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恩格斯早在1884年就指出，一门科学的发展是同前一代人遗留下来的知识量成比例的。而且，今天看来，一门学科只有突破本学科的界限，才能求得本学科的真正发展。作为一门学科的考古学也不能例外。最近，有人著文论述自然科学方法对考古学发展的重要性，这是引人注目的一个方面;但是另一方面，人类学，尤其是文化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给考古学研究的深远影响， ...

Knowledge of Cultural Anthropology and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作者简介】容观夐，中国著名人类学家、民族考古学家，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教授。

恩格斯早在1884年就指出，一门科学的发展是同前一代人遗留下来的知识量成比例的。而且，今天看来，一门学科只有突破本学科的界限，才能求得本学科的真正发展。作为一门学科的考古学也不能例外。最近，有人著文论述自然科学方法对考古学发展的重要性，这是引人注目的一个方面;但是另一方面，人类学，尤其是文化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给考古学研究的深远影响，却往往被人们忽视了。为了加强学科之间的交流，互通信息，促进多学科、跨学科研究的发展，我谨就这一被人们忽视的问题，从国内外考古学发展的实际以及由此而引起我们的反思，谈谈个人一些想法。

在学科发展史上，考古学在旧大陆一般归属于历史、艺术或语言学的范畴，在新大陆则视之为人类学领域的组成部分，但是新旧大陆学者的观点方法是接近的、相通的。由于考古学与文化人类学彼此研究的目标的一致，即从各自的角度，考察人类文化和人类行为的历时态表现，两种学科之间历来是相互支援、渗透的。如果从考古学研究借助于文化人类学知识来为自己的目的服务这一点说，至少从近代就存在了。

我们且从近代谈起。

早在20世纪30年代，英国考古学家D.兰达利一麦克维在一次考古学年会作题为《作为一门科学的考古学的地位》(1932年)的讲演，在承认地质学和生物学知识对考古学的贡献的同时，着重指出社会人类学对物质文化研究的重要性，认识到考古学是受人类学的恩惠的。他当时形象地讲过:“没有人类学，考古学是单眼的和近视的;有了它，就有了历史，考古学家才能从推理上以及通过类比去重建早期到现代的人类历史。”不少的概念，诸如文化、文化特质、文化丛、文化区、文化变迁、文化层、发明、传播、史前涵化(prehistoric acculturation)人工制品的分类组合以及文化的时空单位等等，几乎都是从文化人类学移植过来、由考古学工作者加以发展的。英国著名史前考古学家V.G.柴尔德在《欧洲的史前移民》(1950年)一书首章就颇有见地地说:“文化是可以看得见的事实”，“对于可以观察到的文化现象的解释倒是民族学提供的。对于考古学家说来，一个个文化特质的出现，是因为它们都是一个个单一群体的、被其集体经验所称许的创造物。它们正好表达了由一般社会传统所维系的一个人类集体的性格"。他采用考古学文化的概念，指的是“一组反复地出现在同样的居处及其相同葬俗的遗址中的遗存组合。比如工具、武器、装饰品、住宅、葬仪和祭品等都是显示着维系一个群体的一般社会传统底具体表述”。美国著名考古学家G.赫斯特编写《考古学概论》(1976年)一书说得更明确:“考古学家能够轻而易举地把文化人类学提供的概念结构运用于它的大部分理论结构”之中。比如说，“文化区这个概念全然是从文化人类学借用来的。它的最简单的形式是在一个自然地理区域内，由于相似的经济和历史因素发展着一系列相似的文化体现。北美印第安人所居住的区域，就是一个在民族志方面的实例。”“考古学可能借助于文化区的概念来考察文化体现，正如戈登·威利在他的著作《美国考古学概论》第一、二卷中处理美洲文化那样”。诚然，“考古学不仅有出自文化人类学的理论结构和文化推论的手段，而且还有属于它自己权利的财产和功绩。考古学能够提供关于历史上发生过的独特文化活动的证据，也能够对于文化发展的过程作出自己的解释”。

文化人类学上的文化区(Culture Area) ,通常是指具有相同模式的文化特质与生计类型的地理单位，它的范围一般是根据文化特质的异同来界定。这个基本概念是美国人类学家C.韦斯勒1902年起主持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人类学部时从事民族学标本的分类和文化特质的分布的具体化而提出来的;同时，为了推论主要文化进程，他们又运用年代区(Age Area)的假设去研究标示在分布图上具体文化的年代。大约在20世纪初，不少的学者在美国西南部从事地层学与发展系列的研究工作。其中美国考古学家A.V.基德尔于1916年大面积发掘新墨西哥州佩科斯普埃布洛人(Pecos Pueblo)遗址，用成千坛壶碎片和其他细微零件去展现和建立上溯好几个世纪甚或不知年代的西南地区史前史的准确发展系列。既是文化人类学家又是考古学家的美国历史特殊论派的代表人物A.L.克鲁伯和他的学生们，重视各种文化要素分布的研究，根据各种文化在空间上的差异和分布情况，去推断它的历史进程，其目的在于判定和划分各个文化区和年代与区域的假说(Age and Area Hypothesis)，即分布最广的文化特质是比较古老的，而一些分布于距离中心较近的文化特质则是较新的。“当我们认清与同一区域内有各种不同的古代遗物时，实际上很可能是来自各个不同的时代”。如果依照年代顺序去排列不同时期的遗物，并对形制上或风格上进行比较，那就会对遗物的前后提供了线索。对于许许多多不知其名、不知其源、也不知其正确年代又确实存在的社会，依照它们的器物式样，可以排列出一个先后的顺序来。此外，《美洲印第安人:新世界人类学导论》(1917年)这本专著是C.韦斯勒有关美洲印第安人文化区概念具体化的代表作。在另一本专著《人与文化》(1929年)里，C.韦斯勒又使用年代与区域假说具体地提出划分北美洲为九个文化区。每个文化区的象征，首先考虑取得食物来源和生计的资料，然后了解他们的运输方法、纺织品种类、陶制品型式、住屋及其他建筑物的分布和特色，再进行类分其社会组织和信仰行为等等。

在我国，科学的考古发掘工作是从近代开始的。裴文中、李济、梁思永三位著名学者都是先驱者。他们分别从法国、美国学成归国，直接主持这方面的工作。李济和梁思永两位在哈佛大学学习人类学和考古学，其中梁思永先生参加过美国印第安人古代遗址的发掘工作，回国后创造性地运用近代考古学的方法，提高我国田野考古的科学水平。他的学术成果是与他留美期间及其前后几十年间的学术环境分不开的。大家都记得，20世纪20年代，正是人类学研究领域为复原历史而进行同时态的社会文化过程研究的时刻，C.韦斯勒和A.L.克鲁伯所主张的年代文化区概念已广为传播。文化区概念已成为当时整个美国人类学界一项共同的成果了。梁思永先生本人也坦率地说过:“人类学家长期运用的关于文化组合的概念”，“考古学者也尽可应用”。通过田野工作实践，在他撰写的论文和调查报告中，始终注意到实物的描述和分析，恰恰是他接受当年F.博厄斯历史特殊论派思想影响的明证。直至80年代的今天，由我国考古学工作者集体编写的《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归入“考古学基本概念和理论”项下三条条目，除考古学“文化”是从民族学引进者外，文化圈和文化传播论也是从文化人类学移植过来加以发展的，可见其影响的深远。

20世纪60年代“新考古学”的出现，标志着世界现代考古学走上了新的发展阶段。

应该承认，“新考古学”的兴起是与当代科学技术的进步紧密联系着的，也是考古学研究运用文化人类学及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成果力图解决本身需要解决的课题促成的。当代美国著名考古学家G.R.威利和J.A.萨布丰明确地指出: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新考古学”有三个支柱:一是文化进化理论，二是系统理论，三是逻辑演绎推理。很明显，前两项是当代文化人类学的主张。伴随着现代科学的整体化和专业化，文化人类学本身对人类文化的研究出现了新的探索文化变迁过程的理论，最有力地促使考古学从原来传统的器物描述和编年转向对人的社会、对文化过程的研究。文化人类学上的新进化论为考古学文化变迁的假设提供了理论基础。换句话说，新考古学工作者，为了提高考古实物的假设推理价值，借用了一批文化人类学概念，尤其是J.斯图尔德和L.怀特的见解。他们首先对新进化论学说，在估量文化变迁的时候，发展被解说为主要的因素。在区分一般进化和特殊进化时，M.D.萨林斯和E.塞维斯又承认适应和进化两种因素。尽管说，他们的兴趣放在生态学上，但是考古学家们已经更大地被由队群(Band)经历部落(Tribe)和酋长领地(Chiefdom)到文明(Civilization)这样多线发展的新进化论框架所吸引；其次，他们重视系统理论。新考古学派代表人物L.R.宾福德接受了L.怀特有关个体文化的概念，特别强调人类与其环境、史前生态系统和经济基础的交互作用。像社会人类学家一样，新考古学家们去观察具有综合的、相互联系的系统特点的社会文化统一体；第三，他们支持源于生态学兴趣的唯物的观点。考古学家们求助于L.怀特的技术和J.斯图尔德的生态学论述。至于第三个“支柱”即使用演绎推理、民族史志和计算机技术，新考古学工作者则系统地阐明和检验过去有关的假说。

下面，我们再看看“新考古学”主要代表人物的具体主张。美国的L.R.宾福德和英国的D.L.克拉克两人都要求进一步弄清事物的来龙去脉。为了了解过去，仅仅靠发掘古代遗物并根据自己对这些遗物的印象，从器物比较中写些直觉性的报告是十分不够的。比如说，器物类比分析要和社会的历史联系起来才能成为重要的实物资料。如果在历史之外来研究器物，脱离器物的创造者和使用者，这些器物就成了自然形态的东西，而不是在人与人之间构成一定关系中产生出来的了。L.A.宾福德强调文化进化的观点，强调与文化进化观点相结合的文化模式的使用，强调运用包括计算机分析数据等先进技术手段和生态系统的概念去明了史前社会的经济和生存基础。他一直主张把考古学作为人类学的组成部分，要使考古学的任务放在史前群体生活的整个活动之中。他又说:考古学家不能把自己的知识局限在物质文明的特征上，文化本身有物质与非物质两个层面，任何一种文化物品无不与非物质的变数发生关系而在一个社会——文化体系中产生功能的。D.L.克拉克认为：考古的实体、过程、目标与概念都是社会历史的实体衍生出来的。他把社会属性看成是多元的，主张扩大视野，综合一切可能利用的情报资料和手段开展考古研究。所谓考古的实体，指的是“特征，工艺品及其类型、组合，文化以及文化群体，技术丛”等。考古学工作者要“寻找不同地域、不同时期与环境所形成的特殊实体之间的重复类似点，或形式、功能、组合、发展系列上的规律性”；试图“发展出能综合手边资料，并使其相互联系起来，同时又具有高度预测性价值的、更高范围的知识或原则”。总之，新考古学重视的是研究文化发展的过程，即研究人类文化是怎样的?它又如何变化?然后仔细地考虑如何从解释出土文物上看到各种差异和变化，在内容上应该包括非物特质层面——社会结构和宗教生活。现代考古学已经是“研究物质文化及其与人类行为的关系，同时也关切人类自己生存和发展了的环境”的一门学科，它“更为热切地去推断过去的人类行为如何发生，为什么会发生?”传统考古学者认为新考古学的支持者使用的术语“使人难懂”，甚至批评他们“失去人性”，但是他们的影响是广泛的，迄今更多的学者接受他们提出来的基本原则。因为“当今的考古学不是考古志或古器物学”，不能停留在“器物搜集和器物描述上”，而是要尽最大努力去说明、解释这些物质文化遗存所反映的人类行为和文化现象，进而建立原理、原则。当然，我们也承认，人类行为的变数是较多的，但是“从个人到大小社会团体有着不同层次的行为秩序”。而“文化是人类为了适应其外界物理、生物的自然环境和人际的文化、社会环境而有的各部分基于一定秩序相互结合的一个系统的整体”。新考古学的最终的目标，就是重建人类的文化史，描述早期人类的生活方式和分析人类文化变迁的原因。

每一门学科都不可能“闭关自守”，老是停留在一个水平上。从上面近现代两个连接时期的发展，我们不但可以看到考古学研究吸收文化人类学知识发展了自己的事实，而且也体察到现代所谓“新考古学”是在近代传统考古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其他相关学科成果的出现，对考古学本身有着更高层次的认识和要求，这是很自然的事。

就我国的情况而论，当今80年代对考古学研究的要求当然不同于50年代新中国成立初。50年代“考古学的目标”是“根据实物的史料来研究人类的历史的过去”，具体地说，即用“田野考古的方法去发现、观察和记录古代传下来的实物的史料，以便复原古代人类社会的情况”。通过调查发掘整理资料写出有序论、正文、结论和附录的“枯燥而单调”的发掘报告;“发掘报告的主要内容是报告我们发掘工作的经过和所发现的遗迹和遗物”，“重点地指出我们的收获，这主要的是为考古学研究提供新资料”。到了80年代的今天，同一作者对考古学研究的要求的内容就不同了，“作为一门历史科学，考古学不应限于古代遗物和遗迹的描述和系统化的分类，不应限于鉴定它们的年代和确定它们的用途(即功能)。历史科学应该是阐明历史过程(Processes)的规律”。“历史现象和自然现象不同，是由于它有‘社会的人’这一因素在内”。“当代世界科学的一个重要发展是一方面专业化，而另一方面整体化”。“社会科学中有许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对于考古学有很大的影响”，“狭义的历史学、文化人类学、社会学和民族学等，从各方面来研究人类社会，有的已把研究工作的成果概括成理论。这些理论有的便可以应用到考古学中来。研究方法也是如此”。考古学工作者要“注意同一时期人类社会之间的相互影响和传播关系，也要注意人类社会文化在不同时期的继承、演变和发展的过程。这些横的联系和纵的过程正反映在大量的遗迹群和遗物群之中，有待考古学家去分析和究明”。“作为一个考古学家，我们应该以主人翁身份来利用历史文献和民族志的资料和理论来解决考古学中的问题"。所有这些见解不都是新考古学(现代考古学)所主张的吗?

最近，有的学者畅谈访美观感时便率直地指出:“一切工具类型在研究上仍有价值，可用来分析器物的演变、分期意义和相对时间的早晚，但它们已不是考古报告主要描述和罗列的内容。在中国史前考古文章中仍然存在大量描述记叙的现象，这与美国新考古学派的研究方法和手段相比，显得过时陈旧了。”其实，早在70年代文化人类学发展史上新进化论者已对20年代盛行的历史特殊论派倡导的有关文化、文化区、年代区域等概念和方法作过科学的评价。通常那种从某一个观点出发来追踪地方性差异的现象，把文化分割成许许多多的小单位，孤立地、静态地研究它的分布然后排比类分，忘记了文化的整体性，忽视它是怎样形成的，它与其生存的生态环境的关系又怎样，其结果那就出现了考古报告中的“粗线条的描述”，接触不到器物的创造者和使用者——“社会的人”，当然说明不了某一个社会群体的整个结构。另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对待文化传播论的看法，文化人类学是把传播和传播论两个概念严格区分的，历史上人们共同体物质文化的相似或相同，一定要进行整体考察，仔细分析，其中独立发明、传播、平行发展和辐合等等因素都在考虑之列。但是，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考古学研究中还有传播论的市场，比方说，用传播论的观点来对待分布于我国北方、东北、西南以至南方的细石器遗存，用传播这一惟一的因素来解释形制相似或相同的细石器的起源和分布，这样对具体问题不作或少作具体分析，其结论很可能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

在现代考古学(新考古学)中，民族考古学和实验考古学是两类重要的实际研究。从动态的角度，或用类比假说，或用模拟实验，就考古记录是怎样形成的？它与人类行为的关系如何等问题作出正确的解释，这样，才有可能摆脱过去那种停留在搜集实物和对实物反映的文化现象的外部描述的简单做法。一个遗址要用整体的、综合的观点，科学的比较的方法进行分析研究，才能了解到它的面貌及其所反映的潜在的文化现象。如果要揭示不同的考古学文化甚或人们共同体之间的交互影响的话，那就需要对文化特质本身作出具有结构的、功能的及其发展等的动态探讨。像广东南海县西樵山遗址，经过多年来的考察发掘，加上去年两次系统发掘，出土了大量石器成品、半成品、废品和石片碎屑等遗存，它们极大地引发我们提出如下问题：在方圆十二平方公里的山丘上，哪里是采石场？哪里是石器加工场？石器在产地制造，抑或在宿营地加工？它们是由一个群体制造，还是几个群体“联营”?不同类型的石器用什么工具加工?它们同类型的成品具体用途又怎样?在附近县份或省内同时发现相同的产品如果是通过交换传播出去的，其具体情况怎样?探讨这些问题，我想对于深化西樵山遗址及其附近地区历史面貌的认识只会带来好处，这些问题实质上都是新考古学希望解决的疑问。

最后，有必要提一下，近年来《考古与文物》和《史前研究》先后刊登有关当代欧美考古学发展动向方面的译稿，给我们多方面的信息，引起我们去对比、反思。这是深受读者欢迎的。但是，美中不足的是近十年来在考古学研究这个重要领域里，对欧美的“新考古学”消极的批评比正面的介绍多。最近有一位学者引述英国考古学家(新考古学主要代表之一)D.L.克拉克《当代考古学的模式与范例》一文，认为原作者“把‘新考古学’与传统的考古学”“在哲学、方法论、思想表述方式和其他学科的态度等方面全面对立起来”“都是不科学的”。且不说“人的全部认识是沿着一条错综复杂的曲线发展的，而且在历史科学中(哲学也包括在内)理论也是相互排挤的”的事实，仅就这一引述而言，我认为是不符合原作者行文的原意的。原作者是以列表的方式就上引的四个方面把“传统的考古学”与“新考古学”作对比的，而且在正文内又作出颇为明确的论说:“无论如何，像我们将会争论那样，两者(指传统考古学与新考古学—引者注)各有优缺点，新的将会变成旧的，旧的将会持续下去，而且也会引出比较新的范例。它们的作用是可以相互补充和彼此受益的。”“为了许多不同的目标，在许多不同的方法上，由列表中每一项组成部分结合起来，就可以避免人为的对立。”接着，原作者在“新考古学”的小标题下，以一整页(75页)的篇幅就表列中的四个方面一共六个问题作出说明，也看不出“全面对立起来“的意思。这种容易引起读者误传和误解的介绍，对我国考古学研究的发展很可能是不利的。我是搞文化人类学的，同样期待着一门具有我国社会主义特色的考古学在运用先进的自然科学方法的同时，要重视“社会的人”——考古实物的创造者和使用者——的研究，根据考古实物资料在空间和时间上的分析，加强它的横的联系和纵的过程研究，以便推断和复原某一特定地区人类行为的过去动向。期待它取得更为丰硕的成果，为继续解决我国地方史、民族史上有关问题作出更大的贡献。

（原载《史前研究》1988年辑刊，此据《容观夐人类学民族学文集》，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258——270页）

编辑说明：篇幅原因，注释从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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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辑：高朋 李联廉

助 理：张智林 李宗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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