件就是如此。睡在傣族的竹楼要地板上清洁凉爽；尽管猪、牛、鸡就在楼下，气味难闻，但比起睡在有些民族的家中，这里可算“天堂”。有些偏僻地区的彝族，房屋只有一层，畜栏就在床铺之旁，在这样的地方即使住上一夜也会使你终身难忘。

汪宁生考查沧源岩画

（范注：汪先生《西南访古卅五年》中收录1960年5月23日日记载其事：“连日所宿彝家，多为单层土房，顶覆木板为瓦，畜栏即在室内，相距床铺只有咫尺之遥。入夜则牛之鼻吸声，猪之哼呼声，清晰可闻，甚难入睡。忆前读《徐霞客游记》，提及曾宿彝家，亦是不分男女同居一室，一半养畜，一半居人。这种居住方式，300年来竟未稍有改变。”）

再说到饮食，我们并不奢望享受盛餐美食，但至少要求饱，保证基本营养，才有力气走路。但在60年代初的困难时期，几个月见不到油荤是常有的事。当时，成都已见供应紧张，著名的“天府之国”小吃店经常关门或“卖完”。由成都赴凉山沿途更觉困难，惟一不必排队抢购者只有面条。每天定量一斤粮票，可食面条5碗，惟辣椒太多，无法下咽，只能要求“免红”。面条上仅有一点“哨子”亦被免去，入肚全为面粉别无营养，终日饥肠辘辘。

汪宁生与夫人在大理

（范注：汪先生《西南访古卅五年》中收录1962年10月14日日记载另一事：“晨起与（永胜县）兰遮村干部及群众告别，算清伙食费（每日一斤粮票3角钱）。陈××说：你来天天喝菜汤，‘他鲁粑粑’没尝一个，‘油茶’没喝一碗，还要你钱，真对不起。十几天来，确是一天两碗红糙米饭，一钵菜汤佐餐，有盐无油”。）每天能吃上糙米饭还算幸运，旅途上吃不上饭的事也非罕见。我毕生最难忘的一餐是在四川省盐源县附近山区吃的。一天赶到一个农村干部办的伙食团，交了半斤粮票几角钱，坐等开饭，等候良久，一木桶饭抬了进来，有人为我盛上一碗，竟是带稻壳的米饭，吞咽一口，喉如刀割，花了很长时间才吃完这碗饭。至今想起，嗓子还有痛感。我至今弄不明白这是因为当时断炊太久来不及舂米，还是因为不去壳可以多吃一点。至少这决不是当地固有饮食习俗，而是那个特殊年代的“特殊食物”。

不习惯的饮食，不能适应的生活习惯，语言不通，初到时不为当地居民所接受，不能开展工作，在异文化环境产生的孤独和寂寞感等等，都属于“文化冲撞”（“文化震动”）现象，是在世界各地调查的人类学和民族学家必然经历而又必须克服的困难。从事民族考古学的人何可幸免？但改革开放以前在中国搞民族调查还要加上由于物质条件匮乏带来的上述交通住宿和饮食方面的困难，这是今日青年学子无法想像的。

范：先生与前辈学者在令人难以想象的条件下坚持民族调查，为开创中国民族考古业不畏艰险、披荆斩棘，令后生感叹不已、钦佩至深。是什么力量支撑您以“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执著精神，在崎岖的民族考古道路上奋然前行？

汪：我也时常思考这一问题。是为名利吗？这类冷僻的研究工作，好不容易写出一点东西，究有几人阅读？能出多大的名？又能带来多大的利益？为了谋生吗？到了80年代初自己已在高等学校有了安定的工作，教书以外坐在家中随便做点研究，不必耗精费神，即可安稳度过后半生，何必还要千方百计争取一切机会下去调查？今日想来，支持毕生从事这项工作的主要动力就是兴趣，就是想将头脑中的疑问求得解答的愿望。当你调查有获，久思不得其解某个问题豁然冰释，或者发现一意想不到的新鲜材料，那份愉快和兴奋非语言所能形容。这时，调查中所受之苦便会一笔勾销。

汪宁生与夫人在大理洱海

中年时期的汪宁生与夫人

范：在科学的道路上攀登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不仅能给科学家带来惊喜，更能造福人类，给人们带来喜悦和启迪。

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幕，中华民族以自己博大的胸怀向全世界敞开大门。中国的学术界也打破了闭关自守、作茧自缚的状态。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先生走出国门，从1983年起，先去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人类学系访问一年，此后又多次应邀到挪威奥斯陆大学、德国海德堡大学等大学讲学、参加学术会议、参观博物馆、考察原住民保留地，与世界上一些著名的考古研究机构和考古学家建立了交流关系。

汪：走出国门，使我结识了外国同行，例如，美国的Carol Krammer 、 W.A.Longcre，英国的Ian Hodder，特别是美国亚里桑那大学的Longacre教授，我们一直保持着良好的联系。更重要的是，出国以后我才有机会接触大量民族考古资料，得以了解世界民族考古学的成就和研究方法，打开了自己的眼界，知道自己的不足。

汪宁生在国外访问

原来西方的民族考古学作为“新考古学”的一部分，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今已成为当代考古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几乎每本考古学教科书都有专章讨论这一问题。各地专家还经常开会，交流意见。由于民族考古学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在澳大利亚原住南非昆一布须曼人、北极爱斯基摩人之中卓有成效的工作，使人们对狩猎采集阶段的远古人类社会生活有了较多的了解。在研究方面，他们很强调验证（esting）。在今天“活的社会”中看见考古发现中类似事物，不能就断定是一回事，可以记录搜集用作类比材料，最后结论尚有于验证，即从考古资料本身找到足以支持自己看法的证据。

选择什么样的民族志资料，他们也讨论颇多。有人主张要从考古发现的同一地区民族志之中寻找类比材料，这称为“直接的历史方法”。有人主张可从同地区的大量的民族志材料中归纳出普遍性的模式，这称为“普遍类比”。前者虽然具有更严密的逻辑性，但局限性很大。因为世界上大部分地区随着社会变化，已无后进民族之发布；而后者之可行就在于最后总是要经过验证这一程序，不会流于强作比附，胡乱推测。从实际情况出发，我认为在中国从事民族考古学研究，应采取“普遍类比”方法。因而在自己研究中越来越多从国外民族志中搜集类比材料，与此同时严格进行验证，为此自己曾提出“类比－假设－验证”三步骤的研究程序。

汪宁生在国外访问

范：关于国外民族考古学的情况以及这门学科的方法，先生曾在《谈民族考古学》《二谈民族考古学》《三谈民族考古学》等文章作过介绍。先生有着坚实的学术功底和多年民族调查的学术积淀，再加上走出国门，以海纳百川的胆识采撷世界学术之精华，确实使自己的研究步入全新境界。对比外国同行，我们有自己的优势，不必妄自菲薄；也不应盲目自持，看不到自身不足。您以为我国的民族考古学有何改进之处？

汪：与国外同行相比，我的民族考古学调查研究不足之处甚多。主要有以下两点：

第一，外民族考古学有计划有目的地进行。例如，为了揭示远古社会某一阶段的全貌或解决考古学上一个重大问题，去一个相对应的“活的社会”作长期的调查研究。这样的调查研究在中国还不多见，我做的工作也多是“即兴的”，带有偶然的性质。当然有时发现线索后也是经多次持续不断调查才能取得成果，但与他们事先目标明确按计划有步骤进行工作，不可同日而语。

第二，国外民族考古学注意的是社会和文化的深层次问题。根据考古发现的物质文化遗存，以“活的社会”为类比，探索非物质文化范畴的问题。而我多局限于物质文化本身。如对器物只满足于探索该器物用途、用法及制作方法，而很少透过遗物及其相关现象研究当时社会问题。当然，学习了国外同行的经验归国以后，在这方面也略有改进。例如，对于云南傣族制陶，开始只注意以此研究考古发现陶器制坯方法、烧制方法及器物用途等等（见《傣族的原始陶术－兼谈中国远古制陶几个问题》，载《民族考古学论集》）；后来，我根据已掌握的线索，拟定计划对更多村寨进行多次调查，结果发现了两种新的类型。对于制陶如何从手制转为轮制，如何区分制作者和使用者，如何判断陶器交换的分配途径，关于陶器的专业化和标准化，利用陶器研究族群识别及社会变迁问题，进行新的探索（见《傣族制陶的民族考古学研究》）。可是，这样的研究做得太少。现在脑中还蓄有不少很好的题目，再想有计划一个一个地继续进行研究，已感力不从心。尽管从事民族考古学的人应学习国外同行的研究方法和经验，应像鲁迅所说“多读外国人的书”，仍可从中国古人治学精神中汲取营养。中国古代学者也并不都是从书本到书本，还是有人注意走出书斋，接触社会。在这方面做得最好的是明末清初学者顾炎武，他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制度和历史、地理，却重视调查，到各地游历和调查时又不忘读书，他那“竹笈双驼万卷书”的故事，永远激励着我们。希望今日民族考古学者永远继承古代学者“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精神！

汪宁生在山西平遥

范：我想，今天的民族考古学者和一切真正致力于中国学术事业的学者，一定会将这种“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精神薪火相传，发扬光大。

来源:《今日民族》2006年6期 ，照片为尹杰老师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